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世长戊子至己丑日记，现藏北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是在浅黄色松竹斋书笺上写的。笺高23厘米，宽12厘米。每页9行，每行约24字。共94页。
　　从内容上看，有两部分。第一部分从戊子（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二月二十六日开始至三月十九日共33天，为25页。主要记载的是他到先农坛祭神和陪怡、睿亲王到泰东陵神牌还位。此时祁世长任礼部尚书。礼部是清朝管理国家礼仪的机构，主持国家的大典，如祭天地、祭太庙、祭陵寝等事。祁世长参与到先农坛祭神和陪怡、睿亲王到泰东陵神牌还位是他职责范围内的事。第二部分，从己丑（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五月十七日至七月二十九日，共86天，为69页。主要记载的有两件事。一是回籍为其父祁寓藻修墓立神道碑;二是送其孙祁师曾回籍参加山西的己丑恩科乡试。
　　看了祁世长这近百页的日记，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皇朝的忠，对父辈的孝，对民间的怜，对戚友的亲，对晚辈的慈，一言一行有士大夫风范。他严于律己，奉公守法，恪守家规，清风俭德，确是清朝官吏之楷模，也是今人应弘扬的优秀传统文化。有几点很值得咏赞。

忠君怜民

　　通过祁世长的日记我们得知：光绪十四年（1888年）三月初一，“礼部祠祭司缮妥泰东陵神牌告祭文”，祁世长奉旨陪怡亲王（载敦）、睿亲王（魁斌）赴泰东陵为孝圣宪皇后（乾隆皇帝的母亲）神牌还位。他们从京出发至初六到了泰东陵，历时六天，路经涿州、涞水、易县三县，行程三百里，住店七次。时值清明节，“大西北风，尘沙涨天”，阵雨不断，“满道泥淖”，他不避艰险，“冒雨而行”，到了泰东陵即陪怡、睿亲王烧香、叩头、读祭文、奉神牌还位。可谓尽心、尽职、尽忠。同时他也注视一路的山水村庄、农田耕夫，触景生情，感慨万端，作诗数十首。如在初三日到涿州时写下《雨中发涿州》：“于役无端涿州郡，绕城西下路分明。轻装水骑穿林过，侧帽笼鞭冒雨行。野老趋耕无俗态，村童看客有闲情。”一幅春雨灌田，农夫耕作的画面跃然纸上，呈现在读者面前。又如初五日写的《涞水旅店阻雨》：“晨兴默危坐，坐听孤店雨。起视开破帘，浓云暗天宇。益之以震霂，泽下彻桑土。麦秀润满陂，桃红笑盈坞。灌彼田每每，望此原膴膴。鸦巢湿倦飞，鸡鸣日将午。南临涞水城，女墙列环堵。客愁且惭释，晨夫乐歌辞。”这首诗抒发了他对大自然的情和对农夫的怜。他把对皇帝的忠和对大自然的情及农夫的怜，在心中融汇于一体，这种情愫是难能可贵的。

洁身自廉

　　祁世长在此日记中写道：光绪十五年（1889年）五月十七日具折请假回籍，为其父祁寯藻修墓立神道碑。于六月初四雇大小车六辆，同行者有陈吉甫表侄、子木表弟、质卿大侄、仁孙师曾等十人。他们途经涿州、高碑店、定县、保定、望都、定州、新乐、正定、获鹿、井陉、平定，十六日回到寿阳，一路“自备资斧，不惊动地方，不住公馆”，走了13天。当时祁世长为礼部尚书，是朝中的一品大员，路经各地，虽为私事，官府还是要以礼相待的。但他均以此次出京是私事，一一谢绝。他到望都时，“官府备公馆，未住。送食物壁谢。要开啰鸣道，却之”。到保定，官府来人候关，未入城而辞行。到正定，镇台出城迎接，未入城“坚请坚谢”。到平定，只到他外祖父曹宅神主前行礼，到冠山书院拜访了山长李汾生。到寿阳时，县理台、学博、典史、关把十余人在东关外关帝庙相候，“请到公馆，辞不入”，即回拜县学各官后出城到黄门街住宿。第二天到达平舒。午后即到先塋祭祖。
　　祁世长身处晚清，当时朝政腐败，贿赂公行，陋规馈赠，相沿成俗，他能做到公私分明，送礼不要，请客不到，自备资斧，不扰官府，出污泥而不染，这种高尚的品行是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的。

不忘家规

　　“孝友传家”“清风俭德”是祁氏族人的家规。也是世人对祁家风范的赞美。祁家从十世祁昌起至十七世祁世长恪守家规，代代相传，博得时人的敬重。祁寯藻曾把“崇俭朴，教耕读，积阴德，此造福也。广田宅，结姻缘，争什一，鬻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淡而长，求福者浓而短”的士大夫家规确立为祁家的家训，常告诫子孙，所以他家历代注重造福而不注重求福。一百多年間祁家出了五位进士、八位举人，而家中只留一草庐。咸丰十年（1860年）祁世长陪其父祁寓藻回籍养病，因家中无法居住，特到方山僧院借宿。他这次回籍老宅已由友巽夫妇居住，“先祖母旧居之院屋破垣颓，目不忍睹”，只好在友直（祁令珠子，西支）家住宿。“友谦（祁世估嗣子）处，家宇尚宽，即假以待宾客”。他深念家人“情意肫挚可感，特媿无以为报耳”。堂堂一品大员，回家连住处都没有，往事悠悠，痛心疾首，“浩叹耳”。祁世长不忘家规的言行，在后人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其孙祁师曾在祭祁世长的文中称：“先大夫孝友纯笃，与先大母自力以俭，刻励如寒素，食不四簋，半皆蔬菜，一裘十馀年不易。尝谕师曾日：菜根滋味，我儒素家风也。”此真乃士大夫风范，感人至深，令人赞叹。

