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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
1月8日报道，美国詹姆斯·马丁不扩散核武器研究中心（CNS）1月7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万亿美元打造“三位一体”核力量：美国未来30年的战略现代化》的报告。报告指出：“未来30年，美国计划投入约1万亿美元，用于维护现有的武器库、采购替代系统以及升级现有的核弹及核弹头。”报告还列举了一些美国政府已经形成计划的升级项目，如，1000亿美元用来制造100架远程战略核轰炸机，300亿～400亿美元用来制造搭载到这些远程战略核轰炸机上的巡航导弹，200亿～1200亿美元用来制造新一代洲际弹道导弹系统，3500亿美元用来维护和发展现有的核武库，等等。
该报告选择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发布出来，相当值得玩味。人们不禁要问：作为世上最强核大国的美国是否有必要如此强化其核武库？作为最关注核扩散问题的美国何以如此明火执仗地逆潮流而动？作为发出“无核武器世界”倡议的奥巴马政府究竟想把世界核形势引向何方？
现代化程度最高的核超级大国
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核国家，也是当今世界上核武库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根据美国原子能科学家联合会（FAS）最新公布的数字，美国目前拥有4650件核武器，其中2130件可随时投入使用。此外还有2700件库存待拆除的退役核武器。美国拥有完善的“三位一体”核力量，可以通过陆基导弹、潜射导弹和远程轰炸机投放核武器。
在历史上，美国曾有过两次大规模升级核武库的高潮。第一次发生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当时，冷战正酣。艾森豪威尔执政之初，即以国家安全委员会162/2号文件为底本，形成了“新面貌”政策，其核心是在核力量运用上奉行“大规模报复”战略。到1960年艾森豪威尔八年总统期满时，美国的核力量实现了巨大跃进。有评论认为，“艾森豪威尔本人以及他指示别人做出的各种决定涉及非常深入广泛，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核武器装备在结构上仍然基本保持着6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所制定的格局：以飞机、陆基导弹和潜艇为主体的三种主要战略系统，还有各种大量较短程和无确定使命的准战略武器。到1960年，这些系统共装备了18000枚核弹头”。
第二次大规模升级核武库是在里根总统时期。里根上任后，美国的军费开支每年递增7%以上，八年耗资总和超过2万亿美元。1981年10月，里根提出战略力量现代化计划。计划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战略核力量，另一部分是关于指挥、控制和通讯系统。战略核力量部分包括摧毁能力、耐久能力和灵活反应能力。时任国防部长温伯格曾指出，里根关于战略力量现代化的决定是建立在长远观点基础之上的，这一计划“决定的数量之多和范围之广在核时代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美国目前的核武库继承了冷战时期美国庞大核力量的历史遗产。冷战时期，美国核武库是为对抗苏联大规模核进攻而设计的；冷战结束后，美俄虽进行了多次大幅度核裁军，但其核武库依然维持着超饱和、进攻性的状态。换个通俗的说法，美国目前的核力量依然能够将地球毁灭数次！
内部政策的“禁地”与对外政策的
“双重标准”
CNS报告再次引起人们对美国核政策的关注，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仅仅是报告发布的背景，就足以令人困惑：一方面，美国近年来一直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包括国防部在内的各政府部门纷纷通过裁员、削减预算等方式压缩开支，但却在核武器的投入上“一掷千金”；另一方面，美国在国际上极力推行防核扩散战略，CNS报告发布两天之后，伊朗核问题新一轮谈判就在日内瓦举行。在迫使他国去核武化的同时却加速自身核武库的现代化，这不能不使外界质疑美国防核扩散战略的诚意及其真实意图。
上述两方面的背景在核时代的美国历史上极具典型意义，它集中反映了美国在核问题决策上的两大特征：对内，核决策高度集权，与核问题有关的政策制定几乎成为不容争议的“禁地”；对外，美国则向来奉行内外有别、“敌”“友”有别的“双重标准”。
