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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在北京的文艺圈，有一批批蜗居胡同独自闯荡却无处扎根的追梦人，被称为“北漂”。远在大洋彼岸的好莱坞，除了从这张电影温床中诞生的大腕导演和大牌明星外，也生活着这样一群中国人：他们远渡重洋，租小房，吃快餐，跑龙套，只为心中那个电影梦。他们是“好莱坞漂”。
到好莱坞，不是为了名利
“小P同学带着学校时拍的几部感人但不专业的DV片，有点心虚但还是勇猛的踏入了纽约电影学院。几个月后，克服重重困难，三部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问世并受到好评。这证明了做导演靠的是资质，就像《功夫熊猫》里的熊猫，只要资质好，加上不懈努力，他就看得懂那本无字天书。”
被国内朋友叫做“小P”的薛贤坚来自福建，有着典型的80后特质，有理想，有闯劲，阳光热情，独立自我，幽默率真。
2008年，在加拿大拿到本科商学学位后，薛贤坚面临两个选择：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或是追求自己心中长久以来的电影梦。最终，薛贤坚放弃了导师认为很有发展前途的专业，选择到美国纽约电影学院导演系攻读硕士。
在薛贤坚漂流北美之后，大学好友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了开头的那段话。
谈起朋友的这段评价，薛贤坚有些不好意思。
在他看来，自己并没有什么资质，选择学电影、拍电影，起初只是单纯地希望用镜头来记录心情，_为大家讲述故事。
双鱼座的他，感情细腻。他不止一次说，拍电影其实就是讲述自己对生活的感悟，这些感悟来源于看过的、听过的或者经历过的事情，而电影就是这样一种媒介，通过光和影把这些故事和感悟跟观众分享。
为了“讲好故事”，他来到了好莱坞。
“至少给自己一次追求梦想的机会。无论结果怎么样，努力过就不会有遗憾”。这是“好莱坞漂”的典型。
初到好莱坞的日子，薛贤坚与人合租，住客厅，吃泡面，在酒吧给调酒师打零工，但他从来不觉得生活艰苦。闯荡好莱坞的中国电影人，很多把为梦想吃苦当成了一种幸福。
没有工作的时候，薛贤坚出门常常会带上相机或摄像机，走到哪拍到哪。不管路上遇到什么人，都会抓住机会跟人聊天。无论是小餐馆端菜的华人服务员，还是快餐店扫地的墨西哥老太太，抑或是加油站擦肩而过的白人主妇，都成为他学习的对象。生活中的点滴，形形色色的人，对于他来说，都是电影灵感的源泉。
薛贤坚是幸运的。他自编自导的毕业作品《洛城往事》在国际上得到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认可。《洛城往事》讲述了初到美国的中国人在异乡的艰辛和情感。这部电影是周围很多海外华人朋友的缩影，也包含了薛贤坚在北美留学和闯荡的酸甜苦辣。
2011年6月第十三届日本短片电影节上，《洛城往事》击败了4000多部参赛作品，夺得亚洲国际竞赛单元最受观众喜爱大奖，成为本届电影节上唯一获奖的华人。此外，
《洛城往事》还曾斩获加拿大国际电影节皇家卷轴奖，薛贤坚是30个国家参赛者里唯一获奖的中国人。
日本这次获奖让薛贤坚的名字前面加上了中国新生代导演的标签。“当初拍这部电影，并不是冲着电影节奖项去的，也从没有想到能够获奖。”每次提起获奖，薛贤坚总是很淡然。
电影本身才是他孜孜以求的。“到好莱坞，不是为了名利，是为了接触西方的电影文化。名利可能会是追求电影过程中的附属品，但并不是我最看重的。名利会让人看不清电影本身的意义。讲一个好故事，并跟更多的人分享生命中的感动，是我一路坚持到现在的动力。”
受伤就是你的职业
在好莱坞的中国影人中，像薛贤坚这样付出了努力就有所回报的人只是少数。大多时候，好莱坞极其现实和残酷。亚洲面孔常常只能停留在反派或动作角色上，甚至跑龙套、打杂、做替身。
宋健国(Jen Sung Outerbridge)上世纪80年代末就从台湾来到美国，如今已经在好莱坞打拼了20多年。他告诉记者，年轻时迷上了功夫，喜欢看李小龙的电影，所以到美国后就决定入行做动作演员。
临时演员是大部分中国影人闯荡美国电影圈的必经之路，宋健国的电影生涯是在佛罗里达当临时演员开始的。比起好莱坞，那里竞争相对小。在获得几次露脸机会后，好莱坞终于接受了他。
据宋健国说，每次试镜，都有很多和自己一样的人穿着牛仔裤，挤在很小的地方排队，为了争取到一份活儿干。“我们称此为‘牛排’队。”
第一次成功拿到角色时的情景，宋健国记忆犹新。他回忆，当时经历了几轮筛选，终于见到导演的时候，导演却开门见山地问他，“会摔吗?敢不敢从楼上摔下去?”
