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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很多人把“耕读传家”当作自己的座右铭。“耕”被摆到和“读”一样高的位置，是文化人毕生追求的理想之一。这种田园牧歌式的文化基因，浸满了对土地的热爱、对自然的向往，甚至成了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一直延续至今。
从居家隔离时期被人们注意到的“阳台种菜自由”，到西沙战士在沙地上成功开辟菜园。不难发现，喜好种菜的基因，早已深深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体内。
中国人如何养成种菜技能
事实上，种菜在中国不仅有着历史演进的逻辑，也兼具现实因素的作用。《人民日报》评论道：从狩猎采集时代到农业种植时代，华夏大地上早早就出现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定居生活。
四季分明的气候条件，乐吃善吃的饮食文化，重视农桑的国家政策，勤劳肯干的民族禀赋……正是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点亮了种菜这个与生俱来的技能，帮助中国人民抵御灾荒、战胜饥饿。
在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生活习惯等影响下，春种秋收、夏忙冬藏，不遗余力地滋养开发脚下的沃土，就成了中国人鲜明的属性、自然的本能。
中国人养成种菜技能，也伴随着无数叹息。有专家统计过，从周朝到1937年，中国发生过5000多次饥荒。对于灾荒和饥饿的记忆，使得“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成了中国人的基本诉求。于是，中国人总是不遗余力地开发每一寸土地，栽种上能填饱肚子的粮食和蔬菜。
当然，在漫长的种菜历史中，中国人也渐渐形成了吃“草”的文化，把素菜做得有滋有味成了一种本能。
《西游记》第一百回就列出了一个素菜单：“烂煮蔓菁，糖浇香芋。蘑菇甜美，海菜清奇。几次添来姜辣笋，数番办上蜜调葵。面筋椿树叶，木耳豆腐皮。石花仙菜，蕨粉干薇。花椒煮莱菔，芥末拌瓜丝。”这些纷繁食材的错综变化，是令中国素菜出神入化的根基，也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部分。
一种精神追求
在中国，种菜从来不是“下等人”的事，皇亲贵族和知识分子也很喜欢种菜。古代天子每年都会“亲耕”。这项具有强烈仪式感的传统起源于汉文帝，之后，很多皇帝都会在每年正月下地劳动一番，以示对“三农”的重视和尊重，祈祷一年的好收成。
后来，“亲耕”也逐渐有了一套繁杂的礼仪。到了明清两代，祭农活动达到顶峰时期，祭祀亲耕制度周密详备，整个仪式隆重有序。从保存的清雍正帝先农坛亲祭图、亲耕图和有关典籍上，可窥一二。
知识分子和贵族也种菜，他们崇尚田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认为，“耕”与“读”相结合是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很多人还把“耕读传家”当作自己的座右铭。“耕”被摆到和“读”一样高的位置，是文化人毕生追求的理想之一。耕田可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勤奋“耕读”的农家子弟通过科举考试，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实现从农人到官僚的切换，走上人生巅峰。
军队也种菜，自给自足。中国军事自古以屯田闻名。屯田就是军队从事农业生产，种粮食和蔬菜来自给自足，不需要国家财政支持。
如今的贵州屯堡文化就是明朝屯兵军垦遗迹。李牧雁门关屯田、诸葛亮屯田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屯垦戍边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等，这是重农经济的军事特点。
如此看來，在中国，种菜不但不会被歧视，有时候反而是一种精神追求，甚至是一种低调的表现。
延续至今的处世哲学
同样，经历宦海沉浮，对官场心灰意冷的官僚也把田园当成自己最后的栖身之所，完成从官僚到农人的切换。
《三国演义》中，刘备甚至通过种菜来掩藏自己的锋芒，减轻曹操对自己的怀疑，“就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
晚清名臣左宗棠领兵新疆，实行屯田。他每天早上五六点就去菜园看浇灌情况。据说，当时的哈密大营有菜园20亩，种植各类瓜菜，左宗棠种菜是其“以军屯为辅、民耕为主”治军方针的体现。
今天的苏州拙政园是一座因地造景、景随步移、极具江南特色的山水园林。但在明朝嘉靖年间，赋闲御史王献臣聘画家文征明设计建成时，占地62亩的拙政园中，“归田园居”就占到一半，那是一片31亩大小、种植蔬菜和水稻的田园。而“拙政园”的名称，源自西晋潘岳《闲居赋》：“筑室种树，逍遥自得，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此亦拙者之为政也。”王献臣当时仕途失意、归隐苏州，想以此暗喻浇园种菜是拙者的“政”事。
上述几位历史名人，不管是刘备、王献臣还是左宗棠的种菜，都有着种种考虑。左宗棠旨在以身作则、带领广大戍边将士实现蔬菜的自给自足;王献臣请名家设计、大兴土木的建园，从取名“拙政”看，明显带有政治失意;刘备种菜，一为被逼，二为保命，同时，还有些狡猾使诈的意味。
相比之下，陶渊明辞官归去，无所企图，种菜务农，乐此不疲，才是特立独行、大俗大雅之举。与他同时代的诗人颜延年，在《陶征士诔并序》中谈到陶渊明是一个种菜的好手，不仅能自养，还能出售贴补家用。当然，陶渊明并非普通的农民，而是亲近自然、歌咏生活的隐逸诗人，他曾吟道：“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
