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周刊》：近期有消息称，美国9家通过压力测试的银行正在积极向政府还款，以保持自己的私有化。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最困难的时候是崇尚自由主义的美国政府出手救助7他们。这是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回归吗?
　　艾伦(Franklin Allen)：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提法。我想这个有意思的提法是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总统提出来的。他前两天做过一个演讲，他说他非常担忧“奥巴马同志”偏左已经到极端了，在偏左方面比查韦斯和卡斯特罗更甚，查韦斯非常担心他和卡斯特罗跟美国总统奥巴马相比会失去最左派的称号。
　　但是他这个笑话后面有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崇尚市场经济，但我们另一方面并不是以市场经济的准则来做的，这使我们处在尴尬的境地。国家不仅在向银行注资，也向汽车业注资，这种做法扭曲了市场的自由竞争。所以我认为在我们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应该考虑得更加缜密一些，在决定干预市场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平衡，要保持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同时又要防止大机构倒闭所带来的传染性，这种传染性在雷曼兄弟倒闭时已经严重地显现出来了。这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需要更好地来考虑平衡。
　　我觉得美国政府在汽车业上的做法长期来讲不利于美国的汽车业，也不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通过拯救通用汽车，实际上美国政府是在惩罚福特，也就是说美国市场本应通过这次金融危机产生一家更为强大的汽车公司，但现在我们在美国市场上仍然存活着三家都不很强大、自身都有问题的企业。
　　《商务周刊》：很多人都指责金融家搞乱了我们的经济。G20峰会后我们采访欧盟驻华大使赛日·安博，他在分析这次危机给我们的教训时认为金融业对总体经济的控制力过于强大，通过自己的一些技巧凌驾于公众之上，使原本应该是负责融通资本的工具，变成了经济的主角，而在过去20年中这个主角发挥了负面的作用。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呢?
　　艾伦：我认为金融服务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最后是由它来决定市场资源的配置，即由银行和金融市场来决定哪一些行业得到资源，哪些行业得不到资源。当然，我们也面临金融稳定的问题。我们应该有一套体系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在他们出现问题时不应该使用公众的钱对他们进行补贴。
　　我同意你提到的这种观点。目前的金融系统不是一个健康的系统，如果政府出手拯救银行和金融机构，应该对其进行清算拆分，原来经营的人员应该被炒掉，政府应该复制市场的作用，这样金融业才有纪律可言。目前，他们对经济有很大的成功，所以他们可以拿金融稳定来跟政府讨阶还价，如果政府不出手相救，他们就会给金融稳定制造麻烦，这带来巨大的道德风险。
　　在很多国家，主要的金融机构都是国有的。在这些国有金融机构中，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激励政策。但这也有一些其他的模式，且每一种模式都有它的长处和短处。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建立一个新的金融体系，这个金融体系应该比目前的金融体系更加健全。
　　最后，我们要确保有人如果希望承担更大的风险的话，他们要对自己承担的更大的风险负责。而目前这种情况已经被打破了，因为美国政府实行了担保。
　　《商务周刊》：我们看到美国政府首先是承认自己有错误，但在总结错误的时候找到了很多替罪羊。比如认为一些评级公司出现了错误，金融行业因为制造出诸如次贷等金融衍生品而应受谴责，就连最基本的会计准则标准都是有问题的。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还是它们其中的几个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艾伦：我认为这些都是症状而不是最初的原因。我想，有两点根源导致了目前的情况。第一个就是中央银行特别是美联储自从2003年以来把利率降得太低，而且低利率的时间持续得太长，这样在资产和股市方面可能会造成泡沫。
　　第二个原因是全球经济不平衡。这个可以追溯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其实是因为很多强大的亚洲经济体，包括韩国，他们的企业借贷了太多的外国资产。他们当时需要一些短暂的救助来帮助他们渡过危机。问题就是当时负责处理亚洲金融危机的IMF是以欧美来主导的，虽然亚洲国家的经济是非常强劲的，但IMF开出的处方是强迫亚洲国家提高利率，同时减少政府的支出。这和欧美在今后的几年面临同样问题时采取的方法是截然相反的。
　　这回到亚洲国家在IMF中的话语权不够的问题上。因为IMF是二战后的产物，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产生的，那时候因为亚洲经济不强劲，也没有多少亚洲的国家参与架构，导致了现在的结果。比如中国，在未来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在IMF的投票比例只有3.8％。而像比利时这样一个国家，中国有100多个城市都比它大。居然有中国一半的投票权，达到了1.8％。所以亚洲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里得出一个教训就是IMF不可靠，他们要靠自己的外汇储备。最后的结果是亚洲国家积累了几万亿的外汇储备，这对资本市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个影响不仅仅是对美国，因为美国实行的是低利率政策，即使像西班牙、爱尔兰实行高利率政策的国家，也同样产生了一些泡沫。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解决，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也很难，因为它牵扯到整个国际金融架构的重建问题，我们应该在新的金融架构中给亚洲国家更多的话语权。
　　《商务周刊》：现在中国的银行业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之后准备进一步实现混业经营。现在有两种模式是供选择的，即欧洲全能型和英国混业型，在您看来，这两种方式哪个更适合中国呢?中国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成思危前一段时间认为中国更适合欧洲型，您怎么看呢?
　　艾伦：首先我认为中国的银行业在过去10年的表现非常好，他们中很多已经上市了，同时也接受了市场的监管，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改革方向。
　　目前，全球金融业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有些银行的规模非常大，已经远远超过了所在国的国民经济。比如说瑞士银行等，他们远远超过了国家经济的规模。所以我认为中国的银行业走出国门、参与全球竞争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知道去年工行在纽约开设了一家分行，这是一个趋势，将会继续下去。我认为下一步中国经济应该参与到全球化进程当中，银行和企业走出去就是参与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是我想说的是，不见得只有一种模式才是最终的真理。比如说像中国公司在有些情况下通过中国的银行融资是非常好的做法，但有时候从德意志银行进行融资，或者是在瑞典的银行进行融资也是非常好的模式。就像我问这样一个问题，是法国菜好吃还是意大利菜好吃?其实答案就是法国菜和意大利菜都非常好吃，只是有的人更适合吃法国菜，有的人更适合吃意大利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