“只有12码(约4米)，不高。为了拿到这个没有台词的角色，我就摔了下去。”宋健国说得很自然，“我们拍戏的时候，如果有表演摔的动作，就能有额外的钱拿。”
宋健国介绍，在好莱坞，亚洲面孔一般都是当“坏人”。“当坏人不仅要打人，更重要的是一定会被打。打虽然是演出来的，但摔是真的，而且大多时候需要背朝地摔下去。虽然有保护措施，但连续摔十几次、二十几次，不痛也变成痛了。”
在宋健国的周围，有不少和他一样怀揣电影梦的中国人。他们当中，有的做临时演员一做就是十几年。
宋健国虽然跳出了临时演员的圈子，但他承认，至今还没有演过什么大角色。“做了十几年动作演员，有时一个电影里我会演六、七个小角色，死六、七次。运气好的话，能在电影里讲一两句台词。但是每次遇到台词，仍然会很紧张。”
当被问到会不会经常受伤时，宋健国说：“做动作演员、做特技，就像职业球员一样，受伤就是你的职业。”
一次，宋健国跟好朋友抱怨，好久没有工作了。朋友反而羡慕他，不需要整天朝九晚五的固定模式。于是，宋健国开始学着调整心情，积极面对每一天。无所事事的时候，也会跑去健身房流汗。他说，运动的时候让人专注，不会去想其他事情，也是一种放松心情的方式。
“选这个行业，每天都需要准备好，不仅是身体和脑筋，心情也要准备好。没有工作，还有生活。”宋健国说。
宋健国的夫人陆茵茵是“漂”在好莱坞的新加坡华人。因为对电影同样的热爱，十年前他们走到一起。在好莱坞，一起打拼的夫妻档不少，但能坚持十年如一日的不多。
“如果为了赚钱，就一定不要做这一行。我们做这一行的都是‘神经病’。”夫妻俩说。
现在，他们俩计划明年要孩子。当问到会不会培养孩子也进好莱坞的时候，他们表示，不会刻意培养，会让孩子自己做选择，去不断尝试。
海归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对于漂在好莱坞的中国影人们，归与不归，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好莱坞，只给中国面孔有限的空间。而中国电影市场近几年的蓬勃发展则让漂在好莱坞的中国影人们开始思考回归与否这个问题。
宋健国表示，希望能把他在好莱坞的经验和中国文化背景结合起来。“过去一直是东方跟着西方走，而现在该是西方仰望东方的时候了。”
在宋健国眼里，中国大陆电影的水准越来越高，他希望像落叶一样终有一天回到自己的根。
“如果能选择，我希望有机会回到中国发展，这样就可以不再做动作演员，不需要再演坏人，可以做普通人了。”宋健国对回国抱着一丝企盼。
涂世也有相似的感受，他希望未来能有机会和内地导演合作，“拍我们自己的华语电影”。
同样的，薛贤坚则打算近期回国。他说：“做电影一定要回到自己的文化根源去。”而且，在他看来，作为一个二十几岁的导演，自己还没有足够的生活阅历。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导演，必须对生活有广泛和深刻的认识，
“我很幸运。在过去的这些年里能够有机会接受西方的教育，了解不同的文化。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回国去看一看，继续积累和学习，希望能在东西方两种文化中找到一个适合的切入点。”
落叶归根，漂在好莱坞的中国影人们，海归已经不是被动的行为，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下一次再回到好莱坞，我想我应该是带着我的第一部长片电影来吧。”薛贤坚说。(原载《环球》，有删节)
到好莱坞，不是为了名利
“小P同学带着学校时拍的几部感人但不专业的DV片，有点心虚但还是勇猛的踏入了纽约电影学院。几个月后，克服重重困难，三部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问世并受到好评。这证明了做导演靠的是资质，就像《功夫熊猫》里的熊猫，只要资质好，加上不懈努力，他就看得懂那本无字天书。”
