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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诠释了农村职业教育含义，阐述了责任的概念，从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是参与国际竞争的迫切需求、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借鉴成功经验寻求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发展之路四个方面阐明了我国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必要性。
关键词：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责任
一、农村职业教育的含义
农村职业教育（The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是办在县及县以下的职业教育。有时也涉及不办在农村，但是为农村服务的职业教育。农村职业教育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概念，与城市职业教育相对应，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客观反映。美国的农村（rural）是指远离大都市，人口少于25000的小镇或社区（U.S.Census Bureau，1999）。其教育形式有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两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初级形态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前期，如史书记载的伏羲氏堂（1886年）、杭州蚕学馆（1898年）、湖北农务工艺学堂（1898年）、江宁农务工艺学堂（1898年）、广西农学堂（1899年）。与此同时，在非农科学堂中也开设了农业课程。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农村职业教育概念的是黄炎培先生。他在《中国职业教育须下三大决定》一文中明确指出：“从实施类型上说，不仅重视正规职业学校，更要重视职业补习教育及职业指导，从实施范围上说，城市职业教育与农村职业教育同样重要。”这是“农村职业教育”这个概念第一次与“城市职业教育”相对应地提出。黄炎培把职业教育引进中国是20世纪初中国大地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支奇葩，在中国历史上跨出了教育为经济服务、为生产服务实践的第一步，使教育从神圣殿堂，真正回到世俗社会，他创建了适合中国社会特点的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为解决中国人口最多、经济最贫困、文化最落后的农村推行职业教育，同时实施全面改进，作出十分艰苦的努力，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功;建立全国性的职业教育讨论会，提出职业教育“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宏大目标。
二、 责任的概念
这里的责任的概念，与同社会角色联系在一起的义务、责任和法律上的应负责任的含义稍有不同。责任在伦理学中是较为新近出现的用语，其词根是拉丁文的“respondere”，意味着“允诺一件事作为对另一件事的回应”或“回答”。它在西方宗教伦理传统中用于接受或拒绝上帝的召唤。“人行善就是指他充当应上帝召唤而负责任的人……就我们回答上帝对我们的启示而言，我们的行为是自由的……因此人的善良总是在于责任。”[1]英语中作为抽象名词的“责任”已知最早被用来描述统治者的一种自我权利，即对他行使权力的每一行动的公众责任。法语、西班牙语、德语中相应的名词也在那个时期才出现。在古汉语中，并无“责任”一词，仅见“责”字。现代汉语中的“责任”一词，是从“责”字发展而来的。“责”字在古汉语中，是一个多义的概念。根据《辞海》《辞源》摘引，“责”至少有以下几种含义：①要求。如《荀子·宥坐》：“不教而责成功，虐也。”②责任、负责、义务。如《书·金滕》：“若尔三王，是有丕于之责于天。”③质问、诘问。如《管子·大臣》：“文姜通于刘候，桓公闻，责之姜。”④责备、惩罚。如《论衡·问孔》：“责小过以大恶，安能服人？”⑤债。如《国策·齐策四》：“乃有意欲为责于薛乎？”在汉语中，责任最通常的含义是指与某个特定的职位（社会角色）或机构内相联系的职责，指分内应做的事或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而应当承担的过失。
根据张文显的考证，“责任”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有三个基本意义项：一是份内应做的事；二是特定的人对特定的事项的发生、发展、变化及其成果负有积极的义务；三是因没有做好份内的事情或没有履行义务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总之，责任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责任是指在政治、道德或法律等方面所应为的行为的程度和范围；狭义的责任则指违反某种义务（政治的、道德的或者法律的）所应承担的后果，这种后果往往与谴责、惩罚联系在一起，因而是不利的后果。[2]在西方，责任在18世纪时还主要是个法律概念，现在已经拓展成为一个蕴含丰富的伦理学概念。这种变化可以从责任概念在英语的多种表达方式中得到某种解释。这些表达方式都有责任之义，从多个层面体现出人类对自己的生存处境、工作职业、行为活动及其结果和影响的伦理关怀。在通常的理解中，责任一般是指现职位或者说职务相关联的义务。这种解释显得有些狭窄。例如，企业社会责任中的责任与义务对应，强调的是一种对应义务，特别是法律义务的伦理补充。也就是说，企业的社会责任，实际上是企业应当承担的义务的拓展和延伸，是企业对其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和影响的伦理担当。而学术责任中的责任，则主要是与特定职业相关联的伦理职责。作为学术界的工作者，如科技工作者、研究人员等，应当承担这种职业所要求的伦理责任。政府责任中的责任，则更多地强调作为公共行政与管理的机构，以及在其中工作的当事人必须使其行为及其后果具有“可计算性”“可度量性”以及“可解释性”，而且这种行为必须是透明的，其后果是可以进行问责和追究的。全球伦理探讨的责任，则突出的是一种对全球化事实和全球生态危机的回应，体现了对人类新的公共实践活动的深切的伦理关怀。这种责任的焦点是在于责任的公共性。[3]
