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北美新移民文学作为华文文学创作的重镇,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成绩斐然,作为华语流散文学的一部分,其所具有的文化沟通和世界共情的艺术审美张力,都离不开母国文化的根.道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作为北美新移民文学的重要代表,严歌苓作品的道家思想书写,在实现其个人价值的同时,也是其“寻根”之旅.以严歌苓的小说《扶桑》为例,探究小说《扶桑》中的三个人物——扶桑、大勇和克里斯,揭示出扶桑的“柔”与“善”、大勇的尊生顺死的生命观以及克里斯崇尚自由和自然的价值观
【机 构】
：
燕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秦皇岛066004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北美新移民文学作为华文文学创作的重镇,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成绩斐然,作为华语流散文学的一部分,其所具有的文化沟通和世界共情的艺术审美张力,都离不开母国文化的根.道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作为北美新移民文学的重要代表,严歌苓作品的道家思想书写,在实现其个人价值的同时,也是其“寻根”之旅.以严歌苓的小说《扶桑》为例,探究小说《扶桑》中的三个人物——扶桑、大勇和克里斯,揭示出扶桑的“柔”与“善”、大勇的尊生顺死的生命观以及克里斯崇尚自由和自然的价值观,这些不仅是道家文化的具体表现,也展示出作家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道家思想书写,三个人物形象散发出的人性光辉,具有的艺术审美张力都寄托了作者对原初生命形态的思考.
其他文献
人向自然界学习什么?似乎从价值论逻辑上有些讲不通.但人从自然界得到了什么,却大有理论和故事可讲.无论人类是否承认进化论学说,但所有人形成一个共识,人是依靠自然界而生存的.自然界提供了人所需的物质和精神食粮.
几次到正定,除了去看闻名于世的古寺庙和古城墙,我都要挤出一点儿时间,去逛一逛“荣国府”.rn这是87版《红楼梦》外景地.当时北京用地紧张,剧组想在北京之外搭一个拍摄基地.据说想争取这个项目的,不止正定一县.但当时的县委、县政府提出,正定不是要搭一个简易的取景地,而是要建一座实实在在的“荣国府”.这个想法打动了剧组,而且正定在河北西南,到北京交通便利,便最终定在了这里.
被执行人财产状况的查明决定着法院应否启动参与分配程序,关系到参与分配申请人的利益,其聚焦于发现被执行人的全部财产和财产价值评估两个方面.因参与分配申请人的财产调查能力严重不足,且现代社会财产存在形式趋于分散化和流动化,由参与分配申请人查明被执行人的财产不具有合理性;而解除参与分配申请人财产情况说明义务的做法又势必造成制度设置上的断层,导致“完成财产调查”的主体和程序方面皆无法可依而引发司法乱象.相形之下,法院在财产查明能力和制度支持方面更具优势,其更能充分地完成财产调查和顺利进行财产价值评估.故理应明确法
古汉语表现出强烈的“观”之特性——其以“象”保留自然印记,且与直观经验强烈关联,其以联想和譬喻来感知并表述世界,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中国古代思想特质是“综合直观式”的,而非印欧语言所构建的那种“纯概念思考”式的.相比西方思想的“求真”传统,中国古代思想更关注人生之“求道”.而中国典籍的思想范畴,常在被翻译成西方语言时遭遇“抽象化”的困境,其与“观”相连的“求道”与指引行为的特质被消隐,变成与西方哲学概念范畴非常相似的原理阐明.为了保持典籍范畴所传达的思想的异质性,提出“时中”的翻译策略,旨在让译语读者感悟一
1929年,杜甫专门英译文本的出现,打破了域外唐诗英译领域长期重李轻杜的状态.两位文学译家,艾斯科夫人和昂德伍夫人,为此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到五十年代,美国华裔学者洪业立足于中国传统诗学,以系统性的学术译介匡正了此前非母语译家们的种种偏误,为英语世界确立了杜甫“中国最伟大诗人”的形象.随后,杜甫与杜诗的文学译介与化用、学术翻译与研究相互取长补短,稳步发展.不同译家的不同诠释立场和角度,进一步丰富了杜甫诗歌的世界文学意义,成功达成了双向的跨文化、跨语际文学交流效果.
杨慎的词学著述有《百琲明珠》《词林万选》等,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词品》.近年来,高林广教授致力于杨慎研究,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继《词品》评注本之后(中华书局,2019年),又推出了《词品》译注本,该书系中华书局“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该书是编著者经过长期的搜集整理之后而完成的,共收杨慎词话324则,可谓一部集腋成裘、后出转精之作.
超音速火焰喷涂制备碳化钨涂层具有硬度高、结合强度高、涂层接近完全致密等优点,一直是研究的热点,本文综述了超音速喷涂涂层海水中摩擦、高温摩擦、热震和空蚀等的服役条件的研究现状和在航空航天、模具、轴类等领域的应用现状.超音速火焰喷涂在材料表面防护和绿色低碳再制造方面具有广阔的前景,但是喷涂质量溯源有一定的滞后性,需从多个方面进行控制.
中国文化外译传播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是不重视“传播”,将大数据技术引入中国文化外译能强化“传播性”,显著提升中国文化外译的精准性及其对外传播效果.大数据技术能更全面地帮助传播主体把握传播对象对中国文化的偏好,传播主体能更精准地确定译材;大数据技术能使译文的文本惯例与表达更接近传播对象喜闻乐见的样式;大数据技术还能助推译著的宣传推广,使传播主体更全面、客观地评估译著的传播效果.大数据技术的运用能显著提升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各环节的精准性,变中国文化的“模糊传播”为“精准传播”,大力提升中国文化译著的海外接受
国家社科基金与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因其科研导向作用之强,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然而,其中对我国翻译研究现状的综合考量尚不多见.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2015—2019年两类基金翻译类立项项目进行考察,以此管窥我国翻译学研究课题特征及热点,并展望未来发展趋势.研究发现:(一)我国翻译学学科发展趋于成熟;(二)翻译研究以“传统三大学科”为主阵地,兼具跨学科发展趋势;(三)翻译研究领域存在“马太效应”;(四)翻译研究受国家大政方针和社会需求影响较大.
“器物教化”是一种在我国应用了几千年的特殊的教化方式,是指以特定的器物为中介或载体,把特定的政治、道德等观念传递给受众,以实现特定的教化目的.人赋予器物以特定的思想,同时也成就了器物的教化功能.器物主要通过“强制性引导”“主动警示”“被动启发”等方式实现教化功能.“器物教化”有其明显的优势与劣势,应本着“扬弃”的原则,创新性地将“器物教化”应用于当前的思想教育与道德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