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过雪山出国
　　
　　来到西藏,发现在雪域高原上很难感受到边境。也许边境线被淹没在崇山峻岭之中,所以不像我在东北中朝边境和中俄边境时那么明确地可以紧挨着边境线的铁丝网前行。这里许多地方没有明显的边境线。
　　不过,也是大山筑成了天然的边境。长久以来,两边的人们来往起来并不容易。
　　当我来到定日县城,珠峰大本营的必经之地时,问到两个生长在这里的会说汉语的藏族少女,是否知道珠峰的另一边是哪一个国家。她们睁着茫然的大眼睛答不上来。我又问她们知不知道尼泊尔,她们的神情变得更加疑惑。
　　在这里,我要想拍到生活在边境线的人们,必须翻山越岭。
　　在去往中尼边境口岸小镇—樟木的路上,我乘坐的长途汽车经过了海拔5000米的高原。希夏邦玛峰像圣洁的女神在前方召唤,雪山似乎是从地平线下升起来的一样。随后,道路沿山盘旋,海拔又迅速下降,很快我们就进入了绿林掩映的峡谷。无数条小瀑布从大山上飞流直下,如同银色的小飞龙,空气立刻变得潮湿。我一看海拔表,只有2000多米。樟木小镇就坐落在山坳的谷底。
　　
　　国境两边的对比拍摄
　　
　　境内:
　　出发前,我就事先在北京的尼泊尔大使馆办了旅游签证,所以这次从樟木过境尼泊尔在计划之中,也是我边疆之行第一次去境外。
　　由于在纳木错发生过急性缺氧,我在高原上拍摄也刻意放慢了进度。过境尼泊尔之前,我安心地在樟木镇休整了两天。洗洗衣服,睡睡懒觉,却发现这座山谷中的小镇每天阴雨连绵,湿衣服总也干不了,几乎每幢建筑的墙檐都能见到厚厚的青苔。当雨过天晴,半山腰漂浮着轻纱似的雾霭,白云缭绕的山峦时隐时现,小镇入画宛如仙境。樟木镇的房屋很有山城的特色,楼道都非常窄小,门窗也显得玲珑,有些建筑颇具西洋风格,窗前摆放着鲜艳的花木盆栽。据说许多房屋都是尼泊尔人过这边建造的。所有这些都摄入了我的镜头。
　　我一边在小镇游走,一边思考怎么拍摄和表现这样一座边境口岸乡镇,包括如何捕捉它的边境特色。听当地人告诉我,这里的原住民是夏尔巴人,和尼泊尔的夏尔巴人一样,都是著名的“喜马拉雅向导”。但是上世纪90年代,随着口岸的开通,越来越多的外地生意人聚居于此,樟木小镇日益繁荣。超市、餐馆、旅社、发廊、茶馆、酒廊、尼泊尔饰品店还有台球室、KTV歌舞厅,应有尽有。由于全镇面积实在不大,这些店铺一个挨着一个。于是,我先从采访这些外来生意人开始。
　　我住的旅店就是外地人开的。
　　我在楼下餐厅点了一个炒饭,就和老板娘攀谈起来。她并不排斥我的镜头,一边做饭一边告诉我,她来了将近十年了,那时,口岸有优惠政策,工商税收一概减免,吸引了很多像她这样的外来人口。来自甘肃的她在这里遇到了自己的丈夫。近年来,他们的店有点陈旧了,竞争不过那些新装修的餐馆,想举家搬迁回她丈夫的老家四川。樟木注定只是他们的一个驿站。
　　后来,我又走进一家尼泊尔餐馆,这里的店主人是当地的夏尔巴人,雇请了尼泊尔的厨师。他们做的正宗的咖喱饭、白玛汤和甜酒牛肉,让我大饱口福。美食中有一种独特的香料透出异域风味,令人不免对山谷那边的神秘国度产生无限遐想。小餐馆内按传统的尼泊尔式风格装修,墙上的纹饰精致,色彩漂亮淡雅。餐厅服务员也都穿着尼泊尔式的衣裙。我与服务员聊天,边习惯地拿起了摄像机,她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但也自信地在我面前展示了一下自己的裙子。我问她喜欢生活在尼泊尔还是樟木,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不喜欢尼泊尔。”“为什么呢?”“他们是那个什么嘛……”服务员停下手中的活儿,思忖片刻,“资产阶级嘛!”她的这个回答让我感到忍俊不禁,后来我的片子在放映时,每到这个段落都会引起哄堂大笑。我又问她,“那么生活在哪里更方便些呢?”“生活还是尼泊尔方便啊,语言一样。”说完,她扭动着细细的腰肢进了厨房。
　　离开了这家餐馆,我发现在樟木的街头总能碰见同一个尼泊尔擦鞋匠。他不爱说话,我也不打扰他,而是默默地拍下他好几次在街头找活儿和干活儿时的身影。并在后期剪辑中将他作为一个环境中串场的符号,出现在边境小镇不同的时间,或晨昏或晴雨天。这位尼泊尔擦鞋匠就像我即将去到邻国的一个生活场景的序曲。
　　镇上唯一的法庭就在我住的旅店隔壁,是一幢尼泊尔人盖的四层小洋楼。我见门口用英语写着Welcome(欢迎),便好奇地上楼探访。所谓的法庭里只有一位值班的年轻工作人员,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还接受了我的采访。他说,樟木镇的治安非常好,他们除了处理过一些离婚案件或者小的商业欠款纠纷之外,很少有其他大案子。至于牵涉中尼两国之间的纠纷案几乎没有,只有偶尔发生一些尼泊尔大货车在狭小的街道上与其他车辆发生剐蹭的小矛盾,这些事儿往往不需要立案直接调解就行了。
