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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始终要掌握在党和人民的手中，才能确保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地位，“两个巩固”根本任务顺利完成，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协调发展。从学理角度探究“三权”的基本内涵和相互联系，提出领导权在“三权”中居于核心地位，是管理权和话语权的最终目标;管理权在“三权”中居桥梁地位，是领导权的具体化和话语权的内在要求;话语权在“三权”中居关键地位，是领导权和管理权的主要表现。
【关键词】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学理
2013年，習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提出意识形态工作定位论、“两个巩固”根本任务论、协调发展论等一系列新论述，其中在2018年“8·21”讲话中，又再次把“两个巩固”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和必须遵循的“九个坚持”之一加以重点强调，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既然意识形态工作极其重要，“两个巩固”任务如此艰巨，那么，如何确保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给出了明确答案：“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1]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反复强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2]我们知道，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从学理上弄清楚三者的基本内涵和联系区别，消除对“三权”之间关系的模糊认识，探寻“三权”提升的实践路径，对于新时代我党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新闻舆论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意识形态领导权解析
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概念最早由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提出，他在充分肯定“有机的意识形态”能够同化不同层次民众的同时，还提出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认为无产阶级要想获得政权，首先必须颠覆资产阶级“虚假的意识形态”，让其失去民众认可，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成功，这就必须发挥有机知识分子的媒介作用，以阵地战的方式强化市民社会的文化交往场域功能，积极争取大众政治认同，扩展政治空间。我国学界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理解主要指特定的政党组织或社会集团通过理论说服和思想征服，让自己先进、科学的理论体系在竞争中制胜，从而获得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同并自觉接受其思想指导的动态过程。对此，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理解。其一，从权力的来源来看，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获得不是天赋神授，也不是法律规定，而是凭借特定意识形态的自觉辩护和利益代表的广泛性，被广大民众自愿接受和认同才能最终得以实现。可见，意识形态领导权强调的是一种认同的软性规范，体现在认知层面上接受倡导的价值取向，情感层面上发自内心的自觉维护与支持主流意识形态;实践层面上将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融入日常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与非主流意识形态错误说辞斗争等。其二，从权力的主体来看，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政党执不执政没有关系，一定的社会集团在赢得政权之前需要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塑造组织内部成员以及代表所在阶级大众统一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与拥有政治、经济、军事领导权一样，是取得政权的必要前提之一。其三，从权力作用方式来看，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获得从来都不是靠专政机构行使暴力等手段实现的，相反，它主要是官方意识形态部门、新闻媒体以及学校、工会、行会等半官方和非官方组织机构通过定向的灌输，说服和教育相结合的柔性方式获取民众自觉认同执政的合法性和言说的有效性，并在行为实践中自愿接受其“引领”和“导向”。其四，从权力本质上看，意识形态领导权实质上是一种非强制性、隐性的宏观谋划和原则指导的软权力。“非强制性、隐性”，表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获得不同于高压性的命令权力和具诱惑力的经济权力，而是依靠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政策主张的内在吸引力、包容力、感召力、同化力、凝聚力等具体形态，去赢得社会成员的真心拥护、支持和热爱。这种非强制性的影响远比强制力量更加持久深远、影响广泛。软权力表明意识形态领导权也是一种权力，其权力的普遍性体现在是一种权威之权，特殊性在于它不同于一般性权力的权威，而是一种“心安理得”的权威，是心甘情愿地服膺，是认同基础上的信仰与践行。相反，一般性权力则是一种“压制性”权威，是迫不得已的服从，是控制基础上的摆布和遵命。概言之，意识形态领导权主观上使用非强制、软的方式实现客观上的强制性效果，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慑力，这正是意识形态领导权获取的本质过程。
二、意识形态管理权阐释
