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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是1956年根据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而创建的我国第一个综合型电子信息科学研究所，迄今已经走过了整整50年的发展历程，它走过的道路也从某个角度折射出我国电子科学事业的非凡发展历程。
以下是经历了时代变迁的电子所老同志的深情回忆。
当年我们正年轻
■白有天
1976年5月27日，电子所建立了国内第一个专门从事合成孔径成像雷达系统研究和研制的研究室：信息科学与微波遥感技术研究室。我们队伍中的大部分人都是30多岁、专业不太对口的同志，但是大家有理想、有事业心，特别是拨乱反正后努力学习尽快掌握新知识，形成互相帮学、刻苦钻研的好风气。
当时，实验室建设是从自己动手组装配电盘和接线板开始的，连实验台都是职工画出图纸加工制成的。那时大家的工资都很低，每月只有56元或62元，到年底每人的奖金只有10元钱，但是大家并没有抱怨。机载飞行试验时，条件非常艰苦，飞行高度为6000米时，舱内只有0.5个大气压，我们的机组人员每个人的心跳次数都超过了100次。1983年夏一次试验结束，飞机降落时，起落架放不下来了，在上空盘旋了40多分钟才降落。我们的机组人员没有惊慌失措、被险情吓倒，还都积极要求参加下次的飞行试验，也就是通过这一年的飞行试验，突破了一项关键技术。
为毛主席研制书房灯
■李前康
光阴似箭，我来电子所已整整42年。历历往事常浮现于脑海中。
70年代初，毛主席已70多岁了，身体状况不佳，特别是眼睛同其他老人一样，不适应强光照射，在接见外宾和国际友人时，拍摄新闻的照明灯一打开毛主席更受不了，听中央办公厅负责人说，拍摄不到2分钟，周总理就要叫保卫人员把新闻记者请出书房。
为了毛主席身体健康，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影视小组找到我们中国科学院电子所，所科研处把此任务下达到气体激光室光学镀膜组。毛主席书房灯的研制除政治上严格保密外，技术上的要求也是苛刻的。全组团结一致，当时加班加点是常事，经过3个月的奋战，研制出第一批“冷光灯”，经过反复试验，征得中央办公厅和中央保健组的同意，我们研制的一批冷光反射灯用到毛主席的书房里和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新闻拍摄灯中。后来，外事部门又叫我们研制了一批“冷光反射灯”送给金日成同志。在1978年全国第一届科学大会上，我们研制的“冷光反射灯”获得了科学奖，为中国科学院和电子所争得了荣誉。
近几十年改革开放，这个工艺技术已在全国普遍开花，在新闻摄影，电影、电视剧拍摄，家庭照摄、歌舞厅的照明，以及博物馆的展品照明中都普遍用到。
我与电子工艺技术的情缘
■林世昌
45年前的秋天，我走进了中国科学院电子所的大门。刚走上工作岗位时，张劲夫副院长提出“爱、专、迷”的号召，我积极响应，如饥似渴地吸取一切有利的因素，白天工作，晚上学习。记得当时中关村礼堂（“四不要”礼堂）和所大楼一楼大厅常有电影和舞会，我是从不光顾的，天天晚上钻在737厂房半层的一间小屋内（办公室）学习，深夜从一楼漆黑的楼道中摸索着走出厂房，回到宿舍。当时我还担任团支部书记，似乎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心想如果24小时都能用于工作和学习该多好呀。
在电子所这个大家庭中，我受到党团组织的教育，也出了一些成绩；受到组织的培养，曾担任电子工艺材料研究室主任等职。1997年，我从科研岗位上退下来，但是仍有一股强烈的“惯性”为科研事业奉献余热。现在我又将主要精力用于为老科协人员服务，目前担任中科院老科协理事、电子学分会执行理事长，在领导和会员的努力下，我们分会做了一些事情，受到院老科协的关注和好评，这也是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吧。
我为电子所设计所标
■ 方洪荒
每当我看到电子所的所标，心里总会泛起几分涟漪。这里蕴涵着我对电子所的深厚情感和美好的祝愿。虽然已经整整5年了，但设计所标的日日夜夜仍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2001年初，电子所在全所范围内开展了所形象标识图案征集，同时聘请专业企划设计公司进行所标的设计。我原本无意参与所标设计，虽然从小就对美术有浓厚的兴趣，经常在空余时间勾勾画画，但毕竟不是科班出身；但在朋友的再三鼓励和启发下，也不由得产生试一试的想法，便开始着手设计。一连几个晚上，自己伏案冥思苦想，先后勾画出20多个图案，但都不满意。
