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已经走过了六分之一，不知不觉间，我们这批70后的读书人也到了中年。孔子说过“四十而不惑”，我辈庸庸碌碌四十年，反而感觉读书治学的账簿越来越厚了，人生的困惑越来越多了。我做学生的时间很长，6岁念小学，13岁念初中，16岁念中专，23岁念大学，25岁念硕士，28岁念博士。31岁后，我又做了3个不同方向的博士后研究，一直到36岁才总算出站了。加起来，我居然有整整30年时间在集中学习，走过长路也走过弯路，抄过近路也绕过远路。
　　曹道衡先生和罗宗强先生都曾在自己的著述中谦称自己基础不好，相形之下，我的基础就更差了。我打小在乡下学习生活，没有上过什么好学校，也没有读过多少好书。但少年时代自由自在、如诗如画的乡村生活却陶冶了我的性灵。我父母大字不识几个，从小到大，基本上不管我的学习，谈不上有什么家学功底。在农村的小学和初中念书时，我除了背读课本上的古文以应付考试外，没有受过其他文学训练，也谈不上有什么名师指点，但我的考试成绩却一直很不错。
　　初中毕业，我听从了校长的建议，跑到县城参加了升中专的考试，以差不多科科满分的成绩考上了岳阳市第二师范学校。16岁，我就远离家乡，一个人跑到岳阳城里去念书，感觉十分新鲜，学得特别来劲。我参加了校园文学社团，经常一个人跑到洞庭湖边上去背诵一些中外诗文。那时特别喜欢泰戈尔的诗歌。青青河畔草，悠悠思远道。湖面上波光荡漾，清风习习，渔歌阵阵，那种感觉，与当代人对着电脑、挂着耳机、听着音乐读书、背书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要特别感谢我上师范时的语文老师黄冠军先生。有一次，他布置我写一篇《草》的散文。我文心大发，搜肠刮肚，寻章摘句，从《诗经》《楚辞》中的草写起，一路写到歌曲“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结尾，写了一个多星期，把整个作文本一次性写完了。没想到黄老师居然将我的作文打印出来，给同年级每位同学发一份做范文。那时，学校外面还没有打印店，打印很稀罕。看着自己的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我的兴奋之情就跟郁达夫发表处女作时差不多。当年暑假，我就捧着徐中玉先生主编的《大学语文》和余冠英先生主编的《古诗精选》坐在自家后门口大声诵读。我对于文学的信心，就是这时候培养起来的。
　　1998年，我好不容易有机会上大学念中文系，拿到教材的第一件事就是选自己感兴趣的篇目，绘声绘色、充满感情地朗读起来。在大学里，我养成了背诵古文的习惯。学习古代文学，单靠默记还不行，还应该大声朗读，带着自己的情感去朗读。当时，我很佩服我的古代汉语老师陈蒲清教授，他给我们上课，古诗文张口就来。
　　2000年，我考到湖南师范大学念硕士，一开始分到陈戍国老师门下。第一次见陈老师，他就布置我背诵由他点校的岳麓书社版四书五经。这套书简体横排无注释，很方便诵记。后来，陈老师调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任教，我转到郭建勋老师门下。郭老师说，湖南师大古代文学专业有治辞赋的传统，人人都要背楚辞。那时网络还没有普及，手机的功能也很少，到岳麓山上读书成了我最大的爱好。我经常带上几个馒头一瓶水，爬到岳麓山山腰上，对着湘江水大声诵读《离骚》《山鬼》《湘君》《湘夫人》。我那篇祭祀先祖的《享思伯》，就是用楚辞体来写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屈原写《离骚》曾得江山之助。牛龙菲先生曾说我写的文章“文采飞扬，文气酣畅！湖广历来出才俊，塞外人常常惊讶：那是什么样的好风水？”岳麓山春则嫩绿，夏则苍翠，秋则烂漫，冬则肃静，站在半山腰远望潇湘水，无比灵动，无比清新。我读得声情并茂，乐在其中，自然能够陶冶性情，直养文心。我想，朱熹所谓的“虚己涵咏”大概就是这种境界吧。
　　读古诗文、与古人交心之余，我忍不住写一些拟古作品，如《正情赋》《劝风筝文》《拟四愁诗》《白马篇》《子夜歌》《和陶诗》《国庆赋》等，发表在湖南师大的报纸上。我读了袁行霈先生的《陶渊明诗笺注》，后面附了若干和陶诗，我也学着和了两首，都是写我的乡村生活体验。