意识形态管理权主要指特定的政党组织或社会集团发挥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的方法手段，对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人、事、物进行资源整合和系统管理，以实现主导意识形态、引领社会发展的动态创造性活动过程。对此，我们从以下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其一，从主客体视角来看，管理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管理的一种特殊形式，管理权主体只能是掌握政权的政党集团。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现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行使意识形态管理职能。党对意识形态管理权的掌握主要依靠作为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综合职能部门中宣部，在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总揽全局。横向层面主要指通过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对广播影视进行管理;通过中央网信办和国家网信办，对互联网意识形态传播进行管理;通过中央外宣办和国务院新闻办负责对外宣传管理;还有就是中宣部代管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等中央直属新闻单位以及十九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宣部直接管理新闻出版和电影工作。纵向层面的管理，则是通过各省区市、地市、县市一级的党委宣传部，管理各级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和互联网;通过各种非意识形态部门的思想管理机构，如政协、人大、工青妇、文联、科协、国企等单位和群团组织的党委及政工宣传部门负责管理;依靠高校、科研单位的党委及宣传部门管理等。其二，从过程和目标视角来看，意识形态管理权“既包括对意识形态正常运行的过程和中间环节的科学管理，也包括对意识形态结果与维护的持久管理”[3]，既强调过程管控，又强调目标管理。此前，我们党一直沿用主动权的概念来表述意识形态的具体工作，“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重视和加强管理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保证。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管理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措施，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化管理的原则，进一步明确各地区各相关部门的责任和工作要求”[4]，主动权强调的只是一种过程主导关系，而管理权是对意识形态系统整体性内容的最深刻把握。其三，从内容视角来看，意识形态管理权主要指向蕴含在人、事、物中的思想意识，具体到我国就是用一系列管理方法和治理手段宣传主流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的头脑里做好思想建设，播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种子，形成抵制和批判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行为。其四，从权力本质上看，管理权是一种实际可操作的硬权力，通过对人的思想管理来让社会大众接受主导的价值理念，在当下中国同时强调领导权和管理权，旨在把软权力和硬权力相结合，把科学引领、思想指导的功能和过程与目标双重管理功能相结合，把政治上的一元领导和业务上的多元管理结合起来，共同确保意识形态工作的建设任务和目标导向。 三、意识形态话语权释义
话语权最早来源于法国哲学家福柯“话语即权力”的观点，他认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5]。实际上，话语权不仅是蕴含着阶级维度的权力，还包括伦理维度的权利，既包括因地位、资源产生的话语硬权力，也包括因话语内容具有的说服力和传播形式的吸引力及亲和力而获得的话语影响力等软权力，同时还包括话语主体所具有的说话的法理权利。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或者其他利益集团通过依托隐性的话语秩序作为工具来营造软性权力载体，达到巩固统治地位或者维护集团利益的目的，这就必然要求意识形态与话语权实现紧密结合。这里我们把意识形态话语权定义为特定的政党组织或社会集团凭借建构的一整套话语体系维护自身利益，引领社会思潮和引导社会舆论，巩固和扩大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影响力的能力和权力。对此，我们从以下两个部分进行理解：其一，从话语权的构成情况来看，话语权要求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语言语法和话语策略四要素缺一不可。话语主体解决话语关系中“谁来说”和“向谁说”的问题，既包括话语的生产者、传递者，也包括话语的接受者，合格的话语主体必须拥有“陈述客观对象的能力，表达自身意识形态的能力，与其他主体建立和谐关系的能力”[6];话语内容解决“说什么”的问题，既要求内容具有合理性，能够立足实际，观照现实，覆盖广泛，融入生活，又要求纵向层面新旧话语能传承和融合，横向层面差异性话语比例结构完整合适;语言语法解决“怎么说”的问题，既要求转换叙事和表达方式，又要求与受众的心理、思维、生活习惯相适应;话语策略解决“说得好不好”的问题，既可以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顶层设计和基于他者反馈的目标调整，也可以是着眼于社会不同侧面的精确议题设置，还可以是话语生产者的联动，传递者的控制等。其二，从话语权的功能发挥来看，可以分为政治话语权、日常生活话语权和学术话语权。政治话语权主要是统治阶级或利益集团借助媒介等载体把自己的观点、思想和态度传播、渗透进社会各领域以便灌输、教育好受众，为国家或社会提供稳定运行的价值取向和总的规则，让社会成员支持和赞同现行政治系统或政治主张;日常生活话语权主要指政党集团通过选择贴近生活实际、反映公共利益、容易被大众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内容，借助网络空间，采用话语互动和协商的方式，引导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社会责任意识，促成民众的理性回归;学术话语权主要指学术精英通过对社会实践进行科学归纳和系统总结，形成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制度的合理化、合法化提供学理的辩护和论证，为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方向，有效解读政治话语，引领日常生活话语。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提出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2·19”讲话中提出增强国际话语权，“5·17”讲话中提出加强话语体系建设，都是强调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不仅要领导好和管理好，而且还要真正说了算。
四、意识形态“三权”关系厘定
在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三个概念都是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统一整体。对于掌握政治领导权的统治阶级来说，把管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有效利用手段，通过掌握管理权，逐步实现话语权，最终获取领导权，链条关系可以表示为管理权→话语权→领导权。对于被统治阶级而言，必然是通过营造和推广切合大众政治心理需求的价值话语进而消解统治阶级话语逻辑体系，通过政治、经济、军事联动支撑构建领导权，最终赢得政权，获得管理权，链条关系可以表示为话语权→领导权→管理权。我们一般都是在掌握政治领导权的前提下，探讨三者的联系，其共同之处在于权力一般都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都以维护特定阶级利益为最终目的，都必须依托国家机器和有机知识分子阶层发挥作用。
