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钱短缺苦
　　
　　1860年，英法联军入京，火烧圆明园，并逼迫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除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等等之外，还要求在京设立使馆。英国医生芮尼记录了他1861年在英国公使馆任医师时的见闻。
　　芮尼写道，户部大约从1853年开始回收小钱，代之以一种价值较大、专门在北京流通的钱币，价值是旧币的十倍，同时禁止旧币流通。人们开始使用大额钱币或纸币进行交易。但大额钱币在发行时便成色不足，而每次铸造新币，实际价值又再缩减，其价值大大缩水。芮尼发现，在北京实际流通的货币有纸币和铜钱，750个铜钱等如1元，而15000“北京钱”叫“千钱”，进位到“元”。
　　在《北京与北京人》一书中，芮尼记载，1861年6月30日，为英国使馆做改建和装修工作的泥瓦工和木匠举行罢工，要求雇主用铜币代替纸币付薪。很显然，纸币相对铜钱来说不值钱，兑换者会蒙受损失。这些纸币由户部发行，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尝试。据说，随着新纸币的推出，当时通行的钱币将被国家收回，而改以成色较低的铜币被重新推出。
　　到了7月中旬，银元在市场上开始升值，1银元可换18000纸钱。由于这个改变，1000纸钱只值29铜钱，而以前可用555个铜钱兑1银元，现在则可少付33个铜钱，表示铜币的价值也上涨了。由于对纸币缺乏信心，使馆的工人拒不接受，宁愿等候铜钱的到来。到7月底，1000纸钱只值20个铜钱，亦即20000纸钱兑1银元。至8月1日，纸钱在兑换市场上略有转机，18200纸钱可换1银元。对于当时的币值危机，芮尼的中国雇员解释说：“皇帝的店，没有人拿到钱。”意思是，户部现在缺乏铜钱，无法应对市面上对金属货币的需求。芮尼认为，事实上，在北京有几所私人银行，其发行的纸币或钞票并无问题，问题出在那些由户部监督的官办银行，它们因投机炒卖而经营困难。有一点是无法否认的，即人们对纸币已失去信心，情愿选择笨重不方便的金属货币作为交易之用。
　　芮尼还写道，造币厂由户部和工部共同管理，而八年以来，造币厂并无生产，因为一向供应铜料的西南部矿场已多年没有运来材料。而目前货币的尴尬情况，主要是因为金属短缺而造成的。中国南方出产铜和锌的矿山，位处湖北和湖南两省之间，当时都在太平军的控制之中。这种情况已持续多年，因此北京的造币厂实际上已断绝了南方的矿料供应。
　　钞票问题继续困扰着市民大众。每天早上，找换店门前都聚集大批人群，要求把纸币换成现金。芮尼认为，造币厂必须于短期内恢复生产，铸造钱币，否则便会出乱子。而芮尼的中国雇员则发牢骚说：“政府官员自己有办法兑换货币，但普通人却没法子可想。”
　　
　　購买力失真
　　
　　芮尼记载，英国使馆每天为每个装修的工人支付3000纸钱。承建商需要每天供应工人三餐饭食，包括蔬菜、茶和饭，每14天提供一顿有猪肉和馒头的晚餐。这些饭食并非免费，承建商在工人的工资中扣除1000纸钱，或37“北京钱”。除饭食之外，普通工人每天可收到500纸钱的工资，即19“北京钱”。木匠和泥瓦匠薪酬较高，他们每天可得到1400纸钱，或52个铜钱。每隔五天，每个工人，包括普通工人在内，都可得到200纸钱的赏钱以作买烟之用。
　　较为离谱的是文物的价格。一件特大的白玉摆件只以25元易手，而这在正常的情况下最少可卖到80～100元。使馆的尼尔中校买了一对非常美丽的屏风摆设。这对画屏以黑檀木为框架，画上的人物山水等图案均是浮雕的。画屏是圆明园之物，其上有一首乾隆皇帝的御诗，歌颂风调雨顺。图案是一幅山水画，有屋、树、桥、山和一系列的人物。树由棕、红、白、绿的象牙雕成，刻工精细。云和人物的材料是浅色的玉，山是墨绿色的碧玉和玛瑙，至于屋和桥——则是乌檀木。
　　很显然，贵族家庭，或那些依靠贵族家庭生活的人，陷入了缺乏现银的困境。8月3日一早，一个售卖古董的代理人指挥几个苦力扛来一套景泰蓝珍品以及一张巨大的龙椅。这龙椅由深色实木造成，像乌檀木，并镶嵌了釉瓷。板面上用篆文刻了皇帝的诗，非常美丽。这是一张大典时皇帝的坐椅。除了龙椅之外，那套景泰蓝珍品也非常难得。这套古玩包括两只大型的釉瓷雕座，雕座上站着一只狗，做工十分精美。另外是一对约三英尺高的宝塔，塔身缠绕着一条金龙。龙椅叫价2500元，这套景泰蓝开价超过600镑。代理人把这龙椅和那套景泰蓝留在使馆几天，好让那些有兴趣购买的人仔细参观和考虑。
