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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动公家一分一厘
在最冷的冬天，部队的同志给父亲送来一套军棉衣，这套衣服伴随父亲度过数个寒暑，夏天把棉花取出来做单衣，冬天把棉花重新塞进去
我（本文作者乌兰夫之女云松）的父亲（乌兰夫，曾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副主席等职）在全国解放后担任过很多重要的领导职务，用现在的话说，是“高官”，在生活上应该是很有保障的，但是有两次，他陷入真正的经济窘迫之中，节衣缩食，入不敷出，衣服上打满补丁……
父母的津贴刚够给我买奶粉
我的父母生育了10多个子女，由于战争年代条件极端严酷，父母在解放前所生的孩子大多夭折，仅存一子一女。全国解放的时候，我母亲才27岁，可是身体已经受到很大损害，她生下的孩子，根本不能存活。
我是1951年出生的，虽然是早产儿，但活了下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于是，母亲对我格外呵护。因为是早产，加之母亲身体羸弱，我没有母乳吃。我不能喝牛奶，一喝牛奶就病得很厉害。一位读过医科大学的朋友来看母亲，送给她一盒罐装奶粉，对她说：“试试这个，也许小孩子能接受。”
说起来也怪，我很喜欢吃这种奶粉，人也健康起来。这种奶粉应该叫代乳粉，主要成分是米粉，是美国生产的。1949年后，美国从解放前对中国实行商品倾销政策变成对新中国实行全面经济封锁，婴儿食品和药品都在禁运之列。市面上这种奶粉越来越少，价格十分昂贵。
当时国家对军队和干部实行供给制，就是保障吃饭、每年发几套衣服，除此之外，每月还有很少的一点儿津贴。父母每个月的津贴合起来，刚好能买这样一盒奶粉，恰好够我吃一个月。
给我买完奶粉，父母手里一点儿钱也没有了。但维持一个家庭或多或少都需要一点儿钱，于是，哥哥姐姐只能穿着大人改制的旧衣服，上面满是各种补丁。
还有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就是父母老家的亲戚或者同乡，会经常来看望他们，以往母亲总会给他们一些经济上的帮助，可是父母的津贴被我独享之后，母亲只能送给他们一些衣物。
母亲说我一直喝这种代乳粉到3岁多，这期间她多次想改变我的饮食习惯，但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实权派”的朴素生活
母亲出身封建大家庭，擅长刺绣。她开始会在我姐姐的旧衣服上点缀各种花朵，可是渐渐地，这些缝纫量越来越大，特别是父亲的衣服，要补缀得完全看不出痕迹，很是费神费力。母亲自己的工作本就紧张，对大量的家务活感到力不从心，于是想起她的姑母来了。
母亲的姑母——我称呼之为姑姥姥。姑姥姥突然接到我母亲的邀请，又惊又喜，她以为有什么高贵精细的活计等着她，没有想到都是些需要缝补的粗白布衬衫和旧军装。
当时父亲是内蒙古地区党政军的一把手，同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是现在所谓的“实权派”，在经济很窘迫的时候，为自己解决一点儿问题，实在是太容易了，可是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行过任何方便，绝不动公家一分一厘。
母亲在经济困窘的时候，也想过“创收”的问题。父亲因为是领导干部，吃的是小灶，按照规定，他在午饭后有一个苹果或梨的待遇，母亲就打起这个苹果的主意来。她找到管理员说，以后不要给我父亲吃水果了，这份水果钱交给她，由她来安排。刚开始，管理员不同意，但是经不住母亲软磨硬泡，只好答应了。
现在想起来，一个月的水果钱也不过才几元钱，但在当时对母亲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可是她高兴了没有多久，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三反”运动主要是整肃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滋生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在一次党小组的会议上，管理员揭发说，他想了好几天，认为母亲挪用首长的水果钱就是变相的贪污。
母亲一听就跳起来了，对她来说，贪污是极端邪恶的行为，染指国家的财富和老百姓的血汗，那是罪不可恕。她气呼呼地说：“父亲的钱给孩子用难道是贪污吗？再说，乌兰夫同志早说过他用不着吃水果了，不信，大家可以去问。”管理员也跳起来了，说：“水果费是组织上规定的，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挪用就是不对！ ”
