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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作为群体获得现有的社会角色、生活方式、两性关系，至今尚不足百年。占据一半人口的女性，其实很多时候是历史叙事的“失语者”和“缺席者”。
上世纪末的“刘慧芳”承载了男性视角里的完美传统女性。近年来，所谓的“大女主”剧大多还是基于男性视角下的一场博弈游戏。作为一部积极触碰女性话题的国剧佳作，《都挺好》给予了女性成长怎样的想象空间？
苏明玉的痛点
2019年的首款爆剧《都挺好》收官了，这枚射向“家庭病症”的子弹，仍然在飞。
苏家男团被强行洗白，一直在被原生家庭侮辱和损害的苏明玉，最终担起了赡养苏大强的担子。“父慈子孝”的大团圆结局，成了洪水猛兽，遭到“联名抵制”。
在这部剧的豆瓣评论里，热度最高的当数“编剧千万不要给我大团圆”。有网友愤然表示，势必怒打一星或给编剧寄刀片，宣称“美杜莎的目光可以杀人”。
有的追问则直接挑战了大团圆结局的逻辑前提：对现代女性苏明玉来说，难道不早该跳出家庭伦理的条条框框，在宽阔光明的地方“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对此，小说里有一段苏明玉的心理描写可以作为回应：
“她真恨，为什么要生在苏家，为什么要生为女人，而她为什么摆脱不了苏家。她这时非常理解哪吒，她也恨不得剔肉剔骨把这身血肉还给父母，从此与苏家一刀两断。但是，这不是神话，这是生活。”
与其说这是一部“痛”“戳”的电视剧，不如说在这部剧中，对于现代女性角色的描述开始有了全新的视角与态度。
与大多数国产家庭剧聚焦于婆媳矛盾截然相反，《都挺好》开场就以苏家母亲的死亡缺席将核心矛盾冲突置于原生家庭的场域中。无赖父亲、愚孝大哥、妈宝二哥、赡养老人、重男轻女、职场妈妈、独立女性……我们总能从剧中的某个角色或某种话题中发现自己家庭的缩影。
父辈缺点的一丝不挂，男性角色的糊涂无能……更可贵的是，爱情不再是唯一的主题，男性不再是最大的助攻，女性不再只沦为故事的点缀，《都挺好》用一次次家庭风波，刻画出独立、理性、丰满的现代女性形象。
原著小说作者阿耐，1990年弃政从商，现为浙江某著名民营企业高管，著名财经作家。
在身为高知女性的阿耐笔下，苏明玉足够现代。她既是“亦舒的信徒”，又是以《毛选》为指南的商战高手，总之是个足够滑头和强悍的人。
这样一个人，偏偏在自己家里处处吃亏，各种意难平。最终阶段，作为强者的她终于明白该怎么做，“她现在有自信正视过去，一分为二地正视她不喜欢的每个人，她知道自己在痊愈。”
在结局中，明玉、石天冬和得了老年痴呆的苏父一起过年。不同于电视剧中的和美温馨，在小说里，作者阿耐以苏明玉的视角写道，“亲情是捡不回来了，大家淡淡如水地交往吧，她不寄予厚望，也不恨之入骨，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糊涂到底。”
所谓的“糊涂到底”，恰恰源自彻底的清醒。对她来说，首要的不是复仇与泄恨，而是疗愈自我。她最终正视痛苦并将之转化为力量。
“都挺好”，是直面现实的一声叹息，而非犬儒式地顺从。
在以往的国产剧中，颇为流行的爱情样板故事往往总将女性角色的性格锐度磨平，将她们的成长、见识进行简化和打折。
很多人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刘慧芳”是最佳女性代言人。
《渴望》播出后，剧中的女主人公刘慧芳便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中心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有人把善良而忍气吞声的人叫做“刘慧芳”，把忘恩负义的人叫做“王沪生”。