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内涵的侧重点不一样，意识形态管理权是一种管理人、物、事的实际可操作的硬权力，强调“有招”;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一种集硬权力、软权威、法权利为一体的话语影响力和吸引力，强调“无招”;意识形态领导权是基于上下关系的非强制性的软权力，强调“无招胜有招”。二是权力生成机制不一样。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和社会集团必然执掌着意识形态管理权，但是掌握意识形态管理权并不天然地获得话语权和领导权，而获取领导权必然要掌握话语权，因为领导权必须通过一定的话语表达出来，话语权的获取是掌握领导权的前提、基础。管理权作为具体的领导权，是话语权的协调方式和规则保障，而话语权则又是掌握管理权的实践抓手。三是地位作用不一样，意识形态领导权是管理权和话语权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在“三权”中居于核心地位。管理权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具体化和话语权的内在要求，在“三權”中处于桥梁地位。意识形态话语权是领导权和管理权的主要表现，在“三权”中处于关键地位。
总之，巩固和增强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是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只有在深刻把握“三权”学理逻辑之间的“应然统一”关系前提下，通过夯实意识形态建设的物质、制度、社会等实践基础，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基础，筑牢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四个板块力量参与建设的环境基础，进而建设好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获取意识形态领导权，我们才能在实践中真正确保“三权”之间的“实然统一”。
[本文为2020年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党建纪监专项重点项目“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研究”（项目编号：20SKDJ036）;海南省意识形态与舆论研究基地后期资助课题“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基础理论研究”（项目编号：20HQZZ06）和2015年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大学生口述家史’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项目编号：15SKS02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1.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1.
[3]李礼.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基本内涵及联系[J].学术论坛，2017（4）：119-124.
[4]胡锦涛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30.
[5]王治河.福柯[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159.
[6]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M].曹卫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74.
[雷洋为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新闻传播学院研究人员（在站博士后，文学博士）;王正宇为四川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编校：王志昭
【关键词】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学理
2013年，習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提出意识形态工作定位论、“两个巩固”根本任务论、协调发展论等一系列新论述，其中在2018年“8·21”讲话中，又再次把“两个巩固”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和必须遵循的“九个坚持”之一加以重点强调，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既然意识形态工作极其重要，“两个巩固”任务如此艰巨，那么，如何确保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给出了明确答案：“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1]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反复强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2]我们知道，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从学理上弄清楚三者的基本内涵和联系区别，消除对“三权”之间关系的模糊认识，探寻“三权”提升的实践路径，对于新时代我党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新闻舆论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意识形态领导权解析
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概念最早由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提出，他在充分肯定“有机的意识形态”能够同化不同层次民众的同时，还提出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认为无产阶级要想获得政权，首先必须颠覆资产阶级“虚假的意识形态”，让其失去民众认可，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成功，这就必须发挥有机知识分子的媒介作用，以阵地战的方式强化市民社会的文化交往场域功能，积极争取大众政治认同，扩展政治空间。我国学界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理解主要指特定的政党组织或社会集团通过理论说服和思想征服，让自己先进、科学的理论体系在竞争中制胜，从而获得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同并自觉接受其思想指导的动态过程。对此，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理解。其一，从权力的来源来看，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获得不是天赋神授，也不是法律规定，而是凭借特定意识形态的自觉辩护和利益代表的广泛性，被广大民众自愿接受和认同才能最终得以实现。可见，意识形态领导权强调的是一种认同的软性规范，体现在认知层面上接受倡导的价值取向，情感层面上发自内心的自觉维护与支持主流意识形态;实践层面上将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融入日常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与非主流意识形态错误说辞斗争等。