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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最引人注目的现象。非政府组织组合了草根社会资源，形成了公共话语和公共空间，促使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为中国社会的平稳转型创造了条件。但由于体制的原因，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断裂，给社会整合和社会管理带来压力。在吸纳非政府组织成为新的社会合法性组织及整合资源和维持社会稳定之间实现平衡是目前社会管理所面临的问题。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公共领域；社会结构转型
作者简介：刘培峰(1968—)，男，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从事人权理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管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2.5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0)05-0083-06 收稿日期：2009-12-15
一、背景和问题
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社会的变迁经历了由总体性社会转向后总体性社会、进而逐渐形成公民社会的过程，由此推动社会的多元化和政治民主化。中国社会由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的变化呈现出选择式(post-totaIitarianism by choice)和衰退式(post-totalitarianism by decay)两种路径并行的格局，意识形态承诺的空洞化和动员的能力的退化，使得政治精英选择了剥离和释放的策略，在这一选择过程中，衰退过程并没有结束，价值观念的乏力和想象匮乏时刻存在，不得不寻求新的解释乃至支持资源。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正是在政权这种选择和衰退过程中获得生存空间并回应“全球社团革命”而逐渐成长起来的。到2009年底中国登记在册的非政府组织有43.1万多家，加上免于登记的组织及其地方的分支组织、单位内部不需要登记的组织、工商部门登记的组织，以及没有办法取得登记以非法人组织存在的组织，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大体在登记量的5到10倍之间。“这些社会组织业务范围涉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劳动、民政、体育、环境保护、法律服务、社会中介服务、工伤服务、农村专业经济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544.7万人，形成固定资产1030.0亿元，各类费用支出1094.7亿元，接收社会捐赠440.7亿元。”
非政府组织的成长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过程。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是从晚清开始的。晚清时期，中国在政治制度方面开始了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西方学者称之为“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伴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是社会的重建，也即由传统的“臣民社会”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1949年形成的总体性社会通过国家政权下移的方式打断了社会发展的这一进程，因此改革开放后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晚清以来社会变化的延续。在政府释放和剥离的过程中，非政府组织从两个方面拓展公共生活的空间，其一是解禁和占领，其二是建设。前者拓展公民生活的领域，把普通公民的生活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藩篱中解放出来，在维护公民权利的过程中重建日常生活的意义。一定程度而言这同样也是一个“除魅”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回归过程。这使普通公民在日常生活中，而不是在政治运动中或者是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中寻求生活的意义。后者则通过组织的活动培养了公民品格，一定程度上实现由服从为核心的臣民意识向由权利为中心的公民意识的转变，并形成某种公共精神，促进了社会的多元化和后总体性的变迁，促进了社会重建与公共精神的形成，也即建立了公共领域与公共性，对后总体性社会进行重组。对于社会的这一转变过程，不同类型的民间组织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但草根性的民间组织作用更大一些。尤为突出的是，维权类组织、环保组织、智库类的倡导与研究性组织、NGO支持性组织、家庭教会为代表的宗教类组织形成了中国社会多元化的基本力量。因此研究这些组织的成长路径、活动形式可能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概括式的理解，这些组织行动过程中折射出的问题也能反映公民社会中存在的问题。
