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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于1520年占领了伊斯兰圣地麦加和麦地那，土耳其人开始成为咖啡的爱好者。咖啡先是从埃塞俄比亚传到也门再传到麦加，然后通过到麦加的朝圣者传遍伊斯兰世界。奥斯曼人接管圣地之后，垄断了咖啡的运销，获取重利。
今天的“土耳其咖啡”（Turkish coffee）是指将磨碎的咖啡豆煮了之后不过滤就喝的浓咖啡，喝完会在杯底剩下渣子。咖啡馆在整个中东非常流行，在16世纪到17世纪的土耳其更是十分普遍。当时还没有报纸，更没有收音机，所以大家就到咖啡馆聊天，交换信息。好几个苏丹都曾因为担心老百姓在咖啡馆聚谈会引起造反，而下令关闭咖啡馆。
到过土耳其的人多半都会记得几座著名的清真寺。这些清真寺大都出于16世纪到17世纪的建筑大师之手，其中有一位希南（Sinan）是必须要特别一提的。希南出生于安纳托利（小亚细亚）的一个希腊人家庭，小时候曾经帮着他爸爸做泥水匠的工作，后来被编入近卫军（Janissaries）。他本来当工程兵，负责架桥修路建碉堡，但是苏莱曼苏丹看中了他的能力，让他设计和督建一座巨大的清真寺。伊斯坦布尔最受人瞩目的清真寺——苏莱曼清真寺就出自希南之手。整个土耳其造型最好也最为精致的清真寺是埃迪尔内（Edirne）的赛里木清真寺；埃迪尔内是奥斯曼帝国迁都伊斯坦布尔之前的首都，距今天的保加利亚和希腊很近。赛里木清真寺在希南97岁高龄时完成，是他最为杰出的作品。
希南在回忆录里说，他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和快乐，莫过于能和苏丹接近，听苏丹说话，尽管有时在行军时，苏丹骑在马上，他自己在地上跑。从“师夷长技”到“改革整顿”
奥斯曼帝国上下大都知道要向欧洲学习，否则无以图存。当然，大家所最为关心和想学习的首先是军事，但也有人提出要进行更深刻的改革。由于奥斯曼帝国内部没有可以制衡苏丹的社会阶层，而官僚集团自己的力量不够，所以他们经常以列强要干涉为由恐吓苏丹和不肯配合的地方豪绅
就在奥斯曼帝国国力达到顶峰、上层开始骄奢淫逸、官员逐渐贪污腐败之际，世界形势起了巨大的变化。来自美洲的黄金和白银促进了商业和贸易，并导致经济活动货币化；奥斯曼帝国也因而悄然进入了货币经济时期，税收和薪饷不再以实物计而改用货币。政府为了维持庞大的开销，往往发行成分不足的金币和银币，造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使官员和军人生活水平下降，许多人就从事副业或是把家人介绍到政府和军队里占名额领薪饷。许多近卫军还加入各种行会另谋生计，逐渐疏于军事。在这种情形下，几位苏丹以铸造货币支付对外用兵，吃了败仗不说，还因之引起通货膨胀，令社会更为不满；过去战功彪炳的禁卫军因屡次战败而受到诟病，他们便和保守的教士集团联盟来抗拒改革，屡屡闹事。
这对奥斯曼帝国的国运是一个很大的不幸。当时欧洲各国刚走出中世纪不久，如果奥斯曼上层能够决心革新，两者的差距未必会很大。由于保守派的阻挠（比如，因为反对印刷品而不许穆斯林开设印刷厂），支持改革的大臣们时常无法施展。
即使如此，18世纪时一些试图中兴的皇族和大臣还是劝服了苏丹引进欧洲人才，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特别是军事。一位法国伯爵为此受命建立军校，创办新式炮兵。他为此特别改宗伊斯兰教，更名为艾赫迈迪（Ahmet）。
俄罗斯彼得大帝的改革和其后凯萨琳女皇的步步进逼使奥斯曼帝国不仅失去许多北方领土，还造成了境内各东正教社区（即“米勒特”）的离心。
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在官僚集团主导下，奥斯曼帝国正式引进了法国的军事制度，也开始建立印刷所，创办报纸，设立翻译局，印发西方书籍等。他们派遣大量留学生，鼓励工商业，希望由此增强国内的经济活力。
这一时期登基的苏丹赛里木三世很想改革。他另建新军，采用欧洲方式练兵，但是近卫军却以“集体掀翻大汤锅”的方法推翻了他，另立新苏丹。后来一个拥有地方实力的改革派大臣出来，设法让赛里木三世复位，但是赛里木还没来得及复位，便在皇宫内被人杀害。
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进攻埃及，使埃及的行政权落入当时的封疆大吏穆罕穆德·阿里和他后代手中（直到1952年），实际上等于独立。同一时期，奥地利占领了贝尔格莱德，阿拉伯半岛（提倡基本教义的）教派领袖瓦哈比和（企图统一阿拉伯各地的）部落首领沙特结盟，并互相娶对方的女儿，声言要把不守教律（如饮酒、崇奉苏非教士）的奥斯曼人逐出阿拉伯半岛。
19世纪，奥地利、俄罗斯、英国、法国都对领土广阔的奥斯曼帝国进行侵略。欧洲列强纷纷对奥斯曼帝国放债并与奥斯曼帝国签订关税协定、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条约”。列强还以奥斯曼法律落后为由，取得审判居住在奥斯曼的外国公民的“治外法权”。比如，俄罗斯宣布会保护东正教徒，天主教徒由法国保护，（由英国逼迫苏丹认可的）基督教新教米勒特则由英国保护。只有犹太人没人保护，所以犹太人一般对奥斯曼帝国最为忠诚。19世纪末意大利变强之后，主动“认领”了犹太米勒特。
