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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曹禺在《悲剧的精神》一文中给笔者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便是“悲剧是男性的”。古往今来,许多悲剧带有女性化的视角,本文试探寻曹禺剧作中的“悲剧的精神”,以供相关研究者参考。
关键词:曹禺 《悲剧的精神》 《日出》
着眼于名家脍炙人口的作品桥段,有相当一部分是弱势群体的悲苦,让人洒泪。《窦娥冤》看得人为之动容,《罗密欧与朱丽叶》成为无数少男少女的爱情圣经,《汉宫秋》现在读来还让人唏嘘不已……这些作品无疑是优秀的,但是曹禺用不同的视角来解读他心中的悲剧,同样让人震撼不已。他告诉我们:悲剧需要有家国情怀,有民族性的悲剧人物,这才是曹禺心中的至性之人,也只有这种人才能突出悲剧的概念。有着崇高理想、为实现理想全力以赴、超出小我范围的人,才是真正发光的悲剧人物。
这种悲剧的精神在戏剧作品中我们时常能够看到,许多剧作家有着和曹禺同样的高度和视角来俯视当时的社会,用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来点醒当时的群众。曹禺在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背景下,通过自己的剧作,展现了救亡反抗的精神,其作品是带着复苏之风而来的。
《日出》作为曹禺的代表作之一,通过对不同阶层人物的展现,将社会的种种矛盾展露出来。但在《悲剧的精神》一文的扩展理解中,《日出》不能算是曹禺心中合格的悲剧,它更像是一个现象剧、一个社会问题剧,展现的是社会面貌,人物的悲剧性来自社会,人物在其中都是被动的。这么多人物,没有哪一个如同他在文章中说到的勃鲁托斯一般,是有着英雄悲剧色彩的人物。《日出》中缺乏核心的悲剧形象。在这部作品中,曹禺认为,现如今对于悲剧一词非常滥用,“真正能够代表中国民族性格的悲剧还没有产生”,他倡导的悲剧人物,一定要有着深厚的精神支柱,他自己也说过,需要有“至性之人”来作为悲剧的主角,他不是为了自己的成功而行动,而是为了真理,为了民族存亡而奋斗,即使失败了也在所不惜,这应该是一个有着高贵人格的人物。在他眼中,真正的悲剧主人公应该为了人性积极采取行动,有着明确的目标且富有热情、执着不悔,有着侠义的英豪气,也有民族精神中难凉的热血。这才是曹禺心中的“悲剧的精神”。
虽然上文中笔者对于“悲剧的精神”进行了狭义的理解,但是《日出》显然不是这样一部作品。《日出》反而有些契诃夫式的现实主义戏剧理念,群像展览式的人物向我们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现状,其人物都富有悲剧性,但却不是核心的悲剧形象。那么,这种“至性之人”的悲剧人物也就无从显现了,所以,《日出》传递出来的悲剧氛围不是热忱的,不是激昂的、百折不挠的,而是悲愤的、压抑的、一片黑暗的。曹禺对于《日出》中的人物更多赋予了一种使他们成为“至性之人”的期待,曹禺期待“太阳”、期待“光明”、期待有这样一个“至性之人”的出现,能够带领这个社会走出黑暗。他减少了剧作中有较强戏剧性冲突的场面,换来的是人像展览式的社会众生相,他要告诉观众,这就是社会本来的样子。
《日出》上演后,曹禺对于评论和批判极为看重,并用八段引文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心中是那个执着不悔的英雄人物,他要为他心中的理想而奋斗到底。《日出》更像是他宣泄情感的一个突破口,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和对光明的渴望成为《日出》中的主要音符。
带着这样的理解再回过头来看《日出》,视角便有些不同了。《日出》这部剧处处给人以积重难返之感。在初看剧本之时,不免觉得方达生这个人物是剧中唯一的希望,他不仅对于陈白露有着坚贞的感情,而且是整部剧中唯一真正“活着”的人,他初生牛犊不怕虎般,想要带着陈白露逃离这个吃人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但是在整部剧结束之后回头再看,方达生所要走的路,陈白露可能已经试图走过。她也试图回到那样一种生活中去,最终却不得不被拉回到现实中来,周围的一切让她看不到前面的路,也回不到以前的生活。这让这个人物更加可悲,但不同于《万尼亚舅舅》的是,万尼亚舅舅覺醒了,却不得不继续看守庄园;而陈白露根本没有觉醒,她只是看不到希望,周围的人让她觉得无法解脱,找不到“光明”。陈白露的死就是寻求光明的一种方式,这和李石清的报应、黄省三的悲惨下场、潘月亭的破产有着异曲同工的“破旧迎新”般的死亡,这样看来,其中的悲剧情怀也是同样深远的,但是曹禺似乎把自己看作剧中最核心的“悲剧人物”,他身上肩负着救亡图存的热忱理想,宁可为之粉身碎骨也要不断前行,这是《日出》背后传递出来的发人深省的内核。
曹禺说,“一般人不大爱看悲剧,因为悲剧的主人大都是失败者”,但正由于有了这样多的失败者,这些伟大的灵魂凑到一起,才有了今日之中国。比起“成与败”,曹禺更愿意着眼“是与非”,正如他所说,《日出》里的许多人物,不是由于他们走错了路,而是由于当时种种环境的限制。而曹禺的责任,就是要把这种现状告诉所有人,这是他心中最悲壮的一面,也是因为他对这个国家爱的深沉,这可能才是《日出》悲剧的精神所在。
