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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回顾抗美援朝战争，不妨从这个瞬间开始——1950年10月19日傍晚，安东（今辽宁丹东）地区冷风夹杂着细雨。彭德怀在鸭绿江畔与前来送行的人匆匆握手告别。说话间，司机踩开了油门，彭德怀跃进车内，吼了一声：“开车！”汽车冲上鸭绿江大桥。随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大部队也于当晚秘密开进朝鲜。
这一幕，彭德怀的吼声中夹杂着他惯有的火气，也预示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世界第一强国毫不畏惧、血战到底的气概。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朝鲜半岛获得解放，美、苏两军遂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驻扎在朝鲜半岛的南北地区。1948年8月15日，朝鲜南部在美国的扶持下单独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朝鲜北部也于1948年9月9日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半岛一分为二，双方实行不同制度，矛盾日益加深，终于在1950年6月25日凌晨爆发了内战。8月中旬，朝鲜人民军解放了南朝鲜约80%的地区，南部的李承晚政权蜷缩在半岛东南一隅。
这时，美国杜鲁门政府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紧急决议组成“联合国军”，在半岛西南海岸的仁川登陆，悍然对半岛进行武装干涉，发动对朝鲜的全面战争，并不顾中国政府多次警告，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出动飞机轰炸我国东北边境城市和乡村，把战火烧到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之上。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原副部长齐德学少将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当时美国有一个营到达鸭绿江边后，不光朝中国境内开枪开炮，还向中国方向撒尿。他们的军长专门坐飞机去祝贺他们，跟他们一起照相，‘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还发了贺电。”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出动，志愿军辖第13兵团及所属之第38军、39军、40军、42军及炮兵1师、2师、8师，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第13兵团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洪学智则被任命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命令发布11天后，志愿军在风雨交加的夜晚秘密入朝，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毛泽东说：“这担子还得你来挑”
毛泽东第一个想到的挂帅人选并不是彭德怀。
金日成在1950年10月1日向中國求援，毛泽东第二天就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是否出兵。“这时，新中国成立刚刚一周年，多年战争创伤、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还没治理，各方面存在严重的困难，因此书记处多数人不赞成出兵。”齐德学说。会议决定4日下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这个问题。4日当天，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派飞机把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从西安接到了北京，住在北京饭店。
“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沙发床，此福受不了，搬在地毯上，也睡不着。想着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彭德怀回忆道。毛泽东的一句话始终萦绕在他心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样说，心里也难过。”他把这些话反复念了几十遍，认为应该出兵。