　　8月8日，一个古董代理人捧来了一个很美丽的花瓶，是肃亲王府的东西。使馆内的中文师傅说这瓷器是专为皇帝最亲的兄弟烧制的，现在已不可能再造出这种珍品了，因为制造这些瓷器的瓷厂和工人都因战争而被破坏或解散了。师傅们也指出，这些豪门大户的日渐破落，是因为目前的国家状况已难以让朝廷像以前一样给皇室后裔提供给养。
　　8月9日，有人把一个镂刻得非常精美的铜球拿来使馆当古董出卖。这是圆明园之物，原本放在园内的一所庙宇里，联军烧掠圆明园时，于混乱中被附近的村民挪走了。当天还成交了一件由珍珠内层造成的鼻烟壶，浅玫瑰色，据说是肃亲王府王太后的私物，成交价是35元。
　　
　　尴尬官银号
　　
　　在8月4日的日记中，芮尼记载，有一个北京商人拿一批旧钞票来使馆。他说这些钞票至少值200元，但他愿意以远低于此的价格交换，原因是本地人很难到官办银行兑换，而外国人则没有这个麻烦。不过，由于使馆的人都不想“沾手”大清的国库，所以这个政府票据的持有人只好到其他地方碰机会了。
　　当使馆公使普鲁斯先生正准备坐车外出时，他留意到站在车后的马夫把一小包东西放在了车后。他看了一下，发现原来是叠钞票。他最初没有觉得有任何可疑之处。他们的车子经过一所找换店时，马夫停下车来，把包递给了后面乘马跟随的听差，让人觉得换钱的人是普鲁斯先生。普鲁斯先生查问之下，发觉原来使馆的中国仆人，也可能包括一些欧洲人，在投机钞票。他们以较低的价钱买入纸币，然后以使馆需要为名，在官办银行以标准价兑换钱币。从这些情况不难发现，中国政府正饱受压力。
　　街上满是人，钱币兑换店的周围更是充满紧张气氛。官办银号所发行的钞票，其数额远远超过政府很多年的支付能力。政府授权这些银行印发钞票，目的是应付军费支出，结果是造成大量透支。在一个银号前，一大群人在你推我拥，高声叫嚷，那些成功兑换了钞票的人排众而出，满头大汗，张口吸气，全身虚脱。至于那些在外头的人，得知难以挤到前面，则唯有高举手中的钞票，声嘶力竭地叫喊。这是一种“荷兰式拍卖”，拍卖者是银号，持钞票的人互相叫价，谁出最低的兑换价，便和他交易。那些银号的职员只冷冷地观望，直至等到一个出价最低的人，然后才拿出钱币交换他的钞票。
　　芮尼留意到了一个兑换货币的摊档，在那里人们可以把钞票兑成铜钱。这些摊档是属于货币投机商人的。这些商人以较银行低的价钱与市民交换纸币，而人们也愿意付给他们一个较大的折让，省得在银行里和大群的人拥挤在一起浪费时间。芮尼的中国雇员说，街头已禁止兑换官办银行的钞票，他们所见的是商办银行的钞票，后者是可靠的。街道兑换带给市民很大的方便，他们不介意付稍微多些的折扣给这些商人。
　　在有些清政府官员的奏章中，建议用30吊钱算1两的比价解决这庞大的债务，从而所涉及的金钱可降至45万两，即15万英镑，而筹款的方式是通过出售官位。捐官的银两一向是以下述的形式征收的（以每两银子计）：十分之三是银子，另加银行钞票及户部宝钞各500元。现在政府提出以9吊纸钱代替十分之三的银子，希望此举能诱使有钱人向穷人换取纸钱，以增加铜钱在下层社会中的流通。政府希望在一年内赎回它所有的票据。至于那些由私人银行在没有政府授权下所发出的钞票——那些超出政府债务的钞票，则由银行本身自行处理解决，政府不打算插手。
　　政府的建议是，一旦账务问题解决后，所有北京的银行都会成为发钞银行。而当户部付清了所有的欠债之后，四间官办银行便可除下它们的招牌，不再在钞票上印上“户部设立官办银行”字样，而成为商办银行，由顺天府监管。现时总共有九间官办银行，但只有五间由户部经营。目前人们针对纸币的激愤，诱因是政府对几间银行的公开指责，说它们过度发行钞票，并表示会收回这些银行的发钞权。这被视为宣布了钞票的破产，因此持钞人现在都急于不惜任何代价将钞票出手。事实上，钞票的价值已是低得无可再低，就差公布它是废纸了。
　　
　　(作者系广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纪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