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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亿元！华为因为年终奖“火”了。2012年，当整个电信行业业绩惨淡时，华为交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据了解，华为去年全球销售收入预计达到220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净利润为1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
日前，华为高调宣布给员工们的年终奖预算达125亿元，总额较2011年增长38％。有人算了一笔账，按照华为全球约15万员工测算，人均年终奖可以高达8万元，这个特级红包让大部分IT企业员工都红了眼。
“逆天”年终奖瞬间引发热议，华为因为年终奖“火”了。2012年，当整个电信行业业绩惨淡时，华为交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据了解，华为去年全球销售收入预计达到220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净利润为1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
自称“非常寂寞”的华为缔造者任正非又打了场漂亮仗。二十五年来，低调、甘于平淡的他将华为打造成中国最有创新力的高科技民营企业，世界第二大网络设备生产商。
美国市场受阻，华为依然成长
2012年，对任正非和他所带领的华为来说，是不平静的一年。因为在漂亮的业绩单背后，华为亦有隐忧。
2012年10月8日，美国众议院发布报告指控华为和中兴通讯在电信设备方面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短期内华为想要大举进入美国市场的计划只得搁浅。这个影响还不仅仅在于美国市场的大门暂时关闭，而是其他市场“连锁效应”。
在美国对华为做出裁决之前，澳大利亚的政客们就已经阻挠了华为竞标该国投资规模达360亿美元的高速互联网网络项目。而去年10月11日传来消息，英国国会情报和安全委员会也对华为进行详细审查，理由同样是因为华为参与了英国的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对其安全带来隐患。
要知道华为在英国耕耘多年，且与英国最大电信运营商英国电讯确立了多年的合作关系。甚至华为在去年9月份还宣布将在英国投资约20亿美元，而当时卡梅伦首相接见了任正非，并表示了对华为的欢迎和支持。美英联盟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了惊人的默契。
一旦其他国家连续发起相关调查，这才是任正非要面对的最为棘手的问题。这种标签被贴上之后，华为的竞争对手们就要喝香槟庆祝了。
相较于华为在国际上主要竞争对手诺基亚一西门子、爱立信和阿尔卡特一朗讯每年在美国市场高达数百亿美元的销售额，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网络设备生产商的华为在2011年仅仅分得13亿美元的残羹，占华为当年收入的4％左右。而其中大部分收入还源自智能手机的业务，也就是说，潜力巨大的美国市场还远没有成为华为作为通信设备制造商的主要赢利点，美国还仅仅是华为盈利蓝图中的未来愿景。
或许正如任正非所言，“华为没有成功，只是在成长。只有像日本那些企业那样，经九死一生还能好好地活着，这才是真正的成功。”
2011年华为财报显示，华为营业收入达到2039.3亿元人民币。到2011年底其现金结余为572亿元，贷款约为202亿元。而其去年经营性现金流则达到178亿元。
任正非可以松口气了，因为目前华为的现金流非常充沛，它不需要像其他企业尽快打入美国市场，火速IPO圈钱，他还有足够的时间去慢慢耕耘。
众所周知，美国之所以拒绝华为，政治因素占了很大的考量。而华为也不必为其遇到的政治阻力“吓破了胆”，最终决定市场成败的仍然是产品和价格。
据专家分析，华为最大的优势在于同等质量下比竞争对手最多便宜50％的价格，这种创新能力在中资企业中风毛麟角。这也是华为仅仅20几年就从默默无闻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网络设备生产商的主要原因。
