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无论国有、外资还是民营企业都会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加深合作与重组，而其中重要的途径是打破地域、打破所有制、打破对资本属性的认识去收购兼并企业或项目，今后不同体制的企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还会以更快的速度逐步加深。
　　
　　最近关于对外开放的各种议论很多，有正面的和负面的评价，有些观点认为开放过度了，或者开放带来了很多负面的东西，甚至一些评论直接对我国的开放政策提出挑战。
　　近期凯雷收购徐工的外资并购案引起朝野瞩目，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三一重工执行总裁向文波以博客形式发表的两篇批评文章又掀起了对此收购案的讨论高潮，其网上访问量达到了32万人次。
　　最近本刊针对外资并购中国企业引发的一些质疑，对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了访问，以开阔我们的思路与视角。
　　我们还需要引进外资吗？
　　关于中国的开放，二十年来经过了五次较大的讨论，这次主要集中于对外资政策方面的争论。中国外资的整体存量已经很大，在某些行业所占的比重相当高，IT领域可达到70%多，外资企业在制造业的产值达到近1/3左右，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对是否还需要给外资优惠政策产生了很大的争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隆国强认为，公平竞争的道理大家都承认，内外资确实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竞争的大市场，但是应该看到吸收外资面临着全球竞争，从联合国贸发会每年发布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报告分析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国家是走向进一步开放、进一步提供外资优惠条件的。各国都在争夺国际资本的资源。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我们取消了对外资的优惠，吸收外资的力度肯定要下降，而且海外投资者会怎么解读中国的政策调整？他们会认为中国的开放政策要往后退了。我们不能给全世界一个错误的信号，在两税并轨等政策调整时，应该有进一步推进开放的举措同时出台，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我们还需要继续引进外资吗？这是争论的另外一个焦点。
　　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有一个很有影响的理论，叫做两缺口理论，认为利用外资主要是解决投资和储蓄的缺口，及其外汇的缺口。目前中国已经有1万亿的外汇储备，并有很高的人民币储备率，我国的融资渠道已经多元化了，按照两缺口理论，我们确实不需要再费力引进外资了。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继续引进外资？世界发达国家都不缺资本，一些国家有发达的资本市场，例如美国、英国的资本市场和融资体系都很发达，它们仍然到世界各地招商引资，包括阿拉伯等资本特别雄厚的国家，为什么也到中国招商引资？隆国强认为，跨国投资和资金本身是不能划等号的，外资带来的是一种资本形成能力，有资金未必会带来好的管理，好的技术和国际营销渠道，从经济学角度看，我们对外资表面吸收的是货币，实际含有技术、设备、市场，因而吸收的是自己缺乏的生产能力。
　　目前最吸引眼球的争论问题就是外资和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问题，这也是触发此次凯雷收购徐工案的焦点问题。以向文波为代表的反对外资控股徐工的观点认为：“中国不可能进口一个现代化，更不可能靠别人来帮我们实现强国梦，中国的强国梦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实现。”他认为：“徐工被外资收购不是简单的产权交易问题，而是工程机械这一国家战略产业发展的主导权之争！”他说，卖什么都可以，但“卖国”不行！
　　国家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在发表的《也谈外资并购与中国经济安全》一文中，阐述了他对经济安全的观点，向文波在博客上又发表了言词激烈的文章《王志乐先生你错了》，对王志乐提出质疑，认为王先生的安全观是对国人安全意识的麻痹。经济安全问题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阳光卫视《博博客》节目的对话中，向文波明确表示，外资入股徐工案的关键是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外资收购徐工的示范效应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看来经济安全问题成为对外资收购不同观点交锋的核心问题。
　　如何权衡经济安全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刚刚开放，国内就有人提出了“外资进入后的产业安全”和入世后的金融安全等问题。现在经济安全问题又成为外资争论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
　　到底什么是经济安全？迄今为止，所能看到的对国家经济安全的解释非常多，人们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理解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都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人们通常说的安全状态实际上是以安全因素为主的一种动态平衡，安全是和利益相关的，但是安全又不能完全等同于利益，利益是以大小多少来衡量的，安全则强调状态的稳定性，并非一种标准。一国的经济状况是客观存在的，但人们的认识和态度却不一定客观，难免带有主观性、片面性。
　　国家商务部研究院吕博研究员认为，外资的进入加剧了中国企业间的竞争，外资控制了我国相当一部分战略产业和战略资源，客观上挤压了内资企业的发展。但是这种竞争压力即使到了企业倒闭或职工失业的地步，也并不是产业安全问题，而是产业调整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某个产业是否安全，不是看内资外资的比例变化，只要这个产业在外资进入后，总体发展趋势不断壮大，不断提高，这个产业就会越来越安全。相反如果整个产业不断萎缩甚至面临生存危机，那它就是不安全的。如果外资的进入加速了某个行业的发展，就会使该行业的安全更有保障，即使外资在某个行业形成垄断，所影响的主要还是公平竞争问题，对产业安全的影响不能说是负面的。