1820年左右，英、法、奥地利等国的政府和文化精英支持希腊人争取独立，其中包括巴尔扎克、拜伦等人。拜伦还亲自跑到希腊去，参加对抗奥斯曼军的游击战，又写诗描述希腊人受摧残和英勇反抗的事迹。
奥斯曼帝国当然不能容忍希腊独立，因为奥斯曼帝国的主要部分就在过去拜占庭帝国的希腊土地上。奥斯曼苏丹派最精锐的近卫军去镇压独立，结果吃了败仗。1821年希腊独立，这是奥斯曼境内第一个独立出去的民族。
自此禁卫军颜面尽失，连那些本来跟他们一起做小生意的人都觉得禁卫军实在是不行。所以苏丹马赫穆德二世趁势在1826年解散了近卫军。
这时奥斯曼帝国上下大都知道要向欧洲学习，否则无以图存。当然，大家所最为关心和想学习的首先是军事，但也有人提出要进行更深刻的改革。对改革最为热衷的是帝国政府（Sublime Porte）的官僚集团，尤其是一些外交官。由于奥斯曼帝国内部没有可以制衡苏丹的社会阶层，而官僚集团自己的力量不够，所以他们经常以列强要干涉为由恐吓苏丹和不肯配合的地方豪绅。 1839年，马赫穆德二世病逝，继位的新苏丹年仅16岁。他虽然不通政事，但是心地善良，希望臣民能够生活幸福。在他的母后支持和官僚集团的劝导下，他颁布了一份诏书，指出兴衰除弊的办法是实行“新法令”，包括确立帝国人民不分宗教一律平等的原则，又提出未经审判不可处刑。这个自上而下的改革被称为“坦齐马特”（Tanzimat）（意为“改革整顿”），共持续了39年。从改革到革命
社会变革一旦开始，就会进入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想要阻挡这个进程的人，只能成为不同形态的牺牲者
改革整顿（“坦齐马特”）的目标是建立法治社会和现代经济。这时有一些奥斯曼精英已经认识到，这两个目标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发展教育，建立法院，杜绝贿赂，兴建铁路，创办报纸、电报和邮局都是改革的要务。
但是“坦齐马特”时代最易见到的改革是服饰，从苏丹到各级官员都改变了装束。男子放弃了触地宽袍，改穿及膝带扣的西式礼服；原来的大型头饰也改成了红色圆帽（fez）。另外，军队废止了绣有不同动物的军旗，改用红地新月加一颗星的设计；这面旗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国旗。
“坦齐马特”启动了国家世俗化的进程。原来由教士集团控制的各类伊斯兰教的基金要接受国家机关的监管，连教法总法官（Sheyhulislam）都几乎成为公务员，并被配给一套办公室。
实行改革整顿的39年间，奥斯曼帝国经历了两次大的对外战争与随之而来的危机。
1853年到1856年，奥斯曼帝国在英、法两国的协助下，与俄国进行了克里米亚战争，获得胜利；在战后的巴黎条约中，俄罗斯放弃了一些它过去抢夺的奥斯曼领土，奥斯曼帝国同意进入“欧洲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轨道”，英、法等国保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但由于它的法律制度不同，不承认它是一个平等的国家。帝国政府官员利用这个“成绩单”，迅即促请苏丹颁布新诏书，进一步推动西方化与世俗化，重申苏丹统治下的穆斯林与基督教臣民一律平等，同时宣布设立银行，拓展道路和改善工商业。接着，1858年又颁布了土地法（允许私人拥有土地）和新刑法。
1875年，经过20年的连年对外举债后，奥斯曼政府承认破产，宣布对债务一律折半付息，“欧洲病夫”的病情更为严重。1875年-1877年，巴尔干半岛的东、西部都有基督教徒因不满专制统治而起义，政府出兵血腥镇压，引起欧洲各国强烈反应。在乱局中，发生法、德领事被杀事件，几乎引起列强的军事干预。
“坦齐马特”时代给奥斯曼社会带来两个深刻变化。第一，派遣留学生、对欧洲贸易以及基督教社区地位的提高造成了一个文化上的西化阶层和经济上的“买办”阶层；他们多数不是旧秩序的既得利益者，许多是基督教徒。第二，由于国势日弱，许多穆斯林对苏丹和官僚集团很不满；不少出身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加入了最初由上层精英成立的“青年奥斯曼人”组织，并逐渐成为主力，不仅在国内外报章上抨击时政，还从事地下活动，企图用政变推翻奥斯曼的制度； 更多人则因为难以在商业上和基督教徒竞争而进入政府或军队；还有一些人选择入读伊斯兰经学院，希望进入教士阶层。
1876年，老苏丹在首都民众连续示威的压力下，任命一批深孚民望的改革派出任首相（Grand Vizier）和教法总法官等职务。不久，新上任的教法总法官签名同意罢黜苏丹，大臣们借此逼他退位，由曾被他长期监禁的侄子继位；两天之后老苏丹割脉自杀。新苏丹在任不到三个月，就因为精神病发作而不能亲政。于是改革派官员再次罢黜苏丹，请新苏丹的弟弟阿卜杜尔·哈米德继任。阿卜杜尔·哈米德支持主要由改革派起草的宪法草案；1876年底，奥斯曼第一部宪法正式公布，不久便举行了议会选举。这是奥斯曼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1877年，俄国从高加索和巴尔干半岛两翼发动进攻。1878年初，俄军逼近伊斯坦布尔，迫使奥斯曼帝国承认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独立，让（被俄罗斯扩大了的）保加利亚完全自治，俄罗斯自己也夺取了大片领土。英国、奥地利并不愿意见到俄罗斯坐大；刚独立不久，还没有海外殖民地的德国由首相俾斯麦于1878年倡议召开“柏林会议”，英、奥等国劝诱俄罗斯参加，协商各方的势力平衡。结果俄国做出一些退让，英国因为替奥斯曼帝国说话，得到塞浦路斯，奥斯曼帝国则损失了将近40% 的领土。
