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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讨论影视剧的价值观时，我们在讨论什么？
我们只是在讨论要表现什么样的价值观，以及如何表现这个价值观。但是，对于这个价值观的正确与否，我们基本可以不用讨论。因为在我们当前的审查体制之下，不可能有“不正确”的价值观，比如说公开表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中华民族的价值观，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是实情。
说出这个观点，可能有人认为我是在反讽，在针对审查部门发牢骚，其实不然。审查部门有它的职责，它也不是自己说了算，它也是综合了更高层的管理部门的意见以及占主流的民情民意之后做出的判断。当然，这种判断可能会有弹性，一会儿偏左一点，一会儿偏右一点，那也是正常的，毕竟对于创作的判定不像量一块钢锭的重量那么精准。不过，重量可以有误差，但“是不是钢锭”这个问题肯定是可以弄清楚并判断出来的。
但是，进入真正的实操阶段之后，这个所谓的价值观是不是创作者真正信服并且身体力行的，这个值得深思。如果自己都不相信，能够让别人相信吗？
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过一个小事例：一位母亲带着女儿到面馆吃面，等待过程中，女儿因为肚子很饿，不停地催母亲要面条。母亲一直非常亲和非常耐心地劝女儿要有礼貌，要理解服务员阿姨很辛苦，“要不妈妈先让你看看手机吧”，用这样的方法来安顿女儿。果然，女儿对服务员阿姨很理解，忍着肚子饿开始玩手机游戏。但因为面条一直没上，女儿玩完游戏之后又开始着急吃面条了，这位母亲继续和颜悦色地让女儿耐心等待，还批评她对服务人员不尊重等等，女儿很惭愧，表示要检讨自己。之后，母亲到了窗口那儿找到服务员，马上变了一副凶狠的面孔威胁服务员：“你个小婊子，再不上菜信不信老子一把火烧了你妈的店？”服务员吓傻了，马上表示第一时间上菜。母亲回来之后，还微笑着让女儿向服务员阿姨表示感谢。在甜甜的感谢声中，面条也上来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在这个事例中，母亲其实信奉的是武力威胁的价值观，但她对女儿的教育却是绅士淑女型的。自己准备了两套价值观，不利于自己的就大肆宣传，让别人都用实际行动去践行；有利于自己的價值观就悄悄留着，关键时刻用来明哲保身或趋利避害。
如果创作人员也是这种两套价值观轮着用的人，很难想像他们的作品能打动人，也很难想像被他们的作品打动之后的人会遭遇什么样的厄运：“让别人学好，好自己使坏”——老炮儿讲的话可谓一针见血。
硬凑一个故事去强行表现自己都不信的价值观，这是创作者表现的“伪价值观”。另外，还有一种必须批评的是“价值观的伪表现”。
所谓“价值观的伪表现”，就是想要表达的价值观是正确的，没问题的，但表现的方式是不对的，或者表现的方式是根本不合逻辑的，也就是说，从A B根本推导不出等于C来，但最后创作者强行让A B=C了。
许多影视剧，讲故事的过程是一回事，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强行加上去的，是为了应付审查强行加上去的。这种情况下，故事对价值观的论证过程其实是不合逻辑的，如果观众没有看到最后那个表达观点的台词和动作，那他们接收到的很可能是相反的价值观。
小时候听过一个笑话，有人不认识钓鱼的“钓”字，以为它是“钩”字，所以看到“钓”字的拚音时，就直接念成了“D-i-ao，钩”——前面的拚音全都指向“钓”，但结尾的时候急转直下突然强行变成了“钩”。
如果这种“钩鱼”影视作品质量低下、无甚影响，那还好说；如果制作精良，或者因为小鲜肉或话题性引起巨量观众围观，那就有可能误导观众，甚至有人故意用这种方式包藏祸心给观众反向洗脑，那就是比较可怕的情况了。
以上已经说明了影视创作中价值观的问题，如果规避开以上“伪价值观”和“价值观的伪表现”之后，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如何表现正确价值观了，我认为其核心问题还是讲好故事。
外国人已用了中国元素中的“花木兰”“熊猫”等等来传达他们想要表达的价值观，那我们现在该如何追赶他们，甚至反超他们？个人认为，我们在影视产业方面，最重要的不是没有价值观可表现，也不是没有思想可以阐述，而是——讲故事的手法落后于人。我们一旦开始讲故事，尤其是主旋律故事，往往容易流于好大喜功、贪大求荣，动辄上升到国家荣誉、民族危亡，而忽视了受众的感受，尤其是全世界受众的接受度。
