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9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种了新冠疫苗，成为该国首位接种者，以此拉开了以“疫苗接种战役”的序幕。到2021年1月初，按人口比例计算，以色列已成为全球新冠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并因此受到媒体广泛关注。根据2月14日的统计数据，930万人口的以色列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644万剂，近400万以色列人接种了至少一剂，并以每100人接种74.43剂的接种比例高居全球榜首。即使按照疫苗接种的绝对数量计算，以色列也仅排在中、美、英等国后面，名列世界前茅。
　　以色列何以能在疫苗接种速度上遥遥领先？大体来说，这可以归功于该国的科学决策、注重实际的政治考量、简单高效而又常备不懈的应急机制以及孜孜不倦的创新意识。

科学决策

　　一年以前，当新冠疫情还在以色列国门外徘徊时，我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晚会上邂逅了一位以色列病毒高科技公司的创始人，这位知名病毒学家表示，以色列科学界相当一部分人的共识是“人类走出这场危机唯一的出路是抗体和疫苗”。该国科学界的这种认识显然对其政府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就在同一时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去了一趟以色列生物研究所。在这家与以国防和安全部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神秘”机构，内塔尼亚胡下达了命令：立即开始研发以色列自己的新冠疫苗。
　　疫苗研发历来是一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行动，能成功研发出新冠疫苗的国家或机构是少数，因此，除了着手研发新冠疫苗，以色列还“多方押宝”。早在2020年4月，以色列政府就开始在全球搜集疫苗信息，并在6月设立了一个用于实施疫苗计划的财政拨款专项。同月，以色列政府通过一系列专业分析，锁定了美国生物科技公司莫德纳并签下了首份疫苗供应协议。与此同时，以色列与辉瑞、牛津阿斯利康以及俄罗斯等疫苗研发方展开供应谈判。2020年12月，当辉瑞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BioNTech）共同研发的新冠疫苗首先获得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紧急使用授权之后，以色列便立即展开了强大的谈判攻势。在一定程度上，凭借以政府专项拨款所提供的预算保证，以色列谈判团队用高价获得了辉瑞疫苗的优先供应权。

注重现实的政治考量

　　以色列的现实国情决定了其不可能通过实施封禁措施来解决新冠疫情危机。一方面，以色列的犹太教极端正统派社区和阿拉伯穆斯林社区很大程度上都是宗教自治社区，在这些社区中，无论是政府的法令还是疫情防控的科学知识都无法完全约束社区成员的行为。这意味着这些社区的群体性聚集活动无法被完全停止，疫情也就不可能真正得到控制。另一方面，以色列的选举制度使得该国一个政党无论如何强大，都不太可能在议会中获得半数以上的席位而单独组阁，只有联合一些小党才有组成政府的可能性，从而形成了“小党政治”特色，即小党拥有与其选民比例不相称的议价能力。犹太教极端正统派社区人口虽然只占以全国人口的15%左右，但其是宗教党派稳定的票源。恰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陷入贪腐案官司，其需要拉拢宗教党派稳固自己的地位，因此，政府不敢贸然对宗教社区采取强硬措施。
　　因此，以色列一年来的疫情管控盯住的不是“零感染”底线，而是“救治危重病症病床数”的上限。

应急体系

　　获得疫苗后，下一步就是如何实施大规模接种计划的问题。在这方面，以色列拥有两大优势：一是该国广受好评且独特的医疗体系;二是简单高效的应急系统。
　　首先，覆盖全民的医疗体系。以色列法律规定，每个居民都必须缴纳医疗税，加入医疗保险系统。这一医保系统包括了四个医疗体系，居民有权自己选择任意一个参加。这些医疗体系与每个人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使得政府很容易制定简单明确的接种标准并加以贯彻执行。其次，下沉到社区的医疗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日常医疗事务则由遍布各个社区的医疗站点负责。以色列有三分之一的护士在社区站点工作，他们成为了给民众接种疫苗的主力。第三，垂直运行、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的医疗体系。在这个系统中，地方政府被完全排除在外，权力层级被简化到了极致，中央政府的意图可以通过医疗系统直接贯彻到居民个人，避开了各种官僚主义的干扰，效率颇高。此前，以色列特拉维夫市政府因为受到中小学教师工会的罢工威胁，要求全国最大的以西洛夫医院为中小学教师优先接种。以卫生部闻讯便断供了以西洛夫医院的疫苗。

　　由于以色列独特的历史和特殊的安全形势，全国大规模应急系统的建立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以政府在这一包括军队、安全部门、救灾部门和医疗部门等在内的应急系统的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制定了大量的预案。这一系统在疫苗接种行动中体现出了成效。从全国疫苗接种地点的选择、建设、物流调配到接种人员的补充增援，各项工作都井井有条地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比如，由于接种任务繁重导致人手不够，医院、私人医疗机构的力量被直接调用，以国防军也派出了大批军医和卫生兵增援，从而确保了每天15万到20万剂的接种速度。
　　高效的医疗系统和应急系统的结合保证了以色列疫苗接种计划的执行，这也是该国获取疫苗谈判优势的基础之一。同时，上述体系收集和统计数据的能力，也使得以色列政府与疫苗供应商分享数据的承诺听起来吸引力十足，让供应商相信以是疫苗有效性试验的理想场所。

创造力与挑战

　　作为一个创新的国度，以色列人的“虎刺怕”精神同样在这次的疫苗行动中起到了突出作用。辉瑞疫苗是需要超低温保存的疫苗。按照原始设计，疫苗一旦启封，每批都要使用至少1000剂的包装。以色列很多小型接种站一天用不完这么多疫苗。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疫苗，以色列创造出了在冷库中进行分拆打包、使疫苗可以以更小的包装送往接种站的技术。
　　然而，随着疫苗接种范围的扩大，疫苗计划所面临的挑战也日益明显。最严峻的挑战来自于反疫苗人群的抵触情绪。以色列反疫苗人群与反封禁人群是高度重合的，其主力都源自两大宗教社区。如上所述，这两大社区的特点是拒绝接受科学解释，倾向于相信各种道听途说的阴谋论和虚假信息，喜欢无限夸大疫苗的副作用，进而拒绝接种疫苗。以色列2月中旬疫苗的接种速度便明显放慢，每天20万剂接种能力常常只能完成10万剂左右，有几天甚至只接种了5万剂。耶路撒冷等一些宗教城市的接种站整日空空荡荡。在以色列全民疫苗接种率达到48%时，犹太教极端正统派社区的接种率只有17%，阿拉伯社区的接种率只有23%。因此，以色列疫苗接种速度虽然很快，但每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仍达到数千人。
　　有分析称，要阻断新冠疫情的蔓延，疫苗接种率要达到75%，这意味着以色列至少要说服150万反疫苗的人接种新冠疫苗，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迄今为止，以色列政府已经在寻找各种办法：卫生部组成了专门的小组，揭露各种反疫苗的虚假信息;与脸书公司联系，关闭以色列人的反疫苗讨论群;等等。这些措施能否起到作用？以色列的疫苗战役最終能否胜利？这仍然存在着很多变数，也是接下来一个月的主要看点。
　　（作者为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