从1839年开始改革整顿到1876年颁布宪法，用历史的长焦距来看，这个时期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为现代化播下了种子。但是从当时亲历者的观点看，“坦齐马特”的道路很不平坦：反改革的声音不断，改革政策没能妥善落实；不论是“改革派”还是“反改革派”的官员们的能力和素养普遍不高，而且以贪污者居多。
1878年，阿卜杜尔·哈米德苏丹以俄国军队逼近，首都形势紧急为借口，宣布议会休会。自此奥斯曼帝国议会休会整整30年！
他的反对者指责他30年的统治是保守反动，残暴独裁。事实上阿卜杜尔·哈米德既铁腕高压，又锐意改革。他随意任免官员，大量放逐反对者，厉行新闻审查，四处派遣密探（包括到咖啡馆里偷听谈话）。同时，他又仿照欧洲的办法切实推广教育，积极发展经济，大力建设国防。
阿卜杜尔·哈米德的反对者有两个主要源头。一个是非奥斯曼（土耳其）裔臣民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另一个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奥斯曼青年对他专制统治的不满。为了团结帝国内的穆斯林，同时也为了在思想上对抗西方和俄罗斯，阿卜杜尔·哈米德公开支持泛伊斯兰主义，也特别强调他是全世界所有穆斯林的哈里发。他除了要维持自己的地位，也许还是为了保卫帝国的安全与独立。但是，社会变革一旦开始，就会进入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想要阻挡这个进程的人，只能成为不同形态的牺牲者。阿杜杜尔·哈米德深知他那自杀身亡的伯父是个悲剧人物，并且力图避免同一命运。
1908年7月，此时已成为秘密地下组织的“青年土耳其”（前“青年奥斯曼”）党人策动一部分驻扎在马其顿的年轻军官发动武装起义，接着有穆斯林平民占领军械库，引发各地暴动，最受苏丹信任的安纳托利部队也倒向了革命一边。7月23日，阿卜杜尔·哈米德被迫宣布，冻结了30年的宪法再度生效；次日首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将举行议会选举的官方通知。奥斯曼帝国终于进入了君主宪政的阶段。 阿卜杜尔·哈米德于恢复宪法一年之后被黜。可以说，他花了30年推广新式教育和建设现代军队，是在自掘坟墓；也可以说，他完成了自己也不清楚的历史使命。从君主宪政到始建共和
解放战争期间，建国的任务也在同时进行。一个全新的大国民议会在安卡拉召开，选凯末尔为主席。1921年，又通过基本组织法，界定了主权和行政区域，建立了国家机关。凯末尔的胸襟、韬略和审时度势的能力在这段时间充分表现
宪法恢复后举行帝国议会选举，青年土耳其党人获胜主政。他们最关心的是奥斯曼帝国的独立与统一。他们重申“公民”一律平等的理念，并且提出要把对“苏丹”的忠诚改变为对“奥斯曼祖国”的忠诚。这些理念明显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然而现实却不是如此；欧洲列强和国内各个基督教社区（millets）都用具体行动对这些宣示作出了否定。
不久，倾向保守的伊斯兰主义者在首都军营叛乱；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继续激烈交锋。青年土耳其党人此时分为自由派和民族派。民族派青年党人与支持他们的新派军人联合，严厉镇压反对者，在首都实施戒严，手段比刚退位的老苏丹更为暴烈。不久，支持保守势力的旧派军人进入首都发动政变，青年党人被逼下台。
继法国于1881年不顾墨迹未干的柏林会议有关“尊重奥斯曼领土完整”的宣言，出兵占领突尼斯，英国于1882年接管埃及之后，意大利于1911年出兵利比亚。奥斯曼政府派兵迎战，情况不利。
1912年，巴尔干半岛的塞尔维亚、黑山、保加利亚和希腊利用奥斯曼帝国内外交困的局面，向奥斯曼的欧洲领土发动进攻。奥斯曼军节节败退，几乎失去整个巴尔干半岛。保加利亚包围了埃迪尔内，英、法建议奥斯曼政府先放弃埃迪尔内，然后他们会参与斡旋。奥斯曼政府正在迟疑不决，保加利亚军已然攻占了这个奥斯曼发迹时代的首都（赛里木清真寺还矗立在那里）。青年党人借机发动政变，再度上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斯曼帝国内部有中立、选择英法和支持德奥的不同声音。出于对英、法、俄的敌意，也因为德国皇帝一再拉拢奥斯曼苏丹，又对全世界穆斯林示好，青年党的主要领导人希望可以借德国的力量收复失土并废除治外法权，于是决定参战，与德国结盟并请德国军官指挥奥斯曼军队。这个误判，令他们把一心想要抢救的“欧洲病夫”送进了医院的停尸间！