5日下午，他先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说：“你看，出兵援朝谁挂帅合适？”彭德怀说：“中央不是已经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毛泽东谈了林彪的情况后说：“我们的意见，这担子还得你来挑。”彭德怀沉默片刻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在“选帅”问题上，至今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当时能够执掌帅印的不下10人，他们久经战火锤炼，具备指挥大兵团作战能力。比如，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贺龙、粟裕、陈赓、杨得志等。从抗美援朝三年战史看，毛泽东最终选择彭德怀挂帅是很英明的——彭德怀是解放军副总司令，指挥全军顺理成章，气势压人;彭德怀擅长在战场上横刀立马，打硬战恶战，赴朝后一连5次战役都打出了效果。
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在颐年堂进行。彭德怀说：“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借口。”“彭德怀同志在会上的坚定态度，给我以深刻印象。”时任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回忆说。
麦克阿瑟从感恩节输到圣诞节
入朝时，彭德怀命令各部队控制电台，封锁消息，严密伪装，夜行昼出。“这时，无论驻东京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还是华盛顿的美国军政当局，都认为中国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出兵，中国出兵的可能性很小。已越过三八线的美军和南朝鲜部队毫无顾忌地向中朝边境挺进。”齐德学说。就在志愿军入朝第二天，10月20日，美军进占平壤，麦克阿瑟扬言要在11月23日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他和一线部队对志愿军入朝毫无察觉。10月25日，南朝鲜一支部队在北进途中遭到志愿军第40军一部迎头痛击。这是志愿军的第一仗。这时，第50军、第66军也开进朝鲜。11月1日，志愿军第一次与美军交锋，歼灭美骑兵第1师第8团大部，取得胜利。至11月5日，第一次战役结束。经过连续13个昼夜的战斗，志愿军获得初战胜利，歼敌1.5万余人，把“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清川江以南，打破了麦克阿瑟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 为什么麦克阿瑟和美军对志愿军无知无觉？后来，美军将领李奇微说：“中国部队采取夜间徒步运动的方式，在昼间则避开公路，利用隧道、矿井、丛林和村落进行隐蔽。每个士兵都能做到自给自足，携带由大米、豆类和玉米面做成的干粮，他们避免做饭的火光暴露自己的位置。中国人没有留下一点运动的痕迹，统帅部怀疑是否有中国的大部队存在是有一定道理的。”“迅猛而突然的打击接踵而至，以致很多部队还未能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被打垮了。”
第一次战役失败后，“自信”的麦克阿瑟仍认为中国只派出少数人象征性出兵，不过是为了保卫边防和鸭绿江边的电力设施;中国遭受了长期战争的破坏，经济贫困，百废待兴，无力支援这场战争。不过，鉴于“感恩节计划”落败，他只好退一步，把占领全朝鲜的时间设在了12月25日圣诞节前，并调集大量兵力，凭借强大的海、空军支援，发起“圣诞节回国总攻势”。他命令空军全部出动，以最大的力量摧毁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和沿江一带北朝鲜的城镇和村庄。然而，志愿军后续部队第9兵团（第20军、26军、27军）顽强而巧妙地渡过鸭绿江。志愿军一线作战部队达到9个军30多个师约40万人，为“联合国军”一线兵力的1.7倍。
彭德怀召开志愿军党委会议，研究第二次战役的作战方针和布署。他分析说：“麦克阿瑟虽遭到第一次战役的打击，但美军主力未受损失，同时他对我军的兵力还不清楚，所以，肯定还要向鸭绿江大举进攻。我军虽在兵力上占优势，但装备太差，如和敌军死拼硬顶，肯定要吃亏。不如先避其锐气，故意示弱，边打边退，迷惑敌人，诱其深入，在运动中寻机歼敌。我们要在清川江畔钓大鱼。”据此，各军在后撤时丢弃一些枪弹衣物，似溃不成军。志愿军主力则转移到敌人侧翼，进入山林，严密伪装，昼不冒烟，夜不露光。