被国内朋友叫做“小P”的薛贤坚来自福建，有着典型的80后特质，有理想，有闯劲，阳光热情，独立自我，幽默率真。
2008年，在加拿大拿到本科商学学位后，薛贤坚面临两个选择：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或是追求自己心中长久以来的电影梦。最终，薛贤坚放弃了导师认为很有发展前途的专业，选择到美国纽约电影学院导演系攻读硕士。
在薛贤坚漂流北美之后，大学好友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了开头的那段话。
谈起朋友的这段评价，薛贤坚有些不好意思。
在他看来，自己并没有什么资质，选择学电影、拍电影，起初只是单纯地希望用镜头来记录心情，_为大家讲述故事。
双鱼座的他，感情细腻。他不止一次说，拍电影其实就是讲述自己对生活的感悟，这些感悟来源于看过的、听过的或者经历过的事情，而电影就是这样一种媒介，通过光和影把这些故事和感悟跟观众分享。
为了“讲好故事”，他来到了好莱坞。
“至少给自己一次追求梦想的机会。无论结果怎么样，努力过就不会有遗憾”。这是“好莱坞漂”的典型。
初到好莱坞的日子，薛贤坚与人合租，住客厅，吃泡面，在酒吧给调酒师打零工，但他从来不觉得生活艰苦。闯荡好莱坞的中国电影人，很多把为梦想吃苦当成了一种幸福。
没有工作的时候，薛贤坚出门常常会带上相机或摄像机，走到哪拍到哪。不管路上遇到什么人，都会抓住机会跟人聊天。无论是小餐馆端菜的华人服务员，还是快餐店扫地的墨西哥老太太，抑或是加油站擦肩而过的白人主妇，都成为他学习的对象。生活中的点滴，形形色色的人，对于他来说，都是电影灵感的源泉。
薛贤坚是幸运的。他自编自导的毕业作品《洛城往事》在国际上得到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认可。《洛城往事》讲述了初到美国的中国人在异乡的艰辛和情感。这部电影是周围很多海外华人朋友的缩影，也包含了薛贤坚在北美留学和闯荡的酸甜苦辣。
2011年6月第十三届日本短片电影节上，《洛城往事》击败了4000多部参赛作品，夺得亚洲国际竞赛单元最受观众喜爱大奖，成为本届电影节上唯一获奖的华人。此外，
《洛城往事》还曾斩获加拿大国际电影节皇家卷轴奖，薛贤坚是30个国家参赛者里唯一获奖的中国人。
日本这次获奖让薛贤坚的名字前面加上了中国新生代导演的标签。“当初拍这部电影，并不是冲着电影节奖项去的，也从没有想到能够获奖。”每次提起获奖，薛贤坚总是很淡然。
电影本身才是他孜孜以求的。“到好莱坞，不是为了名利，是为了接触西方的电影文化。名利可能会是追求电影过程中的附属品，但并不是我最看重的。名利会让人看不清电影本身的意义。讲一个好故事，并跟更多的人分享生命中的感动，是我一路坚持到现在的动力。”
受伤就是你的职业
在好莱坞的中国影人中，像薛贤坚这样付出了努力就有所回报的人只是少数。大多时候，好莱坞极其现实和残酷。亚洲面孔常常只能停留在反派或动作角色上，甚至跑龙套、打杂、做替身。
宋健国(Jen Sung Outerbridge)上世纪80年代末就从台湾来到美国，如今已经在好莱坞打拼了20多年。他告诉记者，年轻时迷上了功夫，喜欢看李小龙的电影，所以到美国后就决定入行做动作演员。
临时演员是大部分中国影人闯荡美国电影圈的必经之路，宋健国的电影生涯是在佛罗里达当临时演员开始的。比起好莱坞，那里竞争相对小。在获得几次露脸机会后，好莱坞终于接受了他。
据宋健国说，每次试镜，都有很多和自己一样的人穿着牛仔裤，挤在很小的地方排队，为了争取到一份活儿干。“我们称此为‘牛排’队。”
第一次成功拿到角色时的情景，宋健国记忆犹新。他回忆，当时经历了几轮筛选，终于见到导演的时候，导演却开门见山地问他，“会摔吗?敢不敢从楼上摔下去?”