唐宜荣《责任与行动》（2005）一文中认为责任一词最常用于伦理和法律时的含义是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行为应该是可以答复的、可以解释说明的。如果说法律往往讨论行为发生以后的责任，那么伦理责任则是前瞻性的。在法律体系中，角色、因果关系、义务和能力都和责任相关。但是在传统的道德体系中，对公民的要求只是尽自己的本分，遵守与其在社会中的地位相应的约定成俗的规则。责任概念并没有起到显著的作用。我们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责任是一个应用得十分广泛的范畴，按性质分有政治责任、经济责任、道德责任等。由于种种原因，人们长期以来对政治责任、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关注较多，而对道德责任及其应用探讨不够，更多的是，理论上的研究也没有紧密地融合到道德实践与评价系统之中去。我们强调的道德责任，则是指人的自主行为主体本身拥有的一种道德属性，实际上也就是指道德义务。道德责任是普遍存在的。人作为一定社会的成员在社会生活中，不论个人是否意识到，客观上都必然要对自然、对社会和对他人负有一定的使命和任务，因而也都有对自然、对社会和对他人履行义务的道德责任。[4]在重视功利，强调个性的市场经济社会里，人不仅是社会中的一个角色，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行为者。现代人的行为选择是自由的，不过，这种自由是指认识到对公平的社会秩序的责任的人的自由。现代社会里，由于人们的社会分工和社会角色的分化日益复杂，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利益差别变得越来越大，人们应当学会考虑他人，即以同等地位的水平来负责任，由此导致每个人所肩负责任的性质及其大小存在很大不同。责任的多样性、复杂性，使道德主体必须面对多种责任选择过程。从伦理发展史上说，传统儒家思想对责任的选择做了初步探讨。孔子曾经面临这样的问题：一方面在外作为臣子要对国家尽忠；另一方面在内作为儿子要对父亲尽孝，作为父亲要爱护儿子的名声。当两者发生矛盾时怎么办？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孔子以家庭为本位、以个体家庭利益作为责任选择的第一出发点，确立了他的道德责任。在儒家思想里，人们的责任大小和选择是从爱父母开始的。然后，依据家庭血缘关系由近及远、由内及外、由父母及朋友及天下人，逐步实现人们的社会责任，这与儒家伦理主张是一致的。我们知道，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为人可以不受社会的影响、规定而纯粹由自己做出责任选择的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需要指出的是，认识与把握人们对责任及道德责任的选择问题，对我们讨论责任伦理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前提。
在上面的认识基础上，我们还看到责任概念的发展。从哲学意义上说，责任观念和因果性联系在一起。“责任的最一般、最首要的条件是因果力，即我们的行为都会对世界造成影响；其次，这些行为都受行为者的控制；第三，在一定程度上他能预见后果。”[5]然而，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往往不是一一对应的单向链条，而是错综复杂的。从前人们的知识和力量还相当有限，以至常常把许多后果都推给了命运和永恒的自然规律，人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做好现在不得不做的事情。随着科学热载体的发展，知识的增长和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的行为本身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的行为后果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持久，而且不易预测。因此，我们需要在人行为之前的选择判断中，预先对行为后果的责任予以考虑和确认。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责任在西方对艺术、政治、经济、商业、宗教、科学和技术的道德问题的讨论中已经成为试金石。责任也可以说是人的道德选择的一种考量，这种考量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而是必须同时具备道德上的善和表达这种善的能力，掌握那些必备的知识和一定的逻辑分析能力，并且需要对行为的基本特征具有一定的把握能力。
三、我国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必要性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农村环境保护的紧迫化、资源利用的战略化、农业贸易的国际化和信息交流的现代化已日趋明显，根据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的新形势，大力发展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已成为必然。
1.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是参与国际竞争的迫切需求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化以及农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加入WTO后，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已置身于世界范围之内，面临着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这种竞争，归根到底取决于人才和科技的竞争。当今许多发达国家已把技术人才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培养具有国际意识的农业技术人才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而且农村职业教育已出现大众化、国际化的新趋势。而我国是个人口大国，农业人口占70%以上，加上农村生产力水平低，因此，更有必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培养大批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型农民，以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增强的目标。