麥克阿瑟及其司令部判断志愿军“装备低劣而怯战败退”，“对鸭绿江沿岸实施的空袭，已迫使中共后续支援部队不能进入战场”，入朝志愿军“最多不超过六七万人”。11月24日，其东西两路地面部队在数百架飞机的配合下发起全面进攻。
自信和自大是硬币的两面。麦克阿瑟的部队被诱至彭德怀设好的口袋。志愿军在西线、东线突然发起反击。在西线，志愿军部队从北、南、西三面包围了美第9军指挥的美第2师、第25师和土耳其旅全部等。“美军从北向南撤逃的部队和从平壤以北的顺川向北接应的部队，集中坦克、大炮等猛攻三所里和龙源里两个关口，志愿军第113师两面作战，顽强阻击，死死卡住两个关口，南逃、北援的美军相距仅1公里，只能可望而不可即。”齐德学说。战至12月1日晚，志愿军西线部队歼灭美第2师主力、土耳其旅大部，重创美第25师。美第9军丢弃大量重装备，残部最后逃往平壤。
至12月24日第二次战役结束，西线“联合国军”撤至三八线一线及以南地区，东线“联合国军”在其海军舰船接应下从海上撤至大邱、釜山地区休整。这次战役，志愿军以伤亡3.07万余人的代价，歼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彭德怀大获全胜，打得麦克阿瑟和美国政府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说，麦克阿瑟的情绪从胜利的巅峰一下跌入失败的低谷。志愿军则声威大振。”齐德学说。
对美军作战要采取敲牛皮糖的办法
“第三次战役打得也比较顺利，志愿军和人民军进占了汉城（今首尔），将战线推进至三七线附近，致使志愿军部队和中国国内较普遍地产生了轻敌速胜的思想。”齐德学说。中朝联军一连串胜利的消息，由新华社即刻广播到全世界，中朝两国人民走上街头，热烈欢呼。麦克阿瑟的“圣诞节回国总攻势”也泡汤了。
第三次战役中，由于“联合国军”主力不战而退，中朝军队只歼敌1.9万余人。彭德怀发现：“机械化部队每天只退30公里，恰是我军一夜行程。敌军一切一切在诱我攻坚，待我军疲惫消耗，从正面反击，从侧翼登陆截击，断我军归路。”他对工作人员说：“新华社不应该这样大张旗鼓地宣传报道光复汉城，因为敌我力量并没起明显的变化，这次我军虽然前进了一百多公里，但未能大量歼灭敌主力部队，我们是一军（陆军）对敌人三军（陆、海、空军），敌人的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放弃汉城不过是应急措施，肯定还会反攻的，目前我军并无力防守。”1951年1月7日夜，彭德怀命令8日起停止追击，占领有利地形，严阵以待。第三次战役结束。
但苏联和朝鲜方面都有人表示不解。他们看到敌人南逃，认为只要中朝联军继续向南追击，美军很快就会退出朝鲜半岛。但是，毛泽东同意彭德怀的意见并将朝鲜战场的情况电告了斯大林。斯大林回电苏联驻朝大使说：“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统帅，今后一切听彭的指挥。”
时任美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诱中朝军队南进不成，便改变策略，于1951年1月25日起，对中朝军队阵地进行大规模反攻，第四次战役开始。彭德怀集结5个军迎击，消灭敌军约两个师，大部分是李承晚伪军，美军只一个多营，但把反攻打退了。这一次，志愿军守住了主要阵地，却也面临了第50军、第38军的较重伤亡。 彭德怀决定返回北京，向党中央汇报战场情况。1951年2月24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一起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在总参谋部开会。彭德怀说，志愿軍面临严重困难，国内要大力支援前线。有些人强调国内机构刚刚建立，许多问题难以落实。彭德怀的火气上来了，猛地站起来，把桌子一拍说：“这也困难，那也困难，就是你们爱国，难道志愿军不爱国！你们去前线看看，战士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伤亡那么多人，他们为谁牺牲？现在既没有飞机，火炮又很少，后方运输根本没保障，粮食服装运不上去，又饿死、冻死了很多战士，难道国内就不能克服困难吗？！”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决定国内部队都要轮番到朝鲜作战，调用国内物资大力支援前线。毛泽东也指示：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这对彭德怀来说，就有了一个机动而明确的方针。