基于前述思考，本文以农民工维权组织、环保组织为例，并结合其他组织的案例对非政府组织在公民社会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解读，在解读的基础上对中国公民社会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与解释。文中所涉及的资料除了注明出处的，均来源于作者的调研。
二、流动社会的重新集结
农民工组织是伴随着农民工维权和转化而出现的。由于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和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工成为社会变迁中漂浮在体制之外的一个新的社会组成部分。农民工在新的社会体制之下，面临着两个方面大问题：其一，实现身份的转换，在城市中建立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关系的定位；其二，保护自己的权利，尤其是劳动权利。针对这两个问题，政府近年来已经进行了清理限制农民工进城就业的不合理的法规，加大维护农民工劳动权利的力度，对农民工进行相关培训等工作。但对于农民工劳动权利，所在地地方政府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社会管理体制的原因，并没有足够的制度压力和内在动力去保护；企业由于自身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劳动市场的因素，也没有保护农民工的内在动力；农民工由于组织化程度低，乡村到城市的知识转换，以及劳动力市场的自然特点，更没有能力去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样农民工劳动权利保护就出现了制度和市场、农民工自身的三重的缺位。制度、市场以及农民工的三重缺位，给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提供了很大的活动空间。2000年以来，多家农民工劳动权益维护组织在珠三角出现，其他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农民工组织或者农民工支持组织。这些组织有的是由农民工自己组成的自我保护组织，也有由社会有识之士组织的支持组织，也有境外劳动保护机构在国内的分支机构。这些组织的主要活动是：进行工伤探访，为受伤的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和心理援助；对农民工进行法律知识和劳动保护知识的培训；提供农民工工余时间的交流场所：进行与提高农民工能力有关的文学、劳动技能、社会适应能力的培训，部分组织还给农民工提供免费的法律代理，开展有关农民工政策的倡导活动。这些活动在维护农民工权利的同时拓展了农民工的生存空间。
1、农民工组织的维权活动
全国现有农民工自组织、支持组织大概100家左右。其中有影响的自组织有广州的“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1998年)、深圳的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1999年)等少数组织和机构。更多的是农民工支持组织，这些组织或依托某个社会机构成立，如北京的“流动人口教育与培训研究中心”(1999年)；或与体制内工会合作成立，如深圳的“南山区女职工服务中心”(1996年)；或直接由某个社会机构或单位发起成立，如北京的“打工妹之家”，它们起到间接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作用。这些自组织的主要活动有维权、工伤探访等。以农民工孙武胜的“孙武胜工作室”为例。 世纪初，他们把环保工作向社区和基层延伸，进入了发展阶段；进入21世纪，其活动领域逐步发展到组织公众参与环保、为环保事业建言献策、开展社会监督、维护公众环境权益等，中华环保联合会2006年初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底，共有各类环保民间组织2768家，环保民间组织现有从业人员总数达22.4万人。
1、普及环保理念
从1990年辽宁省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到1995年“自然之友”的成立，最早的一批民间环保组织开始生根萌芽。早期的环保组织主要集中于环境保护的理论研究以及对自然环境的保护等边缘领域，用环保组织自己的话讲，其活动限于“老三样”——种树、观鸟、拣垃圾。这一阶段环保民间组织将活动的重点放在了环境教育和自然生态保护上，形式较为单一，但组织的成立及其活动，为后来中国环保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下面以黑嘴鸥保护协会为例。
1990年。为了拯救濒临灭绝的黑嘴鸥，刘德天在辽宁盘锦发起了中国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黑嘴鸥保护协会。协会由初创时的47人现已发展到2万余人。黑嘴鸥已从1990年的1200只增加到2006年的6000只。该协会主要开展环境教育。在大中小学开展环境教育，组织记者沙龙，在媒体开设环保专栏，利用本地环保人物的事迹教育影响公众；与企业合作，创建中国北方地区唯一的民间环保组织的环境教育基地(占地48公顷)；提倡自然保护，杜绝了自然保护区内的非法狩猎风，利用四年时间，促成了拥有全球黑嘴鸥总量50％的重要繁殖地的南小河建立保护站，使黑嘴鸥得到有效保护；组织策划了中国第一个观鸟旅游日活动，找到了鸟类保护和旅游业的结合点。
建立保护协会，对会员进行环境教育，建立环保网络，制止侵害环境的行为。成为环保组织行动的模板。后来其他环保组织所进行的“三江源”保护行动、藏羚羊保护行动、滇金丝猴行动以及高校的环保组织大体如此。环保组织的这些活动，伴随着新闻媒体的报道，使得环保问题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公共话题。
