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家族都有一样大家都爱吃的食物，这款食物作为常客频频出现在这家人祖祖辈辈的餐桌上，见证家族的兴衰悲欢，像这个家族的一分子一样不可或缺。花生，对于我家来说，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开封是花生之乡，出产的花生个大子饱，油多味醇。我从小就会猜一个谜语：“麻屋子，红帐子，里面坐个白胖子。”这说的就是花生。
　　我和花生的缘分尤其长，还不会吃饭的时候，奶奶就把嘴里嚼好的五香花生米糊糊抹在我嘴里，现在听起来有点恶，但当时的我可是视为珍馐，吧嗒吧嗒小嘴就咽了。稍大一点后，每逢妈妈在医院值夜班，姐姐就带着我去找她。妈妈经常会花一毛钱从外面提篮的小贩那里买来一两五香花生米，分给我们姐俩，然后让姐姐带我回家。每次从医院出来，我和姐姐拍着被白胖的花生撑得满满的衣兜，脸上洋溢着富足的喜气，心里充满了豪迈和骄傲。这成为我童年不可多得的奢侈记忆。
　　听爸爸说，我从未谋面的爷爷也很爱吃花生。爷爷是国民党员，1949年前曾任县长，1949年后到河南大学做了教师。爷爷是旧式文人，一生洁身自好，清高内敛。爷爷兄弟三人，他是老大，所以他肩负着赡养父母的责任。太爷爷本是大房产主，后家产充公，变成了一介平民，太爷爷有一妻一妾，也就是我的两位太奶奶，他们就靠爷爷教书的工资过活。同时，我爷爷还要赡养未出嫁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姑奶奶。除此以外，他还要养活自己的妻子和六个儿女。全家老少十二口的日子，就系在爷爷的教鞭上。家道中落以后，爷爷把原来的爱好都戒掉了，由一个吟诗作对、只问风月的文人雅士，变成了一个为五斗米折腰的教书匠。他只保留了一个爱好：喝一点小酒。在那样的政治环境和经济压力下，如果没有这点酒，日子可就太难熬了。何况下酒菜只有五香花生米，酒则是小酒馆里打来的散白酒，最便宜的那种。爷爷吃花生米极为节省，每颗花生米他都先一掰两半，然后仔细地掰掉花生米上面的那个芽，那个小芽较苦，会影响花生米的口感。然后，他把掰掉小芽的半颗花生米再一掰两半，一颗花生米就变成了四小块儿，这时，他才捏起一块儿放进嘴里慢慢地咀嚼。有时候，孩子们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他就会拿起半颗小芽还没去掉的花生米，对孩子说：“看这个，像不像个小老头？”那小芽还真像一个长着山羊胡的脸，而花生米的形状则像一个缩着脖子的身体。孩子叫：“像！像！”爷爷一伸手：“喏，拿去吧。”孩子接过那半颗花生立刻丢进嘴里，心满意足地笑了。
　　后来河南大学院系调整，爷爷被调到新乡上班，那时候交通不便，几个月才能回家一次。独在异乡清苦的生活，加上长期的营养不良，爷爷患了肝病，辗转了两家医院，都因病势沉重而救治无效，最后家人打听了一个乡间的老中医，带爷爷去看。当时爸爸和大姑都参军在外地，家里除了老弱妇孺，只有十五岁的二叔算是壮劳力了，二叔独自拉着架子车带爷爷去乡间看病。看完病回来的途中，二叔突然觉得车子蓦地一沉，他急忙停车查看，发现爷爷已经撒手人寰。在七月的骄阳下，在陌生的荒野上，一个少年眼睁睁看着父亲的生命远离，但年少的他不敢停下哭泣，因为路途遥远，回去晚了怕尸体发臭，他边抽泣边拉起架子车，脚步不停地往城里走去。那年爷爷四十七岁。
　　父亲去新乡收拾爷爷的遗物，发现了一个账本，里面用极娟秀的毛笔字，记录着每日的开销。开销少得可怜，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就只有两样东西是经常出现的：五香花生米和散白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