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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借着祝贺宋美龄生日之机，给蒋介石带去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委员长，我们已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苏联内务部已查到蒋经国先生的下落，并批准他立即返回中国。”父子分离许久的蒋介石忽闻此讯，惊喜交加，他感激地说：“恩来，你是中共最有理智、也最有人情味的同志。”
穿针引线
1936年3月的一天，上海《申报》突然在醒目位置刊出一条“寻人启事”，启事要求被寻者“伍豪”务必于5月5日去北四川路新亚饭店与落款者一晤，共商要事。
“伍豪”是周恩来早年在白区工作时的化名。那么，究竟是谁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寻找周恩来呢？此人正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干将张冲。自“寻人启事”刊出后，他便派出特务在约定的地点昼夜蹲守，一守就是几个月。
对此，中共中央经过严密侦察后慎重作出决定，派潘汉年处理此事。后几经辗转，潘汉年、张冲终于在香港会面。
而后，双方一同北上，先后到达上海、南京，多次洽谈合作事项，取得一定的谅解。此时，“潘张会谈”已经成为国共10年内战后多渠道、多层次秘密接触中最为直接的高层渠道。潘汉年于1936年8月9日秘密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与张冲晤谈的有关情况。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分别会见了潘汉年后认为，蒋介石虽无和平诚意，但并非“铁板一块”，主动寻求国共两党间的秘密接触渠道即是一个鲜明的“讯号”。
两天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变化，毛泽东建议将中共“抗日反蒋”的总方针及时改为“逼蒋抗日”。
风云突变
1936年12月12日，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爆发。作为蒋介石随行人员的张冲也一并被扣押于西安，国共双方一时失去了联络。
此刻，南京国民党内部已是乱作一团。情急之下，宋美龄致电宋庆龄，希望得到她的支持。宋庆龄立即约见了潘汉年。在此紧迫形势下，潘汉年及时沟通了国共双方的联络，使宋子文、宋美龄得以先后飞赴西安。
在此基础上，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在西安巧妙斡旋矛盾各方，促成了国民党代表宋子文、宋美龄以及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的会谈，达成了释蒋抗日的初步协议。12月24日晚，蒋介石一见到周恩來，一股难言之情顿时涌上心头：“恩来，你来了，你还是黄埔的好同志。我以领袖人格担保，决不再打内战，以后你可来南京与我谈。”
化敌为友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开始同国民党正式谈判。
在西安时，蒋介石本已亲口向周恩来许下了联共抗日的诺言，并邀周恩来赴南京谈判。但在张学良送蒋介石被扣以后，蒋介石的诺言是否可信，已使人怀疑。于是，1937年1月5日和6日，毛泽东相继发电指出：“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因此，“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应该欢迎张冲到西安与恩来同志协商”。在此情况下，1937年2月9日，国共在西安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
西安会谈起初较为顺利，达成了部分协议。但到最后即将签署时，蒋介石却出尔反尔，指使谈判代表推翻了协议。谈判收效甚微，看来许多问题尚需与蒋介石直接谈判才能解决。在周恩来再三请求下，中共中央同意他前往国统区与蒋介石面谈。
分久必合
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潘汉年在张冲的陪同下从西安飞抵上海后转道杭州，再次与老对手在特殊的环境下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斗争。
在张冲的安排下，周恩来和潘汉年在西湖烟霞洞这一秘密场所与蒋介石举行会谈。
落座之后，蒋介石心绪颇佳，显得很爽快：“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西安事变后全国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紧接着，蒋介石话锋一转：“但你们要检讨过去的决定，不必谈与国民党合作，而是与我合作，永远合作，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都好商量。”
凭着多年与蒋介石打交道的经验，周恩来瞬间便洞悉了蒋介石的内心，明白他的真实意图在于“领袖问题”。于是，周恩来开门见山，直入主题：“我们拥护委员长的原则是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和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立场上的，决不能容忍投降改编之诬蔑。如果委员长决心抗日，中共一定竭诚合作，决不牟取一党之私利。”蒋介石听了很高兴。此时，周恩来抓住时机果断提出了中共的六项具体要求……此次秘密会晤，为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史称“西湖会谈”。
礼尚往来
1937年3月27日，周恩来借着祝贺宋美龄生日之机，给蒋介石带去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委员长，我们已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苏联内务部已查到蒋经国先生的下落，并批准他立即返回中国。”
父子分离许久的蒋介石忽闻此讯，惊喜交加，动了真情，他感激地说：“恩来，你是中共最有理智、也最有人情味的同志。关于释放政治犯的问题请你们先开一张名单过来，查实后分批释放。”
或许是出于礼尚往来，一直陪伴蒋介石在西湖会谈的宋美龄，主动到中共代表的下榻处拜访，感谢周恩来和潘汉年西安事变时曾经给予她的帮助，并对中共的光明磊落和周恩来、潘汉年的才华风度表示了由衷的敬佩……