在敌人强大攻势下，中朝军队节节阻击至1951年3月底，战线逐步回移至三八线以北。而“联合国军”由三七线推进到三八线附近，付出的代价是伤亡7.8万余人。这时，彭德怀命令中朝军队坚守阵地，不准再退。英法等国政府认为此时正是结束朝鲜战争的有利时机，提出在三八线建立“事实上的停火”，谋求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美国也有人认为，美国的战略应该是“欧洲第一，亚洲第二”。美国总统杜鲁门认同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坚持以武力统一朝鲜，还主张派空军轰炸中国沿海城市和内地工业基地，鼓励蒋介石反攻大陆。杜鲁门大为生气。1951年4月6日，杜鲁门紧急召集白宫高级顾问马歇尔、艾奇逊等商议，一致决定立刻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杜鲁门“再也无法容忍他的抗上行为”，免去了麦克阿瑟驻日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美军总司令、远东美国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其指挥权交给李奇微。
李奇微侦察到志愿军第二批兵团已到达朝鲜，于是下令逐步停止攻击，第四次战役结束。中朝联军歼敌7.8万人，自身伤亡5.3万余人。随后，彭德怀组织反击。他回忆道：“我在西线举行反攻，把敌打回汉城附近。但敌不再放弃汉城了。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部共同组织力量将东线之敌打退。”“第五次战役规模是很大的，敌我双方兵力都在百万。没有消灭美军一个团的建制，只消灭一个营的建制有六七处。一般包围美军一个团，全部歼灭要两天时间，原因是我军技术装备太落后，他的空军和地面机械化部队拼命救援。夜晚包围不能歼灭时，第二日白天他就有办法救援出去。在这时，毛主席来了一个电报，指示对美军作战的口不能张得太大，必须采取敲牛皮糖的办法，一点一点去敲。”在此战术基础上，彭德怀想到过渡办法——沿三八线构筑坑道纵深工事，使阵地稳固下来，进而一点点吃掉敌人。
经过这5次战役，1951年6月中旬以后，交战双方沿着三八线形成了相互对峙的局面，战线亦随之相对稳定下来。朝鲜战场的局势转入了“边谈边打，以打促谈”的新阶段。此时，带病入朝的彭德怀，肠胃病和痔疮越来越严重，常常大便出血，左眉上方的肿瘤处越来越疼。1952年4月12日，彭德怀回到北京，住进北京医院。经手术治疗后，于5月5日康复出院。这时朝鲜战场已相对稳定，中央决定彭德怀留在北京接替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命令邓华为志愿军代司令员。
“邓华这个人，知识丰富，很有头脑”
1950年10月19日，邓华入朝。他被任命志愿军副司令员兼任副政治委员、志愿军党委副书记，与彭德怀在朝鲜平安北道大榆树洞会和。“父亲是一位儒将。”邓华将军的儿子邓穗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他提到邓华的两个喜好：一是听京剧，还会唱几段，“当年父亲和部队坐上第一列北上抗日的列车，选唱了一曲《穆桂英挂帅》”;二是喜欢读军事书籍，读史书，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搜寻各种书，正史、野史、稗史、演义都不放过。他读了书就爱思考，跟随其多年的参谋人员曾说：“司令员的脑子特别灵，仿佛一天24小时都在转。”
1950年7月，邓华在中南海菊香书屋见到毛泽东。毛泽东说：“你们的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但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要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仗，还要准备他打原子弹。他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他的弱点，跟着他，最后打败他。”邓华说：“美军的武器装备好，火力组织也好，从正面攻击不易奏效。而他的现代化装备，最怕的是联络切断，被人包围。我军从侧翼、侧后迂回、渗透、穿插，实行切断、分割、包围、打近战、夜战。你打你的优势，我打我的优势，看来这是我们对付美军的办法。”毛泽东点明要点：“我还是那句话，战略上藐视他，当作纸老虎，在战术上重视他，当作真老虎。”
邓华多次协助彭德怀指挥战役，彭德怀对他有了解。在朝鲜合作没过多久，彭德怀就说：“邓华这个人，知识丰富，很有头脑，考虑问题有眼光，也比较周到。”1951年7月10日，朝中方代表与美方“联合国军”代表的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彭德怀委任邓华和参谋长解方为志愿军参加停战谈判的代表。谈判一开始，我方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恢复交战前状态。美方拒绝这一建议，并且蛮横地要求“海空优势的补偿”。齐德学解释说：“美国人不讲理到什么程度？他要求朝中方面让出1.2万平方公里土地作为对他们的补偿，理由是他们的空军海军很强，能打到鸭绿江边，所以朝中方面让一让也不吃亏。我方回应：你们为什么没有真的在那儿站住脚？现在的战线就是双方综合军事力量较量的结果，不是哪个军种的优势。你们海空军虽强，我们陆军还强呢，你们也得给我们补偿。美方没话说了。”被驳斥的美方代表恼羞成怒，公开威胁：“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于是战火又起。