凭借这样的优势，华为已经在目前全球在建的12个国家宽带网络项目中，参与建设了9个项目。由此可见，不是所有国家都像美国和澳大利亚一样不计代价地进行排斥和拒绝。在市场最终的考量中。客户更看重的是利润，政治只是在特殊时期才会发挥作用。
而华为的海外布局不同于中国企业以往，非常注重招募外籍管理人士，包括政府前官员和行业人士，而且绝非授以虚衔，而是涉及高管和研发等各种职位。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美国参议院的记录，2012年前6个月，华为在美游说费用达到82万美元，是去年同期的4倍多，而参与游说的多是有美国前官方背景的人物。
专家预测，随着华为在产品和价格方面的优势逐渐放大，再加上主动做出迎合，华为会在不远的将来重返美国市场。
“由于无知而踏入信息技术产业”
圈里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中兴为南帝，那么华为就是彻头彻尾的东邪黄药师——儒雅、淡泊、低调，却丝毫无碍腾腾杀气，而这一切纯粹出乎自然。
任正非军人出身，人们习惯称华为的企业精神为“狼”、“土狼”，代表一种强烈扩张的欲望。这实际上是任正非一贯遵从的策略。
这里有一个典故。据称1997年一个会议上，任正非特别称道“狼”和“狈”的攻击组合。一位华为前员工说，任正非是一个喜欢讲故事的人，一般讲完故事后都要采取措施。这次“狼狈为奸”的故事直接促成了华为“狼狈组织计划”的出炉。
现在那项计划已消散，但“狼性”却被作为华为精神延续下来。1988年，任正非和他的6个伙伴揣着2万元把刚刚诞生的华为安置在深圳南山区一个不知名的小角落里。当时华为只是一个小小的代理商，在代理业务露出下滑迹象时，任正非毅然决定将赚取的钱投入该行业的自行研发。之后的华为势不可挡。
“当时任正非是孤注一掷，没想到打个正着。”一位熟悉华为的人士称，而用任正非自己的话说：
“华为是由于无知而踏入信息技术产业。”而今更在多个领域遍地开花，成为令思科、爱立信们头疼的对手。
最新公开数据显示，2012年华为超越LG跻身全球5大手机厂商之列，并超越HTC成为5大智能手机厂商之一。行业人士认为，华为的发展，离不开其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狼性文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任正非与人民大学的教授一起规划《华为基本法》时，就提出要把华为做成一个国际化、制度化的公司，并开始跌跌撞撞地探路。
《华为基本法》确定了两条十分惊世骇俗的原则，一是实行员工持股制度，作为企业的创始人，任正非大量稀释自己所拥有的股份。据他自己透露，“我在公司中占的股份微乎其微。只有1％左右。”二是在技术开发上近乎偏执地持续投入，任正非坚持将每年销售收入的10％用于科研开发，这在中国著名企业中是一个无人可及、无人敢及的高比例。
“在华为，任正非是大家的偶像。”华为的确涂染了任正非浓重的个人色彩。有人说，华为的成功一半要归功于任正非。而担心与怨言也由此产生：“老任的这种能力是否可以培养？他的继任者将怎样跨越这样的障碍？这样的文化能否在接班人手中发扬光大？”
如今，华为高调宣布高额年终奖以及分配规则。行业人士称，这是华为“狼性文化”的集中体现。
因为按华为全球15万员工来计算，人均年终奖约8.33万。而实际上，华为自有一套年终奖内部分配机制，主要按绩效与年限来分，员工的绩效考核分为A、B、C、D四个等级，D为“亟待提升”、C为“合格有待提升”、A为“非常优良”。
据华为内部人士介绍，被评为C与D的员工的年终奖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只有几千块，这部分员工占总比例的5％，而绩效考核为A的员工奖金系数会更高，也约为5％。“绝大部分属于优良的B”。
不少网友称，“一向低调的华为，为何今年大张旗鼓地宣传其年终奖呢？”市场人士指出，“这要是竞争对手中兴通讯、诺西等今年遭遇了寒流，而华为一枝独秀。”同时，任正非“借此机会宣传，华为得以在国内外营造公开透明的氛围，进而为重新布局美国等市场做准备。”
最低调与最受尊敬
任正非的低调是出了名的。“任正非从来不接受媒体采访，我至今没有机会采访他。”一位在通信行业滚打了十几年的行业媒体资深人士曾叹息，“我们年底评奖他从不来领奖。”
创业至今，任正非没有正式接受过任何一家媒体的采访，甚至连有利于华为品牌形象宣传的活动，他都一律拒绝。只有一次，某周刊记者与其在华为的餐厅“巧遇”，该记者不失时机地抛出几个精心准备的问题，算是勉强“填补了该项空白”，一时被业界引为“佳话”。
