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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全权接手后打造的第一期《国际博物馆》杂志。
《国际博物馆》杂志将致力于成为 ICOM 的发声筒：通过杂志让大家更好地了解 ICOM 以及世界遗产和博物馆，同时提供 ICOM 成员一直以来在世界各地所推行的博物馆理论及做法的优秀范例。
本期杂志标志着新阶段的开始，本期杂志的主题是“博物馆与遗产领域的核心概念”，出刊策略就是重刊 ICOM 核心成员在《国际博物馆》往期杂志上刊出的具有标志性内容的一系列文章。我們经过慎重研究，选定了 24 篇文章，时间跨度从 1949 年到 2004 年。
这些文章可帮助读者翔实充分地了解 ICOM 专家历年来所提出的高端思想，及其致力于改进博物馆及博物馆业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本期杂志刊载的第一组文章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及 20 世纪 50 年代，主要讨论了博物馆的社会功能及其面对不同社会群体需求所需履行的责任，表明 ICOM 早在成立初期就确立了博物馆需要承担社会角色的明确目标，比很多人公认的关于博物馆社会功能的业界讨编者的话论整整早了 20 年。
早在 1949 年，布鲁诺 · 格布哈特就提出博物馆应当对本土所有公众开放，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珍妮特 · R. 麦克法兰（1953）支持博物馆是社区中心的观点，强调博物馆的公众参与性和创造性；格雷丝· L. 麦卡恩 · 莫利（1957）呼吁专业开展博物馆工作的重要性，指出不管是对博物馆的创立者和运作者还是博物馆针对的不同社会群体而言，博物馆工作都需要致力于实现 ICOM 和 UNESCO 倡导的生成、传播知识的目标，她对杂志上发表的其他更具哲理性文章予以积极响应，表明提升《国际博物馆》杂志的学术层次并非是一个全新的主题。
20 世纪 60 - 70 年代刊登的文章主要反映了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想：J. W. 埃文斯（1963）和西德尼 · 迪伦 · 雷普利（1973）认识到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认为博物馆应当对提升公众的自然遗产意识负起责任。这类对环境的扩大化认识衍生出这样一种认知，即博物馆不仅与物品和物质文化相关，而且也与人类全部遗产相关—— 这一认知就是博物馆理论中的“整体博物馆”概念，这一概念在 1972 年通过的《圣地亚哥宪章》中做了明确的阐述（详见本刊末尾）。同样也是在这一时期，博物馆专家们将信息和交流的概念引入博物馆学。这在邓肯· F. 卡梅隆（1971）和扬 · 耶利内克（1975）的文章中清晰可见，他们在文章中强调了博物馆是一个交流体系和反馈机制的观点，并赞同博物馆可以借助新媒体同观众产生积极而富有创造性的联系。
关于博物馆的政治功能—— 可以作为媒介帮助国家应对政治动乱和社会变革，在一些文章中也有所述及：阿卜杜拉耶· 迪奥普（1973）的文章介绍了独立非洲国家博物馆的相关情况及其在殖民地自治化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A.M. 拉兹贡（1976）对前苏联的博物馆及教育体制做出评议，指出博物馆具有潜在的能力有助于实现跨学科的全民教育；路易斯· 蒙雷亚尔的文章（1979）则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关于追回流失文化遗产和打击文化财产“非法交易”的内容，自此，确立博物馆工作的道德规范成为 ICOM 的关注重点。
在这里不得不提及雨果· 戴瓦兰-博汉（1976）及其倡议的扭转博物馆和社会群体之间的顺序、关注公众而非物品的观点。他的倡议涵盖了“生态博物馆”的做法，同时还涵盖了针对文盲群体的无标记展览和针对大范围散居群体的移动展览的做法。
这些观点深深影响了 80 年代“博物馆学”思潮的理论主流，使得世界各国的博物馆研究更趋批判性——可参阅 1982 年综合了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众多代表性作者（阿尔霍纳、布林克利、卡马戈-莫罗、伊班克斯、埃斯皮诺萨、拉库杜尔、伦布雷拉斯、马加良斯和莫斯特尼）的意见而写成的文章。迈克尔· 埃姆斯（1985）和沙罗 · 高斯（1986）对博物馆的社会功能深表关注，提出了旨在促进博物馆与观众交流的创造性建议：可视的储藏室和保护实验室，移动式科技展览和探索性科技公园—— 自此，这些建议为世界各地的上百家博物馆采用。1983 年，阿尔法 · 奥马尔 · 科纳雷提出在非洲推行新式的“人种学”博物馆，主张不同社会团体或群体必须能够创建顺应其自身社会结构和信仰的博物馆。皮埃尔· 迈朗 （1985） 回顾了1983年伦敦ICOM大会上确立新博物馆学的相关历史，其促成了可称之为 “大众”博物馆学的发展。
