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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岁的时候，我是社区邻近的四条街内“享有盛名”的少年。每逢我家四周出现破窗户、漏水管，或涂满黏胶、鞋油的邻居家的门把手，大家一定想到我。母亲的责骂与教诲，父亲凶巴巴的眼神与强有力的耳光，对我都没有影响。然而忠告与严惩所做不到的事，竟被一件旧外套完成了。不对，是一件新外套。
自我有记忆以来，父亲从来没有穿过新衣。虽然裁缝许德鲁先生是父亲最要好的朋友，我也从未见过裁缝到家中送新衣服给父亲。当他的衣服逐渐破残后，母亲便坐在缝纫桌旁，戴上眼镜把父亲破损的衣服放在膝盖上，量大小，再决定哪个地方补哪块布料，接着她便细心地缝、连、补、熨。次日一早，父亲穿上修理过的“新衣服”，称赞母亲说：“真棒，谁也看不出这里原来有个洞。”我认为父亲说这话指的是近视眼人群。虽然我不是裁缝，但我能清楚地看到补丁的痕迹。
有一天，许德鲁先生到我家拜访。他和父亲先谈政治新闻，再谈社区和社会新闻，然后他突然说：“我那儿有件可以要的东西，如果阁下肯破费一点的话。”请理解，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讲话方式都很老套，总是阁下来阁下去的。“是件外套，很漂亮的夹克。最先是顾乃实先生要我帮他做的，衣料也是他拿来的。但是做好后，他不喜欢这款设计，叫我把它卖掉──材料钱他也不要了。我只索取我该付给工人的工资——六弗洛林就够了。”
父亲惊奇地看着许德鲁先生，问道：“是什么颜色的？会不会太鲜艳？”
“完全不会。灰色的，完全合閣下的品位！如果阁下要证实，可以叫您儿子到我家去取外套。”
父亲转向我，照他的习惯简短地命令我：“戴上帽子，去许德鲁先生的住处一趟。”
我十分钟后便回来了，灰色十字花纹的夹克，天鹅绒的衣领，黑亮的纽扣。许德鲁先生没说错：夹克很不错。
这时父亲开始打经济算盘了。他眉毛上挑，额头上的皱纹凸现，嘴巴略向后缩。父亲在想，六弗洛林从哪里可以省出来。我看到他内心的挣扎，也看到他询问的眼光不时扫向母亲。母亲似乎很懂得他目光的含义。是啊，十年，也许是十五年，父亲都没穿过新衣服了。
虽然母亲不愿说做决定的话──因为她和父亲一样，知道六弗洛林的价值──但她愿意间接建议买下这件外套，于是她轻声说：“嗯，这个价钱买这件外套，值得！衣料是纯羊毛织成的。”
“嗯，我就买下阁下的这件外套吧。但是我要先说明，目前我没有六弗洛林。下月初我先支付三弗洛林，再过一个月我再付剩余的三弗洛林。”
“我不急。”许德鲁先生说，“阁下可以把外套留在家里，付账的事全照您的意思。”
父亲站起来，穿上外套，在镜子前面转了几圈，又脱下外套，把它细心地挂在架子上。我知道那晚父亲久久没有入眠，为了这件漂亮又不太贵的外套而兴奋。
第二天下午，我和小伙伴去街上玩耍。在圣灵教堂的后方，我们安排好一项演练。
那天我是掷石头的好手，举起石头，掷向祭坛。然而石头飞得太高了，一声巨响，那个巨大钟形的吊挂油灯连同灯罩一起被打碎了，在祭坛的角上还遗留着悬挂吊灯的铁臂。我们逃命般地奔跑，同时圣灵教堂后面的那块地也被我扫得很干净。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家中。
每当听到走廊上有脚步声，我的心便跳得很厉害；每当我深呼吸后，脚步就远离了。但在八点钟左右，我忽然听到沉重的皮靴声，一个巨大的身体压得楼梯吱吱作响。脚步在我们家门口停住，然后便是响亮的敲门声，警员雷登走进了厨房。
