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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飞于1989年获得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导演硕士研究生学位后,在峨眉电影制片厂艺术室担任导演。
面对当时许多项目无法投入的现状,已近而立之年的游飞教授决定出国继续深造。
当现实阻碍了梦想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高校的电影创作类专业刚刚起步,除了北京电影学院等少数院校有这个专业,而大部分院校还没有设置相关课程。因此,被称为“世界电影王国”的美国,不论是在电影创作理念、体制、技术等方面,还是在电影教育的成功和电影人才培养的优势方面,无疑对中国的电影人都有着更强大的吸引力。
游飞申请了十几所美国院校。虽然不乏电影名校发来录取通知,但由于当时中国人无法支付留学美国昂贵的学费和生活费,且美国大使馆也只向获得全额奖学金的中国人发放留学签证,游飞只能放弃就读著名的纽约大学和洛杉矶加州大学等。在著名导演谢飞的推荐下,游飞获得了俄亥俄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他来到了依山傍水、风景如画的俄亥俄州小城阿森斯。
能得到这样的机会少不了必要的准备——通过托福考试、个人声明、学习成绩、个人作品、推荐信等。其中,游飞强调了个人声明的重要性。在个人声明中要阐述选择这个专业的原因,期望在学习期间有什么收获,阐明个人目标、学位目标、专业目标等等。“首先要突出自己的想法,然后要把自己的想法和美国的专业学习结合起来,切忌笼统的概述,而要从具体方面表明自己能从美国的专业渠道里收获什么。”
电影精英和扫地博士
美国俄亥俄大学当时在美国高校的总体排名是150名左右,电影系的排名在十几位。但地处国家森林公园的世外桃源,大学城成为莘莘学子读书的好去处。该校一贯重视国际学生的教育,电影系与北京电影学院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一直不乏中国的电影学子。
1993年留学的人很少会有如今这样多的“海归、海待”,拿着全额奖学金更是优秀的身份象征。大陆留学生的全额奖学金有时还会招来了自费台湾留学生的“嫉妒”,因为一般来说大陆学生成绩更好,且更需要资助。然而,全额奖学金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混吃混喝,打工,是那个年代留学生保证正常生活水平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获得奖学金就意味着必须在电影系内担任助教,游飞的助教职责就是进行各种教学性辅助工作,要帮助教授整理资料、放电影、管理电影器材甚至在摄影棚、录音棚做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杂活。与此同时,他还要利用课余时间在学校的学生餐厅、图书馆和档案馆做“钟点工”。到了寒暑假,还要乘车奔波八、九个小时去纽约的中餐馆打工,在老板“××博士来扫地”、“××硕士扫厕所擦桌子”的大声吆喝中体验从前无法想象的人生经验,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洋插队”。留学打工要从事最苦最累的厨房打杂开始,扫厕所、拖地、切菜,每个月只能拿600至800美元的工资,然后从1000美元的Busboy(侍者助手)慢慢熬到一个月拿2000至3000美元的Waiter(侍者)。
“后来在《北京人在纽约》里看到姜文扮演的角色切洋葱,我们就说姜文在瞎扯,一看就是没有实际生活经验的主儿。洋葱哪儿能那样切啊,我们一定是上来一刀从中间破开然后哗哗哗切。一大麻袋洋葱切下来,眼泪流成什么样你可想而知……”。
论文可以抄,剧本没的抄
留学美国同样给游飞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特别是美国老师同学的友好帮助让他没齿难忘,虽然出国前通过了托福考试,但这与听课、写论文和学术交流毕竟差距很大,教授和同窗热情耐心的帮助就显得特别重要。游飞最终以英文电影剧本《夏天》获取艺术硕士学位,这离不开导师大卫·托马斯博士(Dr. David Thomas)的悉心指导和美国同学的拔刀相助,按照他的说法“论文可以抄,剧本没的抄”。游飞认为,“美国人很容易打交道,有一种自来熟的意思。美国是个开放性的国家,生活中相当自由随便,日常交流也很少使用完整的句子,经常是两三个字地蹦出来,冷不丁的很难理解。而中国的英语教育,甚至是托福考试,都是讲究严谨的语法、准确的词汇,所以需要一定的适应过程。当然现在地球村的概念已经很大程度拉近了中国和美国的距离,相信今天新一代的中国留学生会更容易融入美国的校园生活。”
不管是学习还是生活,留学的三年都是游飞追求梦想的宝贵经历。而游飞特别强调在国外的自主和自控意识,自称老留学生的他并不赞同过早的出国求学,特别是他在美国、法国见到一些小留学生,家庭条件不错的高中甚至初中生独自到海外留学,往往两三年花光家里给的钱,却什么都没学成。现在对于更多向往求学异国的学子而言,中国家庭已经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留学生不必再承受又苦又累的勤工俭学,但由此失去的艰辛人生体验又何尝不是一种损失呢!
