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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志愿服务作为彰显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识已成为普遍共识，发展至今已经成为衡量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高度肯定社区志愿者在疫情防控中作出的贡献。党员志愿者是社区志愿服务抗疫队伍中的重要一支，在志愿服务中，党员的德性价值、政治价值、引领价值、治理价值得到完美统一。纵观此次疫情防控，党员志愿服务的价值值得弘扬，但也需要深思其中暴露出的短板和弱项，以利于进一步提升党员志愿服务的效能。
一、充分发挥党员服务的自愿性，着力提升党员志愿服务的道德效能
志愿服务是彰显社会道德文明发展程度的衡量指标，个人在志愿服务中实现道德境界的升华，形成“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其核心特征志愿性和公益性所承载与传递的价值观具有鲜明的道德指向性。党员志愿者剥离掉“党员”这一身份而作为一个社会人参与志愿服务时首先体认到的是道德价值，志愿者由于对自己所采取行为的认知、动机、道德意义而感到充分的愉悦。所以道德价值是志愿服务的首要价值，人们通过移情客体的服务活动，既能够提升道德修养实现志愿服务的工具理性，又可以促进构建崇德向善的社会氛围实现志愿服务的价值理性，呈现出强烈的道德效能感。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绝大多数党员志愿者主动下沉社区，积极参与疫情防控，但也有一些党员志愿者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表现出推三阻四的行为。这其中隐藏着两个问题：第一，在涉及生命健康安全时为什么有的党员志愿者不愿从事社区志愿服务？第二，既然不愿从事志愿服务那为什么有志愿者之名却不愿有志愿服务之实呢？志愿服务是一种包含德性价值和伦理意蕴的道德实践活动，但道德律只具有“应该而非必须”的自律性约束功能，当人们并非“志愿”参与服务时，道德对其并不具有他律的强制规范作用。然而，我国绝大多数党员志愿者的登记注册都是在所在单位的行政命令之下完成的，遵循的是自上而下的管理型的“纵向组织化”路径，而党员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是一种在横向维度开展的“再组织化”过程，与行政力量不同，这一过程主要是由道德、习俗等社会内生力量自发推动的，因而志愿行为是与市场行为和行政行为完全不同的自愿性公益行为。正是因为忽视志愿服务的自愿性特质，才导致出现注册志愿者的党员人数与活跃的党员志愿者人数不对等、志愿服务供给不足和党员志愿者人数过剩之间的矛盾。
当前培育党员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根本的在于培育党员的志愿服务精神，通过道德教育、党性教育等内生动力机制，引导党员提升对志愿服务道德意义的认知，从心理层面实现对志愿者角色的认同，激发党员志愿服务的内在原動力，从而产生志愿服务的自觉与主动;同时也要最大限度地尊重党员个体的自由选择权，让党员根据自己的兴趣与专长参与志愿服务，在志愿服务这一平台提升自我的道德效能感和社会价值感。
二、充分发挥党员服务的参与性，着力提升党员志愿服务的政治效能
志愿服务是彰显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程度的衡量指标。人们进入社区公共领域，关注公共事务，参与志愿活动，有助于增进公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因而在志愿服务中蕴含的志愿精神实际是一种公共精神，社区就是公民民主品格的训练场。罗伯特·帕特南认为：“志愿精神的指向首先就是培育人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意识。”当党员志愿者剥离掉“党员”这一身份而以社区居民的身份参与志愿服务时体认到的是政治参与价值，志愿者对自己行为所包含的政治意义感到充分的愉悦，所以党员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体验到的是作为一个社区居民或公民的政治效能感，是在服务客体的过程中实现参与社区治理共治共享的主体性价值。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广大党员第一时间要求自愿加入抗疫队伍走上抗疫一线，但其中也有部分党员陷入志愿服务的参与性困境，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对社区公共事务持冷漠态度的非参与;二是对参与渠道缺乏了解的非参与;三是在实际参与过程中不善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消极参与。前两方面导致在疫情发生初期党员志愿服务的内生力量发展不足，既包括参与率低也包括参与时长短，第三方面导致部分地区党员志愿服务的质量不高、效果不佳。