我的天啊！我真希望他掉到地窖里去，他却直接走进房来。他没看到父亲，便以不满的腔调喊道：“赫曼先生不在家吗？”
在父亲站起来回答以前，我便钻到桌子底下去了。我听到这位保障公共安全的正义使者问道：“你儿子在家吗？他打破了祭坛街角的吊灯！”
母亲怯生生地回答：“他在家已经很久了，您或许弄错了。”
“事情发生在一小时以前，”警员继续说，“他们在那里用石头打闹，你的儿子打碎了吊灯！”这时父亲伸手抓住我的耳朵，把我从桌子底下揪了出来。我抖得像白杨树一样。
“我来这里只想问一下，你们愿意赔偿，还是要我向检察官报告呢？”雷登继续说下去，“吊灯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价值是六弗洛林！”
父亲的脸色发白。他轻声向雷登回答说：“我愿意赔偿。只是，雷登先生，请不要对外宣扬这件事！”
雷登走后，我低着头站在桌边，等候挨父亲的骂。然而这次他连一个字都没说，只是站起来缓步走到窗边。他对着昏暗的夜色望了许久，然后又默默地回到座位坐下。
第二天，父亲下班回家比较晚。饭后他穿好衣服，也命令我穿好衣服，然后他打开衣橱，拿出新外套，把它整理好，放在我的胳臂上，叫我跟着他走。
没错，我们去拜访许德鲁先生。在走廊上，父亲把外套从我的胳臂上拿去，走进许德鲁先生的小工作室。我躲在走道上，翘着脚尖蹭到房间的门边。父亲打算如何处理那件外套呢？
“许德鲁先生，您别生气，我把外套拿回来了。外套没有弄脏弄坏，什么也不缺。”
许德鲁先生惊奇地问：“难道阁下不喜欢它吗？是件漂亮的外套呀！”
“它是件完美的衣服，”父亲轻声说，“但那六弗洛林有别的用途。”
许德鲁先生坚持父亲一定要保留这件外套，不管多迟付钱都可以。但是父亲不肯让步。
父亲的新外套，现在没有了——又要穿他那件有多重补丁、旧得不能再旧的外套了。
从那天开始，社区吊灯就像一个幽灵，经常提醒我该多么自责。当然，从那天开始，我在街上再没掷过一块石头。只是我那可怜的父亲啊，直到过世都没再穿过一件新外套。
黄阳摘自《时代青年·悦读》
自我有记忆以来，父亲从来没有穿过新衣。虽然裁缝许德鲁先生是父亲最要好的朋友，我也从未见过裁缝到家中送新衣服给父亲。当他的衣服逐渐破残后，母亲便坐在缝纫桌旁，戴上眼镜把父亲破损的衣服放在膝盖上，量大小，再决定哪个地方补哪块布料，接着她便细心地缝、连、补、熨。次日一早，父亲穿上修理过的“新衣服”，称赞母亲说：“真棒，谁也看不出这里原来有个洞。”我认为父亲说这话指的是近视眼人群。虽然我不是裁缝，但我能清楚地看到补丁的痕迹。
有一天，许德鲁先生到我家拜访。他和父亲先谈政治新闻，再谈社区和社会新闻，然后他突然说：“我那儿有件可以要的东西，如果阁下肯破费一点的话。”请理解，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讲话方式都很老套，总是阁下来阁下去的。“是件外套，很漂亮的夹克。最先是顾乃实先生要我帮他做的，衣料也是他拿来的。但是做好后，他不喜欢这款设计，叫我把它卖掉──材料钱他也不要了。我只索取我该付给工人的工资——六弗洛林就够了。”
父亲惊奇地看着许德鲁先生，问道：“是什么颜色的？会不会太鲜艳？”
“完全不会。灰色的，完全合閣下的品位！如果阁下要证实，可以叫您儿子到我家去取外套。”
父亲转向我，照他的习惯简短地命令我：“戴上帽子，去许德鲁先生的住处一趟。”
我十分钟后便回来了，灰色十字花纹的夹克，天鹅绒的衣领，黑亮的纽扣。许德鲁先生没说错：夹克很不错。
这时父亲开始打经济算盘了。他眉毛上挑，额头上的皱纹凸现，嘴巴略向后缩。父亲在想，六弗洛林从哪里可以省出来。我看到他内心的挣扎，也看到他询问的眼光不时扫向母亲。母亲似乎很懂得他目光的含义。是啊，十年，也许是十五年，父亲都没穿过新衣服了。