2、环保教育和环保观念的拓展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环保问题成为社会的公共话题和关注热点。环保组织在“自然之友”、“绿色江河”以及“地球村”等的带领下，开始从宽泛的宣传环境保护走向有针对性的环境教育和环境倡导，并以学校、社区为基础。呼吁公众关注环保、关注人类生存环境。各个环保组织以此为契机，组织了大量的环境宣传与教育项目。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发展会议上，环境教育被列为会议议程之一。国内环保组织的负责人把这些最新的环保资讯带回国内，并开展了多种多样的环境教育项目。1999年，“地球村”与北京市政府合作，成功进行了绿色社区试点工作，通过电视节目、学校教育等手段把环保工作向基层延伸。2000年。“自然之友”从国外引进流动环境教学模式和自然教学法，在全国数百所小学开展了“羚羊车项目”。之后在社区发起活动。用“废电池回收”、“再生纸兑换”等具体行动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与此同时。民间环保组织还登上国际舞台，积极参与国际交流。2001年申奥期间，中国政府提出“绿色奥运”。一时间，民间环保组织开展的各项工作，不仅体现了中国环境保护取得的成果，更成为政府向各国展示我国民主和开放程度的重要方面，成为中国申奥的重要支持力量。这一契机为民间环保组织争取了一定的话语权，得以在环境保护方面向政府提出建议。2002年，中国环保组织组团参加了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这是中国的NGO第一次参加这样高级别的大会，并表达了自己的声音。
3、开展环保公共行动
进入21世纪。环保组织参与或发起了多次重大公共事件。进行公众倡导并力图影响政策，掀起了社会民众参与公共治理的新高潮。2003年，几项水利工程遭遇了民间组织的抵制：一是贡嘎山下的木格措水坝，二是与都江堰相邻的杨柳湖水库，三是怒江建水坝的论争。最后，怒江和杨柳湖工程分别被暂停和叫停。其中怒江水坝事件是《环评法》施行以来发生的第一起重大环保事件。民间组织表现出了极大的动员力和推动力，最早将怒江水坝公之于众的是“绿家园”负责人汪永晨和“绿岛”负责人张可佳。“大众流域”则鼓励怒江流域原住民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讨论会、讲座、图片巡展等表达意愿，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回应，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政府决策的公众监督。在参与公共决策的同时，非政府组织也进行环保维权活动，对侵害环境的行动进行集体抵制。倡导绿色消费，影响大众生活也是环保非政府组织活动的一个重点。
《北京晚报》2001年10月16日刊登了署名舒志钢的文章《我们还能再看到这块湿地吗》，报道了有关部门准备在顺义县杨镇三街原汉石桥水库(后为湿地)周围建设高尔夫球场和娱乐城。信息被确证后，2002年2月初，绿网就发出倡议保护湿地。其他组织呼吁和抗争，“自然之友”会长、全国政协环资委员梁从诫先生对此表示关注，还很快将有关材料反映上去，希望能保住这块湿地。2002年5月，北京市新制定的“湿地保护行动十年规划”中，杨镇湿地名列其中。保护计划将这片芦苇荡正式命名为“杨镇苇塘湿地”，并拨款2000万元用于保护。2005年3月，又被确定为市级自然保护区。
2004年11月初，绿色和平组织向公众与媒体公开了《金光集团APP云南圈地毁林事件调查》报告，披露金光集团圈地毁林的行为，并向国家林业部门检举，受到了国家林业部门的重视。2004年11月18日，浙江省饭店业协会向各会员单位发出关于抵制采购该公司纸产品的通知，提出鉴于该公司严重破坏生态、损害环境的行为，协会呼吁全省400多家饭店行动起来。抵制该公司产品，并以此作为创建绿色饭店的一项指标，此项活动持续到APP中国公司对保护环境作出有效承诺。
2004年6月26日，北京地球村与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自然之友、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绿家园志愿者等6家环保组织联合发起了“26摄氏度空调节能行动”，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并得到了政府部门的支持。2005年。中央政府和北京市政府都提出了“26度”的节能口号，2006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要求控制室内空调温度。
由环保组织的活动可以看到，环保组织的活动由参与环境保护、开展环境教育，推进到影响环境决策、发动环保公众活动，使中国社会一定程度形成独立于政府政治空间的公共话语、行动空间和行动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其他倡导组织如艾滋病防治组织、民间智库也起到了类似作用。
四、结论与讨论
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社会的出现，促进了草根社会的联结，形成了公共话语，在促进公民社会形成的同时，也给中国社会管理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
社会主义政权在中国的有效统治是通过国 家政权下移到社会底层实现的。国家政权下移既有革命根据地时期社会动员方式的路径依赖，也是晚清以来国家政权解体和传统社会整合机制解体双重困境下的不得已的选择。由于社会原有的整合机制的失效，社会的重建不得不走通过国家政权统合社会的路子，通过政权下移实现社会重建。其结果是单位体制和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总体性社会的形成。在总体性社会的概念下，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是没有社会的。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权力的上移，人民公社、单位体制的转型，面对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建立社会。重建社会除了去单位化外，重要的内容是在草根层面如何组织社会转型和发展新的要素，在社会的中层如何建立联系网络，并形成独立于体制的公共话语。公民社会的建立，依赖于社会形成自主支配的领域，依存于公民权利、公共参与和公共性的观念。没有这些因素的支持，社会可能寡头化或者因为下层社会被相对、乃至绝对剥夺而造成社会对抗。