选择创作或者研究
美国的艺术硕士一般是三年。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要进行学业的评估,通过评估才能升入下一学年。大部分学校会在第三年要求学生提交个人的毕业作品,通常是故事短片或其他答辩委员会认可的作品。而艺术硕士的最长年限是六年,也就是学生必须在六年内完成毕业答辩。
“美国的电影课程和中国电影教育最大的不同,在于专业课程的设置上。美国的学校并不像中国把各个专业都详细划分。中国现行的电影教育体制来自于苏联,从编剧、导演、表演到摄影、美术、录音都有细微的专业划分。”而在美国,电影教育分为电影创作和电影研究(史论和批评)两大类,创作类统称为电影制作,所有学生都可以掌握电影制作的主要手段,从宏观上了解制作电影的各个环节。每个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主攻方向如导演、编剧、摄影、录音和剪辑等。在选修课中,学生可以在电影制作的某个方向深入学习。目标明确的游飞,选择了许多电影导演方面的课程。
美国学校最有利的资源就是有非常多的选择自由。丰富的跨专业、跨系甚至跨校选修课、专题课、专题讲座、专题研讨等让学生们在修完专业的核心课程之外有更广泛的涉猎和专业水平的提升。这也是国内院校都难以比拟的。“国内的教学设置公共课太多,专业课的时间太少,留给学生选择的课程资源更是少得可怜。”让游飞教授感叹的是,在国内学生被公共课压得抬不起头的时候,美国学生则可以选择网球、漂流、甚至是航空驾驶课。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对于培养艺术人格和未来的电影人才,兴趣广泛又富于想象创新肯定是不可缺少的。
更接近国际化的电影活动
美国电影教育的另一个优势则是自在的国际视野和强大的社会支持,学生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机会接触全球电影活动、并从中受益无穷。游飞教授留学俄亥俄大学期间,就曾获得索罗斯“开放基金”资助参加欧洲举行的剧本创作活动,获得美国纪录片学会赞助参加弗拉哈迪国际纪录片年会,还作为受邀学生参加了1994年的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
在俄亥俄大学学习三年之后,游飞选择到纽约工作,先后在美国的中文电视台和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任职。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专业,还是希望能够在专业上有所作为,于是在1999年,游飞选择了回国任教,继续从事他自己喜爱的电影事业。
与很多中国教授不一样,游飞在课堂上的教学十分开放自由,也更强调与学生平等相待、并鼓励课堂内外与学生的互动。游飞教授也提倡教学与实践相结合,他先后参加执导了电视剧《幸福街》、《中关村风云》与《凤求凰》,他还导演了《我和姐姐》、《山韵》和《侠女》等电影作品。
与此同时,留学归来的游飞也一直积极推进电影教育的国际交流活动,他曾亲自带领学生赴美国洛杉矶和纽约的电影名校学习交流,并不遗余力地向美国、法国、英国选派和推荐中国学生。游飞鼓励创作者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多到海外去看看,在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下的经历肯定会让电影学子受益匪浅。他深信一句古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面对当时许多项目无法投入的现状,已近而立之年的游飞教授决定出国继续深造。
当现实阻碍了梦想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高校的电影创作类专业刚刚起步,除了北京电影学院等少数院校有这个专业,而大部分院校还没有设置相关课程。因此,被称为“世界电影王国”的美国,不论是在电影创作理念、体制、技术等方面,还是在电影教育的成功和电影人才培养的优势方面,无疑对中国的电影人都有着更强大的吸引力。