有人说她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劳动妇女的所有美德，也有人认为她是一个逆来顺受、软弱的旧式女性。在对她的评价上出现了明显的性别、年龄和阶层差异，即男性比女性、中老年人比青年人、工农商阶层比知识阶层更喜欢刘慧芳。
简言之，“刘慧芳”承载了父权社会中，男性视角里的完美女性。
苏明玉，是现代都市独立女性的最强代言人。与同样受害于原生家庭的“樊胜美们”——可怜、讨好、隐忍、无主体意识又无底线的女性形象不同，明玉杀伐果断，不取悦任何人，也不依附、寄希望于其他人解决自己的困境。她靠自我奋斗成为企业金领，从樊胜美的出身混出了安迪的配置。
职场上绝不示弱，家庭中坚持原则，背后的心酸吐给浴缸和马桶，明玉戳到了我们内心深入的痛点。
“女性全无”：大女主剧的男性凝视
《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中，学者夏晓虹指出：“女性在社会现实中的处境远较男子复杂，遭遇的困扰也远较男性繁多。”
蔡元培1900年所写的《夫妇公约》，虽然力求体现男女平等，提出家庭中以丈夫或妻子为主均可，但他以君臣关系比拟夫妇，以及无意间流露出的男性优越感，倒是证明了平权的实现并非一蹴可就。
女性作为群体获得现有的社会角色、生活方式、两性关系，至今尚不足百年。占据一半人口的女性，其实是历史叙事的“失语者”和“缺席者”。除了明时期兴起的“烈女传”，究竟如何讲述她们的生命故事？
近年来，以女性成长为叙事主线的电视剧，开始成为了国产剧集收视率的一重保证。《楚乔传》的主演赵丽颖，在宣传该剧时称楚乔是“一位拥有独立思想跟大格局的女性”，范冰冰也在采访中称“她（武则天）出身底层，为证明自己，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
然而在现实中，所谓的“大女主”电视剧里的女性成长，大多还是基于男性视角下的一场博弈游戏。
纵观近两年的都市剧集，哪怕是备受好评的《欢乐颂》和《我的前半生》也都没有逃脱女性角色靠男人“上位”的路數。有的人则疑惑从什么时候开始，都市剧里的励志女性角色只有靠男人才能实现价值？
由此看来，编剧对中国女性形象的想象不是十分丰富而是异常贫瘠。《楚乔传》中的宇文玥、《我的前半生》中的贺涵、《欢乐颂》中的老谭、《那年花开月正圆》……一个个女性人物形象成长路上必有这些优秀男性角色的“豢养”神助。 这些大女子的养成，本质上就是男性用自己的话语定义出的成功，并使之在日常生活中变成为女性崛起的准则，让女性在男性的凝视之下，成为世俗意义上的女性形象。
可以说，当下的大女主电视剧中，鲜有凭借女性本人个性魅力，不落俗套地撑起女主角独特人物形象的作品。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写作套路还时常诞于女编剧之手，所谓的女性视角表达，往往沦为一场“女性全无”的闹剧。
最近的艾美奖，将10个大奖平分给了兩部女性题材与女性视角的电视剧《使女的故事》和《大小谎言》。《使女的故事》脱胎于今年诺奖大热门、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原著小说，而《大小谎言》则改编自澳大利亚女作家莉安·莫里亚蒂的同名作品。
这两位女作家笔下的女性成长，有着区别以往的生动多样和强大的说服力，她们令人信服地写出了“一个女性的光环要通过男性爱慕来实现”的窠臼必须打破。而这种在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对女性的关怀和正视，往往是根植于作家观念深处的。