美国在核决策上的高度集权由来已久，其源头可追溯到最初的原子弹研制计划。“曼哈顿工程”在二战期间是秘密进行的，了解这一计划的仅限于罗斯福总统及其决策圈中的极少数人，以至于罗斯福突然去世后，身为副总统的杜鲁门在继任后才知道原来美国还有这样一个庞大惊人的“武器计划”。在核时代早期，因核武器的特殊性而强调对其高度保密，强调保密则必然限制知情者的范围，因而在核决策问题上从一开始就形成了限制公众参与的传统。此后几十年，随着原子能知识的普及，虽然这一情形获得极大改观，比如在美国历史上就出现过诸如“导弹差距”问题的激烈讨论，但与核武器相关的具体事务的决策依然属于最核心的机密范畴。美国的《统一联合作战计划》（SIOP）就很能说明问题。该计划形成于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用以指导美国核力量在不同冲突或行动方案中的使用。1960年12月，第一个《统一联合作战计划》拟制完毕，1961年7月由继任的肯尼迪总统批准生效，此后，类似的计划一直沿续至今，并演变成一个高度综合性且相当复杂的文件。在冷战后期曾负责《统一联合作战计划》制订工作的前战略司令部司令乔治·巴特勒将军曾经说过，由于该计划的绝密性及其制订过程的复杂性，即使美国总统也只知道核战争计划和实施核打击后果的“皮毛”，而国会根本无权力在关系到《统一联合作战计划》方面对国家安全政策施加影响。今天，在美国斥巨资升级核武库一事上，只不过是在上演同样的“剧目”。CNS报告的作者说：“美国政府不清楚每年用于核威慑的具体费用，也不清楚升级现有的‘三位一体’核力量需要花多少钱。”正因为如此，美国的立法者和决策者才没有在财政日益紧缩的时期，围绕维护和升级“三位一体”核力量的战略必要性展开激烈辩论。
至于在核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美国则几乎从来不加掩饰，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对自己和其他国家区别对待。美国从来没有停止过更新、加强自己的核武器打击系统和战略导弹防御系统，而对其他国家的核开发却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比如对伊拉克（虽然最终证明伊拉克的核武器纯属无中生有）。二，对已经或正在发展核能力的国家，美国则出于地缘政治和当事国与美国的关系考虑区别对待。对于它认定为敌人和对手的国家，想方设法予以制裁、打击；而对盟国研发或升级核武器的做法却听之任之。对印度这样已经突破核门槛的地区大国也由最初的制裁转而采取核合作的政策。2005年，美国不顾印度尚未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事实，与印度签署核合作协议，允许向印度提供先进的核反应堆与核技术。2006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均以压倒性多数批准了美印核协议。对这一事件，甚至连前总统吉米·卡特都看不下去，他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文章，直截了当地指出，是美国在破坏《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该条约效力减弱“主要应当归咎于美国”。但美国政府依然我行我素。所以，美国一方面与伊朗谈判去核武化、另一方面却大模大样升级自家核武库的做法也就不足为怪了。 绝对安全观支配下的核霸权主义
实际上，以美国目前雄冠全球的核力量，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去打美国的“核主意”，美国政府也并非意识不到其单方面升级核武库的举动会授人以口实。但美国之所以这样做，说到底，乃是源自一种渗透到骨子里的霸权逻辑。
力求将军事上的相对优势“转变为绝对优势”，这在美国核战略上表现为强烈的核霸权主义。从最初拥有核武器时起，核霸权主义就成为美国政府制定核政策、核战略的思想基础。参加过“曼哈顿工程”和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法国科学家贝特朗·戈尔德施密特指出，二战结束时，由于美国在原子事业上的成功，使得“美国在军事方面刚好达到了无可争辩的绝对优势”。面对这一“绝对优势”，美国原子政策所确定的“两个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垄断；若垄断不成，则设法阻止原子弹扩散并就此与苏联达成协议。这一政策导致冷战时期美苏长达半个世纪的核军备竞赛。
冷战的结束并未消除美国核霸权主义的冲动。布什和克林顿两届政府仍坚持把核武器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基石”，继续奉行“全方位威慑”政策，并继续改进核武库。小布什上台后，从推出刺激性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加紧研制实战型新式核武器到大规模研发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其步伐迈得更大、更快。现任总统奥巴马虽然高调提出了“无核武器世界”构想，但2010年4月6日公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却与其构想背道而驰：《报告》继续支持对核弹头进行现代化；《报告》虽然坚称将不再对新的核武器、核能力和核职能进行开发，但主管的国家核安全局确保了改动核武器所有常规部件以及核部件（如果总统允许的话）的可能性；重要的运载工具现代化计划将继续进行，全新运载工具的准备工作也将得到推动，其中包括一个新的远程巡航导弹和新型轰炸机的初步方案；新型导弹潜艇的方案制定工作已经启动，建造将于2019年开始。上述举措将保证美国直到本世纪下半叶仍然拥有世界上最为现代化的核武库。不难看出，CNS报告披露的美国升级核武库计划不过是2010年《核态势评估报告》所拟定目标的更为具体的实施步骤。