这种田园牧歌式的文化基因，浸满了对土地的热爱、对自然的向往，甚至成了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新闻网等）
从居家隔离时期被人们注意到的“阳台种菜自由”，到西沙战士在沙地上成功开辟菜园。不难发现，喜好种菜的基因，早已深深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体内。
中国人如何养成种菜技能
事实上，种菜在中国不仅有着历史演进的逻辑，也兼具现实因素的作用。《人民日报》评论道：从狩猎采集时代到农业种植时代，华夏大地上早早就出现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定居生活。
四季分明的气候条件，乐吃善吃的饮食文化，重视农桑的国家政策，勤劳肯干的民族禀赋……正是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点亮了种菜这个与生俱来的技能，帮助中国人民抵御灾荒、战胜饥饿。
在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生活习惯等影响下，春种秋收、夏忙冬藏，不遗余力地滋养开发脚下的沃土，就成了中国人鲜明的属性、自然的本能。
中国人养成种菜技能，也伴随着无数叹息。有专家统计过，从周朝到1937年，中国发生过5000多次饥荒。对于灾荒和饥饿的记忆，使得“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成了中国人的基本诉求。于是，中国人总是不遗余力地开发每一寸土地，栽种上能填饱肚子的粮食和蔬菜。
当然，在漫长的种菜历史中，中国人也渐渐形成了吃“草”的文化，把素菜做得有滋有味成了一种本能。
《西游记》第一百回就列出了一个素菜单：“烂煮蔓菁，糖浇香芋。蘑菇甜美，海菜清奇。几次添来姜辣笋，数番办上蜜调葵。面筋椿树叶，木耳豆腐皮。石花仙菜，蕨粉干薇。花椒煮莱菔，芥末拌瓜丝。”这些纷繁食材的错综变化，是令中国素菜出神入化的根基，也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部分。
一种精神追求
在中国，种菜从来不是“下等人”的事，皇亲贵族和知识分子也很喜欢种菜。古代天子每年都会“亲耕”。这项具有强烈仪式感的传统起源于汉文帝，之后，很多皇帝都会在每年正月下地劳动一番，以示对“三农”的重视和尊重，祈祷一年的好收成。
后来，“亲耕”也逐渐有了一套繁杂的礼仪。到了明清两代，祭农活动达到顶峰时期，祭祀亲耕制度周密详备，整个仪式隆重有序。从保存的清雍正帝先农坛亲祭图、亲耕图和有关典籍上，可窥一二。
知识分子和贵族也种菜，他们崇尚田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认为，“耕”与“读”相结合是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很多人还把“耕读传家”当作自己的座右铭。“耕”被摆到和“读”一样高的位置，是文化人毕生追求的理想之一。耕田可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勤奋“耕读”的农家子弟通过科举考试，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实现从农人到官僚的切换，走上人生巅峰。
军队也种菜，自给自足。中国军事自古以屯田闻名。屯田就是军队从事农业生产，种粮食和蔬菜来自给自足，不需要国家财政支持。
如今的贵州屯堡文化就是明朝屯兵军垦遗迹。李牧雁门关屯田、诸葛亮屯田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屯垦戍边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等，这是重农经济的军事特点。
如此看來，在中国，种菜不但不会被歧视，有时候反而是一种精神追求，甚至是一种低调的表现。
延续至今的处世哲学
同样，经历宦海沉浮，对官场心灰意冷的官僚也把田园当成自己最后的栖身之所，完成从官僚到农人的切换。
《三国演义》中，刘备甚至通过种菜来掩藏自己的锋芒，减轻曹操对自己的怀疑，“就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
晚清名臣左宗棠领兵新疆，实行屯田。他每天早上五六点就去菜园看浇灌情况。据说，当时的哈密大营有菜园20亩，种植各类瓜菜，左宗棠种菜是其“以军屯为辅、民耕为主”治军方针的体现。
今天的苏州拙政园是一座因地造景、景随步移、极具江南特色的山水园林。但在明朝嘉靖年间，赋闲御史王献臣聘画家文征明设计建成时，占地62亩的拙政园中，“归田园居”就占到一半，那是一片31亩大小、种植蔬菜和水稻的田园。而“拙政园”的名称，源自西晋潘岳《闲居赋》：“筑室种树，逍遥自得，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此亦拙者之为政也。”王献臣当时仕途失意、归隐苏州，想以此暗喻浇园种菜是拙者的“政”事。
上述几位历史名人，不管是刘备、王献臣还是左宗棠的种菜，都有着种种考虑。左宗棠旨在以身作则、带领广大戍边将士实现蔬菜的自给自足;王献臣请名家设计、大兴土木的建园，从取名“拙政”看，明显带有政治失意;刘备种菜，一为被逼，二为保命，同时，还有些狡猾使诈的意味。
相比之下，陶渊明辞官归去，无所企图，种菜务农，乐此不疲，才是特立独行、大俗大雅之举。与他同时代的诗人颜延年，在《陶征士诔并序》中谈到陶渊明是一个种菜的好手，不仅能自养，还能出售贴补家用。当然，陶渊明并非普通的农民，而是亲近自然、歌咏生活的隐逸诗人，他曾吟道：“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
这种田园牧歌式的文化基因，浸满了对土地的热爱、对自然的向往，甚至成了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新闻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