出演《大小谎言》的奥斯卡影后，同时也是该剧制作人的瑞茜·威瑟斯彭在访谈中谈到：“我们之所以要做这样一个作品，恰是对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的深感失望。我常感诧异，影视剧中为女性刻画的角色只能做到这样了吗？所以这不断激励着我去为女性创造更多可能。”
谁来为国产剧里的女性角色创造更多可能？
展示真实疼痛之外，更要为女性发展提供有益方案
“在注重个人选择的当下，人不再只是家庭的附属品。对于女性，青年一代更愿意接受的认知是：女性可以是母亲、女儿或者妻子，但更应活得像自己。”青年文化学者周红丰的博士论文探讨的恰是女性话题，在她看来，《都挺好》中传统家庭秩序受到冲击引发巨大关注，是因为触及了新时代女性自我认知的变化。
剧中苏明玉和苏母的不同，展现出递进式的女性成长体悟。
重男轻女、给小女儿留下心灵创伤的苏母本人，也是在原生家庭中被母亲控制自我牺牲，被弟弟啃的“扶弟魔”，嫁给不喜欢的苏大强也是因为弟弟和城市户口。
只是，本为受害者的她却循着祖辈的道路“熬”成了施害者。而拥有现代观念的苏明玉用控诉、抗争与出走，完成了与传统家庭秩序的告别和自我强大。
苏明玉的“出走”也点出了社会发展的趋势。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晓文分析，在与性别相关的体力优势不再凸显，生活资料获得途径不再拘泥于家庭的情况下，女性作为个体的选择面正在变得多元起来，这也让不满于家庭捆绑的女性有了“出走”的底气。
从前的苏母与当下的明玉，面对问题的态度虽然不同，却在话语权的斗争中强势得极为相似。从前的苏母用控制的资源解决问题，当下获得世俗成功随口“这钱我出了”的明玉又何尝不是？两个女性的行为方式形成了一种较为深刻的对照，这是这部剧在文化批判上的深刻性之处。
在阿耐的笔下，大儿媳吴非处事的有理有据有节对应着明哲的愚蠢和无底线纵容;二儿媳朱丽的自尊与自强对应着明成的无能和啃老。而独立、理性获得世俗成功的年轻女性苏明玉，与依附、无赖、窝囊的老父亲苏大强形成了最鲜明对比。
以苏明玉为代表的现代独立女性的反面，是苏家全军覆没的男性形象。石天冬的暖男形象尽管代表了编导试图“拨乱反正”的中和立场，但因其极为明显的非大陆特质而显得置身于性别斗争之外。
明玉作为当下的国产剧呼唤的女主形象，是社会文化心态转型的必然。这种社会文化心态体现在现代个人经济独立和传统陪伴式孝道的博弈中，更体现在由时代、金钱、话语权等因素交织、勾连的复杂局面中。
《都挺好》跳出了不少都市剧对女性境遇的“粉红”想象，而是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陈述女性成长之痛，这样的展示颇为真实、犀利。但在学者看来，通过提取、提纯生活中的“残酷感”打动人心的同时，文艺作品更需要提供帮助个体走出困境的方案与鼓舞。
“苏明玉做得很好，但是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她并不聪明，注重家庭的大嫂、二嫂也始终没能改变各自不成熟的丈夫。电视剧提出问题，却没能站在更高的社会学角度上，给出合理的建议与解决方案，这是十分可惜的。”作为一部积极触碰女性话题的国剧佳作，《都挺好》没能给予女性更多的想象空间。
事实上，受到广泛关注的优秀女性题材作品，往往不止展现问题，更会用令人惊喜的破题方式给予观众鼓舞与启示。
美剧《傲骨贤妻》讲述了一位家庭妇女，如何在遭遇生活重创后回归律界，在和后辈的竞争中，不断自我成长的故事。一个不完美的成年女性，如何通过自己的能力与努力，在充满各类规则的社会中，一次次践行着法律正义，这份勇敢与坚持鼓舞人心。韩剧《汉谟拉比小姐》中的主人公则凭借一腔热情与专业知识，一次次用机智的方法，扭转人们对一些性别议题的错误认知。该剧对错误性别观念不止于揭露、批判，更着力于打破其中看似自洽的逻辑体系，让观众耳目一新。