“我已习惯了我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培养。”在那篇2001年任正非亲笔所写的《我的父亲母亲》中，他袒露了自己低调、淡泊名利的根由。
任正非的青少年时代在极度贫寒中度过。据他回忆，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饥饿，每天饥肠辘辘，理想就是能吃一个白面馒头。高考前的三个月，母亲每天早晨额外给他一个小玉米饼，支撑他考上了大学。
这种经历锻炼了任正非务实节俭的作风，很多人对任正非的第一印象是平易近人，没有架子。任正非当年常常和员工一起加班，打地铺睡办公室，穿发皱的衬衣。他在听员工的大合唱时会被感染得泪流满面，回忆起艰辛困苦的创业岁月时也会热泪盈眶。
在建筑学院毕业后，任正非参军，他的技术成就曾获得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1978年他参加全国科技大会，是年轻人中的技术尖子……这一切的背景是他从艰难的生活中走出来的。
“亡而为有，虚而为盈。”任正非执掌下的华为几乎从来不主动宣传自己，哪怕遇到攻击的时候，也不“争辩”。
不仅是他自己，他甚至还直白地“强迫”所有员工都要低调。在《华为的冬天》里，他这样写道：“对待媒体的态度，希望全体员工都要低调，因为我们不是上市公司，所以我们不需要公示社会。我们主要是对政府负责任，对企业的有效运行负责任。”
而这一切所谓“低调”的背后，则是他对媒体特性的深刻洞悉，而这种观察有时甚至比媒体人自己更清楚。他曾这样阐述对媒体的看法：“媒体有他们自己的运作规律，我们不要去参与，我们有的员工到网上的辩论，是帮公司的倒忙。”
“我为什么不见媒体，因为我有自知之明。见媒体说什么？说好恐怕言过其实；说不好别人又不相信，甚至还认为虚伪，只好不见为好。因此，我才耐得住寂寞，甘于平淡。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并不比优点少，并不是所谓的刻意低调。”
对媒体的深度不信任与隔绝，使得他与他的华为被贴上“神秘”的标签，可华为一路高歌猛进的发展势头使其依旧是媒体眼中甚是华丽的“香馍馍”。
于是，在各种事实与猜想中，关于任正非与华为，有很多种解读。譬如，任正非有各种名号，如“硬汉”、“华为教父”。
不过，他也被称为“偏执狂”、“很暴躁”。有这样一个段子广为流传，据说在某次中层干部会议上，他对华为财务总监说：
“你的长进非常大，”下半句却是，“从水平特别差变成比较差！”
还有人说他像个老工人。说他平时衣着打扮稀松平常，衬衫袖子永远是挽到胳膊一半，偶而系回领带还往往不正。
当然，除了细节式、文学化的凋侃，还有各种隆重的封号：
2010年，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中文版首次推出有12人入选的“最受国际尊敬的中国企业家”年度人物榜，任正非高居榜首。《福布斯》中文版表示，任正非虽然不喜欢在公众面前露面，但他在全球大型跨国公司领袖中受到尊敬的程度，在中国国内无人能出其右，华为至今仍然几乎是唯一在高科技领域内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内地跨国公司。
2011年，《财富》中文版公布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榜单，华为CEO任正非位列榜首，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和海尔董事局主席张瑞敏分列二、三名。
然而，对所有这一切，任正非从未回应，他甚至反复说这样一句话：“当初是因为我们幼稚，做起了通讯产品，只不过回不了头而已。”
“言论理想国”
如果你借此认为，任正非保守落后，不懂言论沟通的重要性，就大错特错了。 在《我的父亲母亲》里，他以宽慰母亲的口吻，解释了面对华为的负面舆论不争辩的另一层深崽：“我们不能在媒体上去辩论，这样会引起争论，国家纸太贵，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争论太浪费。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去干扰国家的宣传重点，我们也承担不了这么大责任。他们主要是不了解，我们也没有介绍，了解就好了。”
而这个“介绍”的话语权，包括什么时候说，怎么说，以何种方式去说，则都牢牢掌握在任正非自己的手里。
在华为高速发展时，任正非用《华为的红旗能打多久》、《活下去是企业的硬道理》来警示员工，居安思危。