必须指出，20 世纪 80 年代对于博物馆界发展来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一个历史时期：博物馆理论层出不穷、各放异彩，巩固了博物馆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地位，而与此同时博物馆运营也日益面向公众——融合关于不同社会群体的非正式、传统以及新兴知识。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 ICOM 和上述作者思想的直接影响。
进入 90 年代，公众参与博物馆已经成为广为接受的准则，而全球化趋势带来的挑战促使博物馆和博物馆学者们重点关注管理和社会融合等问题，如玛格丽特· 安德森和凯丽 · 温克沃斯（1991）的文章探讨了博物馆与性别的重要话题，薇拉 · 佐尔伯格（1995）的文章剖析了大型艺术展览的利弊，肯尼斯· 哈德森（1998）的文章解释了在营销博物馆公共形象的过程中，公众期望上涨为何会屈从于市场策略开发。罗伯特· R . 简斯（1999）分析了博物馆重组、出售（交换）藏品、一体化经营与现代博物馆被视为管理性单位之间的关系，指出现代博物馆所关注的重点是保证公众服务的延续性，是一个涉及持续职责共享的过程。
最后三篇文章阐述了最当下博物馆理论和做法争议的核心问题：C. G. 斯克雷凡（1993）分析了新感知环境与社会群体对博物馆期望——以及开发新的参观者研究方法需求——之间的关系；卡里 · 卡普（2004）讨论了数字博物馆中的数字遗产，强调了非物质遗产同当下现实要求采用“虚拟博物馆”之间的关联性。最后一篇文章中，巴巴拉· 柯申布拉特-吉布利特（2004）重点讨论了作为元文化产物的非物质遗产。
本期杂志所刊登文章主题的相关性以及文章作者在文中阐述的观点，无一不表明 ICOM 一直以来都是博物馆界的中流砥柱，而纵观 ICOM 成立以来的 70 年，对于博物馆界具有变革意义的一些观点理念亦大都借由《国际博物馆》杂志的平台得以传播。这有助于博物馆界的专家学者们更加清醒地认识自身对个人及社会群体承担的责任。所选的 24 篇文章—— 作者均为来自欧洲、南北美洲、亚洲和非洲的著名专家学者，其生活和工作都同 ICOM 和博物馆密切相关 ——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把博物馆看作是社会变革的媒介，关乎社会责任、参与、 融合、 教育和人类福祉。虽然各辟蹊径，但都对全球范围内博物馆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国际博物馆》杂志将致力于成为 ICOM 的发声筒：通过杂志让大家更好地了解 ICOM 以及世界遗产和博物馆，同时提供 ICOM 成员一直以来在世界各地所推行的博物馆理论及做法的优秀范例。
本期杂志标志着新阶段的开始，本期杂志的主题是“博物馆与遗产领域的核心概念”，出刊策略就是重刊 ICOM 核心成员在《国际博物馆》往期杂志上刊出的具有标志性内容的一系列文章。我們经过慎重研究，选定了 24 篇文章，时间跨度从 1949 年到 2004 年。
这些文章可帮助读者翔实充分地了解 ICOM 专家历年来所提出的高端思想，及其致力于改进博物馆及博物馆业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本期杂志刊载的第一组文章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及 20 世纪 50 年代，主要讨论了博物馆的社会功能及其面对不同社会群体需求所需履行的责任，表明 ICOM 早在成立初期就确立了博物馆需要承担社会角色的明确目标，比很多人公认的关于博物馆社会功能的业界讨编者的话论整整早了 20 年。
早在 1949 年，布鲁诺 · 格布哈特就提出博物馆应当对本土所有公众开放，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珍妮特 · R. 麦克法兰（1953）支持博物馆是社区中心的观点，强调博物馆的公众参与性和创造性；格雷丝· L. 麦卡恩 · 莫利（1957）呼吁专业开展博物馆工作的重要性，指出不管是对博物馆的创立者和运作者还是博物馆针对的不同社会群体而言，博物馆工作都需要致力于实现 ICOM 和 UNESCO 倡导的生成、传播知识的目标，她对杂志上发表的其他更具哲理性文章予以积极响应，表明提升《国际博物馆》杂志的学术层次并非是一个全新的主题。
20 世纪 60 - 70 年代刊登的文章主要反映了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想：J. W. 埃文斯（1963）和西德尼 · 迪伦 · 雷普利（1973）认识到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认为博物馆应当对提升公众的自然遗产意识负起责任。这类对环境的扩大化认识衍生出这样一种认知，即博物馆不仅与物品和物质文化相关，而且也与人类全部遗产相关—— 这一认知就是博物馆理论中的“整体博物馆”概念，这一概念在 1972 年通过的《圣地亚哥宪章》中做了明确的阐述（详见本刊末尾）。同样也是在这一时期，博物馆专家们将信息和交流的概念引入博物馆学。这在邓肯· F. 卡梅隆（1971）和扬 · 耶利内克（1975）的文章中清晰可见，他们在文章中强调了博物馆是一个交流体系和反馈机制的观点，并赞同博物馆可以借助新媒体同观众产生积极而富有创造性的联系。