斯人已去，黄鹤不返。84年后的今天，当年参与其事者均已故去。然而，这次发生在西安事变之后的“西湖会谈”并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历史淡忘。
（《解放军报》）
穿针引线
1936年3月的一天，上海《申报》突然在醒目位置刊出一条“寻人启事”，启事要求被寻者“伍豪”务必于5月5日去北四川路新亚饭店与落款者一晤，共商要事。
“伍豪”是周恩来早年在白区工作时的化名。那么，究竟是谁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寻找周恩来呢？此人正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干将张冲。自“寻人启事”刊出后，他便派出特务在约定的地点昼夜蹲守，一守就是几个月。
对此，中共中央经过严密侦察后慎重作出决定，派潘汉年处理此事。后几经辗转，潘汉年、张冲终于在香港会面。
而后，双方一同北上，先后到达上海、南京，多次洽谈合作事项，取得一定的谅解。此时，“潘张会谈”已经成为国共10年内战后多渠道、多层次秘密接触中最为直接的高层渠道。潘汉年于1936年8月9日秘密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与张冲晤谈的有关情况。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分别会见了潘汉年后认为，蒋介石虽无和平诚意，但并非“铁板一块”，主动寻求国共两党间的秘密接触渠道即是一个鲜明的“讯号”。
两天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变化，毛泽东建议将中共“抗日反蒋”的总方针及时改为“逼蒋抗日”。
风云突变
1936年12月12日，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爆发。作为蒋介石随行人员的张冲也一并被扣押于西安，国共双方一时失去了联络。
此刻，南京国民党内部已是乱作一团。情急之下，宋美龄致电宋庆龄，希望得到她的支持。宋庆龄立即约见了潘汉年。在此紧迫形势下，潘汉年及时沟通了国共双方的联络，使宋子文、宋美龄得以先后飞赴西安。
在此基础上，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在西安巧妙斡旋矛盾各方，促成了国民党代表宋子文、宋美龄以及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的会谈，达成了释蒋抗日的初步协议。12月24日晚，蒋介石一见到周恩來，一股难言之情顿时涌上心头：“恩来，你来了，你还是黄埔的好同志。我以领袖人格担保，决不再打内战，以后你可来南京与我谈。”
化敌为友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开始同国民党正式谈判。
在西安时，蒋介石本已亲口向周恩来许下了联共抗日的诺言，并邀周恩来赴南京谈判。但在张学良送蒋介石被扣以后，蒋介石的诺言是否可信，已使人怀疑。于是，1937年1月5日和6日，毛泽东相继发电指出：“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因此，“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应该欢迎张冲到西安与恩来同志协商”。在此情况下，1937年2月9日，国共在西安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
西安会谈起初较为顺利，达成了部分协议。但到最后即将签署时，蒋介石却出尔反尔，指使谈判代表推翻了协议。谈判收效甚微，看来许多问题尚需与蒋介石直接谈判才能解决。在周恩来再三请求下，中共中央同意他前往国统区与蒋介石面谈。
分久必合
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潘汉年在张冲的陪同下从西安飞抵上海后转道杭州，再次与老对手在特殊的环境下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斗争。
在张冲的安排下，周恩来和潘汉年在西湖烟霞洞这一秘密场所与蒋介石举行会谈。
落座之后，蒋介石心绪颇佳，显得很爽快：“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西安事变后全国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紧接着，蒋介石话锋一转：“但你们要检讨过去的决定，不必谈与国民党合作，而是与我合作，永远合作，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都好商量。”
凭着多年与蒋介石打交道的经验，周恩来瞬间便洞悉了蒋介石的内心，明白他的真实意图在于“领袖问题”。于是，周恩来开门见山，直入主题：“我们拥护委员长的原则是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和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立场上的，决不能容忍投降改编之诬蔑。如果委员长决心抗日，中共一定竭诚合作，决不牟取一党之私利。”蒋介石听了很高兴。此时，周恩来抓住时机果断提出了中共的六项具体要求……此次秘密会晤，为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史称“西湖会谈”。
礼尚往来
1937年3月27日，周恩来借着祝贺宋美龄生日之机，给蒋介石带去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委员长，我们已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苏联内务部已查到蒋经国先生的下落，并批准他立即返回中国。”
父子分离许久的蒋介石忽闻此讯，惊喜交加，动了真情，他感激地说：“恩来，你是中共最有理智、也最有人情味的同志。关于释放政治犯的问题请你们先开一张名单过来，查实后分批释放。”
或许是出于礼尚往来，一直陪伴蒋介石在西湖会谈的宋美龄，主动到中共代表的下榻处拜访，感谢周恩来和潘汉年西安事变时曾经给予她的帮助，并对中共的光明磊落和周恩来、潘汉年的才华风度表示了由衷的敬佩……
斯人已去，黄鹤不返。84年后的今天，当年参与其事者均已故去。然而，这次发生在西安事变之后的“西湖会谈”并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历史淡忘。
（《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