游飞申请了十几所美国院校。虽然不乏电影名校发来录取通知,但由于当时中国人无法支付留学美国昂贵的学费和生活费,且美国大使馆也只向获得全额奖学金的中国人发放留学签证,游飞只能放弃就读著名的纽约大学和洛杉矶加州大学等。在著名导演谢飞的推荐下,游飞获得了俄亥俄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他来到了依山傍水、风景如画的俄亥俄州小城阿森斯。
能得到这样的机会少不了必要的准备——通过托福考试、个人声明、学习成绩、个人作品、推荐信等。其中,游飞强调了个人声明的重要性。在个人声明中要阐述选择这个专业的原因,期望在学习期间有什么收获,阐明个人目标、学位目标、专业目标等等。“首先要突出自己的想法,然后要把自己的想法和美国的专业学习结合起来,切忌笼统的概述,而要从具体方面表明自己能从美国的专业渠道里收获什么。”
电影精英和扫地博士
美国俄亥俄大学当时在美国高校的总体排名是150名左右,电影系的排名在十几位。但地处国家森林公园的世外桃源,大学城成为莘莘学子读书的好去处。该校一贯重视国际学生的教育,电影系与北京电影学院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一直不乏中国的电影学子。
1993年留学的人很少会有如今这样多的“海归、海待”,拿着全额奖学金更是优秀的身份象征。大陆留学生的全额奖学金有时还会招来了自费台湾留学生的“嫉妒”,因为一般来说大陆学生成绩更好,且更需要资助。然而,全额奖学金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混吃混喝,打工,是那个年代留学生保证正常生活水平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获得奖学金就意味着必须在电影系内担任助教,游飞的助教职责就是进行各种教学性辅助工作,要帮助教授整理资料、放电影、管理电影器材甚至在摄影棚、录音棚做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杂活。与此同时,他还要利用课余时间在学校的学生餐厅、图书馆和档案馆做“钟点工”。到了寒暑假,还要乘车奔波八、九个小时去纽约的中餐馆打工,在老板“××博士来扫地”、“××硕士扫厕所擦桌子”的大声吆喝中体验从前无法想象的人生经验,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洋插队”。留学打工要从事最苦最累的厨房打杂开始,扫厕所、拖地、切菜,每个月只能拿600至800美元的工资,然后从1000美元的Busboy(侍者助手)慢慢熬到一个月拿2000至3000美元的Waiter(侍者)。
“后来在《北京人在纽约》里看到姜文扮演的角色切洋葱,我们就说姜文在瞎扯,一看就是没有实际生活经验的主儿。洋葱哪儿能那样切啊,我们一定是上来一刀从中间破开然后哗哗哗切。一大麻袋洋葱切下来,眼泪流成什么样你可想而知……”。
论文可以抄,剧本没的抄
留学美国同样给游飞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特别是美国老师同学的友好帮助让他没齿难忘,虽然出国前通过了托福考试,但这与听课、写论文和学术交流毕竟差距很大,教授和同窗热情耐心的帮助就显得特别重要。游飞最终以英文电影剧本《夏天》获取艺术硕士学位,这离不开导师大卫·托马斯博士(Dr. David Thomas)的悉心指导和美国同学的拔刀相助,按照他的说法“论文可以抄,剧本没的抄”。游飞认为,“美国人很容易打交道,有一种自来熟的意思。美国是个开放性的国家,生活中相当自由随便,日常交流也很少使用完整的句子,经常是两三个字地蹦出来,冷不丁的很难理解。而中国的英语教育,甚至是托福考试,都是讲究严谨的语法、准确的词汇,所以需要一定的适应过程。当然现在地球村的概念已经很大程度拉近了中国和美国的距离,相信今天新一代的中国留学生会更容易融入美国的校园生活。”
不管是学习还是生活,留学的三年都是游飞追求梦想的宝贵经历。而游飞特别强调在国外的自主和自控意识,自称老留学生的他并不赞同过早的出国求学,特别是他在美国、法国见到一些小留学生,家庭条件不错的高中甚至初中生独自到海外留学,往往两三年花光家里给的钱,却什么都没学成。现在对于更多向往求学异国的学子而言,中国家庭已经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留学生不必再承受又苦又累的勤工俭学,但由此失去的艰辛人生体验又何尝不是一种损失呢!