关于博物馆的政治功能—— 可以作为媒介帮助国家应对政治动乱和社会变革，在一些文章中也有所述及：阿卜杜拉耶· 迪奥普（1973）的文章介绍了独立非洲国家博物馆的相关情况及其在殖民地自治化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A.M. 拉兹贡（1976）对前苏联的博物馆及教育体制做出评议，指出博物馆具有潜在的能力有助于实现跨学科的全民教育；路易斯· 蒙雷亚尔的文章（1979）则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关于追回流失文化遗产和打击文化财产“非法交易”的内容，自此，确立博物馆工作的道德规范成为 ICOM 的关注重点。
在这里不得不提及雨果· 戴瓦兰-博汉（1976）及其倡议的扭转博物馆和社会群体之间的顺序、关注公众而非物品的观点。他的倡议涵盖了“生态博物馆”的做法，同时还涵盖了针对文盲群体的无标记展览和针对大范围散居群体的移动展览的做法。
这些观点深深影响了 80 年代“博物馆学”思潮的理论主流，使得世界各国的博物馆研究更趋批判性——可参阅 1982 年综合了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众多代表性作者（阿尔霍纳、布林克利、卡马戈-莫罗、伊班克斯、埃斯皮诺萨、拉库杜尔、伦布雷拉斯、马加良斯和莫斯特尼）的意见而写成的文章。迈克尔· 埃姆斯（1985）和沙罗 · 高斯（1986）对博物馆的社会功能深表关注，提出了旨在促进博物馆与观众交流的创造性建议：可视的储藏室和保护实验室，移动式科技展览和探索性科技公园—— 自此，这些建议为世界各地的上百家博物馆采用。1983 年，阿尔法 · 奥马尔 · 科纳雷提出在非洲推行新式的“人种学”博物馆，主张不同社会团体或群体必须能够创建顺应其自身社会结构和信仰的博物馆。皮埃尔· 迈朗 （1985） 回顾了1983年伦敦ICOM大会上确立新博物馆学的相关历史，其促成了可称之为 “大众”博物馆学的发展。
必须指出，20 世纪 80 年代对于博物馆界发展来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一个历史时期：博物馆理论层出不穷、各放异彩，巩固了博物馆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地位，而与此同时博物馆运营也日益面向公众——融合关于不同社会群体的非正式、传统以及新兴知识。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 ICOM 和上述作者思想的直接影响。
进入 90 年代，公众参与博物馆已经成为广为接受的准则，而全球化趋势带来的挑战促使博物馆和博物馆学者们重点关注管理和社会融合等问题，如玛格丽特· 安德森和凯丽 · 温克沃斯（1991）的文章探讨了博物馆与性别的重要话题，薇拉 · 佐尔伯格（1995）的文章剖析了大型艺术展览的利弊，肯尼斯· 哈德森（1998）的文章解释了在营销博物馆公共形象的过程中，公众期望上涨为何会屈从于市场策略开发。罗伯特· R . 简斯（1999）分析了博物馆重组、出售（交换）藏品、一体化经营与现代博物馆被视为管理性单位之间的关系，指出现代博物馆所关注的重点是保证公众服务的延续性，是一个涉及持续职责共享的过程。
最后三篇文章阐述了最当下博物馆理论和做法争议的核心问题：C. G. 斯克雷凡（1993）分析了新感知环境与社会群体对博物馆期望——以及开发新的参观者研究方法需求——之间的关系；卡里 · 卡普（2004）讨论了数字博物馆中的数字遗产，强调了非物质遗产同当下现实要求采用“虚拟博物馆”之间的关联性。最后一篇文章中，巴巴拉· 柯申布拉特-吉布利特（2004）重点讨论了作为元文化产物的非物质遗产。
本期杂志所刊登文章主题的相关性以及文章作者在文中阐述的观点，无一不表明 ICOM 一直以来都是博物馆界的中流砥柱，而纵观 ICOM 成立以来的 70 年，对于博物馆界具有变革意义的一些观点理念亦大都借由《国际博物馆》杂志的平台得以传播。这有助于博物馆界的专家学者们更加清醒地认识自身对个人及社会群体承担的责任。所选的 24 篇文章—— 作者均为来自欧洲、南北美洲、亚洲和非洲的著名专家学者，其生活和工作都同 ICOM 和博物馆密切相关 ——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把博物馆看作是社会变革的媒介，关乎社会责任、参与、 融合、 教育和人类福祉。虽然各辟蹊径，但都对全球范围内博物馆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