第一， 党员对社区志愿服务缺乏热情是不同于道德冷漠的政治冷漠，如果说从道德角度考量的志愿服务还只是涉及主体自身的“自愿或不自愿”，那么从政治角度考量的志愿服务涉及的就是主体对政治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关怀，呈现的是一种更宏阔的视野，展现的是一种更积极的民主态度。党员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必须从自愿参与向积极参与转变。第二，党员对社区志愿服务参与渠道缺乏了解折射出社区治理机制存在的短板。此次疫情防控暴露出社区对治理服务资源的整合联结机制不完善，当疫情发生时社区无法有效整合利用多元服务资源。党员虽然进行过“双报到”注册程序，但除了部分机关单位的党员在单位与社区的联动下下沉社区以外，绝大部分党员志愿者即使有参与服务的意愿也缺乏参与渠道，从而造成社区防控人力资源不足与党员服务意愿无法对接的矛盾。第三，社区是党员志愿者生活的公共场域，具有政治参与意愿的志愿行为必然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如果党员在实际参与志愿服务的过程中不善于开阔思路转变被动僵化的思维定势，不善于利用自身优势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社区治理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这必然会削弱民主参与的质量，也不利于推动社区治理创新性发展。
三、充分发挥党员服务的先进性，着力提升党员志愿服务的引领效能
从性质来看，党章规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因此先进性是共产党员的名称当中所固有的本质性规定。党员区别于普通群众的先进性决定了在社区治理中党员应该是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活动的先行者，正是根据党员具有的先进性特质我国很多地方要求党员全部注册成为志愿者;党员的先进性也决定了党员在参与志愿服务时应该成为引领者，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从宗旨来看，党章规定党员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与志愿服务倡导的“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精神具有内在契合性和趋同性，党员参与志愿服务就是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因此，社区治理不但要求党员成为志愿服务活动的参与者和践行者，更要求党员争当志愿服务精神的倡导者和弘扬者，并自觉引导全社会将志愿服务作为新时代的生活新常态和新时尚，增强对全社会参与志愿服务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从而提升党员志愿服务的引领效能。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关口。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员志愿者身先士卒，坚守社区防控第一线，“党员服务岗”“党员先锋岗”等标识就是一面面高高飘扬在社区防控阵地的党旗，显示了志愿服务的中国特色。
党员志愿者身兼道德主体、国家公民、社区居民、政党党员以及志愿者等数个身份，是连接党与社会、社区、社会组织、群众的桥梁与纽带，如何将党员志愿者的多个角色完美融合不致产生激烈的角色冲突就至关重要。从社区治理的角度来看，党员的先锋模范性集中体现为社区治理中的志愿者精神，党员融入志愿服务的先锋模范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能以“以身作则”抵制“道德滑坡”的方式引领道德风尚;二是能以党建引领基层社区实现治理创新发展;三是能对社区志愿服务性组织进行政治立场与发展方向的正确把控;四是能在服务中锻炼治理能力，提高治理水平;五是能够锤炼党性，更好发挥党员的先进性特色。当前虽然党员参与志愿服务还存在诸多问题，但党员参与志愿服务一定是我国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而且也必然会越来越完善。
四、充分发挥党员服务的治理性，着力提升党员志愿服务的治理效能
推进志愿服务发展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志愿服务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结构，是党员参与志愿服务的重要平台，志愿服务是党员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途径。党员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是党员联系群众的有利契机，因此是一个既维护群众利益又提升自我能力的双向过程;是党直接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纽带，能够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能够弥补政府公共服务不足，克服官僚管理体制弊端，节约行政成本和社会成本;能够解决志愿失灵困境，确保社区志愿服务行为和服务资源配置能够保持公共性、公益性和服务性的价值取向。因此，党员志愿服务机制是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新动能。