以诚待人

　　祁世长在七月三日的日记中写道：“早饭后，西庄张折桂携旧账来看，账面是乾隆肆拾捌年五月立，内款书祁翰林院取元保银伍拾两。三月初三取元保银肆拾两。光绪四年十二月初七日收银二十两。五年收银三两。此项五年张折桂行二到京付之。外有大钱一千。”接着祁世长又写道：“前项账目系乾隆年间旧账，考年分先祖尚未生。人曾闻先君云：先祖京宦时，先三伯祖亦以县令在外，家中系二伯祖祁讳醇士公持家，所借项有迳由二伯祖经手而书先祖名下者。事隔多年，全无佐证，子孙各均应分还，今独向予索逋，似不近礼。然现在光景，亦不可推却不理，恰好请太安驿任熙青偕质卿侄准情酌理，以三十五千钱了此百余年债务。无论当日情形如何，亦免后来无限葛藤。予本身债务累累，又何日得摒挡清楚。惟有存此不敢负人之心，以听天命，虽老不敢颓唐，亦不敢不平心耐烦处之，或者有清理之日耶，勉为善而已。” 　　看了这段日记，我们可以看出祁世长当时的心情是不平静的，前后是矛盾的。开始他认为，祖债应由子孙分还，不应独向他索逋，但他又觉得虽事隔多年又不能推却不理，尽管自己也债务累累，也得由自己还，才能了却此事。为此还是请任熙青和质卿二人准情酌理以三十五千钱了了这桩百年债务。通过这件事，我们看到了祁世长以诚待人的胸怀和以人为善的情愫。这种高尚品德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修墓尽孝

　　祁世长此次回籍是为其父祁寯藻修墓立神道碑（神道碑文由秦湘业撰写），据神道碑铭称：“归葬时未立神道碑”，这是祁世长心中的一件憾事，所以等秦湘业写好碑文后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才回籍立此碑，了此心愿。据史料记载祁世长是“同治五年九月，扶柩归葬”其父的。同治七年他又回籍为其父立墓表和墓志碑各一通，为其母曹夫人、隙夫人立碑各一通，为从兄祁世估（祁宿藻子）立墓志碑一通（参见寿阳碑碣）。后又在光绪五年（1879年）回籍一次，这次回籍是了却自己尽孝的心愿的。他回到村即托乡人任春和找人办理刻碑的一切事宜。任春和到太安驿先找了刻石人荣焕等三人，设计了碑座、碑边、碑楼等施工方案。他于六月二十三日住在太安驿泰山庙督办其事。任春和尽心尽职把刻碑人荣焕等安置在泰山庙中，在北殿东屋实施刻碑。从打磨碑石、上蜡、书丹到刻字，对刻碑的工序均有记载。在此时间祁世长还为泰山圣母庙门柱写联：“松柏欎青苍，六社中报赛，祈年俭俗，尚思唐岁月;鲁齐昭胖蠁，千里外鸾耕，鹤驭慈云，来庇晋山川。”但这本日记仅记到七月二十九日，未能看到所刻神道碑铭什么时间置于坟中。据说此碑“文革”中已毁，又有人说没有见过此碑。从此事可以看出祁世长对其父的孝道，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恪守考规

　　据祁世长日记载：“七月一日送仁孙师曾（当年20岁）和侄孙曰乂（祁友观四子）到太原参加乡试”。他们爷孙几人住在太原北肖墙聚成德杂货铺，铺中有祁命哲本家的股份。七月二十日师曾和曰乂先参加考遗（考遗是对未参加科考的生员，在乡试前再行补考一次，录取后才能参加乡试。这次考遗全省有二十余州县的生员参加，寿阳生员在内。）二十五日祁曰乂入场。文题：“有德者必有言”;策题：“问历代兵制”;诗题：“已凉天气未寒时”得“凉”字五言六韵。恭默圣谕一段。二十八日祁师曾入场。文题：“能以守之庄以淮之”;策題：“问石经本末”;诗题：“赋得露下天高秋气清”得“清”字五言六韵。恭默圣谕一段。这两场考遗，师曾和曰乂成绩均可。乡试在八月初举行，祁师曾、祁曰乂乡试考得如何，未见下文。据祁师曾在祁世长的行述中称：“师曾回籍秋试，榜发不售。先大父戒师曾曰：吾家科第太盛，汝年尚樨，宜养为远到才，不可速化，惟勉学植品，益自策励耳。”这说明祁师曾未考中，到了光绪十八年（1892年）祁世长去世，师曾“特旨以员外郎即补”，从此祁师曾进入了清朝的中央部院。
　　祁世长在太原住的这15天中，先后有25人求见，其中有榆次县署、阳曲县大令、前署寿阳县大令、寿阳县贡生、大同知县、平定举人、何太守、梁驾部等等。他均以家有应秋试者，宜避辞，婉言谢绝，送食者均壁之。交往者只有亲戚和晋阳书院山长李菊圃（昔阳人，进士）。祁世长曾历学政三次，会试两次，一次乡试，深知考试之规则，他是不能违犯的，所以他对求见者、送食物者都一一谢绝。这种严于律己，恪守考规的品行发人深省，使人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