邓华的建议作为中朝代表团的正式提案提交美方，美方措手不及。美国报刊评论说：“共产党的建议使盟方处于尴尬的境地。”“暴露出盟军司令部是希望战斗的一方。”这个提议符合国际停战惯例，美方找不出否定的借口，不得不接受。
到了最后的停战谈判，邓华提出的策略再次扭转了谈判趋势。1952年5月初，停战谈判4项实质性议程中有3项达成了协议，唯独关于战俘安排一项没有明显进展。
这时，北约组织军队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被提名为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鲁门任命李奇微接替艾森豪威尔在北约的职务，美陆军野战部队司令马克·克拉克任“联合国军”总司令，于5月12日上任。
对于战俘问题，美方顽固坚持所谓“自愿遣返”原则，企图强迫扣留志愿军和人民军被俘人员，拒绝讨论其他任何原则。当年10月8日，美方甚至单方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推迟。1953年3月，中朝苏领导人商定，在战俘遣返问题上按1949年日内瓦战俘公约规定，停战后全部遣返战俘。但是在战俘遣返的步骤上采取灵活性：“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在这个节点上，邓华建议，应主动出击，即“以打促谈”。4月20日，他向中央军委提出 “我们必须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以积极行動来配合谈判，也只有胜利才能推进谈判……如果敌人拖延讹诈，而5月又不登陆的情况下，我们就应该举行像去秋那样战役性的反击，给敌人以更严重的打击。”这个方案得到军委的同意。
5月5日，邓华等为志愿军和人民军各部下达了补充指示：战役重点打击目标是美军。5月13日至5月25日，志愿军对“联合国军”连以下兵力防守的20个目标攻击29次，歼敌4100余人。经过这番打击，美国在5月25日的谈判中接受朝中代表团所提方案。
6月8日，停战谈判关于战俘问题达成协议，至此，停战谈判4项实质性议程全部达成协议，至16日，校订军事分界线的工作即将完成。谁料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在即，南朝鲜李承晚集团破坏谈判，从17日深夜起强迫扣留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2.7万余人。为严惩李承晚集团，彭德怀请示毛泽东批准，指示邓华狠狠打击南朝鲜军，给予南朝鲜军4个师歼灭性打击，歼其5.3万余人。李承晚集团只得乖乖接受停战，美方代表团也一改狂傲表现，对朝鲜停战后李承晚在遵守停战协定问题上作出保证。
“洪大个，今日不是你，老夫休矣”
洪学智是志愿军司令部主管后勤的副司令，身高一米八五，彭德怀常称他“洪大个”。他人缘好，喜欢开玩笑。在志愿军司令部，若有事要劝彭德怀，又怕他发火，各个副司令员就会找洪学智。
到朝鲜后，洪学智也分管志愿军司令部的防空工作。敌机轮番轰炸，司令部非常危险。他跟邓华商议，在彭德怀住所十几米外挖防空洞。防空洞施工有噪音，非常影响彭德怀的工作。彭德怀责问挖防空洞的连长：“谁叫你们来的？”“是洪副司令。”“马上停下！”“洪副司令不让停。”彭德怀无可奈何。
洪学智等人摸清了敌机的轰炸方式，“第一天在哪儿转悠，第二天一定炸哪儿”。一天，他们接到情报，敌机一直找志愿军司令部的指挥机关轰炸，于是决定全员疏散到防空洞。彭德怀工作起来不顾个人安危，请他去防空洞比较困难。第二天清晨，各个副司令员都进了防空洞，唯独不见彭德怀，大家说：“还是老洪去请吧。”洪学智先是命人把彭德怀的铺盖拿到防空洞，接着几番劝说。最后，彭德怀被半推着进了洞。没过多久，敌机就到了，“圈儿都没转就朝彭总的房子猛扔炸弹”，几分钟后房子烧掉了。洪学智在回忆录中写道：“那天，彭总整一天没说话，一个人在防空洞里沉默不语。傍晚，我走到他身边说：‘彭总，该吃饭了。’彭总却抓着我的手说：‘洪大个，我看你这个人还是好人呐。今日不是你，老夫休矣。’”