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员志愿者勇于直面社区在遭遇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暴露出的治理难题。针对社区是防疫“重镇”的特点，充当好坚守社区大门阻断病毒进入的“红色隔离墙”;针对社区群众存在的恐慌与焦虑情绪，做好疏导劝解工作，着力提高居民的安全感;针对有病例社区内引发的冲突性事件，做好协调工作;针对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及其家属，做好心理疏导工作;针对社区中的弱势群体，做好保障基本生活需求工作;针对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和驻区单位共同治理关系格局在抗疫中出现失衡的问题，做好协调和平衡关系工作;针对部分社区居民存在的麻痹情绪，以身作则引领社区居民关注公共事务。但其中也些党员在面对治理难题时束手无策，缺乏解决问题的思路与能力。
解决社区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虽然重要但并不根本，关键在于从问题中找出存在的症结并形成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党员应该把疫情防控作为一个有利契机与有力抓手，将志愿服务作为融入社区、融入群众的重要嵌入点，着力在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群众能力上下功夫，将党的优势与党员志愿者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和治理效能。具体包括：向群众学习能力，遇事同群众商量，从群众中汲取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调查研究能力，深入群众获得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难点、堵点和痛点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克服形式主义的调查研究;沟通党群关系能力，既自上而下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又自下而上及时准确向党反映群众诉求;解决问题能力，将党员善于学习的理论优势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实践效能，尤其是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处置能力和水平;创新服务能力，善于打破定向思路和被动心态，发挥创新思维能力积极献计献策，助力社区打造多元主体协同联动治理的社区治理格局。
五、充分发挥党员服务的规范性，着力提升党员志愿服务的制度效能
第一， 提升党员志愿服务的专业化。从疫情防控来看，大多数党员志愿者参与的是简单化的社区大门防控，专业性较强的醫疗救助、健康筛查、心理疏导、防疫法普及等服务占比很低，即使是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志愿者也很少从事专业领域的服务。局限于浅层次、简单化、低水平志愿服务的专业性困境在平时也属于常态化表现，既无法满足社区群众日益增长的高质量需求，也是对党员专业资源的浪费。今后，培育和发展“志愿工匠”将成为新时代党员志愿服务制度化与专业化的发展趋势。
第二，提升党员志愿服务的组织化。党员的专业性无法得到有效发挥与党员的行政管理体制有关。党员大多是在工作单位行政主导力量动员之下注册为志愿者的，而所在单位又缺乏开发志愿服务项目的能力、资源和意愿，因而只能被动配合对志愿者专业能力缺乏了解的社区安排。建议党员所在单位与一些支持型、枢纽型、服务型志愿组织形成合作联盟，根据专业特长将党员编入不同的志愿服务组织，同时以项目化为依托实现党员的专业分享与党员志愿服务的组织化行动空间。
第三，提升党员志愿服务的精准化。推进党员志愿服务，必须坚持需求导向，突出精准服务。首先，由社区和党员所在单位共同搭建志愿者和服务对象精准对接平台。其次，平台依托居委会、社会组织等机构，及时准确采集居民的个性化服务需求，精准掌握志愿服务需求方的信息;平台依托党员所在单位及时准确掌握志愿服务供给方的信息。最后，平台根据需求方特点统筹协调供给方资源，有针对性地开展党员志愿服务，以精准滴灌式服务对接需求。
第四，提升党员志愿服务的精细化。长期以来，党员志愿服务的内容形式化严重，要么是以行政任务的方式开展的“节日化”慰问、捐赠服务，要么是偶尔开展的环境整治等“运动式”服务，简单化、低质化的服务内容必然导致低效化、不可持续的服务结果。当前应重塑志愿服务价值，将关注的重点从增加党员志愿者数量向提升志愿服务质量转变，摒弃粗放式服务内容和形式，创新推动志愿服务向精细化、品质化方向发展，彰显社会治理的柔性化特质。
第五，提升党员志愿服务的协同化。社区治理主体具有多元性，如果各个主体各行其是，治理必然是失败的。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党员志愿者与其他防控主体出现对接不及时、沟通不到位，志愿服务资源重复、闲置等问题，反映出多元治理主体在应对重大突发性事件时相互之间的协同是脱节的。为此，要以抗击疫情为契机，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前提下，统筹用好行政资源、充分挖掘市场资源、协调整合社会资源、大力借助信息资源，推动构建多层次、立体化、协同化的党员志愿服务制度。