　　隆国强认为，很多人谈论外资来了，把我国军工企业并购了，行业的龙头控制了，因而国家的经济安全受到威胁。这个担心讲的实质是市场风险问题。经济安全不是这么狭隘的，有更多的内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提出哪个具体实证，或案例威胁到我们国家安全的哪一个方面，担心的问题基本上处在潜在的，有可能威胁到经济安全的层面。
　　有一些舆论也举出国际上的案例，普遍提出的是中海油并购优尼科被否决的例证。确实，美国虽然号称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但也有维护国家利益的说法，但这个例证不是美国在经济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而是美国留给全世界的一个反思的案例。英国《金融时报》曾经评论，认为由于有了美国对这个案例的否决，从此美国人再也没有资格给发展中国家的人说教，指教他们应该怎么开放市场。
　　抽象意义的谈国家安全，没有人会反对，但是什么是国家安全，在什么范围，有什么特定意义，需要有科学定义。在评价某个具体项目中，评判它是不是真正威胁到国家安全，因为没有真正的发生，如果在评估中把国家安全的定义放得太宽了，可能会丧失很多机会，同时也可能走到比较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误区。从实际操作层面，如果我们不能准确把握尺度，可能会使我们失去发展的机遇，如果外资项目来了，对地区、对行业，甚至对国家都有好处，但是将风险评估夸大，也会产生丧失发展机会的负面作用，同时会在老百姓中掀起民族主义的情绪。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很少有采取保守的对外政策，包括保守的经济政策可以使国家和民族走向强盛的。我们不是生活在没有竞争、没有贸易战的世界中，可以在与世界没有互动的状况下快速发展。经济学基本原理表明，我们配置资源的范围越大，市场范围越广，资源配置的效率越高，发展就会越快。中国的历史也已经证实，越是开放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发展越好，而越是闭关锁国，我们就越落伍。
　　外资并购是否会陷入
　　经济不安全
　　近几年来，跨国公司加速在全球范围进行收购兼并。中国加入WTO后，必将会在国际的统一大市场中进行全球市场范围内的重组和融资，不可能再在市场隔离的状况下，以传统的方式和手段进行企业的改革和重组，但是外资的并购毕竟触动了国有、民营各方利益。何况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体制改革是与对外开放并举的，国内舆论对外资的进入方式和进入程度仍是非常敏感的。目前对外资进入中国收购企业有不少反对观点，在南孚电池、洛阳轴承收购案中有争执，在凯雷收购徐工的案例中民族主义的情绪更加高涨，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越来越重。
　　


　　在2006华尔街电讯评选的中国十大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接受我们采访时，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非常明朗，他认为“企业有竞争力，国家经济才安全”，认为“一个企业对国家和社会做贡献的最好方式，不是整天嘴上叫着‘国家利益第一’，‘民族利益第一’，关键是提高企业盈利能力，提升竞争力，使企业价值最大化。”在商言商，是否选择外资，不是民族主义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政策问题，不能混在一起谈。
　　在争论中，怎样进行判断选择？陈志武强调，首先搞清楚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能够体现中国的利益要衡量三个方面：第一，从社会利益方面，能否为百姓提供就业机会；第二，从国家利益方面，是否按中国法律交税。国家从企业中得到的好处就是税收，外资收购带来税收，增加社会财富，就有利于国家富强；第三，从外资企业方面，是不是给中国人带来了更高收入和福利。
　　外资企业是不是中国的公司？陈志武认为要有一个更确切的定义，在法律意义上，它是属于中国公司，但是在观念上，很多人是把它作为外国公司排斥的。陈志武认为，只要是按中国的公司法正式在中国注册的公司，都应该是中国公司，不管其背后的股东是姓张还是姓史密斯，都应该得到同样的待遇。
　　在徐工并购案中，装备制造业引入外资控股是否为上策呢？陈志武认为，从客观发展现状分析，民营企业在国企改制中暂时还难以唱主角，除了某些政策歧视外，也有中国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原因，民营企业必须在外部融资的支持下才有可能参与像徐工这样大型国企的竞价。在中国现有的金融体系状况下，民企还难以融到足够资金参与国企重组的竞争中去。通过与外资合作加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是少数可选的现实方案，只有以最快的速度在技术上跟进，中国企业才有国际竞争力，企业缺乏盈利能力才是使国家的经济不安全。谁不希望先进的技术、先进的产品，最有价值的品牌样样都是中国自己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过去100年来中国因为外来侵略和国内战争及各种政治运动所耽误和丧失了发展的机遇和时间，遗憾的是，这些失去的机会不能重来，这些代价不会自动消失，今天的中国还在不断付出，为还清代价，付出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落后就要挨打，追赶先进就要付出学费。由于中国自己的资本市场不发达，外资具有强大的融集资本的能力，所以国企改制时出售股权给外资，为了赶上现代技术，中国不得不采用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企业不得不靠进口核心部件，进口核心生产设备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利用外资过程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都是在为“落后”买单。
　　中国改革开放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长久国策，我们应该深刻理解，中国引进外资的目的、长远目标和整体战略是什么？这样就不会纠缠于具体得失，也不会在具体方式上争论不休。徐工不能被外资控股的代表性观点认为，①徐工所从事的是中国少有的拥有全球竞争优势的产业，从事的是国家战略产业；徐工的经营为共产党打工没有出路，为何为外资打工倒成了“曲线救国”？