美国的核霸权主义有其思想和理论根源，其中之一即为“绝对安全观”。1946年3月2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递交给国务院一份报告，这是美国军方从军事力量的角度对美国外交政策作出的评估。报告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决断应该始终考虑到用武力支持我们的政策的即时行动的能力，而不是考虑长期的潜力”，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世界安全的惟一最重要的军事因素是美国的绝对军事安全。”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正式文献中提出“绝对军事安全”的目标。绝对军事安全必然要求拥有绝对军事优势。贯穿整个冷战时期以及冷战结束后至今，美国始终把取得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在这一安全目标指导下，美国的核政策及其核战略始终充满浓重的“核霸权主义”色彩就相当自然了。
但是，当“核”与“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却不能不忧虑整个人类的命运。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美·福斯特在论述美国霸权主义政策时曾说，美国试图攫取全球的控制权，这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运作方式中所固有的，这一企图正威胁着人类，因为“一个霸权帝国主义国家永久地对全世界实行极端暴力的统治……世界秩序以一种荒谬而不可持续发展的方式运转”。联系到美国越来越严重的军事化倾向，福斯特警告说：“考虑到当代武器前所未有的毁灭性，且这些武器被广为扩散，因此它对世界人口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是史无前例的。美国并不是造就了一种新的‘美国治下的和平’，而可能是为新的全球大屠杀铺平了道路。”这些话理当引起世人警醒。
1月8日报道，美国詹姆斯·马丁不扩散核武器研究中心（CNS）1月7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万亿美元打造“三位一体”核力量：美国未来30年的战略现代化》的报告。报告指出：“未来30年，美国计划投入约1万亿美元，用于维护现有的武器库、采购替代系统以及升级现有的核弹及核弹头。”报告还列举了一些美国政府已经形成计划的升级项目，如，1000亿美元用来制造100架远程战略核轰炸机，300亿～400亿美元用来制造搭载到这些远程战略核轰炸机上的巡航导弹，200亿～1200亿美元用来制造新一代洲际弹道导弹系统，3500亿美元用来维护和发展现有的核武库，等等。
该报告选择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发布出来，相当值得玩味。人们不禁要问：作为世上最强核大国的美国是否有必要如此强化其核武库？作为最关注核扩散问题的美国何以如此明火执仗地逆潮流而动？作为发出“无核武器世界”倡议的奥巴马政府究竟想把世界核形势引向何方？
现代化程度最高的核超级大国
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核国家，也是当今世界上核武库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根据美国原子能科学家联合会（FAS）最新公布的数字，美国目前拥有4650件核武器，其中2130件可随时投入使用。此外还有2700件库存待拆除的退役核武器。美国拥有完善的“三位一体”核力量，可以通过陆基导弹、潜射导弹和远程轰炸机投放核武器。
在历史上，美国曾有过两次大规模升级核武库的高潮。第一次发生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当时，冷战正酣。艾森豪威尔执政之初，即以国家安全委员会162/2号文件为底本，形成了“新面貌”政策，其核心是在核力量运用上奉行“大规模报复”战略。到1960年艾森豪威尔八年总统期满时，美国的核力量实现了巨大跃进。有评论认为，“艾森豪威尔本人以及他指示别人做出的各种决定涉及非常深入广泛，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核武器装备在结构上仍然基本保持着6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所制定的格局：以飞机、陆基导弹和潜艇为主体的三种主要战略系统，还有各种大量较短程和无确定使命的准战略武器。到1960年，这些系统共装备了18000枚核弹头”。
