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夏地处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中原农区向高原牧区、中温带气候向寒带气候的“三过渡”地带，西南部广袤的藏区牧场，与东面的中原腹地，两者在经济类型、民族背景、文化特征、生产生活方式诸多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尤其在生产和生活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因此，在历史上形成了以中原农产品与牧区畜产品相互交换为主的“茶马互市”。除这种区域间的民族贸易之外，临夏在历史上还曾扮演了古丝绸之路南道重镇的国际贸易角色，当时的商道自东北渡黄河入境，沿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西出河西走廊，直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
　　 特殊的地理位置是促使临夏成为黄河上游重要商埠的外在条件。探究临夏千百年来商贸流通持续繁荣的根本原因，应当说是独特的人文环境使然。临夏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境内有汉、回、东乡、保安、撒拉等民族，其中东乡、保安两个民族为国内独有。少数民族中回族为主体民族，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善于经商，精于谋利是其突出特点。从回族和东乡族形成的渊源来看，与东西亚之间频繁的经贸、文化交流和军事碰撞密不可分。元明时期，伊斯兰教从陆上向东传播，伊斯兰传教士自西亚、中亚来到临夏设坛传教，使临夏成为中国传播伊斯兰教的重要基地。伊斯兰教在传播过程中，同时也输入和传播了阿拉伯商业思想和文化，对穆斯林聚居的临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崇尚商业，倡导贸易的思想观念，对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的重农抑商的固有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虔诚信奉伊斯兰教的回、东乡等民族秉承伊斯兰文化崇尚经商的思想观念及经商方式，与本民族传统相濡以沫，逐步形成了以回藏贸易为主，以阿拉伯式长途贩运为特点的区域性商业文化。“一滴水融入大海才会永不干涸，一分钱投入贸易才会用之不竭。”对这一真理的普遍认同，已成为临夏广大穆斯林固化的观念。当你听到悠扬而凄厉的花儿歌唱着“脚户哥下四川”的时候，你应该知道那就是临夏传统的商业文化自历史深处传来的天籁之声。
　　 有一个典型事例很能反映临夏回族善于经商，思路开阔，脑子灵活的特点。有回、汉两人同到集市上去买羊，买了羊后赶着回家，半路上有人出价买羊。汉族羊倌认为自己大老远上集市买回的羊，挑来捡去好不容易选定了中意的，没有道理再卖与别人，因此决计不卖；回族羊倌则不然，他看到有人出的价钱比买进的价高，有钱可赚，于是就立刻成交，然后回到集市上再买了一只赶回家。两个羊倌买羊回家，目的都是为了饲养繁殖，然后出售赚钱，他们的终极目标是一个，但当出现赚钱机会的时候，两个人却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归根到底，就是商业意识的差别。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光推进到20世纪80年代，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到临夏大地的时候，临夏人的商业意识和经商才能开始迸发，大批临夏人凭借传统优势，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东进西出，南来北往，四面出击，全面开拓贸易市场，向东采购纺织品等日用工业品，运至甘肃南部、青海、西藏、新疆等地销售；把西部畜产品大量运销至东部地区，为东部轻工业源源不断地供应原料；三甲集的皮毛交易量大面广，成为全国重点集市。临夏市作为东西部贸易的重要枢纽，成为西北地区著名的物资集散地。敢闯敢干的临夏人不畏艰险，吃苦耐劳，开拓了广大藏区市场，临夏商人的足迹不但踏遍西北各地，而且扩展到东南沿海和国内各大城市，部分人已跨出国门，做起了边境贸易。在商贸业迅速起飞的那一段时间，首先造就了成千上万的私营老板，民营经济如火如荼发展起来，从事商贸业的人口比例之高，民营经济比重之大，城镇居民自主就业率之高，成为国内罕见的经济现象。著名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费孝通先生在考察临夏后由衷地赞叹：“东有温州，西有河州。”
　　 临夏民营经济的资本积累，几乎全部从商贸流通的收益转化而来，各类商业企业在全部经济实体的总数中占到了九成以上。商业是现代化特征比较突出的产业，临夏的商业始终保持了与时俱进的特点。漫步在城市街道，昔日杂乱的地摊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环境优雅、富丽堂皇的大型商场、专业市场和特色商品街，电子商务、大型超市和连锁经营等新型商业不断涌现。在风味小吃的吆喝声中，在传统文化的映照之下，临夏人正悄然地更新着商业观念，临夏的商贸业正追逐现代化的浪潮而健步如飞。
　　 有人说，如果没有发达的商贸业，临夏就不称其为临夏。又有人说，如果临夏人没有那么多的人经商，没人会送一个“河州鬼”的浑名。没有商业就没有今天的临夏，商业文化已浸润到临夏的每一寸土地，浸润到每个人的思想深处。你褒也罢，贬也罢，这就是中国西部的旱码头———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