选择创作或者研究
美国的艺术硕士一般是三年。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要进行学业的评估,通过评估才能升入下一学年。大部分学校会在第三年要求学生提交个人的毕业作品,通常是故事短片或其他答辩委员会认可的作品。而艺术硕士的最长年限是六年,也就是学生必须在六年内完成毕业答辩。
“美国的电影课程和中国电影教育最大的不同,在于专业课程的设置上。美国的学校并不像中国把各个专业都详细划分。中国现行的电影教育体制来自于苏联,从编剧、导演、表演到摄影、美术、录音都有细微的专业划分。”而在美国,电影教育分为电影创作和电影研究(史论和批评)两大类,创作类统称为电影制作,所有学生都可以掌握电影制作的主要手段,从宏观上了解制作电影的各个环节。每个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主攻方向如导演、编剧、摄影、录音和剪辑等。在选修课中,学生可以在电影制作的某个方向深入学习。目标明确的游飞,选择了许多电影导演方面的课程。
美国学校最有利的资源就是有非常多的选择自由。丰富的跨专业、跨系甚至跨校选修课、专题课、专题讲座、专题研讨等让学生们在修完专业的核心课程之外有更广泛的涉猎和专业水平的提升。这也是国内院校都难以比拟的。“国内的教学设置公共课太多,专业课的时间太少,留给学生选择的课程资源更是少得可怜。”让游飞教授感叹的是,在国内学生被公共课压得抬不起头的时候,美国学生则可以选择网球、漂流、甚至是航空驾驶课。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对于培养艺术人格和未来的电影人才,兴趣广泛又富于想象创新肯定是不可缺少的。
更接近国际化的电影活动
美国电影教育的另一个优势则是自在的国际视野和强大的社会支持,学生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机会接触全球电影活动、并从中受益无穷。游飞教授留学俄亥俄大学期间,就曾获得索罗斯“开放基金”资助参加欧洲举行的剧本创作活动,获得美国纪录片学会赞助参加弗拉哈迪国际纪录片年会,还作为受邀学生参加了1994年的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
在俄亥俄大学学习三年之后,游飞选择到纽约工作,先后在美国的中文电视台和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任职。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专业,还是希望能够在专业上有所作为,于是在1999年,游飞选择了回国任教,继续从事他自己喜爱的电影事业。
与很多中国教授不一样,游飞在课堂上的教学十分开放自由,也更强调与学生平等相待、并鼓励课堂内外与学生的互动。游飞教授也提倡教学与实践相结合,他先后参加执导了电视剧《幸福街》、《中关村风云》与《凤求凰》,他还导演了《我和姐姐》、《山韵》和《侠女》等电影作品。
与此同时,留学归来的游飞也一直积极推进电影教育的国际交流活动,他曾亲自带领学生赴美国洛杉矶和纽约的电影名校学习交流,并不遗余力地向美国、法国、英国选派和推荐中国学生。游飞鼓励创作者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多到海外去看看,在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下的经历肯定会让电影学子受益匪浅。他深信一句古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