外国人借用我们的元素来讲他们的故事，这一点他们已经做得登峰造极。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其实是要用外国人讲故事的手法来讲中国故事，把我们的价值观融入进去。想要用好外国人或全世界优秀编剧的创作手法，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现在在编剧领域有许多误区，许多人自诩为编剧，这样的人一般都是“自觉成材”，或者根本没学就成了“才”。比如说，退休了，没事儿干了，当编剧；别的行业全试过了，不行，当编剧；还有更高的追求，但要先攒点钱，当编剧；想曲线救国去当导演或制片人搞潜规则，先当编剧。这些人当编剧的勇气从哪儿来？其实就因为他们会写字。会写字就行了，还需要什么？
许多来我公司应聘的人，都说给他一个机会，他给我一个奇迹。结果我真给他机会了，他给我的是一个奇葩。
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直接就冲上去干，最后是空有热血抱负，实干起来却没有任何章法。但他们有他们的一套办法，总结如下：戏不如人，歪理出门；理不如人，就捞偏门；偏门不够，狗血来凑；狗血不灵，怪力乱神——实在画不出浓眉大眼，最终就直接用歪瓜裂枣引出一个正能量：你看，价值观对了，给钱吧？
其实，价值观对了是一分钱没有的，你得讲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之后，价值观才能被人接受，这样的价值观才值钱。
我们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我们的题材太多了，即使有审查制度，仍然还有非常多的内容可以写。重要的是你有什么样的技巧可以把它写好看？
职业编剧的能力，就是在无论多小的空间里，无论在多严格的控制下，仍然能长袖善舞、把一个最平淡无奇的题材讲出彩来。心比天高可以，技术上得过关。你再爱你的父母，但他们生命垂危的时候，你肯定是去请专业医生，不可能想亲自上阵动手术吧？
道理是一样的，没经过技术培训，光有远大理想是没有意义的，只会起反作用。所以，想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还得从根子上抓起：训练自己的创作能力。
正因为如此，编剧教育、影视行业的职业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多次提过编剧的蓝翔技校，甚至当年还去看过校址想促成这样一所学校的诞生。但最大的问题是这样的学校成本高、收益低、运营复杂，而且培训出人才来留不住，没有培训出来的还会死缠着不走，典型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只好放弃了。
最务实的工作，是从创作的基础技术层面抓起，这才是讲好中国故事的第一步，一切价值观的承载都始于此。
我们只是在讨论要表现什么样的价值观，以及如何表现这个价值观。但是，对于这个价值观的正确与否，我们基本可以不用讨论。因为在我们当前的审查体制之下，不可能有“不正确”的价值观，比如说公开表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中华民族的价值观，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是实情。
说出这个观点，可能有人认为我是在反讽，在针对审查部门发牢骚，其实不然。审查部门有它的职责，它也不是自己说了算，它也是综合了更高层的管理部门的意见以及占主流的民情民意之后做出的判断。当然，这种判断可能会有弹性，一会儿偏左一点，一会儿偏右一点，那也是正常的，毕竟对于创作的判定不像量一块钢锭的重量那么精准。不过，重量可以有误差，但“是不是钢锭”这个问题肯定是可以弄清楚并判断出来的。
但是，进入真正的实操阶段之后，这个所谓的价值观是不是创作者真正信服并且身体力行的，这个值得深思。如果自己都不相信，能够让别人相信吗？
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过一个小事例：一位母亲带着女儿到面馆吃面，等待过程中，女儿因为肚子很饿，不停地催母亲要面条。母亲一直非常亲和非常耐心地劝女儿要有礼貌，要理解服务员阿姨很辛苦，“要不妈妈先让你看看手机吧”，用这样的方法来安顿女儿。果然，女儿对服务员阿姨很理解，忍着肚子饿开始玩手机游戏。但因为面条一直没上，女儿玩完游戏之后又开始着急吃面条了，这位母亲继续和颜悦色地让女儿耐心等待，还批评她对服务人员不尊重等等，女儿很惭愧，表示要检讨自己。之后，母亲到了窗口那儿找到服务员，马上变了一副凶狠的面孔威胁服务员：“你个小婊子，再不上菜信不信老子一把火烧了你妈的店？”服务员吓傻了，马上表示第一时间上菜。母亲回来之后，还微笑着让女儿向服务员阿姨表示感谢。在甜甜的感谢声中，面条也上来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在这个事例中，母亲其实信奉的是武力威胁的价值观，但她对女儿的教育却是绅士淑女型的。自己准备了两套价值观，不利于自己的就大肆宣传，让别人都用实际行动去践行；有利于自己的價值观就悄悄留着，关键时刻用来明哲保身或趋利避害。
如果创作人员也是这种两套价值观轮着用的人，很难想像他们的作品能打动人，也很难想像被他们的作品打动之后的人会遭遇什么样的厄运：“让别人学好，好自己使坏”——老炮儿讲的话可谓一针见血。