其二，从权力的主体来看，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政党执不执政没有关系，一定的社会集团在赢得政权之前需要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塑造组织内部成员以及代表所在阶级大众统一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与拥有政治、经济、军事领导权一样，是取得政权的必要前提之一。其三，从权力作用方式来看，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获得从来都不是靠专政机构行使暴力等手段实现的，相反，它主要是官方意识形态部门、新闻媒体以及学校、工会、行会等半官方和非官方组织机构通过定向的灌输，说服和教育相结合的柔性方式获取民众自觉认同执政的合法性和言说的有效性，并在行为实践中自愿接受其“引领”和“导向”。其四，从权力本质上看，意识形态领导权实质上是一种非强制性、隐性的宏观谋划和原则指导的软权力。“非强制性、隐性”，表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获得不同于高压性的命令权力和具诱惑力的经济权力，而是依靠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政策主张的内在吸引力、包容力、感召力、同化力、凝聚力等具体形态，去赢得社会成员的真心拥护、支持和热爱。这种非强制性的影响远比强制力量更加持久深远、影响广泛。软权力表明意识形态领导权也是一种权力，其权力的普遍性体现在是一种权威之权，特殊性在于它不同于一般性权力的权威，而是一种“心安理得”的权威，是心甘情愿地服膺，是认同基础上的信仰与践行。相反，一般性权力则是一种“压制性”权威，是迫不得已的服从，是控制基础上的摆布和遵命。概言之，意识形态领导权主观上使用非强制、软的方式实现客观上的强制性效果，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慑力，这正是意识形态领导权获取的本质过程。
二、意识形态管理权阐释
意识形态管理权主要指特定的政党组织或社会集团发挥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的方法手段，对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人、事、物进行资源整合和系统管理，以实现主导意识形态、引领社会发展的动态创造性活动过程。对此，我们从以下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其一，从主客体视角来看，管理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管理的一种特殊形式，管理权主体只能是掌握政权的政党集团。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现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行使意识形态管理职能。党对意识形态管理权的掌握主要依靠作为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综合职能部门中宣部，在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总揽全局。横向层面主要指通过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对广播影视进行管理;通过中央网信办和国家网信办，对互联网意识形态传播进行管理;通过中央外宣办和国务院新闻办负责对外宣传管理;还有就是中宣部代管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等中央直属新闻单位以及十九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宣部直接管理新闻出版和电影工作。纵向层面的管理，则是通过各省区市、地市、县市一级的党委宣传部，管理各级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和互联网;通过各种非意识形态部门的思想管理机构，如政协、人大、工青妇、文联、科协、国企等单位和群团组织的党委及政工宣传部门负责管理;依靠高校、科研单位的党委及宣传部门管理等。其二，从过程和目标视角来看，意识形态管理权“既包括对意识形态正常运行的过程和中间环节的科学管理，也包括对意识形态结果与维护的持久管理”[3]，既强调过程管控，又强调目标管理。此前，我们党一直沿用主动权的概念来表述意识形态的具体工作，“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重视和加强管理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保证。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管理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措施，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化管理的原则，进一步明确各地区各相关部门的责任和工作要求”[4]，主动权强调的只是一种过程主导关系，而管理权是对意识形态系统整体性内容的最深刻把握。其三，从内容视角来看，意识形态管理权主要指向蕴含在人、事、物中的思想意识，具体到我国就是用一系列管理方法和治理手段宣传主流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的头脑里做好思想建设，播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种子，形成抵制和批判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行为。其四，从权力本质上看，管理权是一种实际可操作的硬权力，通过对人的思想管理来让社会大众接受主导的价值理念，在当下中国同时强调领导权和管理权，旨在把软权力和硬权力相结合，把科学引领、思想指导的功能和过程与目标双重管理功能相结合，把政治上的一元领导和业务上的多元管理结合起来，共同确保意识形态工作的建设任务和目标导向。 三、意识形态话语权释义
话语权最早来源于法国哲学家福柯“话语即权力”的观点，他认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5]。实际上，话语权不仅是蕴含着阶级维度的权力，还包括伦理维度的权利，既包括因地位、资源产生的话语硬权力，也包括因话语内容具有的说服力和传播形式的吸引力及亲和力而获得的话语影响力等软权力，同时还包括话语主体所具有的说话的法理权利。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或者其他利益集团通过依托隐性的话语秩序作为工具来营造软性权力载体，达到巩固统治地位或者维护集团利益的目的，这就必然要求意识形态与话语权实现紧密结合。这里我们把意识形态话语权定义为特定的政党组织或社会集团凭借建构的一整套话语体系维护自身利益，引领社会思潮和引导社会舆论，巩固和扩大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影响力的能力和权力。对此，我们从以下两个部分进行理解：其一，从话语权的构成情况来看，话语权要求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语言语法和话语策略四要素缺一不可。