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纺织业民族资本家朱鸿度的曾孙。1936年四周岁时，全家从上海市区乔迁到闵行镇新居。从上海徐家汇沿沪闵公路南行约20多公里，即可到达。我家位于镇北端的北街上，是一栋全新的红砖红瓦的花园洋房。
　　红房子有主屋和辅屋两栋建筑。主屋是欧式带二层阁楼的平房，也是主要生活用房。辅屋是南北向三间平房，主要是厨房、柴房和储藏室。整个宅基占地两亩多。宅院用高高的围墙围起，围墙上砌有花格，每个花格的图案都不相同，显示出传统建筑的艺术风格。
　　我家有六口人。阿爸叫朱慕劬。祖辈曾在上海叉袋角首创裕源纱厂，但竞争不过日本人，后被日商收购。我的祖父祖母去世后，阿爸分得一份丰厚的遗产10多万元。可是他以此款投资的地产生意又逢日寇侵沪，地价一落千丈，投资血本无归，家境从此没落。姆妈邢蕴芬是浙江南浔人，家境殷实。她在培成女中读书，此时领着我们四个孩子生活，并主持家务。
　　客堂、书房、卧室里摆放了三套红木家具。客堂正上方悬挂的“永誉堂”匾，是前清举人、阿爸的老师朱筱珊先生题写的。匾下方的供桌中央，放着一座有近一尺高的西洋珐琅架大摆钟。钟摆在玻璃罩内慢悠悠地摆动，显得十分漂亮。钟摆的结构非常奇特，是由两根内装水银的玻璃管装在珐琅框架上组成。水银随天气的冷暖而缩胀，可自动调整时钟的准确度。到了整点，摆钟会按点敲响，真是一件宝物。客堂与书房内挂了许多字画，还有一台落地式手摇留声机。上部是唱盘，使用钢针传导声音到云母片唱头，每放一次唱片要更换一根钢针；中部是扩音腔，声音由此传出，替代老式留声机上的大喇叭；下部是带格栅的唱片储藏柜。柜中有许多唱片。家中还有一只木壳金属衬的冰箱，需购买冰块放入使食品保鲜，也是当时奢侈的家庭用品。
　　阿爸在1935年进入上海法政学院法律系学习，平时不在家住。那时候时局日益紧张，我能听到院子西墙外操场上士兵操练的声音。1937年春，所有上海大学生参加军训，阿爸也参加了。有一天他穿着一身戎服，戴着大盖帽回家来，告诉我：“要你在地上爬，即使地上有堆屎，你也得爬过去！”我听了肃然起敬。那天阿爸有位同学一起来，为我们全家在自家花园草坪上拍了一张照片，这是我家第一张全家福照片。
　　可是好景不长，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争爆发。整个长江三角洲中国地界顿时成为战火纷飞的战场。日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闵行也无幸免。我家只能逃难去上海租界外婆家躲避。全家老小挤进自备的斯蒂培克（ Studbaker，美国产）轿车匆忙逃命，什么家产都没法带。闵行只留下一个老仆看家，并将大部分红木家具转移藏匿。此时欲入租界的难民已如潮涌。不久，闵行传来消息，日军占领了我家红房子，大量家产损失殆尽。一栋崭新的花园洋房，只用了一年多，就沦入日军的魔掌。什么留声机、木冰箱、大摆钟、木匾字画等等全没有了。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整个上海的中国老百姓同仇敌忾，自动投入支援抗日的战斗。每天都有市民与学生捐款捐物支援前线，并在租界内游行。外婆家的舅母是中西女中毕业的学生，又是进门不久的新媳妇，婴儿尚不到百日，本应休闲颐养，此时却领着仆人全体出动，缝制棉衣、棉被支援前线。一时家中的客厅和中式西式两餐厅共三大间堆满了军需品，成了临时的“军工厂”。直到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在谢晋元团长率领下，撤退到英租界的胶州公园，战斗才稍平息。此时的长江三角洲已全部沦陷。
　　身在孤岛上海的姆妈，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沦陷区闵行的红房子。大概在1940—1941年间一天，姆妈带着大哥和我，从上海租界通过日军封锁线，坐长途汽车回闵行红房子查看。通过封锁线是一个非常紧张的过程。关卡就设在徐家汇天主教堂以南的土山湾一带，架着铁丝网，由日本兵持枪把守。所有出入关人员要出示良民证，携带物品全部展示检查。过关时因我是小孩，没查，但我也不敢看日本兵，低着头过去了。
　　当时的沪闵公路是一条煤渣路，坑坑洼洼崎岖不平。破旧的长途汽车总算拉我们到了闵行。红房子大门没有门卫，我们敲敲门走到院内。屋里出来一个日本女人，对我们上下打量了一番。姆妈用手势示意我们是这房子的主人，于是她表示理解了，同意我们在院内看看。我们见到，整个主屋在原木板地上又搭了半尺高、白木头的“榻榻米”，木屐就脱在门外，这说明主屋内所有地板上的东西都挪动了。幸亏老仆将我家家具转移藏匿了，不然就要被日军全搞残了。我三伯伯从苏州逃难进入上海租界，家具来不及撤，结果日军侵占他宅后，也搭了“榻榻米”，将全部红木桌子的腿都锯短了使用。
　　我们没敢进主屋，只在室外转转。走到三间辅屋厨房外，看到柴房里放着成排的笼子，养了许多兔子。花园里和东边菜地里种了许多蓖麻（注：日本统治时期，曾强迫中国人种植蓖麻。因为蓖麻籽是提炼航空润滑油的原料、重要的军用物资）。整个红房子的红屋顶涂成了黑色，窗玻璃上都糊上交叉纸条，大概是防空的需要。房子里没有看到日本男人，大概是高级军官宿舍。我们没敢多逗留，只带回了两个黑漆带盖的鼓型木桶。这木桶过关卡时又引出一段故事。我们用包袱将桶包好拎着排队过关卡（当时人们喜用包袱载物，系好后拎着或背着）。前面过关的老百姓一个个将携带的物品打开供检查。轮到我们时，日本兵一看我们像是拎着两个马桶，怕臭，捂着鼻子，没让我们打开包袱展示，就让我们过关卡了。回到家中讲此故事，引得全家哈哈大笑！姆妈直到晚年，一提起日本人，就说：“触气！”日军侵华战争，使她一辈子耿耿于怀。直到改革开放后，大量洋货进口，姆妈还是坚决不买日本货，她的电视、冰箱、空调都不买日本产的。她的民族气节令人钦佩。
　　我八姑夫翁慕徐，是常熟翁同龢后人，在上海英租界的国际电信局做事，抗战开始就奉命带着部下和家眷到香港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和上海租界，他回到上海就辞职在家，不和日本人共事。我阿爸1939年从上海法政学院法律系毕业，但他认为在当时上海环境下，很难从事律师工作，所以他宁可放弃做律师的机会，去一些私人小公司做事。梅兰芳大师也留蓄胡子，拒绝登台演出。这类事例比比皆是。
　　直到抗战结束、日本鬼子投降，红房子才归属我家，但已被折腾得面目全非。日军侵华烧杀抢掠，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怎能忘却呢？！
　　（作者为原中国兵器工业部高级工程师）
　　责任编辑 张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