“一战”（1914年-1918年）是青年党人“无力可回天”的四年。军事上，奥斯曼的60多万部队在1915年-1917年需要同时应付四条战线——英法联军由西边逼近首都伊斯坦布尔，俄军从东边攻入安纳托利，英军进入伊拉克，法军登陆叙利亚。在国内，希腊和亚美尼亚社区有离心力，于是主政者在1915年局势紧急时决定，大量转移希腊与亚美尼亚人口；大批亚美尼亚人在各地被杀害，或是被军队驱赶到叙利亚的沙漠里。
1917年秋季，俄国发生十月革命，退出大战，给奥斯曼一个喘气的机会，但是较早前美国的参战已经注定了德国的失败。疲惫不堪、奄奄一息的奥斯曼帝国这时已经回天乏力了。而苏丹恰于1918年夏天去世，把投降（与逊位）的苦涩差事留给了继他登上苏丹宝座的亲弟弟。10月，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大臣们宣告辞职，新苏丹任命一位自由派人士为新首相，并交给他谋求休战的任务。不久，奥斯曼政府与英国签署停战协定，实际是无条件投降。
英、法军队立即进入伊斯坦布尔，成立军事管理机构。接着，英国、法国又分别由陆路进攻，希腊和意大利分别由爱琴海和地中海登陆。希腊军占领了爱琴海岸一带之后，长驱直入，威胁到安纳托利的心脏地带。
在这个危机存亡之秋，战时曾经屡建奇功的英雄人物凯末尔（Mustafa Kemal）将军，由帝国政府派遣到黑海南岸的萨姆松地区担任军政巡视员，监督武装部队的遣散复员工作。他很早就参加了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秘密组织，只是由于看法和主要领导人不同，从来没有受到重用。此时，他对希腊军的入侵极为愤慨，毅然辞去军职，着手协调安纳托利各地自发组成的“保卫权利协会”，准备进行一场“民族解放战争”。
1919年的“巴黎和约”把奥斯曼帝国肢解，马其顿、（包括科威特的）伊拉克、（包括黎巴嫩的）叙利亚、（包括外约旦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半岛西部都没有了，只剩下伊斯坦布尔连同附近的一小块欧洲领土和大部分安纳托利。1920年由奥斯曼政府签署的“色佛勒条约”（Treaty of Sevre）把安纳托利又割掉几块，一块是独立的亚美尼亚，另一块是自治的库尔德斯坦。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两条海峡由国际机构管理，爱琴海东岸的重要城市伊兹密尔由希腊管理。此外，治外法权全面恢复。这样，奥斯曼帝国就成为一个支离破碎，有形无实的国家。
好几个少数民族都依照民族自决的原则独立或自治了。奥斯曼帝国的主体民族——说土耳其语的穆斯林——却没有自己的“家园”（homeland），因为连安纳托利都是祖先来自中亚的突厥部族在12世纪后才大量迁入的。奥斯曼帝国是一个由苏丹依照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多民族、多宗教的军事联合体，有宗教的区分，但没有民族的界别，更没有某块领土属于某个民族的概念。
凯末尔决定按民族自决的逻辑，进行一场“民族解放战争”，让土耳其民族（住在安纳托利和色雷斯的穆斯林，包括突厥裔、库尔德裔、契尔克斯裔、阿拉伯裔和拉兹裔）也在自己的“民族家园”独立，而第一步是要把这个家园从外国占领军手中解放出来。在这一点上，凯末尔把西方词汇里的“nation”（即民族）和“ethnic group”（即族群，族裔）混杂了起来，同时又沿用了奥斯曼帝国对“millet” （即社区）的界定，认为所有住在土耳其领土之内的穆斯林同属一个穆斯林“社区”，因此是同一个“民族”，但是这个民族又是由不同的伊斯兰元素（Islamic elements）组成的。
总之，在历时三年半的解放战争中，凯末尔用他的军事才华、外交手段、组织能力和领袖魅力，得到了大多数土耳其人的信任和崇拜，中立了苏俄和保加利亚等国，因而可以集中力量把外国占领军赶出去。1922年9月，凯末尔领导的国民军进入伊兹密尔（凯末尔的夫人是伊兹密尔一位富商之女），希腊军溃败。不久，国民军收复在安纳托利的所有失地。
解放战争期间，建国的任务也在同时进行。1920年，帝国议会为抗议英国占领首都逮捕议员而无限期休会后，一个全新的大国民议会在安卡拉召开，选凯末尔为主席。1921年，又通过基本组织法，界定了主权和行政区域，建立了国家机关。凯末尔的胸襟、韬略和审时度势的能力在这段时间充分表现。有鉴于一般民众对苏丹仍然非常敬仰，而且对奥斯曼苏丹同时兼任全世界穆斯林的哈里发也非常自豪，凯末尔一直说，是因为苏丹成了异教徒的俘虏，他才不得已而另起炉灶。
英国在解放战争结束后邀请有关各国到洛桑讨论“土耳其问题”。由于土耳其是“一个国家，两个政权”，它就故意把邀请函同时发到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谁知这反而给了安卡拉政府一个好理由，大国民议会于是赶在洛桑会议之前通过决议废除苏丹，但仍保持哈里发的位置。
传世600多年的奥斯曼帝国的末代苏丹穆罕默德六世，带着他的幼子，趁夜间潜出王宫侧门，乘英国战舰仓皇逃亡。奥斯曼帝国从此一去不返。