(作者简介:张津玮,男,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戏剧与影视学)(责任编辑 葛星星)
关键词:曹禺 《悲剧的精神》 《日出》
着眼于名家脍炙人口的作品桥段,有相当一部分是弱势群体的悲苦,让人洒泪。《窦娥冤》看得人为之动容,《罗密欧与朱丽叶》成为无数少男少女的爱情圣经,《汉宫秋》现在读来还让人唏嘘不已……这些作品无疑是优秀的,但是曹禺用不同的视角来解读他心中的悲剧,同样让人震撼不已。他告诉我们:悲剧需要有家国情怀,有民族性的悲剧人物,这才是曹禺心中的至性之人,也只有这种人才能突出悲剧的概念。有着崇高理想、为实现理想全力以赴、超出小我范围的人,才是真正发光的悲剧人物。
这种悲剧的精神在戏剧作品中我们时常能够看到,许多剧作家有着和曹禺同样的高度和视角来俯视当时的社会,用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来点醒当时的群众。曹禺在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背景下,通过自己的剧作,展现了救亡反抗的精神,其作品是带着复苏之风而来的。
《日出》作为曹禺的代表作之一,通过对不同阶层人物的展现,将社会的种种矛盾展露出来。但在《悲剧的精神》一文的扩展理解中,《日出》不能算是曹禺心中合格的悲剧,它更像是一个现象剧、一个社会问题剧,展现的是社会面貌,人物的悲剧性来自社会,人物在其中都是被动的。这么多人物,没有哪一个如同他在文章中说到的勃鲁托斯一般,是有着英雄悲剧色彩的人物。《日出》中缺乏核心的悲剧形象。在这部作品中,曹禺认为,现如今对于悲剧一词非常滥用,“真正能够代表中国民族性格的悲剧还没有产生”,他倡导的悲剧人物,一定要有着深厚的精神支柱,他自己也说过,需要有“至性之人”来作为悲剧的主角,他不是为了自己的成功而行动,而是为了真理,为了民族存亡而奋斗,即使失败了也在所不惜,这应该是一个有着高贵人格的人物。在他眼中,真正的悲剧主人公应该为了人性积极采取行动,有着明确的目标且富有热情、执着不悔,有着侠义的英豪气,也有民族精神中难凉的热血。这才是曹禺心中的“悲剧的精神”。
虽然上文中笔者对于“悲剧的精神”进行了狭义的理解,但是《日出》显然不是这样一部作品。《日出》反而有些契诃夫式的现实主义戏剧理念,群像展览式的人物向我们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现状,其人物都富有悲剧性,但却不是核心的悲剧形象。那么,这种“至性之人”的悲剧人物也就无从显现了,所以,《日出》传递出来的悲剧氛围不是热忱的,不是激昂的、百折不挠的,而是悲愤的、压抑的、一片黑暗的。曹禺对于《日出》中的人物更多赋予了一种使他们成为“至性之人”的期待,曹禺期待“太阳”、期待“光明”、期待有这样一个“至性之人”的出现,能够带领这个社会走出黑暗。他减少了剧作中有较强戏剧性冲突的场面,换来的是人像展览式的社会众生相,他要告诉观众,这就是社会本来的样子。
《日出》上演后,曹禺对于评论和批判极为看重,并用八段引文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心中是那个执着不悔的英雄人物,他要为他心中的理想而奋斗到底。《日出》更像是他宣泄情感的一个突破口,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和对光明的渴望成为《日出》中的主要音符。
带着这样的理解再回过头来看《日出》,视角便有些不同了。《日出》这部剧处处给人以积重难返之感。在初看剧本之时,不免觉得方达生这个人物是剧中唯一的希望,他不仅对于陈白露有着坚贞的感情,而且是整部剧中唯一真正“活着”的人,他初生牛犊不怕虎般,想要带着陈白露逃离这个吃人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但是在整部剧结束之后回头再看,方达生所要走的路,陈白露可能已经试图走过。她也试图回到那样一种生活中去,最终却不得不被拉回到现实中来,周围的一切让她看不到前面的路,也回不到以前的生活。这让这个人物更加可悲,但不同于《万尼亚舅舅》的是,万尼亚舅舅覺醒了,却不得不继续看守庄园;而陈白露根本没有觉醒,她只是看不到希望,周围的人让她觉得无法解脱,找不到“光明”。陈白露的死就是寻求光明的一种方式,这和李石清的报应、黄省三的悲惨下场、潘月亭的破产有着异曲同工的“破旧迎新”般的死亡,这样看来,其中的悲剧情怀也是同样深远的,但是曹禺似乎把自己看作剧中最核心的“悲剧人物”,他身上肩负着救亡图存的热忱理想,宁可为之粉身碎骨也要不断前行,这是《日出》背后传递出来的发人深省的内核。
曹禺说,“一般人不大爱看悲剧,因为悲剧的主人大都是失败者”,但正由于有了这样多的失败者,这些伟大的灵魂凑到一起,才有了今日之中国。比起“成与败”,曹禺更愿意着眼“是与非”,正如他所说,《日出》里的许多人物,不是由于他们走错了路,而是由于当时种种环境的限制。而曹禺的责任,就是要把这种现状告诉所有人,这是他心中最悲壮的一面,也是因为他对这个国家爱的深沉,这可能才是《日出》悲剧的精神所在。
(作者简介:张津玮,男,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戏剧与影视学)(责任编辑 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