硬凑一个故事去强行表现自己都不信的价值观，这是创作者表现的“伪价值观”。另外，还有一种必须批评的是“价值观的伪表现”。
所谓“价值观的伪表现”，就是想要表达的价值观是正确的，没问题的，但表现的方式是不对的，或者表现的方式是根本不合逻辑的，也就是说，从A B根本推导不出等于C来，但最后创作者强行让A B=C了。
许多影视剧，讲故事的过程是一回事，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强行加上去的，是为了应付审查强行加上去的。这种情况下，故事对价值观的论证过程其实是不合逻辑的，如果观众没有看到最后那个表达观点的台词和动作，那他们接收到的很可能是相反的价值观。
小时候听过一个笑话，有人不认识钓鱼的“钓”字，以为它是“钩”字，所以看到“钓”字的拚音时，就直接念成了“D-i-ao，钩”——前面的拚音全都指向“钓”，但结尾的时候急转直下突然强行变成了“钩”。
如果这种“钩鱼”影视作品质量低下、无甚影响，那还好说；如果制作精良，或者因为小鲜肉或话题性引起巨量观众围观，那就有可能误导观众，甚至有人故意用这种方式包藏祸心给观众反向洗脑，那就是比较可怕的情况了。
以上已经说明了影视创作中价值观的问题，如果规避开以上“伪价值观”和“价值观的伪表现”之后，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如何表现正确价值观了，我认为其核心问题还是讲好故事。
外国人已用了中国元素中的“花木兰”“熊猫”等等来传达他们想要表达的价值观，那我们现在该如何追赶他们，甚至反超他们？个人认为，我们在影视产业方面，最重要的不是没有价值观可表现，也不是没有思想可以阐述，而是——讲故事的手法落后于人。我们一旦开始讲故事，尤其是主旋律故事，往往容易流于好大喜功、贪大求荣，动辄上升到国家荣誉、民族危亡，而忽视了受众的感受，尤其是全世界受众的接受度。
外国人借用我们的元素来讲他们的故事，这一点他们已经做得登峰造极。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其实是要用外国人讲故事的手法来讲中国故事，把我们的价值观融入进去。想要用好外国人或全世界优秀编剧的创作手法，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现在在编剧领域有许多误区，许多人自诩为编剧，这样的人一般都是“自觉成材”，或者根本没学就成了“才”。比如说，退休了，没事儿干了，当编剧；别的行业全试过了，不行，当编剧；还有更高的追求，但要先攒点钱，当编剧；想曲线救国去当导演或制片人搞潜规则，先当编剧。这些人当编剧的勇气从哪儿来？其实就因为他们会写字。会写字就行了，还需要什么？
许多来我公司应聘的人，都说给他一个机会，他给我一个奇迹。结果我真给他机会了，他给我的是一个奇葩。
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直接就冲上去干，最后是空有热血抱负，实干起来却没有任何章法。但他们有他们的一套办法，总结如下：戏不如人，歪理出门；理不如人，就捞偏门；偏门不够，狗血来凑；狗血不灵，怪力乱神——实在画不出浓眉大眼，最终就直接用歪瓜裂枣引出一个正能量：你看，价值观对了，给钱吧？
其实，价值观对了是一分钱没有的，你得讲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之后，价值观才能被人接受，这样的价值观才值钱。
我们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我们的题材太多了，即使有审查制度，仍然还有非常多的内容可以写。重要的是你有什么样的技巧可以把它写好看？
职业编剧的能力，就是在无论多小的空间里，无论在多严格的控制下，仍然能长袖善舞、把一个最平淡无奇的题材讲出彩来。心比天高可以，技术上得过关。你再爱你的父母，但他们生命垂危的时候，你肯定是去请专业医生，不可能想亲自上阵动手术吧？
道理是一样的，没经过技术培训，光有远大理想是没有意义的，只会起反作用。所以，想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还得从根子上抓起：训练自己的创作能力。
正因为如此，编剧教育、影视行业的职业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多次提过编剧的蓝翔技校，甚至当年还去看过校址想促成这样一所学校的诞生。但最大的问题是这样的学校成本高、收益低、运营复杂，而且培训出人才来留不住，没有培训出来的还会死缠着不走，典型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只好放弃了。
最务实的工作，是从创作的基础技术层面抓起，这才是讲好中国故事的第一步，一切价值观的承载都始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