由前述可以看到，草根层面的维权组织和倡导组织自觉和不自觉地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草根组织在将新的社会因素集结，避免社会的离散化。倡导组织在形成社会新的支持网络和公共领域。政府也积极回应社会的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公民、中介性组织和政府相结合的良性结构。非政府组织进入公共领域为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要素和机制。公民有序参与的新机制正在形成。总体来看，非政府组织在公共服务、社会中介、政策倡导、公民参与等方面逐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服务性组织打破了政府对公共服务的垄断，为社会提供了多元化、个性化的公共产品，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社会需求；中介性的组织承接体制转型剥离出的公共职能，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社会公众的桥梁和纽带；倡导类组织对公共事务的讨论，打破了意识形态的藩篱，促进了社会的公开化、透明化，增进了社会的韧性和宽容，对社会的平稳转型提供了思想解放的平台和社会和谐的润滑剂。公民通过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参与创造了政府和单位体制之外的公民有序参与的新渠道，提高了公共政策的认同程度。非政府组织的这些作用大大疏解了体制转型过程中社会的合法性危机，也填补了公共服务的空缺，为中国社会的平稳转型创造了条件。可以说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和民营经济的兴起一样，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最激动人心的现象：民营经济的兴起推动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非政府组织则推动了总体性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市场化和民主化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参考文献
[1]黄钙，珠三角一年冒出10个NGO[N]，中国经营报，2003-12-12
[2]走进城市“灰色生存地带”[J]，半月谈，2003，(3)
[3]武胜的一天和十年[N]，南方周末，2006-01-26
[4]探秘深圳工伤营：失手民工援助之路屡遭阻[N]，中国新闻周刊，2008-03-28
[5]T.H.马歇尔，公民身份和社会阶级[A]，郭忠华，刘训练编，公民身份和社会阶级[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6]吴玉章编，中国民间组织大事记——1978-2008[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7]胥晓莺，中国NGO与政府的结盟[J]，商务周刊，2005，(6)
[8]湿地保卫战——李小溪的湿地公园梦[N]，南方周末，2003-03-21
[9]顺义建中国最大的湿地公园[N]，京华时报，2006-12-19
[10]民间组织环保行动的一次胜利——浙江省饭店业协会绿色采购倡议及其诉讼案述评[N]，中国环境报，2005-03-02
[责任编辑 李宏瞍]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公共领域；社会结构转型
作者简介：刘培峰(1968—)，男，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从事人权理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管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2.5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0)05-0083-06 收稿日期：2009-12-15
一、背景和问题
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社会的变迁经历了由总体性社会转向后总体性社会、进而逐渐形成公民社会的过程，由此推动社会的多元化和政治民主化。中国社会由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的变化呈现出选择式(post-totaIitarianism by choice)和衰退式(post-totalitarianism by decay)两种路径并行的格局，意识形态承诺的空洞化和动员的能力的退化，使得政治精英选择了剥离和释放的策略，在这一选择过程中，衰退过程并没有结束，价值观念的乏力和想象匮乏时刻存在，不得不寻求新的解释乃至支持资源。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正是在政权这种选择和衰退过程中获得生存空间并回应“全球社团革命”而逐渐成长起来的。到2009年底中国登记在册的非政府组织有43.1万多家，加上免于登记的组织及其地方的分支组织、单位内部不需要登记的组织、工商部门登记的组织，以及没有办法取得登记以非法人组织存在的组织，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大体在登记量的5到10倍之间。“这些社会组织业务范围涉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劳动、民政、体育、环境保护、法律服务、社会中介服务、工伤服务、农村专业经济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544.7万人，形成固定资产1030.0亿元，各类费用支出1094.7亿元，接收社会捐赠440.7亿元。”