话语主体解决话语关系中“谁来说”和“向谁说”的问题，既包括话语的生产者、传递者，也包括话语的接受者，合格的话语主体必须拥有“陈述客观对象的能力，表达自身意识形态的能力，与其他主体建立和谐关系的能力”[6];话语内容解决“说什么”的问题，既要求内容具有合理性，能够立足实际，观照现实，覆盖广泛，融入生活，又要求纵向层面新旧话语能传承和融合，横向层面差异性话语比例结构完整合适;语言语法解决“怎么说”的问题，既要求转换叙事和表达方式，又要求与受众的心理、思维、生活习惯相适应;话语策略解决“说得好不好”的问题，既可以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顶层设计和基于他者反馈的目标调整，也可以是着眼于社会不同侧面的精确议题设置，还可以是话语生产者的联动，传递者的控制等。其二，从话语权的功能发挥来看，可以分为政治话语权、日常生活话语权和学术话语权。政治话语权主要是统治阶级或利益集团借助媒介等载体把自己的观点、思想和态度传播、渗透进社会各领域以便灌输、教育好受众，为国家或社会提供稳定运行的价值取向和总的规则，让社会成员支持和赞同现行政治系统或政治主张;日常生活话语权主要指政党集团通过选择贴近生活实际、反映公共利益、容易被大众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内容，借助网络空间，采用话语互动和协商的方式，引导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社会责任意识，促成民众的理性回归;学术话语权主要指学术精英通过对社会实践进行科学归纳和系统总结，形成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制度的合理化、合法化提供学理的辩护和论证，为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方向，有效解读政治话语，引领日常生活话语。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提出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2·19”讲话中提出增强国际话语权，“5·17”讲话中提出加强话语体系建设，都是强调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不仅要领导好和管理好，而且还要真正说了算。
四、意识形态“三权”关系厘定
在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三个概念都是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统一整体。对于掌握政治领导权的统治阶级来说，把管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有效利用手段，通过掌握管理权，逐步实现话语权，最终获取领导权，链条关系可以表示为管理权→话语权→领导权。对于被统治阶级而言，必然是通过营造和推广切合大众政治心理需求的价值话语进而消解统治阶级话语逻辑体系，通过政治、经济、军事联动支撑构建领导权，最终赢得政权，获得管理权，链条关系可以表示为话语权→领导权→管理权。我们一般都是在掌握政治领导权的前提下，探讨三者的联系，其共同之处在于权力一般都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都以维护特定阶级利益为最终目的，都必须依托国家机器和有机知识分子阶层发挥作用。
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内涵的侧重点不一样，意识形态管理权是一种管理人、物、事的实际可操作的硬权力，强调“有招”;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一种集硬权力、软权威、法权利为一体的话语影响力和吸引力，强调“无招”;意识形态领导权是基于上下关系的非强制性的软权力，强调“无招胜有招”。二是权力生成机制不一样。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和社会集团必然执掌着意识形态管理权，但是掌握意识形态管理权并不天然地获得话语权和领导权，而获取领导权必然要掌握话语权，因为领导权必须通过一定的话语表达出来，话语权的获取是掌握领导权的前提、基础。管理权作为具体的领导权，是话语权的协调方式和规则保障，而话语权则又是掌握管理权的实践抓手。三是地位作用不一样，意识形态领导权是管理权和话语权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在“三权”中居于核心地位。管理权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具体化和话语权的内在要求，在“三權”中处于桥梁地位。意识形态话语权是领导权和管理权的主要表现，在“三权”中处于关键地位。
总之，巩固和增强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是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只有在深刻把握“三权”学理逻辑之间的“应然统一”关系前提下，通过夯实意识形态建设的物质、制度、社会等实践基础，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基础，筑牢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四个板块力量参与建设的环境基础，进而建设好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获取意识形态领导权，我们才能在实践中真正确保“三权”之间的“实然统一”。
[本文为2020年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党建纪监专项重点项目“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研究”（项目编号：20SKDJ036）;海南省意识形态与舆论研究基地后期资助课题“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基础理论研究”（项目编号：20HQZZ06）和2015年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大学生口述家史’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项目编号：15SKS02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1.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1.
[3]李礼.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基本内涵及联系[J].学术论坛，2017（4）：119-124.
[4]胡锦涛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30.
[5]王治河.福柯[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159.
[6]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M].曹卫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74.
[雷洋为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新闻传播学院研究人员（在站博士后，文学博士）;王正宇为四川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编校：王志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