对于女性生存困境的展现，文艺作品不应止于怼家庭、怼亲人、怼观念式的情感宣泄，更要通过人物的成长与破题，积极探索进步的路径。
上世纪末的“刘慧芳”承载了男性视角里的完美传统女性。近年来，所谓的“大女主”剧大多还是基于男性视角下的一场博弈游戏。作为一部积极触碰女性话题的国剧佳作，《都挺好》给予了女性成长怎样的想象空间？
苏明玉的痛点
2019年的首款爆剧《都挺好》收官了，这枚射向“家庭病症”的子弹，仍然在飞。
苏家男团被强行洗白，一直在被原生家庭侮辱和损害的苏明玉，最终担起了赡养苏大强的担子。“父慈子孝”的大团圆结局，成了洪水猛兽，遭到“联名抵制”。
在这部剧的豆瓣评论里，热度最高的当数“编剧千万不要给我大团圆”。有网友愤然表示，势必怒打一星或给编剧寄刀片，宣称“美杜莎的目光可以杀人”。
有的追问则直接挑战了大团圆结局的逻辑前提：对现代女性苏明玉来说，难道不早该跳出家庭伦理的条条框框，在宽阔光明的地方“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对此，小说里有一段苏明玉的心理描写可以作为回应：
“她真恨，为什么要生在苏家，为什么要生为女人，而她为什么摆脱不了苏家。她这时非常理解哪吒，她也恨不得剔肉剔骨把这身血肉还给父母，从此与苏家一刀两断。但是，这不是神话，这是生活。”
与其说这是一部“痛”“戳”的电视剧，不如说在这部剧中，对于现代女性角色的描述开始有了全新的视角与态度。
与大多数国产家庭剧聚焦于婆媳矛盾截然相反，《都挺好》开场就以苏家母亲的死亡缺席将核心矛盾冲突置于原生家庭的场域中。无赖父亲、愚孝大哥、妈宝二哥、赡养老人、重男轻女、职场妈妈、独立女性……我们总能从剧中的某个角色或某种话题中发现自己家庭的缩影。
父辈缺点的一丝不挂，男性角色的糊涂无能……更可贵的是，爱情不再是唯一的主题，男性不再是最大的助攻，女性不再只沦为故事的点缀，《都挺好》用一次次家庭风波，刻画出独立、理性、丰满的现代女性形象。
原著小说作者阿耐，1990年弃政从商，现为浙江某著名民营企业高管，著名财经作家。
在身为高知女性的阿耐笔下，苏明玉足够现代。她既是“亦舒的信徒”，又是以《毛选》为指南的商战高手，总之是个足够滑头和强悍的人。
这样一个人，偏偏在自己家里处处吃亏，各种意难平。最终阶段，作为强者的她终于明白该怎么做，“她现在有自信正视过去，一分为二地正视她不喜欢的每个人，她知道自己在痊愈。”
在结局中，明玉、石天冬和得了老年痴呆的苏父一起过年。不同于电视剧中的和美温馨，在小说里，作者阿耐以苏明玉的视角写道，“亲情是捡不回来了，大家淡淡如水地交往吧，她不寄予厚望，也不恨之入骨，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糊涂到底。”
所谓的“糊涂到底”，恰恰源自彻底的清醒。对她来说，首要的不是复仇与泄恨，而是疗愈自我。她最终正视痛苦并将之转化为力量。
“都挺好”，是直面现实的一声叹息，而非犬儒式地顺从。
在以往的国产剧中，颇为流行的爱情样板故事往往总将女性角色的性格锐度磨平，将她们的成长、见识进行简化和打折。
很多人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刘慧芳”是最佳女性代言人。
《渴望》播出后，剧中的女主人公刘慧芳便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中心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有人把善良而忍气吞声的人叫做“刘慧芳”，把忘恩负义的人叫做“王沪生”。
有人说她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劳动妇女的所有美德，也有人认为她是一个逆来顺受、软弱的旧式女性。在对她的评价上出现了明显的性别、年龄和阶层差异，即男性比女性、中老年人比青年人、工农商阶层比知识阶层更喜欢刘慧芳。