　　离开这个袖珍法庭,我想象着小镇里可能会发生的各种故事,那些从内地远道而来打工谋生的人们留在了这里,与这里的夏尔巴藏族人和睦相处,共同建设边境小镇,将之变成自己的家园。这其间也许难免会有利益纠纷、家庭纠葛,就像别的任何地方一样。所不同的是,这里是边城,不同文化、不同观念的交融将无处不在。
　　这一切在我无意间走访的一座街边寺庙中可以感受到。守庙的夏尔巴族阿姨收养了一个尼泊尔孩子,今年十岁了。孩子在尼泊尔那边失去了父母,又吃不饱饭,很可怜,她便把孩子带来樟木生活。正聊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儿跑了过来,我开始还以为她就是阿姨收养的孩子,可阿姨告诉我这是个夏尔巴女孩儿,她的妈妈在一旁转经。小姑娘十分活泼,告诉我她有很多尼泊尔同学,那些小朋友都喜欢生活在中国,因为这里有很多商店,很热闹。
　　
　　境外:
　　2009年8月16日,上午十点,我顺利过关,然后坐4个小时车到达加德满都。路经的每个小村庄都见到穿校服的少男少女;美丽婀娜的女郎在江边洗澡;人们吃着手抓饭;公共汽车顶上坐满了人,车门敞着,车缓缓地行驶,不停车也能上下人。在潮湿的空气浸润下的一幢幢彩色小楼宛若水粉画。印度教庙堂前聚满了烧香的人群,个个额头上一个红点。包着大头巾的印度教僧人很习惯地冲着镜头露出平和而诡秘的微笑……原来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世界是这样的。
　　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让中尼两国的城市面貌、道路状况和人们的生活水平有着巨大的悬殊,但是这些并不是我拍摄的重点。我在上路之初,曾有网友提出想看看邻国是什么样。我想,邻国的人情风物会多少增添《边疆问路》的趣味性和观察的视角。
　　我拍摄了大量的空镜,那些充满异域风情的细节在镜头中显得极为生动。但是由于我的《边疆问路》主要以中国边民为主,所以,我没有怎么在尼泊尔进行采访,而只是匆匆去了博卡拉一趟,就往回赶,前后用了五天。尼泊尔交通状况太差,我光在路上堵车就用了两天。
　　最后一天,从尼泊尔赶回樟木对岸的卡萨口岸,海关刚刚关闭。我不得不又在这里住了一夜。不过这倒歪打正着,我可以细心地对比山谷两边的中尼边境生活了。
　　我拍摄的对象首先是街边的孩子。男孩子们在玩“滚铁环”,女孩子们则凑在一起用手指“翻绳子”。这些游戏都是我小时候也玩儿过的,看到尼泊尔孩子们居然和中国孩子玩着同样的游戏,令人感慨。
　　我住的旅店很小,很破,但是很干净,在窗口就能看到对岸的祖国,可就是回不去,必须等到第二天早上海关开门才行。旅店老板娘会说英语,她告诉我自己有很多朋友在对岸的樟木,她们都是来自成都。她经常去樟木买东西,店里进的货大多产于中国。
　　我在境外拍摄时,以寻找和中国的异同为主,不一样的语言,不一样的生活环境,不一样的风俗习惯,不一样的宗教信仰,但是有同样的游戏、同样的对宗教的虔诚、同样的善良与淳朴。
　　
　　如何把抽象的选题视觉化
　　
　　其实,在选择《边疆问路》偏重人文视角的主题之后,如何将我所要探究的关于中国人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视觉化就成了拍摄的最大难点。
　　我不想拍一个故作深沉,充满学究气的片子。影像属于大众,让大众轻松的观赏而引起自然而生的感动,由感动而引发思索,由思索和解读才能实现影像的影响力。所以我想行动,深入到边境地区去,一路寻找那些可以被视觉化的人物、故事和画面的细节。
　　东北段的边境行有着那一路相随的铁丝网和界河,有长着一副俄罗斯人面孔却说着一口东北话的俄罗斯族百姓,有蒙古草原上奔驰的边防军车。而到了西藏的中印、中尼边境,被大山天然分割出来的这道国境线却是隐性的。我根本无法找到任何公共交通工具,沿着这些边境大山继续我的拍摄旅行。
　　后来,我发现“边疆”其实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都多少带些文化融合的影子。这就是我在西藏芒康的盐井停留的原因。严格意义上说,这里不是边境村庄,但是这里是昔日茶马古道进藏的第一站。在这里,古道的遗迹和驿站废墟还依稀可见,当年这条路直通不丹、印度和尼泊尔。我在这里拍摄了四天,并在八集系列片中单做了一集《茶马古道上的神灵》。
　　不过,也是在盐井,我在去千年古盐田的山路上崴了脚,后来一个多月的行程只好一瘸一拐地坚持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