这件事情闹到最后，还是上级出来调停。母亲后来不理管理员了，觉得他胡闹;管理员也不理母亲了，觉得自己做得对。
风波过后，母亲没有了零用钱，父亲饭后又吃到了水果。母亲有些迁怒于父亲，当父亲习惯性地把苹果切开，乐呵呵地分给孩子们的时候，母亲就会愤愤地把孩子们带走。
70年代初，父母从湖南回到北京，那位管理员来看他们，他已经是外省的一位基层领导了，他提着一包水果，一见我父母就哭了，那是一种革命队伍中的情谊。母亲说，那位管理员回忆起当年的事情，仍然觉得自己很在理。过去听到母亲讲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这位管理员有点儿“一根筋”，但现在想起来，竟然有着说不清的感动。
父母的全部工资用来交房租
“文革”开始后，父亲受到了某些人的诬陷，毛主席和周总理为了查清问题，也为了保护他，把他转移到总参第五招待所，后来转到北京郊区一处军队管辖的院子里。主席和总理让父亲住在军队管理的处所，最大的原因是安全。总后管理部门却给了父亲一个奇怪的通知：缴纳军队住房的房租。房租的金额几乎是父母工资的全部。
从1966年到1969年，我难以想象父母困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只是后来听到父亲开玩笑，说母亲“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在最冷的冬天，部队的同志给父亲送来一套军棉衣，这套衣服伴随父亲度过数个寒暑，夏天把棉花取出来做单衣，冬天把棉花重新塞进去。后来颜色泛白了，母亲请战士买了五分钱一包的染料，把衣服染成了蓝色。
1969年后，林彪的“一号命令”下达，许多老干部离开北京，父母来到了湖南。70年代初，父母回到北京。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告诉他，他们接到过群众来信，都是当年经手父亲“房租”的普通军队干部，他们先后给中央写信，反映这种奇怪的收费方式，认为是不合理的。中办的同志说，他们已经核查了这一事情，想把钱退还给父亲。父亲笑了笑，风趣地说：“事情已经过去了，就留在总后吧。算我繳了一笔部队建设费，不是很好吗？”
在最冷的冬天，部队的同志给父亲送来一套军棉衣，这套衣服伴随父亲度过数个寒暑，夏天把棉花取出来做单衣，冬天把棉花重新塞进去
我（本文作者乌兰夫之女云松）的父亲（乌兰夫，曾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副主席等职）在全国解放后担任过很多重要的领导职务，用现在的话说，是“高官”，在生活上应该是很有保障的，但是有两次，他陷入真正的经济窘迫之中，节衣缩食，入不敷出，衣服上打满补丁……
父母的津贴刚够给我买奶粉
我的父母生育了10多个子女，由于战争年代条件极端严酷，父母在解放前所生的孩子大多夭折，仅存一子一女。全国解放的时候，我母亲才27岁，可是身体已经受到很大损害，她生下的孩子，根本不能存活。
我是1951年出生的，虽然是早产儿，但活了下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于是，母亲对我格外呵护。因为是早产，加之母亲身体羸弱，我没有母乳吃。我不能喝牛奶，一喝牛奶就病得很厉害。一位读过医科大学的朋友来看母亲，送给她一盒罐装奶粉，对她说：“试试这个，也许小孩子能接受。”
说起来也怪，我很喜欢吃这种奶粉，人也健康起来。这种奶粉应该叫代乳粉，主要成分是米粉，是美国生产的。1949年后，美国从解放前对中国实行商品倾销政策变成对新中国实行全面经济封锁，婴儿食品和药品都在禁运之列。市面上这种奶粉越来越少，价格十分昂贵。
当时国家对军队和干部实行供给制，就是保障吃饭、每年发几套衣服，除此之外，每月还有很少的一点儿津贴。父母每个月的津贴合起来，刚好能买这样一盒奶粉，恰好够我吃一个月。
给我买完奶粉，父母手里一点儿钱也没有了。但维持一个家庭或多或少都需要一点儿钱，于是，哥哥姐姐只能穿着大人改制的旧衣服，上面满是各种补丁。
还有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就是父母老家的亲戚或者同乡，会经常来看望他们，以往母亲总会给他们一些经济上的帮助，可是父母的津贴被我独享之后，母亲只能送给他们一些衣物。
母亲说我一直喝这种代乳粉到3岁多，这期间她多次想改变我的饮食习惯，但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实权派”的朴素生活