　　这种认识虽然有些偏颇，王志乐先生认为，很多人将“外国投资企业”与“外国企业”从基本概念上混淆。“外资企业”与“外国企业”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是按照中国公司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公司，具有中国法律地位，在中国所有制中，中国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三大部分，外资企业是在中国经济体系中运行的。
　　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是经过各级政府及与其合作的企业对它的资信、资金、技术、管理能力各方面严格审查和选择，才赋予它具有中国企业的法律地位，在中国的经营中受到中国政府各部门在工商、财政、税收各方面的监管和中国法律的制约，外资企业的垄断倾向也将受相关法规约束，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多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已融入中国经济运行体系。至今没有出现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实际案例。如果通过未来的并购，外资企业形成了行业垄断，这也是中国市场竞争秩序出现了问题，属于市场经济运行不健康，而不是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民营企业收购国有企业，也曾经被认为是不安全的，但是国有企业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终究要逐步从竞争性领域中退出来，那么，同属于中国企业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都应该有机会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重组。目前很多国有企业到国外去吸纳外资，也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因而我们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应当与时俱进。不能再以传统的、固化的观点和方法分析现在新的企业竞争形势，将商业行为意识形态化，进而将商业行为渲染为经济安全问题。意识形态的禁锢曾使中国丧失了很多机遇，邓小平一再教诲，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付出了很多代价总结出来的。
　　在访谈中，一些专家和学者们认为，实际上外资对中国企业进行投资，真正的风险在外资方。外资必须遵守中国法律，立法权在中国，外资企业不仅要承担市场风险，还要面对投资环境风险，尤其是政策风险、体制风险，他们在中国的投入很可能遭遇血本无归。中方和外方，谁掌握主动权，谁更不安全是很清楚的。
　　我们需要选择什么样的
　　强国之路
　　中国要不要利用外资，要不要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和路径选择的问题，并且选择依靠完全自力更生的路径就是爱国的，选择与外资合作就是卖国的。陈志武教授认为，中国也可以选择什么都由自己慢慢的发展出来，比如资本市场靠自己的发展核心技术，靠自己的发展要等多少年都可以。中国人对这条路径是最熟悉不过的，1978年以前，我们一直强调自力更生，但是这种方式使我们与国际市场脱节，长期落后。中国对外开放不是权宜之计，这是我们在发展道路上付出巨大代价总结出来的。
　　为什么在全球化过程中，很多发展中国家是失败者，中国却是少数的几个赢家之一呢？就是因为中国看到了全球化发展之必然趋势，加大了开放力度，抓住了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机遇。
　　引进外资，引进国外技术，加强国际合作是我们在短期内增强国际竞争能力的捷径。二十多年来我国引进外资取得的巨大成绩证实了这一点。到目前为止，中国出口总量中，外资企业占60%；高新技术出口中，外资企业占88%；在中国引进技术总额中，外资企业占50%。作为与国际市场融合能力较强的企业群体，外资企业大大加强了中国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实力，如果中国企业中不包括外资企业，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大打折扣。我们今天取得的成绩是来之不易的，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进行各种方式的合作，缩短我们培育竞争力的时间。
　　在进行路径选择时，大战略思维显得格外重要。我们要有国际视角，一方面要看到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速度是怎样影响人类、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它并不是一种现象，而是一种取代冷战将世界分割体系的国际体系，全球的整个商业大环境变化及大型跨国公司如何对中国投资的战略进行调整这样一种外在的国际环境和竞争方式的变迁；另一方面，分析国内市场的改革、开发、发展，国内企业改革的进程，我们将清楚地看到我们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什么地方。
　　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使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各种投资形式进行资源组合。市场占有和价值链活动配置，这几年，一些大型跨国公司正在进行疯狂并购，由此产生巨型企业，很多行业市场份额聚集为少数的几家公司占有，产业达到高度集中，这些跨国公司成为行业的全球化龙头企业。在一个产业中，形成一批企业群，很多跨国公司和很多国家的企业都被吸纳进它的供应链，它的资产是全球性的，它的人才配置也是全球性的，它的产业分工配置也是全球性的，虽然中国企业在本土市场有政府政策保护，具有相对优势，但是还不具有与这类跨国公司竞争的优势。
　　客观地讲，中国企业不是要不要全球化的问题，而是要如何全球化的问题。从引进外资到去海外投资，都是企业做大做强成为一个国际性企业必须做的功课，中国的大型企业在政府保护性政策环境中，做业绩没有问题，规模做大也没有问题，但是要做强，特别是具有国际竞争力是很困难的。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都制定了长远的发展战略，中国企业也应该有迅速融入国际社会的大的战略思维，制定“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战略规划，这不是想不想、愿不愿意做的事情，而是必须这么做，否则会越来越被动。假如今天还有这个空间的话，那么明天、后天就可能没有这个空间了。
　　中国企业要真正做大做强，一定要走国际化的道路，没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龙头企业，何谈强国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