志愿军到朝鲜不久就遇到了粮食问题。由于敌机疯狂轰炸，昼夜封锁，我军后方供应线被破坏，口粮和副食供应难以保证。炒面一时间变成了志愿军的主要口粮。炒面是用小麦等原料炒熟磨碎加盐混合制成，易于运输、储存和食用。11月8日，第一次战役结束，东北军区后勤部提出“以炒面为主食”“制备熟食，酌量提高供给标准”的建议，并将干粮样品送给志愿军征求意见。洪学智回忆说：“彭总和我们几个副司令看了粮食样品，很高兴。第二次战役前，他给东北军区后勤部发了电报：‘送来干粮样子，磨面放盐好。炒时要先洗一下，要大量前送。’”后来，为了解决南下三八线作战的粮食困难，洪学智又与朝鲜政府商定，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在平壤以东、以南及咸兴、永兴地区就地筹措粮食3万吨，以供应部队急需。
“在国内打仗的时候，在哪里打仗，就在哪里补给，在朝鲜不行。朝鲜物资本来就少，主要靠我们从国内运送，但我们运输工具很有限，加上当时没想到朝鲜战场的后勤工作这么难，整个后勤机构也不适应，人员也少。”齐德学说。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成立，洪学智任司令员。虽然困难很多，但是洪学智脑子活，应对办法也很多，“他完成了多个‘创造’”。
齐德学说：“他创造性地解决了物资运输问题。”1951年7月，朝鲜北部发生特大洪水，“交通中断，堤防溃决，房屋坍塌，是朝鲜近40年来罕见”。美军趁机发动了一场绞杀战。他们在朝鲜半岛蜂腰部划定阻滞区，以空军和海军进行长时间毁灭性轰炸，从而切断志愿军后方交通线，阻断志愿军前后方联系。齐德学说：“就是想将志愿军的‘脖子’掐住，以达到全军的窒息。志愿军后勤部协商采取一种办法，哪里的铁路冲毁，哪里就用漕运和汽车倒运，依次衔接。到8月底抢运的物资有1000多车皮。” 同时，洪学智发动全军抢修被破坏的铁路公路。他说：“除了一线（作战）部队，不管机关也好，部队也好，勤杂人员也好，都要上。”最后，以分段包干的方法把道路全部修通，用时只25天。
面对敌人轰炸交通线，志愿军想到各种灵巧的方法应对。比如，在很狭窄的山沟和高高的山崖等处设立仓库，屯集物资，开设诊疗所;利用茂密的林荫隐蔽人员和车辆;在一些地区竖苇席、草袋子，上面盖上树枝，敌机以为是物资屯集地，超低空一冲，苇席露出来了，敌机就投掷汽油弹，用机枪扫射，结果什么也没炸到，白白增加消耗;用破汽车作伪装，引得敌机一阵子狂轰滥炸，几次这样的操作后，再把好汽车放在路中间，敌机以为一定是坏车，好车绝不敢停在路中间，转几圈就飞走了。
在那样的困境中，洪学智还建起了志愿军后勤组织机构。他先后设立了后方勤务司令部机关的司令部、政治部、干部部和各勤务专业部门，搭建了比较完整的后勤组织机构。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实实在在地培养出大批后勤干部，开办了各类培训班225期，培训后勤干部7585人。后来，解放军的后勤组织机构就是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建设经验组建起来的。
除彭德怀、邓华、洪学智外，志愿军中名将如云。停战协定签署前，担任过副司令员的还有韩先楚、陈赓、宋时轮、杨得志等。此外，战场上还涌现了特级英雄杨根思、黄继光，一级英雄邱少云等，一级爱民模范罗盛教等。据不完全统计，牺牲在战场上的志愿军团以上干部有200多名。
在各方面都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志愿军硬是取得了开国第一战的胜利。1953年7月27日，交战双方首席谈判代表在朝鲜板门店签署《朝鲜战争停战宣言》。“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哀叹：“我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上签字的陆军司令官。”
彭德怀（1898年—1974年）湖南湘潭人，長期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战争时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抗美援朝时期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邓华（1910年—1980年）湖南省郴县（今郴州市苏仙区）人。抗美援朝时期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后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洪学智（1913年—2006年）安徽省金寨县人。抗美援朝时期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方勤务部司令员。后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1955年和1988年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被称为“六星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