2001年左右，在国际高科技产业哀鸿遍野、进入寒冬，而华为却凭借不俗的成绩似感春意融融，位居全国电子百强首位时，任正非又发表了《华为的冬天》，他认为“华为存在的问题不知要多少日日夜夜才数得清楚……华为的冬天正在到来，各种机制、管理等正面临危机，已经到了不得不调整、改革的地步”。
紧接着，当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寒流渐渐迫近时，他又以浪漫的情怀书写了激情洋溢的《北国之春》：“只要我们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探索，不断地自我批判，不断地建设与改进，总会有出路的……我们趁着冬天，养精蓄锐，加强内部的改造。我们定会迎来残雪消融，溪流淙淙。华为的春天一定会来临。”
这种“擅谈问题、只谈问题、永远都有问题”的企业治理风范一度成为任氏帝国最有力的标识。
当然，除了谈的问题，真的问题也是有的。曾有段时间，华为曾不断有员工自杀与自残，而且员工中患忧郁症、焦虑症的不断增多，这些让任很是焦虑，于是，他在一封写给华为员工的信中说：“要快乐地度过充满困难的一生。”他坦承，“我也曾是一个严重的忧郁症、焦虑症的患者，在医生的帮助下，加上自己的乐观，我的病完全治好了。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走出困境！”
在任正非整个“言论理想国”的体系中，近期出版的《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可谓是最厚重的一个章节。财经作家吴晓波甚至将其定义为“华为第一次打算坦陈心迹”。书中，作者用几十万字述说了华为最简单的成功理论“常识的胜利”：一是，在技术投入上的不遗余力；二是，对客户服务的重视；三是，公平的公司文化和激励机制；四是，居安思危的气质。
之所以将此书归入任正非“言论理想国”中，是因为书的作者一个是田涛。任正非多年的好友，另一个是吴春波，当年曾协助任正非起草《华为基本法》。
任正非利用自己的“言论”，一点一点地向公众剖白华为，甚至连自己也不放过：“我个人与任何政府官员没有任何私交关系，没有密切的工作伙伴；与中国任何企业家我没有往来，除了联想的柳传志、万科的王石，在20年中有过两次交往外；也没有与任何媒体任何记者有交往。我个人的私人生活很痛苦，非常寂寞，找不到人一起玩。和基层员工离得更远一些，为了公司能够平衡，我得忍受这种寂寞，忍受这种孤独。”
这个孤独的国王，似乎只愿倔强地活在自己的声音中，任你是赞誉或是贬损，都是徒劳。
日前，华为高调宣布给员工们的年终奖预算达125亿元，总额较2011年增长38％。有人算了一笔账，按照华为全球约15万员工测算，人均年终奖可以高达8万元，这个特级红包让大部分IT企业员工都红了眼。
“逆天”年终奖瞬间引发热议，华为因为年终奖“火”了。2012年，当整个电信行业业绩惨淡时，华为交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据了解，华为去年全球销售收入预计达到220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净利润为1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
自称“非常寂寞”的华为缔造者任正非又打了场漂亮仗。二十五年来，低调、甘于平淡的他将华为打造成中国最有创新力的高科技民营企业，世界第二大网络设备生产商。
美国市场受阻，华为依然成长
2012年，对任正非和他所带领的华为来说，是不平静的一年。因为在漂亮的业绩单背后，华为亦有隐忧。
2012年10月8日，美国众议院发布报告指控华为和中兴通讯在电信设备方面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短期内华为想要大举进入美国市场的计划只得搁浅。这个影响还不仅仅在于美国市场的大门暂时关闭，而是其他市场“连锁效应”。
在美国对华为做出裁决之前，澳大利亚的政客们就已经阻挠了华为竞标该国投资规模达360亿美元的高速互联网网络项目。而去年10月11日传来消息，英国国会情报和安全委员会也对华为进行详细审查，理由同样是因为华为参与了英国的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对其安全带来隐患。