这一晚，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走上阳台，抬头仰望满天的星斗，再次陷入了沉思——从电子所承担的科研任务看，由天空到地面，从应用到基础，从事的不就是“顶天立地”的事业吗？我越想越兴奋，眼前顿时出现一幅美丽的画面，就是它！我确定这就是自己心中期待已久的画面。我噌地一下跳进屋里，立即挥笔画出脑海中涌出的那幅图案，并注明了它的寓意。大约半个月以后，我设计的图案和其他职工及专业公司设计的40余幅图案一起在大会议室展示出来，由广大职工进行评议，所务会议认真讨论，我设计的所标图案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最终确定为电子所的形象标识。
器材处那些“很抱团”的老人们
■翟慧民
电子所最早的创业者们虽然大部分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他们的精神面貌、工作作风和敬业精神一直影响和鞭策着我。我到器材处后的第一感觉正像人们说的，“器材的人很抱团”，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那时候的器材处没有几个中年人，除了50多岁的老头、老太太，就是我们这帮还没结婚的姑娘、小子。老人们都把我们这些年轻人当自己的孩子，经常是中午在一起做饭、聚餐，老人们掌勺，年轻人打下手。我就站在灶边上，见好吃的就先尝尝，饭没做完我先吃饱了，这事儿至今提起都是笑柄。
器材处最受大家敬重的人是顾诒迅顾老太太——大家都尊称她为“顾先生”，不但有学问，而且人缘极好，一辈子没跟别人红过脸，她平时话不多，总是在默默无闻地工作。与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冯运武冯老太太，说实话，把她叫做老太太真是委屈了，50多岁的她整天跟我们年轻人混在一起，不仅保持着年轻的心态，在工作、生活中也是非常利索的一个人，她负责的元器件库房永远是那么干净、整洁，地板、玻璃擦得锃亮，犄角旮旯也见不到一丝尘土，上万种元器件管理得井井有条，从没发生过错、混现象。冯老太太是个热心肠的人，组织、策划各类活动，经常给我们这些“臭小子”做些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的事，谁家有点事都愿意找她商量。
器材处的第二任党支部书记钱文——钱大哥（我们年轻人都叫他老钱）家住北京郊区，老伴没工作，4个孩子，还有老人要抚养，可以想象他的日子过得如何，除大葱蘸酱、白菜蘸酱以外，很少见他吃过别的。老钱为了不影响工作，就住到了器材处值班室，白天他是我们的书记，晚上是器材处的保安。有一年冬天，夜里刮大风，报警器太灵敏了，报了6次警，老钱每次都谨慎地去巡视，一晚上没敢合眼。
以下是经历了时代变迁的电子所老同志的深情回忆。
当年我们正年轻
■白有天
1976年5月27日，电子所建立了国内第一个专门从事合成孔径成像雷达系统研究和研制的研究室：信息科学与微波遥感技术研究室。我们队伍中的大部分人都是30多岁、专业不太对口的同志，但是大家有理想、有事业心，特别是拨乱反正后努力学习尽快掌握新知识，形成互相帮学、刻苦钻研的好风气。
当时，实验室建设是从自己动手组装配电盘和接线板开始的，连实验台都是职工画出图纸加工制成的。那时大家的工资都很低，每月只有56元或62元，到年底每人的奖金只有10元钱，但是大家并没有抱怨。机载飞行试验时，条件非常艰苦，飞行高度为6000米时，舱内只有0.5个大气压，我们的机组人员每个人的心跳次数都超过了100次。1983年夏一次试验结束，飞机降落时，起落架放不下来了，在上空盘旋了40多分钟才降落。我们的机组人员没有惊慌失措、被险情吓倒，还都积极要求参加下次的飞行试验，也就是通过这一年的飞行试验，突破了一项关键技术。
为毛主席研制书房灯
■李前康
光阴似箭，我来电子所已整整42年。历历往事常浮现于脑海中。
70年代初，毛主席已70多岁了，身体状况不佳，特别是眼睛同其他老人一样，不适应强光照射，在接见外宾和国际友人时，拍摄新闻的照明灯一打开毛主席更受不了，听中央办公厅负责人说，拍摄不到2分钟，周总理就要叫保卫人员把新闻记者请出书房。
为了毛主席身体健康，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影视小组找到我们中国科学院电子所，所科研处把此任务下达到气体激光室光学镀膜组。毛主席书房灯的研制除政治上严格保密外，技术上的要求也是苛刻的。全组团结一致，当时加班加点是常事，经过3个月的奋战，研制出第一批“冷光灯”，经过反复试验，征得中央办公厅和中央保健组的同意，我们研制的一批冷光反射灯用到毛主席的书房里和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新闻拍摄灯中。后来，外事部门又叫我们研制了一批“冷光反射灯”送给金日成同志。在1978年全国第一届科学大会上，我们研制的“冷光反射灯”获得了科学奖，为中国科学院和电子所争得了荣誉。