作者为香港城市大学原校长，现任北京大学叶氏鲁迅讲座教授；此文系由其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演讲整理而成，经本人修改确认
今天的“土耳其咖啡”（Turkish coffee）是指将磨碎的咖啡豆煮了之后不过滤就喝的浓咖啡，喝完会在杯底剩下渣子。咖啡馆在整个中东非常流行，在16世纪到17世纪的土耳其更是十分普遍。当时还没有报纸，更没有收音机，所以大家就到咖啡馆聊天，交换信息。好几个苏丹都曾因为担心老百姓在咖啡馆聚谈会引起造反，而下令关闭咖啡馆。
到过土耳其的人多半都会记得几座著名的清真寺。这些清真寺大都出于16世纪到17世纪的建筑大师之手，其中有一位希南（Sinan）是必须要特别一提的。希南出生于安纳托利（小亚细亚）的一个希腊人家庭，小时候曾经帮着他爸爸做泥水匠的工作，后来被编入近卫军（Janissaries）。他本来当工程兵，负责架桥修路建碉堡，但是苏莱曼苏丹看中了他的能力，让他设计和督建一座巨大的清真寺。伊斯坦布尔最受人瞩目的清真寺——苏莱曼清真寺就出自希南之手。整个土耳其造型最好也最为精致的清真寺是埃迪尔内（Edirne）的赛里木清真寺；埃迪尔内是奥斯曼帝国迁都伊斯坦布尔之前的首都，距今天的保加利亚和希腊很近。赛里木清真寺在希南97岁高龄时完成，是他最为杰出的作品。
希南在回忆录里说，他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和快乐，莫过于能和苏丹接近，听苏丹说话，尽管有时在行军时，苏丹骑在马上，他自己在地上跑。
从“师夷长技”到“改革整顿”
（1699年-1839年）
奥斯曼帝国上下大都知道要向欧洲学习，否则无以图存。当然，大家所最为关心和想学习的首先是军事，但也有人提出要进行更深刻的改革。由于奥斯曼帝国内部没有可以制衡苏丹的社会阶层，而官僚集团自己的力量不够，所以他们经常以列强要干涉为由恐吓苏丹和不肯配合的地方豪绅
就在奥斯曼帝国国力达到顶峰、上层开始骄奢淫逸、官员逐渐贪污腐败之际，世界形势起了巨大的变化。来自美洲的黄金和白银促进了商业和贸易，并导致经济活动货币化；奥斯曼帝国也因而悄然进入了货币经济时期，税收和薪饷不再以实物计而改用货币。政府为了维持庞大的开销，往往发行成分不足的金币和银币，造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使官员和军人生活水平下降，许多人就从事副业或是把家人介绍到政府和军队里占名额领薪饷。许多近卫军还加入各种行会另谋生计，逐渐疏于军事。在这种情形下，几位苏丹以铸造货币支付对外用兵，吃了败仗不说，还因之引起通货膨胀，令社会更为不满；过去战功彪炳的禁卫军因屡次战败而受到诟病，他们便和保守的教士集团联盟来抗拒改革，屡屡闹事。
这对奥斯曼帝国的国运是一个很大的不幸。当时欧洲各国刚走出中世纪不久，如果奥斯曼上层能够决心革新，两者的差距未必会很大。由于保守派的阻挠（比如，因为反对印刷品而不许穆斯林开设印刷厂），支持改革的大臣们时常无法施展。
即使如此，18世纪时一些试图中兴的皇族和大臣还是劝服了苏丹引进欧洲人才，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特别是军事。一位法国伯爵为此受命建立军校，创办新式炮兵。他为此特别改宗伊斯兰教，更名为艾赫迈迪（Ahmet）。
俄罗斯彼得大帝的改革和其后凯萨琳女皇的步步进逼使奥斯曼帝国不仅失去许多北方领土，还造成了境内各东正教社区（即“米勒特”）的离心。
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在官僚集团主导下，奥斯曼帝国正式引进了法国的军事制度，也开始建立印刷所，创办报纸，设立翻译局，印发西方书籍等。他们派遣大量留学生，鼓励工商业，希望由此增强国内的经济活力。
这一时期登基的苏丹赛里木三世很想改革。他另建新军，采用欧洲方式练兵，但是近卫军却以“集体掀翻大汤锅”的方法推翻了他，另立新苏丹。后来一个拥有地方实力的改革派大臣出来，设法让赛里木三世复位，但是赛里木还没来得及复位，便在皇宫内被人杀害。
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进攻埃及，使埃及的行政权落入当时的封疆大吏穆罕穆德·阿里和他后代手中（直到1952年），实际上等于独立。同一时期，奥地利占领了贝尔格莱德，阿拉伯半岛（提倡基本教义的）教派领袖瓦哈比和（企图统一阿拉伯各地的）部落首领沙特结盟，并互相娶对方的女儿，声言要把不守教律（如饮酒、崇奉苏非教士）的奥斯曼人逐出阿拉伯半岛。
19世纪，奥地利、俄罗斯、英国、法国都对领土广阔的奥斯曼帝国进行侵略。欧洲列强纷纷对奥斯曼帝国放债并与奥斯曼帝国签订关税协定、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条约”。列强还以奥斯曼法律落后为由，取得审判居住在奥斯曼的外国公民的“治外法权”。比如，俄罗斯宣布会保护东正教徒，天主教徒由法国保护，（由英国逼迫苏丹认可的）基督教新教米勒特则由英国保护。只有犹太人没人保护，所以犹太人一般对奥斯曼帝国最为忠诚。19世纪末意大利变强之后，主动“认领”了犹太米勒特。
1820年左右，英、法、奥地利等国的政府和文化精英支持希腊人争取独立，其中包括巴尔扎克、拜伦等人。拜伦还亲自跑到希腊去，参加对抗奥斯曼军的游击战，又写诗描述希腊人受摧残和英勇反抗的事迹。