非政府组织的成长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过程。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是从晚清开始的。晚清时期，中国在政治制度方面开始了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西方学者称之为“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伴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是社会的重建，也即由传统的“臣民社会”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1949年形成的总体性社会通过国家政权下移的方式打断了社会发展的这一进程，因此改革开放后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晚清以来社会变化的延续。在政府释放和剥离的过程中，非政府组织从两个方面拓展公共生活的空间，其一是解禁和占领，其二是建设。前者拓展公民生活的领域，把普通公民的生活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藩篱中解放出来，在维护公民权利的过程中重建日常生活的意义。一定程度而言这同样也是一个“除魅”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回归过程。这使普通公民在日常生活中，而不是在政治运动中或者是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中寻求生活的意义。后者则通过组织的活动培养了公民品格，一定程度上实现由服从为核心的臣民意识向由权利为中心的公民意识的转变，并形成某种公共精神，促进了社会的多元化和后总体性的变迁，促进了社会重建与公共精神的形成，也即建立了公共领域与公共性，对后总体性社会进行重组。对于社会的这一转变过程，不同类型的民间组织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但草根性的民间组织作用更大一些。尤为突出的是，维权类组织、环保组织、智库类的倡导与研究性组织、NGO支持性组织、家庭教会为代表的宗教类组织形成了中国社会多元化的基本力量。因此研究这些组织的成长路径、活动形式可能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概括式的理解，这些组织行动过程中折射出的问题也能反映公民社会中存在的问题。
基于前述思考，本文以农民工维权组织、环保组织为例，并结合其他组织的案例对非政府组织在公民社会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解读，在解读的基础上对中国公民社会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与解释。文中所涉及的资料除了注明出处的，均来源于作者的调研。
二、流动社会的重新集结
农民工组织是伴随着农民工维权和转化而出现的。由于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和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工成为社会变迁中漂浮在体制之外的一个新的社会组成部分。农民工在新的社会体制之下，面临着两个方面大问题：其一，实现身份的转换，在城市中建立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关系的定位；其二，保护自己的权利，尤其是劳动权利。针对这两个问题，政府近年来已经进行了清理限制农民工进城就业的不合理的法规，加大维护农民工劳动权利的力度，对农民工进行相关培训等工作。但对于农民工劳动权利，所在地地方政府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社会管理体制的原因，并没有足够的制度压力和内在动力去保护；企业由于自身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劳动市场的因素，也没有保护农民工的内在动力；农民工由于组织化程度低，乡村到城市的知识转换，以及劳动力市场的自然特点，更没有能力去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样农民工劳动权利保护就出现了制度和市场、农民工自身的三重的缺位。制度、市场以及农民工的三重缺位，给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提供了很大的活动空间。2000年以来，多家农民工劳动权益维护组织在珠三角出现，其他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农民工组织或者农民工支持组织。这些组织有的是由农民工自己组成的自我保护组织，也有由社会有识之士组织的支持组织，也有境外劳动保护机构在国内的分支机构。这些组织的主要活动是：进行工伤探访，为受伤的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和心理援助；对农民工进行法律知识和劳动保护知识的培训；提供农民工工余时间的交流场所：进行与提高农民工能力有关的文学、劳动技能、社会适应能力的培训，部分组织还给农民工提供免费的法律代理，开展有关农民工政策的倡导活动。这些活动在维护农民工权利的同时拓展了农民工的生存空间。
1、农民工组织的维权活动
