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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沿海地区并不是中国棉花、羊毛主要生产地，但以纺织业为主要内容的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在这些地方，是否意味着来自西方的影响呢
很多年前，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有这样一个著名判断，以为传统中国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对于这个判断，很多年来我们坚信不疑。其实如果从大历史观，从现代化史视角观察，这个判断还有可供讨论的空间。
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就是资本主义早期形态，是资本主义幼苗，是现代化起点。毛泽东，或者说《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起草者看到了资本主义萌芽与中国传统社会不一致，但没有说这些不一致的东西为什么会在中国发生，以及怎样发生的，不明白传统中国社会并不需要资本主义萌芽这些东西。
根据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中国原本可以不出现，中国的历史原本可以在王朝政治、帝制架构中继续存在，走向终结。中国帝制时代的文明已经达到了农业文明的极致，中华帝国完全可以持续“超稳定”存在、演化。只是因为西方社会到了近代发生巨大改变，新工具的发现，新动力的发明，使西方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形成巨大的产能过剩，人类先前对生存能力的恐惧渐渐消失，西方人对外扩张的本领却在无限扩大。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发生。
对于蒋廷黻这个判断，我们过去很难理解，更不愿意接受，因为在“革命年代”，中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向外输出资本，期待市场。如果我们过去对近代中国外国资本主义不那么容易理解的话，仔细体会今天中国资本在海外的机会、遭遇，以及受到的批评，应该有新的认知。
中国传统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不可能推演出资本主义萌芽，主要的不是商品经济的发达或不发达，而是因为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中国传统社会根本无法容忍商品经济的冲击。我们过去不能理解帝制时代的统治者为什么一定要盐铁专营，垄断农业社会最基础的物质；不理解帝制时代的统治者为什么一定要重农抑商，限制商品经济发展。
其实，如果从现代化视角观察，传统的农业社会就是一个“超稳定”的“四民社会”，士农工商四个职业分立的阶级、阶层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农工两个阶级是中国社会中最大的阶级，但他们在农业社会最没有消费冲动，没有购买能力。帝制时代的统治者为了社会稳定必须抑制商业资本对社会的冲击，对农工的诱惑，因为这两个巨大的阶级一旦形成需求，必将给帝制时代的社会带来毁灭性打击，仅有的手工业根本无法满足全社会的需求。
新工具的发现，新动力的发明，极大提升了社会生产力，西方14世纪开始出现的“圈地运动”，究其本质就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使规模经营成为可能，成为必须。所以，马克思说“圈地运动”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奠定了基础，是社会变革的序幕。
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极大解放了生产力，渐渐积累了巨大的过剩产能。为了消化这些产能，西方资本主义漂洋过海来到还没有新工具、新动力的东方，这大约就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真相。
中国社会内部无法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农业文明的社会架构、治理方式，也无法容忍资本主义的发展，重农抑商依然是帝制时代的基本原则，但是帝制中国最终还是无法阻止新工具、新动力的进入、尝试与流行。
西方的新工具、新动力什么时间传入中国，已经不可确考了，但是正如许多重大社会现象一样，纸上的记录一定落后于社会的实际存在。1950年代以资本主义萌芽为中心的“五朵金花”（所谓“五朵金花”，指的是建国后前30年间史学界围绕着五大基本理论问题而展开的争鸣，这五个基本理论问题分别指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研究成果，大致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萌芽形态发生在明代中晚期，地点主要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间、地点，都很值得玩味。这个时间没有超过西方的“圈地运动”，没有超过西方近代纺织业的兴起。这是否就意味着资本主义萌芽来自西方的启迪。现在的研究还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证据，但很值得思索。
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发生地，也很值得注意。东南沿海地区并不是中国棉花、羊毛主要生产地，但以纺织业为主要内容的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在这些地方，是否意味着来自西方的影响呢？
很多年前，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有这样一个著名判断，以为传统中国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对于这个判断，很多年来我们坚信不疑。其实如果从大历史观，从现代化史视角观察，这个判断还有可供讨论的空间。
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就是资本主义早期形态，是资本主义幼苗，是现代化起点。毛泽东，或者说《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起草者看到了资本主义萌芽与中国传统社会不一致，但没有说这些不一致的东西为什么会在中国发生，以及怎样发生的，不明白传统中国社会并不需要资本主义萌芽这些东西。
根据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中国原本可以不出现，中国的历史原本可以在王朝政治、帝制架构中继续存在，走向终结。中国帝制时代的文明已经达到了农业文明的极致，中华帝国完全可以持续“超稳定”存在、演化。只是因为西方社会到了近代发生巨大改变，新工具的发现，新动力的发明，使西方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形成巨大的产能过剩，人类先前对生存能力的恐惧渐渐消失，西方人对外扩张的本领却在无限扩大。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发生。
对于蒋廷黻这个判断，我们过去很难理解，更不愿意接受，因为在“革命年代”，中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向外输出资本，期待市场。如果我们过去对近代中国外国资本主义不那么容易理解的话，仔细体会今天中国资本在海外的机会、遭遇，以及受到的批评，应该有新的认知。
中国传统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不可能推演出资本主义萌芽，主要的不是商品经济的发达或不发达，而是因为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中国传统社会根本无法容忍商品经济的冲击。我们过去不能理解帝制时代的统治者为什么一定要盐铁专营，垄断农业社会最基础的物质；不理解帝制时代的统治者为什么一定要重农抑商，限制商品经济发展。
其实，如果从现代化视角观察，传统的农业社会就是一个“超稳定”的“四民社会”，士农工商四个职业分立的阶级、阶层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农工两个阶级是中国社会中最大的阶级，但他们在农业社会最没有消费冲动，没有购买能力。帝制时代的统治者为了社会稳定必须抑制商业资本对社会的冲击，对农工的诱惑，因为这两个巨大的阶级一旦形成需求，必将给帝制时代的社会带来毁灭性打击，仅有的手工业根本无法满足全社会的需求。
新工具的发现，新动力的发明，极大提升了社会生产力，西方14世纪开始出现的“圈地运动”，究其本质就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使规模经营成为可能，成为必须。所以，马克思说“圈地运动”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奠定了基础，是社会变革的序幕。
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极大解放了生产力，渐渐积累了巨大的过剩产能。为了消化这些产能，西方资本主义漂洋过海来到还没有新工具、新动力的东方，这大约就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真相。
中国社会内部无法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农业文明的社会架构、治理方式，也无法容忍资本主义的发展，重农抑商依然是帝制时代的基本原则，但是帝制中国最终还是无法阻止新工具、新动力的进入、尝试与流行。
西方的新工具、新动力什么时间传入中国，已经不可确考了，但是正如许多重大社会现象一样，纸上的记录一定落后于社会的实际存在。1950年代以资本主义萌芽为中心的“五朵金花”（所谓“五朵金花”，指的是建国后前30年间史学界围绕着五大基本理论问题而展开的争鸣，这五个基本理论问题分别指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研究成果，大致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萌芽形态发生在明代中晚期，地点主要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间、地点，都很值得玩味。这个时间没有超过西方的“圈地运动”，没有超过西方近代纺织业的兴起。这是否就意味着资本主义萌芽来自西方的启迪。现在的研究还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证据，但很值得思索。
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发生地，也很值得注意。东南沿海地区并不是中国棉花、羊毛主要生产地，但以纺织业为主要内容的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在这些地方，是否意味着来自西方的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