奥斯曼帝国当然不能容忍希腊独立，因为奥斯曼帝国的主要部分就在过去拜占庭帝国的希腊土地上。奥斯曼苏丹派最精锐的近卫军去镇压独立，结果吃了败仗。1821年希腊独立，这是奥斯曼境内第一个独立出去的民族。
自此禁卫军颜面尽失，连那些本来跟他们一起做小生意的人都觉得禁卫军实在是不行。所以苏丹马赫穆德二世趁势在1826年解散了近卫军。
这时奥斯曼帝国上下大都知道要向欧洲学习，否则无以图存。当然，大家所最为关心和想学习的首先是军事，但也有人提出要进行更深刻的改革。对改革最为热衷的是帝国政府（Sublime Porte）的官僚集团，尤其是一些外交官。由于奥斯曼帝国内部没有可以制衡苏丹的社会阶层，而官僚集团自己的力量不够，所以他们经常以列强要干涉为由恐吓苏丹和不肯配合的地方豪绅。 1839年，马赫穆德二世病逝，继位的新苏丹年仅16岁。他虽然不通政事，但是心地善良，希望臣民能够生活幸福。在他的母后支持和官僚集团的劝导下，他颁布了一份诏书，指出兴衰除弊的办法是实行“新法令”，包括确立帝国人民不分宗教一律平等的原则，又提出未经审判不可处刑。这个自上而下的改革被称为“坦齐马特”（Tanzimat）（意为“改革整顿”），共持续了39年。
从改革到革命
（1839年-1908年）
社会变革一旦开始，就会进入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想要阻挡这个进程的人，只能成为不同形态的牺牲者
改革整顿（“坦齐马特”）的目标是建立法治社会和现代经济。这时有一些奥斯曼精英已经认识到，这两个目标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发展教育，建立法院，杜绝贿赂，兴建铁路，创办报纸、电报和邮局都是改革的要务。
但是“坦齐马特”时代最易见到的改革是服饰，从苏丹到各级官员都改变了装束。男子放弃了触地宽袍，改穿及膝带扣的西式礼服；原来的大型头饰也改成了红色圆帽（fez）。另外，军队废止了绣有不同动物的军旗，改用红地新月加一颗星的设计；这面旗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国旗。
“坦齐马特”启动了国家世俗化的进程。原来由教士集团控制的各类伊斯兰教的基金要接受国家机关的监管，连教法总法官（Sheyhulislam）都几乎成为公务员，并被配给一套办公室。
实行改革整顿的39年间，奥斯曼帝国经历了两次大的对外战争与随之而来的危机。
1853年到1856年，奥斯曼帝国在英、法两国的协助下，与俄国进行了克里米亚战争，获得胜利；在战后的巴黎条约中，俄罗斯放弃了一些它过去抢夺的奥斯曼领土，奥斯曼帝国同意进入“欧洲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轨道”，英、法等国保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但由于它的法律制度不同，不承认它是一个平等的国家。帝国政府官员利用这个“成绩单”，迅即促请苏丹颁布新诏书，进一步推动西方化与世俗化，重申苏丹统治下的穆斯林与基督教臣民一律平等，同时宣布设立银行，拓展道路和改善工商业。接着，1858年又颁布了土地法（允许私人拥有土地）和新刑法。
1875年，经过20年的连年对外举债后，奥斯曼政府承认破产，宣布对债务一律折半付息，“欧洲病夫”的病情更为严重。1875年-1877年，巴尔干半岛的东、西部都有基督教徒因不满专制统治而起义，政府出兵血腥镇压，引起欧洲各国强烈反应。在乱局中，发生法、德领事被杀事件，几乎引起列强的军事干预。
“坦齐马特”时代给奥斯曼社会带来两个深刻变化。第一，派遣留学生、对欧洲贸易以及基督教社区地位的提高造成了一个文化上的西化阶层和经济上的“买办”阶层；他们多数不是旧秩序的既得利益者，许多是基督教徒。第二，由于国势日弱，许多穆斯林对苏丹和官僚集团很不满；不少出身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加入了最初由上层精英成立的“青年奥斯曼人”组织，并逐渐成为主力，不仅在国内外报章上抨击时政，还从事地下活动，企图用政变推翻奥斯曼的制度； 更多人则因为难以在商业上和基督教徒竞争而进入政府或军队；还有一些人选择入读伊斯兰经学院，希望进入教士阶层。
1876年，老苏丹在首都民众连续示威的压力下，任命一批深孚民望的改革派出任首相（Grand Vizier）和教法总法官等职务。不久，新上任的教法总法官签名同意罢黜苏丹，大臣们借此逼他退位，由曾被他长期监禁的侄子继位；两天之后老苏丹割脉自杀。新苏丹在任不到三个月，就因为精神病发作而不能亲政。于是改革派官员再次罢黜苏丹，请新苏丹的弟弟阿卜杜尔·哈米德继任。阿卜杜尔·哈米德支持主要由改革派起草的宪法草案；1876年底，奥斯曼第一部宪法正式公布，不久便举行了议会选举。这是奥斯曼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1877年，俄国从高加索和巴尔干半岛两翼发动进攻。1878年初，俄军逼近伊斯坦布尔，迫使奥斯曼帝国承认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独立，让（被俄罗斯扩大了的）保加利亚完全自治，俄罗斯自己也夺取了大片领土。英国、奥地利并不愿意见到俄罗斯坐大；刚独立不久，还没有海外殖民地的德国由首相俾斯麦于1878年倡议召开“柏林会议”，英、奥等国劝诱俄罗斯参加，协商各方的势力平衡。结果俄国做出一些退让，英国因为替奥斯曼帝国说话，得到塞浦路斯，奥斯曼帝国则损失了将近40% 的领土。