第二次大规模升级核武库是在里根总统时期。里根上任后，美国的军费开支每年递增7%以上，八年耗资总和超过2万亿美元。1981年10月，里根提出战略力量现代化计划。计划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战略核力量，另一部分是关于指挥、控制和通讯系统。战略核力量部分包括摧毁能力、耐久能力和灵活反应能力。时任国防部长温伯格曾指出，里根关于战略力量现代化的决定是建立在长远观点基础之上的，这一计划“决定的数量之多和范围之广在核时代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美国目前的核武库继承了冷战时期美国庞大核力量的历史遗产。冷战时期，美国核武库是为对抗苏联大规模核进攻而设计的；冷战结束后，美俄虽进行了多次大幅度核裁军，但其核武库依然维持着超饱和、进攻性的状态。换个通俗的说法，美国目前的核力量依然能够将地球毁灭数次！
内部政策的“禁地”与对外政策的
“双重标准”
CNS报告再次引起人们对美国核政策的关注，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仅仅是报告发布的背景，就足以令人困惑：一方面，美国近年来一直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包括国防部在内的各政府部门纷纷通过裁员、削减预算等方式压缩开支，但却在核武器的投入上“一掷千金”；另一方面，美国在国际上极力推行防核扩散战略，CNS报告发布两天之后，伊朗核问题新一轮谈判就在日内瓦举行。在迫使他国去核武化的同时却加速自身核武库的现代化，这不能不使外界质疑美国防核扩散战略的诚意及其真实意图。
上述两方面的背景在核时代的美国历史上极具典型意义，它集中反映了美国在核问题决策上的两大特征：对内，核决策高度集权，与核问题有关的政策制定几乎成为不容争议的“禁地”；对外，美国则向来奉行内外有别、“敌”“友”有别的“双重标准”。
美国在核决策上的高度集权由来已久，其源头可追溯到最初的原子弹研制计划。“曼哈顿工程”在二战期间是秘密进行的，了解这一计划的仅限于罗斯福总统及其决策圈中的极少数人，以至于罗斯福突然去世后，身为副总统的杜鲁门在继任后才知道原来美国还有这样一个庞大惊人的“武器计划”。在核时代早期，因核武器的特殊性而强调对其高度保密，强调保密则必然限制知情者的范围，因而在核决策问题上从一开始就形成了限制公众参与的传统。此后几十年，随着原子能知识的普及，虽然这一情形获得极大改观，比如在美国历史上就出现过诸如“导弹差距”问题的激烈讨论，但与核武器相关的具体事务的决策依然属于最核心的机密范畴。美国的《统一联合作战计划》（SIOP）就很能说明问题。该计划形成于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用以指导美国核力量在不同冲突或行动方案中的使用。1960年12月，第一个《统一联合作战计划》拟制完毕，1961年7月由继任的肯尼迪总统批准生效，此后，类似的计划一直沿续至今，并演变成一个高度综合性且相当复杂的文件。在冷战后期曾负责《统一联合作战计划》制订工作的前战略司令部司令乔治·巴特勒将军曾经说过，由于该计划的绝密性及其制订过程的复杂性，即使美国总统也只知道核战争计划和实施核打击后果的“皮毛”，而国会根本无权力在关系到《统一联合作战计划》方面对国家安全政策施加影响。今天，在美国斥巨资升级核武库一事上，只不过是在上演同样的“剧目”。CNS报告的作者说：“美国政府不清楚每年用于核威慑的具体费用，也不清楚升级现有的‘三位一体’核力量需要花多少钱。”正因为如此，美国的立法者和决策者才没有在财政日益紧缩的时期，围绕维护和升级“三位一体”核力量的战略必要性展开激烈辩论。
至于在核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美国则几乎从来不加掩饰，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对自己和其他国家区别对待。美国从来没有停止过更新、加强自己的核武器打击系统和战略导弹防御系统，而对其他国家的核开发却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比如对伊拉克（虽然最终证明伊拉克的核武器纯属无中生有）。二，对已经或正在发展核能力的国家，美国则出于地缘政治和当事国与美国的关系考虑区别对待。对于它认定为敌人和对手的国家，想方设法予以制裁、打击；而对盟国研发或升级核武器的做法却听之任之。对印度这样已经突破核门槛的地区大国也由最初的制裁转而采取核合作的政策。2005年，美国不顾印度尚未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事实，与印度签署核合作协议，允许向印度提供先进的核反应堆与核技术。2006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均以压倒性多数批准了美印核协议。对这一事件，甚至连前总统吉米·卡特都看不下去，他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文章，直截了当地指出，是美国在破坏《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该条约效力减弱“主要应当归咎于美国”。但美国政府依然我行我素。所以，美国一方面与伊朗谈判去核武化、另一方面却大模大样升级自家核武库的做法也就不足为怪了。 绝对安全观支配下的核霸权主义