“只有12码(约4米)，不高。为了拿到这个没有台词的角色，我就摔了下去。”宋健国说得很自然，“我们拍戏的时候，如果有表演摔的动作，就能有额外的钱拿。”
宋健国介绍，在好莱坞，亚洲面孔一般都是当“坏人”。“当坏人不仅要打人，更重要的是一定会被打。打虽然是演出来的，但摔是真的，而且大多时候需要背朝地摔下去。虽然有保护措施，但连续摔十几次、二十几次，不痛也变成痛了。”
在宋健国的周围，有不少和他一样怀揣电影梦的中国人。他们当中，有的做临时演员一做就是十几年。
宋健国虽然跳出了临时演员的圈子，但他承认，至今还没有演过什么大角色。“做了十几年动作演员，有时一个电影里我会演六、七个小角色，死六、七次。运气好的话，能在电影里讲一两句台词。但是每次遇到台词，仍然会很紧张。”
当被问到会不会经常受伤时，宋健国说：“做动作演员、做特技，就像职业球员一样，受伤就是你的职业。”
一次，宋健国跟好朋友抱怨，好久没有工作了。朋友反而羡慕他，不需要整天朝九晚五的固定模式。于是，宋健国开始学着调整心情，积极面对每一天。无所事事的时候，也会跑去健身房流汗。他说，运动的时候让人专注，不会去想其他事情，也是一种放松心情的方式。
“选这个行业，每天都需要准备好，不仅是身体和脑筋，心情也要准备好。没有工作，还有生活。”宋健国说。
宋健国的夫人陆茵茵是“漂”在好莱坞的新加坡华人。因为对电影同样的热爱，十年前他们走到一起。在好莱坞，一起打拼的夫妻档不少，但能坚持十年如一日的不多。
“如果为了赚钱，就一定不要做这一行。我们做这一行的都是‘神经病’。”夫妻俩说。
现在，他们俩计划明年要孩子。当问到会不会培养孩子也进好莱坞的时候，他们表示，不会刻意培养，会让孩子自己做选择，去不断尝试。
海归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对于漂在好莱坞的中国影人们，归与不归，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好莱坞，只给中国面孔有限的空间。而中国电影市场近几年的蓬勃发展则让漂在好莱坞的中国影人们开始思考回归与否这个问题。
宋健国表示，希望能把他在好莱坞的经验和中国文化背景结合起来。“过去一直是东方跟着西方走，而现在该是西方仰望东方的时候了。”
在宋健国眼里，中国大陆电影的水准越来越高，他希望像落叶一样终有一天回到自己的根。
“如果能选择，我希望有机会回到中国发展，这样就可以不再做动作演员，不需要再演坏人，可以做普通人了。”宋健国对回国抱着一丝企盼。
涂世也有相似的感受，他希望未来能有机会和内地导演合作，“拍我们自己的华语电影”。
同样的，薛贤坚则打算近期回国。他说：“做电影一定要回到自己的文化根源去。”而且，在他看来，作为一个二十几岁的导演，自己还没有足够的生活阅历。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导演，必须对生活有广泛和深刻的认识，
“我很幸运。在过去的这些年里能够有机会接受西方的教育，了解不同的文化。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回国去看一看，继续积累和学习，希望能在东西方两种文化中找到一个适合的切入点。”
落叶归根，漂在好莱坞的中国影人们，海归已经不是被动的行为，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下一次再回到好莱坞，我想我应该是带着我的第一部长片电影来吧。”薛贤坚说。(原载《环球》，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