从1839年开始改革整顿到1876年颁布宪法，用历史的长焦距来看，这个时期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为现代化播下了种子。但是从当时亲历者的观点看，“坦齐马特”的道路很不平坦：反改革的声音不断，改革政策没能妥善落实；不论是“改革派”还是“反改革派”的官员们的能力和素养普遍不高，而且以贪污者居多。
1878年，阿卜杜尔·哈米德苏丹以俄国军队逼近，首都形势紧急为借口，宣布议会休会。自此奥斯曼帝国议会休会整整30年！
他的反对者指责他30年的统治是保守反动，残暴独裁。事实上阿卜杜尔·哈米德既铁腕高压，又锐意改革。他随意任免官员，大量放逐反对者，厉行新闻审查，四处派遣密探（包括到咖啡馆里偷听谈话）。同时，他又仿照欧洲的办法切实推广教育，积极发展经济，大力建设国防。
阿卜杜尔·哈米德的反对者有两个主要源头。一个是非奥斯曼（土耳其）裔臣民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另一个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奥斯曼青年对他专制统治的不满。为了团结帝国内的穆斯林，同时也为了在思想上对抗西方和俄罗斯，阿卜杜尔·哈米德公开支持泛伊斯兰主义，也特别强调他是全世界所有穆斯林的哈里发。他除了要维持自己的地位，也许还是为了保卫帝国的安全与独立。但是，社会变革一旦开始，就会进入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想要阻挡这个进程的人，只能成为不同形态的牺牲者。阿杜杜尔·哈米德深知他那自杀身亡的伯父是个悲剧人物，并且力图避免同一命运。
1908年7月，此时已成为秘密地下组织的“青年土耳其”（前“青年奥斯曼”）党人策动一部分驻扎在马其顿的年轻军官发动武装起义，接着有穆斯林平民占领军械库，引发各地暴动，最受苏丹信任的安纳托利部队也倒向了革命一边。7月23日，阿卜杜尔·哈米德被迫宣布，冻结了30年的宪法再度生效；次日首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将举行议会选举的官方通知。奥斯曼帝国终于进入了君主宪政的阶段。 阿卜杜尔·哈米德于恢复宪法一年之后被黜。可以说，他花了30年推广新式教育和建设现代军队，是在自掘坟墓；也可以说，他完成了自己也不清楚的历史使命。
从君主宪政到始建共和
（1908年-1923年）
解放战争期间，建国的任务也在同时进行。一个全新的大国民议会在安卡拉召开，选凯末尔为主席。1921年，又通过基本组织法，界定了主权和行政区域，建立了国家机关。凯末尔的胸襟、韬略和审时度势的能力在这段时间充分表现
宪法恢复后举行帝国议会选举，青年土耳其党人获胜主政。他们最关心的是奥斯曼帝国的独立与统一。他们重申“公民”一律平等的理念，并且提出要把对“苏丹”的忠诚改变为对“奥斯曼祖国”的忠诚。这些理念明显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然而现实却不是如此；欧洲列强和国内各个基督教社区（millets）都用具体行动对这些宣示作出了否定。
不久，倾向保守的伊斯兰主义者在首都军营叛乱；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继续激烈交锋。青年土耳其党人此时分为自由派和民族派。民族派青年党人与支持他们的新派军人联合，严厉镇压反对者，在首都实施戒严，手段比刚退位的老苏丹更为暴烈。不久，支持保守势力的旧派军人进入首都发动政变，青年党人被逼下台。
继法国于1881年不顾墨迹未干的柏林会议有关“尊重奥斯曼领土完整”的宣言，出兵占领突尼斯，英国于1882年接管埃及之后，意大利于1911年出兵利比亚。奥斯曼政府派兵迎战，情况不利。
1912年，巴尔干半岛的塞尔维亚、黑山、保加利亚和希腊利用奥斯曼帝国内外交困的局面，向奥斯曼的欧洲领土发动进攻。奥斯曼军节节败退，几乎失去整个巴尔干半岛。保加利亚包围了埃迪尔内，英、法建议奥斯曼政府先放弃埃迪尔内，然后他们会参与斡旋。奥斯曼政府正在迟疑不决，保加利亚军已然攻占了这个奥斯曼发迹时代的首都（赛里木清真寺还矗立在那里）。青年党人借机发动政变，再度上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斯曼帝国内部有中立、选择英法和支持德奥的不同声音。出于对英、法、俄的敌意，也因为德国皇帝一再拉拢奥斯曼苏丹，又对全世界穆斯林示好，青年党的主要领导人希望可以借德国的力量收复失土并废除治外法权，于是决定参战，与德国结盟并请德国军官指挥奥斯曼军队。这个误判，令他们把一心想要抢救的“欧洲病夫”送进了医院的停尸间！