要知道华为在英国耕耘多年，且与英国最大电信运营商英国电讯确立了多年的合作关系。甚至华为在去年9月份还宣布将在英国投资约20亿美元，而当时卡梅伦首相接见了任正非，并表示了对华为的欢迎和支持。美英联盟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了惊人的默契。
一旦其他国家连续发起相关调查，这才是任正非要面对的最为棘手的问题。这种标签被贴上之后，华为的竞争对手们就要喝香槟庆祝了。
相较于华为在国际上主要竞争对手诺基亚一西门子、爱立信和阿尔卡特一朗讯每年在美国市场高达数百亿美元的销售额，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网络设备生产商的华为在2011年仅仅分得13亿美元的残羹，占华为当年收入的4％左右。而其中大部分收入还源自智能手机的业务，也就是说，潜力巨大的美国市场还远没有成为华为作为通信设备制造商的主要赢利点，美国还仅仅是华为盈利蓝图中的未来愿景。
或许正如任正非所言，“华为没有成功，只是在成长。只有像日本那些企业那样，经九死一生还能好好地活着，这才是真正的成功。”
2011年华为财报显示，华为营业收入达到2039.3亿元人民币。到2011年底其现金结余为572亿元，贷款约为202亿元。而其去年经营性现金流则达到178亿元。
任正非可以松口气了，因为目前华为的现金流非常充沛，它不需要像其他企业尽快打入美国市场，火速IPO圈钱，他还有足够的时间去慢慢耕耘。
众所周知，美国之所以拒绝华为，政治因素占了很大的考量。而华为也不必为其遇到的政治阻力“吓破了胆”，最终决定市场成败的仍然是产品和价格。
据专家分析，华为最大的优势在于同等质量下比竞争对手最多便宜50％的价格，这种创新能力在中资企业中风毛麟角。这也是华为仅仅20几年就从默默无闻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网络设备生产商的主要原因。
凭借这样的优势，华为已经在目前全球在建的12个国家宽带网络项目中，参与建设了9个项目。由此可见，不是所有国家都像美国和澳大利亚一样不计代价地进行排斥和拒绝。在市场最终的考量中。客户更看重的是利润，政治只是在特殊时期才会发挥作用。
而华为的海外布局不同于中国企业以往，非常注重招募外籍管理人士，包括政府前官员和行业人士，而且绝非授以虚衔，而是涉及高管和研发等各种职位。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美国参议院的记录，2012年前6个月，华为在美游说费用达到82万美元，是去年同期的4倍多，而参与游说的多是有美国前官方背景的人物。
专家预测，随着华为在产品和价格方面的优势逐渐放大，再加上主动做出迎合，华为会在不远的将来重返美国市场。
“由于无知而踏入信息技术产业”
圈里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中兴为南帝，那么华为就是彻头彻尾的东邪黄药师——儒雅、淡泊、低调，却丝毫无碍腾腾杀气，而这一切纯粹出乎自然。
任正非军人出身，人们习惯称华为的企业精神为“狼”、“土狼”，代表一种强烈扩张的欲望。这实际上是任正非一贯遵从的策略。
这里有一个典故。据称1997年一个会议上，任正非特别称道“狼”和“狈”的攻击组合。一位华为前员工说，任正非是一个喜欢讲故事的人，一般讲完故事后都要采取措施。这次“狼狈为奸”的故事直接促成了华为“狼狈组织计划”的出炉。
现在那项计划已消散，但“狼性”却被作为华为精神延续下来。1988年，任正非和他的6个伙伴揣着2万元把刚刚诞生的华为安置在深圳南山区一个不知名的小角落里。当时华为只是一个小小的代理商，在代理业务露出下滑迹象时，任正非毅然决定将赚取的钱投入该行业的自行研发。之后的华为势不可挡。
“当时任正非是孤注一掷，没想到打个正着。”一位熟悉华为的人士称，而用任正非自己的话说：
“华为是由于无知而踏入信息技术产业。”而今更在多个领域遍地开花，成为令思科、爱立信们头疼的对手。
最新公开数据显示，2012年华为超越LG跻身全球5大手机厂商之列，并超越HTC成为5大智能手机厂商之一。行业人士认为，华为的发展，离不开其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狼性文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任正非与人民大学的教授一起规划《华为基本法》时，就提出要把华为做成一个国际化、制度化的公司，并开始跌跌撞撞地探路。
《华为基本法》确定了两条十分惊世骇俗的原则，一是实行员工持股制度，作为企业的创始人，任正非大量稀释自己所拥有的股份。据他自己透露，“我在公司中占的股份微乎其微。只有1％左右。”二是在技术开发上近乎偏执地持续投入，任正非坚持将每年销售收入的10％用于科研开发，这在中国著名企业中是一个无人可及、无人敢及的高比例。