实际上，以美国目前雄冠全球的核力量，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去打美国的“核主意”，美国政府也并非意识不到其单方面升级核武库的举动会授人以口实。但美国之所以这样做，说到底，乃是源自一种渗透到骨子里的霸权逻辑。
力求将军事上的相对优势“转变为绝对优势”，这在美国核战略上表现为强烈的核霸权主义。从最初拥有核武器时起，核霸权主义就成为美国政府制定核政策、核战略的思想基础。参加过“曼哈顿工程”和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法国科学家贝特朗·戈尔德施密特指出，二战结束时，由于美国在原子事业上的成功，使得“美国在军事方面刚好达到了无可争辩的绝对优势”。面对这一“绝对优势”，美国原子政策所确定的“两个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垄断；若垄断不成，则设法阻止原子弹扩散并就此与苏联达成协议。这一政策导致冷战时期美苏长达半个世纪的核军备竞赛。
冷战的结束并未消除美国核霸权主义的冲动。布什和克林顿两届政府仍坚持把核武器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基石”，继续奉行“全方位威慑”政策，并继续改进核武库。小布什上台后，从推出刺激性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加紧研制实战型新式核武器到大规模研发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其步伐迈得更大、更快。现任总统奥巴马虽然高调提出了“无核武器世界”构想，但2010年4月6日公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却与其构想背道而驰：《报告》继续支持对核弹头进行现代化；《报告》虽然坚称将不再对新的核武器、核能力和核职能进行开发，但主管的国家核安全局确保了改动核武器所有常规部件以及核部件（如果总统允许的话）的可能性；重要的运载工具现代化计划将继续进行，全新运载工具的准备工作也将得到推动，其中包括一个新的远程巡航导弹和新型轰炸机的初步方案；新型导弹潜艇的方案制定工作已经启动，建造将于2019年开始。上述举措将保证美国直到本世纪下半叶仍然拥有世界上最为现代化的核武库。不难看出，CNS报告披露的美国升级核武库计划不过是2010年《核态势评估报告》所拟定目标的更为具体的实施步骤。
美国的核霸权主义有其思想和理论根源，其中之一即为“绝对安全观”。1946年3月2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递交给国务院一份报告，这是美国军方从军事力量的角度对美国外交政策作出的评估。报告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决断应该始终考虑到用武力支持我们的政策的即时行动的能力，而不是考虑长期的潜力”，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世界安全的惟一最重要的军事因素是美国的绝对军事安全。”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正式文献中提出“绝对军事安全”的目标。绝对军事安全必然要求拥有绝对军事优势。贯穿整个冷战时期以及冷战结束后至今，美国始终把取得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在这一安全目标指导下，美国的核政策及其核战略始终充满浓重的“核霸权主义”色彩就相当自然了。
但是，当“核”与“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却不能不忧虑整个人类的命运。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美·福斯特在论述美国霸权主义政策时曾说，美国试图攫取全球的控制权，这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运作方式中所固有的，这一企图正威胁着人类，因为“一个霸权帝国主义国家永久地对全世界实行极端暴力的统治……世界秩序以一种荒谬而不可持续发展的方式运转”。联系到美国越来越严重的军事化倾向，福斯特警告说：“考虑到当代武器前所未有的毁灭性，且这些武器被广为扩散，因此它对世界人口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是史无前例的。美国并不是造就了一种新的‘美国治下的和平’，而可能是为新的全球大屠杀铺平了道路。”这些话理当引起世人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