“一战”（1914年-1918年）是青年党人“无力可回天”的四年。军事上，奥斯曼的60多万部队在1915年-1917年需要同时应付四条战线——英法联军由西边逼近首都伊斯坦布尔，俄军从东边攻入安纳托利，英军进入伊拉克，法军登陆叙利亚。在国内，希腊和亚美尼亚社区有离心力，于是主政者在1915年局势紧急时决定，大量转移希腊与亚美尼亚人口；大批亚美尼亚人在各地被杀害，或是被军队驱赶到叙利亚的沙漠里。
1917年秋季，俄国发生十月革命，退出大战，给奥斯曼一个喘气的机会，但是较早前美国的参战已经注定了德国的失败。疲惫不堪、奄奄一息的奥斯曼帝国这时已经回天乏力了。而苏丹恰于1918年夏天去世，把投降（与逊位）的苦涩差事留给了继他登上苏丹宝座的亲弟弟。10月，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大臣们宣告辞职，新苏丹任命一位自由派人士为新首相，并交给他谋求休战的任务。不久，奥斯曼政府与英国签署停战协定，实际是无条件投降。
英、法军队立即进入伊斯坦布尔，成立军事管理机构。接着，英国、法国又分别由陆路进攻，希腊和意大利分别由爱琴海和地中海登陆。希腊军占领了爱琴海岸一带之后，长驱直入，威胁到安纳托利的心脏地带。
在这个危机存亡之秋，战时曾经屡建奇功的英雄人物凯末尔（Mustafa Kemal）将军，由帝国政府派遣到黑海南岸的萨姆松地区担任军政巡视员，监督武装部队的遣散复员工作。他很早就参加了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秘密组织，只是由于看法和主要领导人不同，从来没有受到重用。此时，他对希腊军的入侵极为愤慨，毅然辞去军职，着手协调安纳托利各地自发组成的“保卫权利协会”，准备进行一场“民族解放战争”。
1919年的“巴黎和约”把奥斯曼帝国肢解，马其顿、（包括科威特的）伊拉克、（包括黎巴嫩的）叙利亚、（包括外约旦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半岛西部都没有了，只剩下伊斯坦布尔连同附近的一小块欧洲领土和大部分安纳托利。1920年由奥斯曼政府签署的“色佛勒条约”（Treaty of Sevre）把安纳托利又割掉几块，一块是独立的亚美尼亚，另一块是自治的库尔德斯坦。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两条海峡由国际机构管理，爱琴海东岸的重要城市伊兹密尔由希腊管理。此外，治外法权全面恢复。这样，奥斯曼帝国就成为一个支离破碎，有形无实的国家。
好几个少数民族都依照民族自决的原则独立或自治了。奥斯曼帝国的主体民族——说土耳其语的穆斯林——却没有自己的“家园”（homeland），因为连安纳托利都是祖先来自中亚的突厥部族在12世纪后才大量迁入的。奥斯曼帝国是一个由苏丹依照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多民族、多宗教的军事联合体，有宗教的区分，但没有民族的界别，更没有某块领土属于某个民族的概念。
凯末尔决定按民族自决的逻辑，进行一场“民族解放战争”，让土耳其民族（住在安纳托利和色雷斯的穆斯林，包括突厥裔、库尔德裔、契尔克斯裔、阿拉伯裔和拉兹裔）也在自己的“民族家园”独立，而第一步是要把这个家园从外国占领军手中解放出来。在这一点上，凯末尔把西方词汇里的“nation”（即民族）和“ethnic group”（即族群，族裔）混杂了起来，同时又沿用了奥斯曼帝国对“millet” （即社区）的界定，认为所有住在土耳其领土之内的穆斯林同属一个穆斯林“社区”，因此是同一个“民族”，但是这个民族又是由不同的伊斯兰元素（Islamic elements）组成的。
总之，在历时三年半的解放战争中，凯末尔用他的军事才华、外交手段、组织能力和领袖魅力，得到了大多数土耳其人的信任和崇拜，中立了苏俄和保加利亚等国，因而可以集中力量把外国占领军赶出去。1922年9月，凯末尔领导的国民军进入伊兹密尔（凯末尔的夫人是伊兹密尔一位富商之女），希腊军溃败。不久，国民军收复在安纳托利的所有失地。
解放战争期间，建国的任务也在同时进行。1920年，帝国议会为抗议英国占领首都逮捕议员而无限期休会后，一个全新的大国民议会在安卡拉召开，选凯末尔为主席。1921年，又通过基本组织法，界定了主权和行政区域，建立了国家机关。凯末尔的胸襟、韬略和审时度势的能力在这段时间充分表现。有鉴于一般民众对苏丹仍然非常敬仰，而且对奥斯曼苏丹同时兼任全世界穆斯林的哈里发也非常自豪，凯末尔一直说，是因为苏丹成了异教徒的俘虏，他才不得已而另起炉灶。
英国在解放战争结束后邀请有关各国到洛桑讨论“土耳其问题”。由于土耳其是“一个国家，两个政权”，它就故意把邀请函同时发到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谁知这反而给了安卡拉政府一个好理由，大国民议会于是赶在洛桑会议之前通过决议废除苏丹，但仍保持哈里发的位置。
传世600多年的奥斯曼帝国的末代苏丹穆罕默德六世，带着他的幼子，趁夜间潜出王宫侧门，乘英国战舰仓皇逃亡。奥斯曼帝国从此一去不返。
作者为香港城市大学原校长，现任北京大学叶氏鲁迅讲座教授；此文系由其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演讲整理而成，经本人修改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