全国现有农民工自组织、支持组织大概100家左右。其中有影响的自组织有广州的“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1998年)、深圳的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1999年)等少数组织和机构。更多的是农民工支持组织，这些组织或依托某个社会机构成立，如北京的“流动人口教育与培训研究中心”(1999年)；或与体制内工会合作成立，如深圳的“南山区女职工服务中心”(1996年)；或直接由某个社会机构或单位发起成立，如北京的“打工妹之家”，它们起到间接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作用。这些自组织的主要活动有维权、工伤探访等。以农民工孙武胜的“孙武胜工作室”为例。 世纪初，他们把环保工作向社区和基层延伸，进入了发展阶段；进入21世纪，其活动领域逐步发展到组织公众参与环保、为环保事业建言献策、开展社会监督、维护公众环境权益等，中华环保联合会2006年初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底，共有各类环保民间组织2768家，环保民间组织现有从业人员总数达22.4万人。
1、普及环保理念
从1990年辽宁省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到1995年“自然之友”的成立，最早的一批民间环保组织开始生根萌芽。早期的环保组织主要集中于环境保护的理论研究以及对自然环境的保护等边缘领域，用环保组织自己的话讲，其活动限于“老三样”——种树、观鸟、拣垃圾。这一阶段环保民间组织将活动的重点放在了环境教育和自然生态保护上，形式较为单一，但组织的成立及其活动，为后来中国环保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下面以黑嘴鸥保护协会为例。
1990年。为了拯救濒临灭绝的黑嘴鸥，刘德天在辽宁盘锦发起了中国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黑嘴鸥保护协会。协会由初创时的47人现已发展到2万余人。黑嘴鸥已从1990年的1200只增加到2006年的6000只。该协会主要开展环境教育。在大中小学开展环境教育，组织记者沙龙，在媒体开设环保专栏，利用本地环保人物的事迹教育影响公众；与企业合作，创建中国北方地区唯一的民间环保组织的环境教育基地(占地48公顷)；提倡自然保护，杜绝了自然保护区内的非法狩猎风，利用四年时间，促成了拥有全球黑嘴鸥总量50％的重要繁殖地的南小河建立保护站，使黑嘴鸥得到有效保护；组织策划了中国第一个观鸟旅游日活动，找到了鸟类保护和旅游业的结合点。
建立保护协会，对会员进行环境教育，建立环保网络，制止侵害环境的行为。成为环保组织行动的模板。后来其他环保组织所进行的“三江源”保护行动、藏羚羊保护行动、滇金丝猴行动以及高校的环保组织大体如此。环保组织的这些活动，伴随着新闻媒体的报道，使得环保问题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公共话题。
2、环保教育和环保观念的拓展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环保问题成为社会的公共话题和关注热点。环保组织在“自然之友”、“绿色江河”以及“地球村”等的带领下，开始从宽泛的宣传环境保护走向有针对性的环境教育和环境倡导，并以学校、社区为基础。呼吁公众关注环保、关注人类生存环境。各个环保组织以此为契机，组织了大量的环境宣传与教育项目。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发展会议上，环境教育被列为会议议程之一。国内环保组织的负责人把这些最新的环保资讯带回国内，并开展了多种多样的环境教育项目。1999年，“地球村”与北京市政府合作，成功进行了绿色社区试点工作，通过电视节目、学校教育等手段把环保工作向基层延伸。2000年。“自然之友”从国外引进流动环境教学模式和自然教学法，在全国数百所小学开展了“羚羊车项目”。之后在社区发起活动。用“废电池回收”、“再生纸兑换”等具体行动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与此同时。民间环保组织还登上国际舞台，积极参与国际交流。2001年申奥期间，中国政府提出“绿色奥运”。一时间，民间环保组织开展的各项工作，不仅体现了中国环境保护取得的成果，更成为政府向各国展示我国民主和开放程度的重要方面，成为中国申奥的重要支持力量。这一契机为民间环保组织争取了一定的话语权，得以在环境保护方面向政府提出建议。2002年，中国环保组织组团参加了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这是中国的NGO第一次参加这样高级别的大会，并表达了自己的声音。
3、开展环保公共行动
进入21世纪。环保组织参与或发起了多次重大公共事件。进行公众倡导并力图影响政策，掀起了社会民众参与公共治理的新高潮。2003年，几项水利工程遭遇了民间组织的抵制：一是贡嘎山下的木格措水坝，二是与都江堰相邻的杨柳湖水库，三是怒江建水坝的论争。最后，怒江和杨柳湖工程分别被暂停和叫停。其中怒江水坝事件是《环评法》施行以来发生的第一起重大环保事件。民间组织表现出了极大的动员力和推动力，最早将怒江水坝公之于众的是“绿家园”负责人汪永晨和“绿岛”负责人张可佳。“大众流域”则鼓励怒江流域原住民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讨论会、讲座、图片巡展等表达意愿，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回应，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政府决策的公众监督。在参与公共决策的同时，非政府组织也进行环保维权活动，对侵害环境的行动进行集体抵制。倡导绿色消费，影响大众生活也是环保非政府组织活动的一个重点。
《北京晚报》2001年10月16日刊登了署名舒志钢的文章《我们还能再看到这块湿地吗》，报道了有关部门准备在顺义县杨镇三街原汉石桥水库(后为湿地)周围建设高尔夫球场和娱乐城。信息被确证后，2002年2月初，绿网就发出倡议保护湿地。其他组织呼吁和抗争，“自然之友”会长、全国政协环资委员梁从诫先生对此表示关注，还很快将有关材料反映上去，希望能保住这块湿地。2002年5月，北京市新制定的“湿地保护行动十年规划”中，杨镇湿地名列其中。保护计划将这片芦苇荡正式命名为“杨镇苇塘湿地”，并拨款2000万元用于保护。2005年3月，又被确定为市级自然保护区。