虽然母亲不愿说做决定的话──因为她和父亲一样，知道六弗洛林的价值──但她愿意间接建议买下这件外套，于是她轻声说：“嗯，这个价钱买这件外套，值得！衣料是纯羊毛织成的。”
“嗯，我就买下阁下的这件外套吧。但是我要先说明，目前我没有六弗洛林。下月初我先支付三弗洛林，再过一个月我再付剩余的三弗洛林。”
“我不急。”许德鲁先生说，“阁下可以把外套留在家里，付账的事全照您的意思。”
父亲站起来，穿上外套，在镜子前面转了几圈，又脱下外套，把它细心地挂在架子上。我知道那晚父亲久久没有入眠，为了这件漂亮又不太贵的外套而兴奋。
第二天下午，我和小伙伴去街上玩耍。在圣灵教堂的后方，我们安排好一项演练。
那天我是掷石头的好手，举起石头，掷向祭坛。然而石头飞得太高了，一声巨响，那个巨大钟形的吊挂油灯连同灯罩一起被打碎了，在祭坛的角上还遗留着悬挂吊灯的铁臂。我们逃命般地奔跑，同时圣灵教堂后面的那块地也被我扫得很干净。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家中。
每当听到走廊上有脚步声，我的心便跳得很厉害；每当我深呼吸后，脚步就远离了。但在八点钟左右，我忽然听到沉重的皮靴声，一个巨大的身体压得楼梯吱吱作响。脚步在我们家门口停住，然后便是响亮的敲门声，警员雷登走进了厨房。
我的天啊！我真希望他掉到地窖里去，他却直接走进房来。他没看到父亲，便以不满的腔调喊道：“赫曼先生不在家吗？”
在父亲站起来回答以前，我便钻到桌子底下去了。我听到这位保障公共安全的正义使者问道：“你儿子在家吗？他打破了祭坛街角的吊灯！”
母亲怯生生地回答：“他在家已经很久了，您或许弄错了。”
“事情发生在一小时以前，”警员继续说，“他们在那里用石头打闹，你的儿子打碎了吊灯！”这时父亲伸手抓住我的耳朵，把我从桌子底下揪了出来。我抖得像白杨树一样。
“我来这里只想问一下，你们愿意赔偿，还是要我向检察官报告呢？”雷登继续说下去，“吊灯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价值是六弗洛林！”
父亲的脸色发白。他轻声向雷登回答说：“我愿意赔偿。只是，雷登先生，请不要对外宣扬这件事！”
雷登走后，我低着头站在桌边，等候挨父亲的骂。然而这次他连一个字都没说，只是站起来缓步走到窗边。他对着昏暗的夜色望了许久，然后又默默地回到座位坐下。
第二天，父亲下班回家比较晚。饭后他穿好衣服，也命令我穿好衣服，然后他打开衣橱，拿出新外套，把它整理好，放在我的胳臂上，叫我跟着他走。
没错，我们去拜访许德鲁先生。在走廊上，父亲把外套从我的胳臂上拿去，走进许德鲁先生的小工作室。我躲在走道上，翘着脚尖蹭到房间的门边。父亲打算如何处理那件外套呢？
“许德鲁先生，您别生气，我把外套拿回来了。外套没有弄脏弄坏，什么也不缺。”
许德鲁先生惊奇地问：“难道阁下不喜欢它吗？是件漂亮的外套呀！”
“它是件完美的衣服，”父亲轻声说，“但那六弗洛林有别的用途。”
许德鲁先生坚持父亲一定要保留这件外套，不管多迟付钱都可以。但是父亲不肯让步。
父亲的新外套，现在没有了——又要穿他那件有多重补丁、旧得不能再旧的外套了。
从那天开始，社区吊灯就像一个幽灵，经常提醒我该多么自责。当然，从那天开始，我在街上再没掷过一块石头。只是我那可怜的父亲啊，直到过世都没再穿过一件新外套。
黄阳摘自《时代青年·悦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