本文系天津市2018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社会组织协同供给农村养老服务模式创新研究”（TJZZ18-010）的研究成果
执笔人：双艳珍（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期刊部副主任、副编审，博士）
责任编辑：朱 健
一、充分发挥党员服务的自愿性，着力提升党员志愿服务的道德效能
志愿服务是彰显社会道德文明发展程度的衡量指标，个人在志愿服务中实现道德境界的升华，形成“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其核心特征志愿性和公益性所承载与传递的价值观具有鲜明的道德指向性。党员志愿者剥离掉“党员”这一身份而作为一个社会人参与志愿服务时首先体认到的是道德价值，志愿者由于对自己所采取行为的认知、动机、道德意义而感到充分的愉悦。所以道德价值是志愿服务的首要价值，人们通过移情客体的服务活动，既能够提升道德修养实现志愿服务的工具理性，又可以促进构建崇德向善的社会氛围实现志愿服务的价值理性，呈现出强烈的道德效能感。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绝大多数党员志愿者主动下沉社区，积极参与疫情防控，但也有一些党员志愿者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表现出推三阻四的行为。这其中隐藏着两个问题：第一，在涉及生命健康安全时为什么有的党员志愿者不愿从事社区志愿服务？第二，既然不愿从事志愿服务那为什么有志愿者之名却不愿有志愿服务之实呢？志愿服务是一种包含德性价值和伦理意蕴的道德实践活动，但道德律只具有“应该而非必须”的自律性约束功能，当人们并非“志愿”参与服务时，道德对其并不具有他律的强制规范作用。然而，我国绝大多数党员志愿者的登记注册都是在所在单位的行政命令之下完成的，遵循的是自上而下的管理型的“纵向组织化”路径，而党员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是一种在横向维度开展的“再组织化”过程，与行政力量不同，这一过程主要是由道德、习俗等社会内生力量自发推动的，因而志愿行为是与市场行为和行政行为完全不同的自愿性公益行为。正是因为忽视志愿服务的自愿性特质，才导致出现注册志愿者的党员人数与活跃的党员志愿者人数不对等、志愿服务供给不足和党员志愿者人数过剩之间的矛盾。
当前培育党员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根本的在于培育党员的志愿服务精神，通过道德教育、党性教育等内生动力机制，引导党员提升对志愿服务道德意义的认知，从心理层面实现对志愿者角色的认同，激发党员志愿服务的内在原動力，从而产生志愿服务的自觉与主动;同时也要最大限度地尊重党员个体的自由选择权，让党员根据自己的兴趣与专长参与志愿服务，在志愿服务这一平台提升自我的道德效能感和社会价值感。
二、充分发挥党员服务的参与性，着力提升党员志愿服务的政治效能
志愿服务是彰显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程度的衡量指标。人们进入社区公共领域，关注公共事务，参与志愿活动，有助于增进公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因而在志愿服务中蕴含的志愿精神实际是一种公共精神，社区就是公民民主品格的训练场。罗伯特·帕特南认为：“志愿精神的指向首先就是培育人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意识。”当党员志愿者剥离掉“党员”这一身份而以社区居民的身份参与志愿服务时体认到的是政治参与价值，志愿者对自己行为所包含的政治意义感到充分的愉悦，所以党员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体验到的是作为一个社区居民或公民的政治效能感，是在服务客体的过程中实现参与社区治理共治共享的主体性价值。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广大党员第一时间要求自愿加入抗疫队伍走上抗疫一线，但其中也有部分党员陷入志愿服务的参与性困境，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对社区公共事务持冷漠态度的非参与;二是对参与渠道缺乏了解的非参与;三是在实际参与过程中不善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消极参与。前两方面导致在疫情发生初期党员志愿服务的内生力量发展不足，既包括参与率低也包括参与时长短，第三方面导致部分地区党员志愿服务的质量不高、效果不佳。
第一， 党员对社区志愿服务缺乏热情是不同于道德冷漠的政治冷漠，如果说从道德角度考量的志愿服务还只是涉及主体自身的“自愿或不自愿”，那么从政治角度考量的志愿服务涉及的就是主体对政治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关怀，呈现的是一种更宏阔的视野，展现的是一种更积极的民主态度。党员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必须从自愿参与向积极参与转变。第二，党员对社区志愿服务参与渠道缺乏了解折射出社区治理机制存在的短板。此次疫情防控暴露出社区对治理服务资源的整合联结机制不完善，当疫情发生时社区无法有效整合利用多元服务资源。党员虽然进行过“双报到”注册程序，但除了部分机关单位的党员在单位与社区的联动下下沉社区以外，绝大部分党员志愿者即使有参与服务的意愿也缺乏参与渠道，从而造成社区防控人力资源不足与党员服务意愿无法对接的矛盾。第三，社区是党员志愿者生活的公共场域，具有政治参与意愿的志愿行为必然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如果党员在实际参与志愿服务的过程中不善于开阔思路转变被动僵化的思维定势，不善于利用自身优势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社区治理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这必然会削弱民主参与的质量，也不利于推动社区治理创新性发展。
