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80年以来，中国年均实际GDP增长率超过10%。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从1982年的2950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8.2万亿美元，同期人均GDP由292美元上升到约6100美元。
　　一个共识是，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中国经济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尤其是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人口，给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
　　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人口结构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中国首次出现劳动人口（15岁到59岁）绝对数下降。未来五年至十年，中国不仅面临劳动人口的下降，而且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将变得更加严重。根据联合国的老龄社会的定义，65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超过7%即算已经步入老龄社会。而中国在2011年底老龄人口比率已经占到9.1%，并预计在2020年可能上升到16%左右。
　　人口结构的变化，尤其是绝对劳动人口的下降，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无疑有负面影响。从这方面而言，笔者非常支持中国尽早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但人口政策的改变对人口结构的影响需要一代人的时间。人口问题在未来十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究竟有多大？
　　一个流行的观点是，这意味着中国即将进入（或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即在一个二元经济社会，第一阶段是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大量劳动力供给使得工资维持在较低水平，第二阶段是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已被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水平不断提高，连接这两个阶段的交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比如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进入“刘易斯拐点”，日本经济自此进入失落的20年。
　　中国面临的人口问题尽管会造成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但并不能据此简单推断中国即将进入“刘易斯拐点”，或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变为人口赤字。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与日本当年有一些根本不同，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政策措施，减轻人口问题在未来十年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首先，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仍然不高。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1.5%，而日本在劳动人口开始出现下降时（1995年）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78%。
　　中日在就业结构方面存在差别。在讨论“刘易斯拐点”的劳动力供应方面，有两个比例非常重要，一是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另一个是非农业就业人口占就业人口的比重。在日本，这两个比率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一直非常稳定，而非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更一直保持在90%以上。所以當适龄劳动人口出现下降时，也就同时意味着非农业部门劳动人口的下降。
　　在中国过去二三十年内，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比较稳定，而支持人口红利的主要因素是就业人口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非农就业人口比率在1980年仅占31%，到2011年上升到65%。这一比率离最终目标显然还有一段距离。因此，尽管中国将面临劳动人口绝对数量的下降，现代工业部门仍然有可能从农业部门获得剩余劳动力，“刘易斯拐点”不一定马上会到来。
　　然而，现实中我们也看到一些现象，年轻劳动力在农村留守人员中的比例已经很低，而且沿海地区用工荒的问题也屡有报道。那么，未来十年的劳动力供给来自哪里？
　　这一矛盾现象的症结在于“半城镇化”，也就是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后，并不能转为城市户口，从而无法享受城镇户籍人员教育、医疗、住房、社保、养老等方面的福利。因此，这些农民工往往在城市工作到35岁-40岁后被迫放弃工作或返乡，其工作由更年轻的农民工来替代。毫无疑问，这种“半城镇化”带来了巨大的劳动力浪费。
　　据统计，2010年中国这一类“半城镇化”人口的总数约为2.1亿。如果能更有效地利用这部分劳动力，无疑将会为中国人口红利的延续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大空间。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户籍改革，或是农村劳动力进城后的市民化。在过去几年内，中国一些地方实施了小规模的户籍改革试点，但整体进展缓慢。户籍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土地改革和财税制度改革，关键涉及地方政府如何落实农转非过程中的资金来源问题。有鉴于人口问题日趋严重，政府应该加快这一方面的改革试点和推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