“在华为，任正非是大家的偶像。”华为的确涂染了任正非浓重的个人色彩。有人说，华为的成功一半要归功于任正非。而担心与怨言也由此产生：“老任的这种能力是否可以培养？他的继任者将怎样跨越这样的障碍？这样的文化能否在接班人手中发扬光大？”
如今，华为高调宣布高额年终奖以及分配规则。行业人士称，这是华为“狼性文化”的集中体现。
因为按华为全球15万员工来计算，人均年终奖约8.33万。而实际上，华为自有一套年终奖内部分配机制，主要按绩效与年限来分，员工的绩效考核分为A、B、C、D四个等级，D为“亟待提升”、C为“合格有待提升”、A为“非常优良”。
据华为内部人士介绍，被评为C与D的员工的年终奖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只有几千块，这部分员工占总比例的5％，而绩效考核为A的员工奖金系数会更高，也约为5％。“绝大部分属于优良的B”。
不少网友称，“一向低调的华为，为何今年大张旗鼓地宣传其年终奖呢？”市场人士指出，“这要是竞争对手中兴通讯、诺西等今年遭遇了寒流，而华为一枝独秀。”同时，任正非“借此机会宣传，华为得以在国内外营造公开透明的氛围，进而为重新布局美国等市场做准备。”
最低调与最受尊敬
任正非的低调是出了名的。“任正非从来不接受媒体采访，我至今没有机会采访他。”一位在通信行业滚打了十几年的行业媒体资深人士曾叹息，“我们年底评奖他从不来领奖。”
创业至今，任正非没有正式接受过任何一家媒体的采访，甚至连有利于华为品牌形象宣传的活动，他都一律拒绝。只有一次，某周刊记者与其在华为的餐厅“巧遇”，该记者不失时机地抛出几个精心准备的问题，算是勉强“填补了该项空白”，一时被业界引为“佳话”。
“我已习惯了我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培养。”在那篇2001年任正非亲笔所写的《我的父亲母亲》中，他袒露了自己低调、淡泊名利的根由。
任正非的青少年时代在极度贫寒中度过。据他回忆，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饥饿，每天饥肠辘辘，理想就是能吃一个白面馒头。高考前的三个月，母亲每天早晨额外给他一个小玉米饼，支撑他考上了大学。
这种经历锻炼了任正非务实节俭的作风，很多人对任正非的第一印象是平易近人，没有架子。任正非当年常常和员工一起加班，打地铺睡办公室，穿发皱的衬衣。他在听员工的大合唱时会被感染得泪流满面，回忆起艰辛困苦的创业岁月时也会热泪盈眶。
在建筑学院毕业后，任正非参军，他的技术成就曾获得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1978年他参加全国科技大会，是年轻人中的技术尖子……这一切的背景是他从艰难的生活中走出来的。
“亡而为有，虚而为盈。”任正非执掌下的华为几乎从来不主动宣传自己，哪怕遇到攻击的时候，也不“争辩”。
不仅是他自己，他甚至还直白地“强迫”所有员工都要低调。在《华为的冬天》里，他这样写道：“对待媒体的态度，希望全体员工都要低调，因为我们不是上市公司，所以我们不需要公示社会。我们主要是对政府负责任，对企业的有效运行负责任。”
而这一切所谓“低调”的背后，则是他对媒体特性的深刻洞悉，而这种观察有时甚至比媒体人自己更清楚。他曾这样阐述对媒体的看法：“媒体有他们自己的运作规律，我们不要去参与，我们有的员工到网上的辩论，是帮公司的倒忙。”
“我为什么不见媒体，因为我有自知之明。见媒体说什么？说好恐怕言过其实；说不好别人又不相信，甚至还认为虚伪，只好不见为好。因此，我才耐得住寂寞，甘于平淡。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并不比优点少，并不是所谓的刻意低调。”
对媒体的深度不信任与隔绝，使得他与他的华为被贴上“神秘”的标签，可华为一路高歌猛进的发展势头使其依旧是媒体眼中甚是华丽的“香馍馍”。
于是，在各种事实与猜想中，关于任正非与华为，有很多种解读。譬如，任正非有各种名号，如“硬汉”、“华为教父”。
不过，他也被称为“偏执狂”、“很暴躁”。有这样一个段子广为流传，据说在某次中层干部会议上，他对华为财务总监说：
“你的长进非常大，”下半句却是，“从水平特别差变成比较差！”
还有人说他像个老工人。说他平时衣着打扮稀松平常，衬衫袖子永远是挽到胳膊一半，偶而系回领带还往往不正。
当然，除了细节式、文学化的凋侃，还有各种隆重的封号：