母亲出身封建大家庭，擅长刺绣。她开始会在我姐姐的旧衣服上点缀各种花朵，可是渐渐地，这些缝纫量越来越大，特别是父亲的衣服，要补缀得完全看不出痕迹，很是费神费力。母亲自己的工作本就紧张，对大量的家务活感到力不从心，于是想起她的姑母来了。
母亲的姑母——我称呼之为姑姥姥。姑姥姥突然接到我母亲的邀请，又惊又喜，她以为有什么高贵精细的活计等着她，没有想到都是些需要缝补的粗白布衬衫和旧军装。
当时父亲是内蒙古地区党政军的一把手，同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是现在所谓的“实权派”，在经济很窘迫的时候，为自己解决一点儿问题，实在是太容易了，可是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行过任何方便，绝不动公家一分一厘。
母亲在经济困窘的时候，也想过“创收”的问题。父亲因为是领导干部，吃的是小灶，按照规定，他在午饭后有一个苹果或梨的待遇，母亲就打起这个苹果的主意来。她找到管理员说，以后不要给我父亲吃水果了，这份水果钱交给她，由她来安排。刚开始，管理员不同意，但是经不住母亲软磨硬泡，只好答应了。
现在想起来，一个月的水果钱也不过才几元钱，但在当时对母亲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可是她高兴了没有多久，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三反”运动主要是整肃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滋生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在一次党小组的会议上，管理员揭发说，他想了好几天，认为母亲挪用首长的水果钱就是变相的贪污。
母亲一听就跳起来了，对她来说，贪污是极端邪恶的行为，染指国家的财富和老百姓的血汗，那是罪不可恕。她气呼呼地说：“父亲的钱给孩子用难道是贪污吗？再说，乌兰夫同志早说过他用不着吃水果了，不信，大家可以去问。”管理员也跳起来了，说：“水果费是组织上规定的，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挪用就是不对！ ”
这件事情闹到最后，还是上级出来调停。母亲后来不理管理员了，觉得他胡闹;管理员也不理母亲了，觉得自己做得对。
风波过后，母亲没有了零用钱，父亲饭后又吃到了水果。母亲有些迁怒于父亲，当父亲习惯性地把苹果切开，乐呵呵地分给孩子们的时候，母亲就会愤愤地把孩子们带走。
70年代初，父母从湖南回到北京，那位管理员来看他们，他已经是外省的一位基层领导了，他提着一包水果，一见我父母就哭了，那是一种革命队伍中的情谊。母亲说，那位管理员回忆起当年的事情，仍然觉得自己很在理。过去听到母亲讲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这位管理员有点儿“一根筋”，但现在想起来，竟然有着说不清的感动。
父母的全部工资用来交房租
“文革”开始后，父亲受到了某些人的诬陷，毛主席和周总理为了查清问题，也为了保护他，把他转移到总参第五招待所，后来转到北京郊区一处军队管辖的院子里。主席和总理让父亲住在军队管理的处所，最大的原因是安全。总后管理部门却给了父亲一个奇怪的通知：缴纳军队住房的房租。房租的金额几乎是父母工资的全部。
从1966年到1969年，我难以想象父母困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只是后来听到父亲开玩笑，说母亲“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在最冷的冬天，部队的同志给父亲送来一套军棉衣，这套衣服伴随父亲度过数个寒暑，夏天把棉花取出来做单衣，冬天把棉花重新塞进去。后来颜色泛白了，母亲请战士买了五分钱一包的染料，把衣服染成了蓝色。
1969年后，林彪的“一号命令”下达，许多老干部离开北京，父母来到了湖南。70年代初，父母回到北京。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告诉他，他们接到过群众来信，都是当年经手父亲“房租”的普通军队干部，他们先后给中央写信，反映这种奇怪的收费方式，认为是不合理的。中办的同志说，他们已经核查了这一事情，想把钱退还给父亲。父亲笑了笑，风趣地说：“事情已经过去了，就留在总后吧。算我繳了一笔部队建设费，不是很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