简言之，“刘慧芳”承载了父权社会中，男性视角里的完美女性。
苏明玉，是现代都市独立女性的最强代言人。与同样受害于原生家庭的“樊胜美们”——可怜、讨好、隐忍、无主体意识又无底线的女性形象不同，明玉杀伐果断，不取悦任何人，也不依附、寄希望于其他人解决自己的困境。她靠自我奋斗成为企业金领，从樊胜美的出身混出了安迪的配置。
职场上绝不示弱，家庭中坚持原则，背后的心酸吐给浴缸和马桶，明玉戳到了我们内心深入的痛点。
“女性全无”：大女主剧的男性凝视
《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中，学者夏晓虹指出：“女性在社会现实中的处境远较男子复杂，遭遇的困扰也远较男性繁多。”
蔡元培1900年所写的《夫妇公约》，虽然力求体现男女平等，提出家庭中以丈夫或妻子为主均可，但他以君臣关系比拟夫妇，以及无意间流露出的男性优越感，倒是证明了平权的实现并非一蹴可就。
女性作为群体获得现有的社会角色、生活方式、两性关系，至今尚不足百年。占据一半人口的女性，其实是历史叙事的“失语者”和“缺席者”。除了明时期兴起的“烈女传”，究竟如何讲述她们的生命故事？
近年来，以女性成长为叙事主线的电视剧，开始成为了国产剧集收视率的一重保证。《楚乔传》的主演赵丽颖，在宣传该剧时称楚乔是“一位拥有独立思想跟大格局的女性”，范冰冰也在采访中称“她（武则天）出身底层，为证明自己，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
然而在现实中，所谓的“大女主”电视剧里的女性成长，大多还是基于男性视角下的一场博弈游戏。
纵观近两年的都市剧集，哪怕是备受好评的《欢乐颂》和《我的前半生》也都没有逃脱女性角色靠男人“上位”的路數。有的人则疑惑从什么时候开始，都市剧里的励志女性角色只有靠男人才能实现价值？
由此看来，编剧对中国女性形象的想象不是十分丰富而是异常贫瘠。《楚乔传》中的宇文玥、《我的前半生》中的贺涵、《欢乐颂》中的老谭、《那年花开月正圆》……一个个女性人物形象成长路上必有这些优秀男性角色的“豢养”神助。 这些大女子的养成，本质上就是男性用自己的话语定义出的成功，并使之在日常生活中变成为女性崛起的准则，让女性在男性的凝视之下，成为世俗意义上的女性形象。
可以说，当下的大女主电视剧中，鲜有凭借女性本人个性魅力，不落俗套地撑起女主角独特人物形象的作品。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写作套路还时常诞于女编剧之手，所谓的女性视角表达，往往沦为一场“女性全无”的闹剧。
最近的艾美奖，将10个大奖平分给了兩部女性题材与女性视角的电视剧《使女的故事》和《大小谎言》。《使女的故事》脱胎于今年诺奖大热门、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原著小说，而《大小谎言》则改编自澳大利亚女作家莉安·莫里亚蒂的同名作品。
这两位女作家笔下的女性成长，有着区别以往的生动多样和强大的说服力，她们令人信服地写出了“一个女性的光环要通过男性爱慕来实现”的窠臼必须打破。而这种在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对女性的关怀和正视，往往是根植于作家观念深处的。
出演《大小谎言》的奥斯卡影后，同时也是该剧制作人的瑞茜·威瑟斯彭在访谈中谈到：“我们之所以要做这样一个作品，恰是对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的深感失望。我常感诧异，影视剧中为女性刻画的角色只能做到这样了吗？所以这不断激励着我去为女性创造更多可能。”