2004年11月初，绿色和平组织向公众与媒体公开了《金光集团APP云南圈地毁林事件调查》报告，披露金光集团圈地毁林的行为，并向国家林业部门检举，受到了国家林业部门的重视。2004年11月18日，浙江省饭店业协会向各会员单位发出关于抵制采购该公司纸产品的通知，提出鉴于该公司严重破坏生态、损害环境的行为，协会呼吁全省400多家饭店行动起来。抵制该公司产品，并以此作为创建绿色饭店的一项指标，此项活动持续到APP中国公司对保护环境作出有效承诺。
2004年6月26日，北京地球村与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自然之友、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绿家园志愿者等6家环保组织联合发起了“26摄氏度空调节能行动”，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并得到了政府部门的支持。2005年。中央政府和北京市政府都提出了“26度”的节能口号，2006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要求控制室内空调温度。
由环保组织的活动可以看到，环保组织的活动由参与环境保护、开展环境教育，推进到影响环境决策、发动环保公众活动，使中国社会一定程度形成独立于政府政治空间的公共话语、行动空间和行动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其他倡导组织如艾滋病防治组织、民间智库也起到了类似作用。
四、结论与讨论
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社会的出现，促进了草根社会的联结，形成了公共话语，在促进公民社会形成的同时，也给中国社会管理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
社会主义政权在中国的有效统治是通过国 家政权下移到社会底层实现的。国家政权下移既有革命根据地时期社会动员方式的路径依赖，也是晚清以来国家政权解体和传统社会整合机制解体双重困境下的不得已的选择。由于社会原有的整合机制的失效，社会的重建不得不走通过国家政权统合社会的路子，通过政权下移实现社会重建。其结果是单位体制和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总体性社会的形成。在总体性社会的概念下，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是没有社会的。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权力的上移，人民公社、单位体制的转型，面对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建立社会。重建社会除了去单位化外，重要的内容是在草根层面如何组织社会转型和发展新的要素，在社会的中层如何建立联系网络，并形成独立于体制的公共话语。公民社会的建立，依赖于社会形成自主支配的领域，依存于公民权利、公共参与和公共性的观念。没有这些因素的支持，社会可能寡头化或者因为下层社会被相对、乃至绝对剥夺而造成社会对抗。
由前述可以看到，草根层面的维权组织和倡导组织自觉和不自觉地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草根组织在将新的社会因素集结，避免社会的离散化。倡导组织在形成社会新的支持网络和公共领域。政府也积极回应社会的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公民、中介性组织和政府相结合的良性结构。非政府组织进入公共领域为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要素和机制。公民有序参与的新机制正在形成。总体来看，非政府组织在公共服务、社会中介、政策倡导、公民参与等方面逐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服务性组织打破了政府对公共服务的垄断，为社会提供了多元化、个性化的公共产品，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社会需求；中介性的组织承接体制转型剥离出的公共职能，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社会公众的桥梁和纽带；倡导类组织对公共事务的讨论，打破了意识形态的藩篱，促进了社会的公开化、透明化，增进了社会的韧性和宽容，对社会的平稳转型提供了思想解放的平台和社会和谐的润滑剂。公民通过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参与创造了政府和单位体制之外的公民有序参与的新渠道，提高了公共政策的认同程度。非政府组织的这些作用大大疏解了体制转型过程中社会的合法性危机，也填补了公共服务的空缺，为中国社会的平稳转型创造了条件。可以说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和民营经济的兴起一样，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最激动人心的现象：民营经济的兴起推动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非政府组织则推动了总体性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市场化和民主化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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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宏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