三、充分发挥党员服务的先进性，着力提升党员志愿服务的引领效能
从性质来看，党章规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因此先进性是共产党员的名称当中所固有的本质性规定。党员区别于普通群众的先进性决定了在社区治理中党员应该是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活动的先行者，正是根据党员具有的先进性特质我国很多地方要求党员全部注册成为志愿者;党员的先进性也决定了党员在参与志愿服务时应该成为引领者，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从宗旨来看，党章规定党员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与志愿服务倡导的“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精神具有内在契合性和趋同性，党员参与志愿服务就是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因此，社区治理不但要求党员成为志愿服务活动的参与者和践行者，更要求党员争当志愿服务精神的倡导者和弘扬者，并自觉引导全社会将志愿服务作为新时代的生活新常态和新时尚，增强对全社会参与志愿服务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从而提升党员志愿服务的引领效能。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关口。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员志愿者身先士卒，坚守社区防控第一线，“党员服务岗”“党员先锋岗”等标识就是一面面高高飘扬在社区防控阵地的党旗，显示了志愿服务的中国特色。
党员志愿者身兼道德主体、国家公民、社区居民、政党党员以及志愿者等数个身份，是连接党与社会、社区、社会组织、群众的桥梁与纽带，如何将党员志愿者的多个角色完美融合不致产生激烈的角色冲突就至关重要。从社区治理的角度来看，党员的先锋模范性集中体现为社区治理中的志愿者精神，党员融入志愿服务的先锋模范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能以“以身作则”抵制“道德滑坡”的方式引领道德风尚;二是能以党建引领基层社区实现治理创新发展;三是能对社区志愿服务性组织进行政治立场与发展方向的正确把控;四是能在服务中锻炼治理能力，提高治理水平;五是能够锤炼党性，更好发挥党员的先进性特色。当前虽然党员参与志愿服务还存在诸多问题，但党员参与志愿服务一定是我国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而且也必然会越来越完善。
四、充分发挥党员服务的治理性，着力提升党员志愿服务的治理效能
推进志愿服务发展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志愿服务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结构，是党员参与志愿服务的重要平台，志愿服务是党员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途径。党员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是党员联系群众的有利契机，因此是一个既维护群众利益又提升自我能力的双向过程;是党直接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纽带，能够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能够弥补政府公共服务不足，克服官僚管理体制弊端，节约行政成本和社会成本;能够解决志愿失灵困境，确保社区志愿服务行为和服务资源配置能够保持公共性、公益性和服务性的价值取向。因此，党员志愿服务机制是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新动能。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员志愿者勇于直面社区在遭遇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暴露出的治理难题。针对社区是防疫“重镇”的特点，充当好坚守社区大门阻断病毒进入的“红色隔离墙”;针对社区群众存在的恐慌与焦虑情绪，做好疏导劝解工作，着力提高居民的安全感;针对有病例社区内引发的冲突性事件，做好协调工作;针对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及其家属，做好心理疏导工作;针对社区中的弱势群体，做好保障基本生活需求工作;针对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和驻区单位共同治理关系格局在抗疫中出现失衡的问题，做好协调和平衡关系工作;针对部分社区居民存在的麻痹情绪，以身作则引领社区居民关注公共事务。但其中也些党员在面对治理难题时束手无策，缺乏解决问题的思路与能力。