　　我把这些恶诗恶词恶文恶赋寄给师长们，收到他们的回复。比如，蒋凡老师说：“在古代诗、词古文，甚或骈文，都有习作，并有一些较为成熟的作品。邓国光老师说：“先生为文，精思巧构，苟非得古人神髓者不能至于此也。以如此之文心从事古代文学之研究，信必能成大器，为学坛增光彩也。先生文采俊朗，亟盼善加珍视，努力奋进，敬能日颂萧《选》，蓄德日久，真积力入，自更上一层，项侔古人，凌风当代，吾自拭目。”郭建勋老师说：“《白马篇》如五丁开山，奇矫凌厉，刚健豪迈，颇有左思鲍照之风。《子夜歌》如九曲回环，清丽流畅，深情绵邈，亦有吴声、西曲之致。然婉则婉矣，总觉风云气少，儿女情多，似未若《正情赋》之明雅巧丽者也。”我知道，我的涂鸦之作完全称不上这些谬奖，但师长们的激励却给了我莫大的鼓舞，我学习中国文学的信心更强，劲头更足。
　　2003年，我把这些不成熟的习作寄给上海师范大学的曹旭老师，作为我考博士的行卷，得到了他的肯定，顺利考取了他的博士生。曹旭老师给博士生和硕士生布置了很多作业：《千家诗》是唐人的语文教材，要尽量背下来，不仅要背，而且要发音准确、音质优美；智永和尚书写的《千字文》是唐人的书法教材，要放大了原帖双勾后去描红，一笔一画都不能走样；陆机和李白都写了很多拟古诗，我们也要写拟古诗，还要把古诗改写成现代诗，把古诗改成散文。我对这些作业兴味盎然，把拟古的对象扩展到《古文观止》和《乐府诗集》，我甚至还写了两首《和陶诗》。我将这些拟作发表在上海师范大学的报纸上。
　　章培恒先生主持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贯穿着一个重要的理念是：文心与文理，文体从古到今都是相通的。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都贯注了作者的生命体验，我们研习这些作品，在体会作者本人的生命体验的同时，也要把自己的生命体验融入进去，这样才学得快，记得牢，用得上。近十年来，我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我把唐、宋、元、明、清以来的诗词古谱都拿出来唱，先是自己唱，然后试着和学生们一起唱，带着几百人一起唱。我跟学生说，你要唱到诗里词里去，要真切地体验到诗词中角色的转换，场景的变化，虚与实，抑与扬，远与近，声与色，断与连都有讲究，都要通过声音的微妙变化表现出来。我带着学生们到全国各地去巡演，演的人和看的人都很开心。古代诗词本来就是唱的，要尽量恢复到唱的形态。唱今谱的效果远不如唱古谱，古谱比较切合诗词的意境，唱起来更有韵味。不唱，是很难体会到经典诗词的妙处的。听觉的体验远胜于视觉的体验。后来我也运用这些音乐文学的规律，创作了一些歌曲，将音乐与文学融为一体，又有了许多心得。
　　除了随性背诵诗文，怡情养性之外，还得系统阅读其他古代典籍。中国古籍浩如烟海，要把书读好绝非易事。2003年，我去拜见聂石樵先生。聂先生跟我说，有些人认为读博士就是要读很多书，其实能在读博士期间读好一部书，读懂一部书就很不错了。聂先生的意思是，我们做學问要专，要有一部经典书籍垫底。没有这个底，学术便没有根底，说话便没有底气。有些人知道很多知识，东拉西扯，道听途说，没有这个底，就算不得什么学问。教之道，贵以专。除此以外，我们还要有系统地阅读。我读得较系统的是《管锥编》，根据《管锥编》里的顺序去读相关原典。岳麓书社印行了大量简体标点本古籍，打折的时候，我成套成套地买回来，《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我都读过，有些书籍我还反复读过多遍。其中一些我很感兴趣的篇目，我还根据《管锥编》的治学路数做了大量批注。我还点读了《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乐府诗集》《文选》《全唐文》《全唐诗》中的大部分篇目，边读边比较边做笔记，书页上密密麻麻写满了读书笔记。曹老师经常给我看他的读书笔记，他说，读书一定要做笔记，能省很多时间，他的大部分论文，来自读书笔记。
　　读书读得细致，自然会产生一些问题，带着这些问题去向师友们请教，如果仍然不能得到答案，那就去查看他人的论文。程千帆先生把这个过程叫作侦察敌情。如果还是不能找到答案呢，那就自己写一篇论文来解答这些问题。专家专家，不是专门去骗大家，首先要过自己的这一关，要能解答自己读书的迷惑，不去做无病呻吟。不去潜心读书，不做深入思考，不做细致体会，跳出来冒充专家，就会被人家拍砖，专家成为砖家。我们要做有生命体验的文章，要做有根柢的学问。
　　（杨赛，文学博士。比利时根特大学艺术哲学博士后，复旦大学文艺学博士后，上海音乐学院艺术学博士后。国家重点学科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学科青年骨干教师。上海音乐学院仪式音乐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