2010年，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中文版首次推出有12人入选的“最受国际尊敬的中国企业家”年度人物榜，任正非高居榜首。《福布斯》中文版表示，任正非虽然不喜欢在公众面前露面，但他在全球大型跨国公司领袖中受到尊敬的程度，在中国国内无人能出其右，华为至今仍然几乎是唯一在高科技领域内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内地跨国公司。
2011年，《财富》中文版公布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榜单，华为CEO任正非位列榜首，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和海尔董事局主席张瑞敏分列二、三名。
然而，对所有这一切，任正非从未回应，他甚至反复说这样一句话：“当初是因为我们幼稚，做起了通讯产品，只不过回不了头而已。”
“言论理想国”
如果你借此认为，任正非保守落后，不懂言论沟通的重要性，就大错特错了。 在《我的父亲母亲》里，他以宽慰母亲的口吻，解释了面对华为的负面舆论不争辩的另一层深崽：“我们不能在媒体上去辩论，这样会引起争论，国家纸太贵，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争论太浪费。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去干扰国家的宣传重点，我们也承担不了这么大责任。他们主要是不了解，我们也没有介绍，了解就好了。”
而这个“介绍”的话语权，包括什么时候说，怎么说，以何种方式去说，则都牢牢掌握在任正非自己的手里。
在华为高速发展时，任正非用《华为的红旗能打多久》、《活下去是企业的硬道理》来警示员工，居安思危。
2001年左右，在国际高科技产业哀鸿遍野、进入寒冬，而华为却凭借不俗的成绩似感春意融融，位居全国电子百强首位时，任正非又发表了《华为的冬天》，他认为“华为存在的问题不知要多少日日夜夜才数得清楚……华为的冬天正在到来，各种机制、管理等正面临危机，已经到了不得不调整、改革的地步”。
紧接着，当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寒流渐渐迫近时，他又以浪漫的情怀书写了激情洋溢的《北国之春》：“只要我们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探索，不断地自我批判，不断地建设与改进，总会有出路的……我们趁着冬天，养精蓄锐，加强内部的改造。我们定会迎来残雪消融，溪流淙淙。华为的春天一定会来临。”
这种“擅谈问题、只谈问题、永远都有问题”的企业治理风范一度成为任氏帝国最有力的标识。
当然，除了谈的问题，真的问题也是有的。曾有段时间，华为曾不断有员工自杀与自残，而且员工中患忧郁症、焦虑症的不断增多，这些让任很是焦虑，于是，他在一封写给华为员工的信中说：“要快乐地度过充满困难的一生。”他坦承，“我也曾是一个严重的忧郁症、焦虑症的患者，在医生的帮助下，加上自己的乐观，我的病完全治好了。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走出困境！”
在任正非整个“言论理想国”的体系中，近期出版的《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可谓是最厚重的一个章节。财经作家吴晓波甚至将其定义为“华为第一次打算坦陈心迹”。书中，作者用几十万字述说了华为最简单的成功理论“常识的胜利”：一是，在技术投入上的不遗余力；二是，对客户服务的重视；三是，公平的公司文化和激励机制；四是，居安思危的气质。
之所以将此书归入任正非“言论理想国”中，是因为书的作者一个是田涛。任正非多年的好友，另一个是吴春波，当年曾协助任正非起草《华为基本法》。
任正非利用自己的“言论”，一点一点地向公众剖白华为，甚至连自己也不放过：“我个人与任何政府官员没有任何私交关系，没有密切的工作伙伴；与中国任何企业家我没有往来，除了联想的柳传志、万科的王石，在20年中有过两次交往外；也没有与任何媒体任何记者有交往。我个人的私人生活很痛苦，非常寂寞，找不到人一起玩。和基层员工离得更远一些，为了公司能够平衡，我得忍受这种寂寞，忍受这种孤独。”
这个孤独的国王，似乎只愿倔强地活在自己的声音中，任你是赞誉或是贬损，都是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