谁来为国产剧里的女性角色创造更多可能？
展示真实疼痛之外，更要为女性发展提供有益方案
“在注重个人选择的当下，人不再只是家庭的附属品。对于女性，青年一代更愿意接受的认知是：女性可以是母亲、女儿或者妻子，但更应活得像自己。”青年文化学者周红丰的博士论文探讨的恰是女性话题，在她看来，《都挺好》中传统家庭秩序受到冲击引发巨大关注，是因为触及了新时代女性自我认知的变化。
剧中苏明玉和苏母的不同，展现出递进式的女性成长体悟。
重男轻女、给小女儿留下心灵创伤的苏母本人，也是在原生家庭中被母亲控制自我牺牲，被弟弟啃的“扶弟魔”，嫁给不喜欢的苏大强也是因为弟弟和城市户口。
只是，本为受害者的她却循着祖辈的道路“熬”成了施害者。而拥有现代观念的苏明玉用控诉、抗争与出走，完成了与传统家庭秩序的告别和自我强大。
苏明玉的“出走”也点出了社会发展的趋势。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晓文分析，在与性别相关的体力优势不再凸显，生活资料获得途径不再拘泥于家庭的情况下，女性作为个体的选择面正在变得多元起来，这也让不满于家庭捆绑的女性有了“出走”的底气。
从前的苏母与当下的明玉，面对问题的态度虽然不同，却在话语权的斗争中强势得极为相似。从前的苏母用控制的资源解决问题，当下获得世俗成功随口“这钱我出了”的明玉又何尝不是？两个女性的行为方式形成了一种较为深刻的对照，这是这部剧在文化批判上的深刻性之处。
在阿耐的笔下，大儿媳吴非处事的有理有据有节对应着明哲的愚蠢和无底线纵容;二儿媳朱丽的自尊与自强对应着明成的无能和啃老。而独立、理性获得世俗成功的年轻女性苏明玉，与依附、无赖、窝囊的老父亲苏大强形成了最鲜明对比。
以苏明玉为代表的现代独立女性的反面，是苏家全军覆没的男性形象。石天冬的暖男形象尽管代表了编导试图“拨乱反正”的中和立场，但因其极为明显的非大陆特质而显得置身于性别斗争之外。
明玉作为当下的国产剧呼唤的女主形象，是社会文化心态转型的必然。这种社会文化心态体现在现代个人经济独立和传统陪伴式孝道的博弈中，更体现在由时代、金钱、话语权等因素交织、勾连的复杂局面中。
《都挺好》跳出了不少都市剧对女性境遇的“粉红”想象，而是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陈述女性成长之痛，这样的展示颇为真实、犀利。但在学者看来，通过提取、提纯生活中的“残酷感”打动人心的同时，文艺作品更需要提供帮助个体走出困境的方案与鼓舞。
“苏明玉做得很好，但是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她并不聪明，注重家庭的大嫂、二嫂也始终没能改变各自不成熟的丈夫。电视剧提出问题，却没能站在更高的社会学角度上，给出合理的建议与解决方案，这是十分可惜的。”作为一部积极触碰女性话题的国剧佳作，《都挺好》没能给予女性更多的想象空间。
事实上，受到广泛关注的优秀女性题材作品，往往不止展现问题，更会用令人惊喜的破题方式给予观众鼓舞与启示。
美剧《傲骨贤妻》讲述了一位家庭妇女，如何在遭遇生活重创后回归律界，在和后辈的竞争中，不断自我成长的故事。一个不完美的成年女性，如何通过自己的能力与努力，在充满各类规则的社会中，一次次践行着法律正义，这份勇敢与坚持鼓舞人心。韩剧《汉谟拉比小姐》中的主人公则凭借一腔热情与专业知识，一次次用机智的方法，扭转人们对一些性别议题的错误认知。该剧对错误性别观念不止于揭露、批判，更着力于打破其中看似自洽的逻辑体系，让观众耳目一新。
对于女性生存困境的展现，文艺作品不应止于怼家庭、怼亲人、怼观念式的情感宣泄，更要通过人物的成长与破题，积极探索进步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