近几十年改革开放，这个工艺技术已在全国普遍开花，在新闻摄影，电影、电视剧拍摄，家庭照摄、歌舞厅的照明，以及博物馆的展品照明中都普遍用到。
我与电子工艺技术的情缘
■林世昌
45年前的秋天，我走进了中国科学院电子所的大门。刚走上工作岗位时，张劲夫副院长提出“爱、专、迷”的号召，我积极响应，如饥似渴地吸取一切有利的因素，白天工作，晚上学习。记得当时中关村礼堂（“四不要”礼堂）和所大楼一楼大厅常有电影和舞会，我是从不光顾的，天天晚上钻在737厂房半层的一间小屋内（办公室）学习，深夜从一楼漆黑的楼道中摸索着走出厂房，回到宿舍。当时我还担任团支部书记，似乎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心想如果24小时都能用于工作和学习该多好呀。
在电子所这个大家庭中，我受到党团组织的教育，也出了一些成绩；受到组织的培养，曾担任电子工艺材料研究室主任等职。1997年，我从科研岗位上退下来，但是仍有一股强烈的“惯性”为科研事业奉献余热。现在我又将主要精力用于为老科协人员服务，目前担任中科院老科协理事、电子学分会执行理事长，在领导和会员的努力下，我们分会做了一些事情，受到院老科协的关注和好评，这也是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吧。
我为电子所设计所标
■ 方洪荒
每当我看到电子所的所标，心里总会泛起几分涟漪。这里蕴涵着我对电子所的深厚情感和美好的祝愿。虽然已经整整5年了，但设计所标的日日夜夜仍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2001年初，电子所在全所范围内开展了所形象标识图案征集，同时聘请专业企划设计公司进行所标的设计。我原本无意参与所标设计，虽然从小就对美术有浓厚的兴趣，经常在空余时间勾勾画画，但毕竟不是科班出身；但在朋友的再三鼓励和启发下，也不由得产生试一试的想法，便开始着手设计。一连几个晚上，自己伏案冥思苦想，先后勾画出20多个图案，但都不满意。
这一晚，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走上阳台，抬头仰望满天的星斗，再次陷入了沉思——从电子所承担的科研任务看，由天空到地面，从应用到基础，从事的不就是“顶天立地”的事业吗？我越想越兴奋，眼前顿时出现一幅美丽的画面，就是它！我确定这就是自己心中期待已久的画面。我噌地一下跳进屋里，立即挥笔画出脑海中涌出的那幅图案，并注明了它的寓意。大约半个月以后，我设计的图案和其他职工及专业公司设计的40余幅图案一起在大会议室展示出来，由广大职工进行评议，所务会议认真讨论，我设计的所标图案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最终确定为电子所的形象标识。
器材处那些“很抱团”的老人们
■翟慧民
电子所最早的创业者们虽然大部分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他们的精神面貌、工作作风和敬业精神一直影响和鞭策着我。我到器材处后的第一感觉正像人们说的，“器材的人很抱团”，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那时候的器材处没有几个中年人，除了50多岁的老头、老太太，就是我们这帮还没结婚的姑娘、小子。老人们都把我们这些年轻人当自己的孩子，经常是中午在一起做饭、聚餐，老人们掌勺，年轻人打下手。我就站在灶边上，见好吃的就先尝尝，饭没做完我先吃饱了，这事儿至今提起都是笑柄。
器材处最受大家敬重的人是顾诒迅顾老太太——大家都尊称她为“顾先生”，不但有学问，而且人缘极好，一辈子没跟别人红过脸，她平时话不多，总是在默默无闻地工作。与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冯运武冯老太太，说实话，把她叫做老太太真是委屈了，50多岁的她整天跟我们年轻人混在一起，不仅保持着年轻的心态，在工作、生活中也是非常利索的一个人，她负责的元器件库房永远是那么干净、整洁，地板、玻璃擦得锃亮，犄角旮旯也见不到一丝尘土，上万种元器件管理得井井有条，从没发生过错、混现象。冯老太太是个热心肠的人，组织、策划各类活动，经常给我们这些“臭小子”做些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的事，谁家有点事都愿意找她商量。
器材处的第二任党支部书记钱文——钱大哥（我们年轻人都叫他老钱）家住北京郊区，老伴没工作，4个孩子，还有老人要抚养，可以想象他的日子过得如何，除大葱蘸酱、白菜蘸酱以外，很少见他吃过别的。老钱为了不影响工作，就住到了器材处值班室，白天他是我们的书记，晚上是器材处的保安。有一年冬天，夜里刮大风，报警器太灵敏了，报了6次警，老钱每次都谨慎地去巡视，一晚上没敢合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