解决社区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虽然重要但并不根本，关键在于从问题中找出存在的症结并形成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党员应该把疫情防控作为一个有利契机与有力抓手，将志愿服务作为融入社区、融入群众的重要嵌入点，着力在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群众能力上下功夫，将党的优势与党员志愿者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和治理效能。具体包括：向群众学习能力，遇事同群众商量，从群众中汲取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调查研究能力，深入群众获得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难点、堵点和痛点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克服形式主义的调查研究;沟通党群关系能力，既自上而下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又自下而上及时准确向党反映群众诉求;解决问题能力，将党员善于学习的理论优势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实践效能，尤其是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处置能力和水平;创新服务能力，善于打破定向思路和被动心态，发挥创新思维能力积极献计献策，助力社区打造多元主体协同联动治理的社区治理格局。
五、充分发挥党员服务的规范性，着力提升党员志愿服务的制度效能
第一， 提升党员志愿服务的专业化。从疫情防控来看，大多数党员志愿者参与的是简单化的社区大门防控，专业性较强的醫疗救助、健康筛查、心理疏导、防疫法普及等服务占比很低，即使是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志愿者也很少从事专业领域的服务。局限于浅层次、简单化、低水平志愿服务的专业性困境在平时也属于常态化表现，既无法满足社区群众日益增长的高质量需求，也是对党员专业资源的浪费。今后，培育和发展“志愿工匠”将成为新时代党员志愿服务制度化与专业化的发展趋势。
第二，提升党员志愿服务的组织化。党员的专业性无法得到有效发挥与党员的行政管理体制有关。党员大多是在工作单位行政主导力量动员之下注册为志愿者的，而所在单位又缺乏开发志愿服务项目的能力、资源和意愿，因而只能被动配合对志愿者专业能力缺乏了解的社区安排。建议党员所在单位与一些支持型、枢纽型、服务型志愿组织形成合作联盟，根据专业特长将党员编入不同的志愿服务组织，同时以项目化为依托实现党员的专业分享与党员志愿服务的组织化行动空间。
第三，提升党员志愿服务的精准化。推进党员志愿服务，必须坚持需求导向，突出精准服务。首先，由社区和党员所在单位共同搭建志愿者和服务对象精准对接平台。其次，平台依托居委会、社会组织等机构，及时准确采集居民的个性化服务需求，精准掌握志愿服务需求方的信息;平台依托党员所在单位及时准确掌握志愿服务供给方的信息。最后，平台根据需求方特点统筹协调供给方资源，有针对性地开展党员志愿服务，以精准滴灌式服务对接需求。
第四，提升党员志愿服务的精细化。长期以来，党员志愿服务的内容形式化严重，要么是以行政任务的方式开展的“节日化”慰问、捐赠服务，要么是偶尔开展的环境整治等“运动式”服务，简单化、低质化的服务内容必然导致低效化、不可持续的服务结果。当前应重塑志愿服务价值，将关注的重点从增加党员志愿者数量向提升志愿服务质量转变，摒弃粗放式服务内容和形式，创新推动志愿服务向精细化、品质化方向发展，彰显社会治理的柔性化特质。
第五，提升党员志愿服务的协同化。社区治理主体具有多元性，如果各个主体各行其是，治理必然是失败的。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党员志愿者与其他防控主体出现对接不及时、沟通不到位，志愿服务资源重复、闲置等问题，反映出多元治理主体在应对重大突发性事件时相互之间的协同是脱节的。为此，要以抗击疫情为契机，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前提下，统筹用好行政资源、充分挖掘市场资源、协调整合社会资源、大力借助信息资源，推动构建多层次、立体化、协同化的党员志愿服务制度。
本文系天津市2018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社会组织协同供给农村养老服务模式创新研究”（TJZZ18-010）的研究成果
执笔人：双艳珍（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期刊部副主任、副编审，博士）
责任编辑：朱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