2.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目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三农”问题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焦点。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科技、文化、教育都还相当落后，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也普遍过低，这已成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瓶颈”。因此，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把农村经济增长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正确轨道上来，通过“农民”解决“农村”“农业”问题，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3.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我国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与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条件发展不相适应，这加剧了人口质与量的矛盾，也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和农民就业困难等问题。据统计我国现有近5000万的贫困人口分布于农村，面临着贫困—资源环境恶化—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农业可持续发展受到极大制约。因此，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尤其是农村职业教育，提高人口素质不仅是整体开发农村人力资源，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当前加快农村科技进步、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4.借鉴成功经验寻求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发展之路
面对严峻形势，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该寻求什么样的发展之路呢？洪茹燕认为，不能就事论事，也不能当作权宜之计，而应站在战略高度，积极学习和借鉴国外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从农村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走向、从我国在21世纪的发展全局来探讨。首先是创新观念，树立与时俱进的教育观和人才观，要提高《职业教育法》的地位和执法力度，加强对农村职业教育工作的督导评估；其次是开拓资金渠道，建立多元化投资体，理顺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其三是整合教育资源，构建现代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新体系，加强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参考文献：
[1] 卡尔·米切姆著.殷登祥等译.技术哲学概论.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93．
[2] 王成栋.政府责任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 毛羽．凸显“责任”的西方应用伦理学——西方责任伦理述评．哲学动态，2003，(9)．
[4] 王征．国营农场道德规范论——以人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368．
[5] Hans Jonas.The Imperative of Hesponsibil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90.
关键词：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责任
一、农村职业教育的含义
农村职业教育（The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是办在县及县以下的职业教育。有时也涉及不办在农村，但是为农村服务的职业教育。农村职业教育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概念，与城市职业教育相对应，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客观反映。美国的农村（rural）是指远离大都市，人口少于25000的小镇或社区（U.S.Census Bureau，1999）。其教育形式有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两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初级形态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前期，如史书记载的伏羲氏堂（1886年）、杭州蚕学馆（1898年）、湖北农务工艺学堂（1898年）、江宁农务工艺学堂（1898年）、广西农学堂（1899年）。与此同时，在非农科学堂中也开设了农业课程。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农村职业教育概念的是黄炎培先生。他在《中国职业教育须下三大决定》一文中明确指出：“从实施类型上说，不仅重视正规职业学校，更要重视职业补习教育及职业指导，从实施范围上说，城市职业教育与农村职业教育同样重要。”这是“农村职业教育”这个概念第一次与“城市职业教育”相对应地提出。黄炎培把职业教育引进中国是20世纪初中国大地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支奇葩，在中国历史上跨出了教育为经济服务、为生产服务实践的第一步，使教育从神圣殿堂，真正回到世俗社会，他创建了适合中国社会特点的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为解决中国人口最多、经济最贫困、文化最落后的农村推行职业教育，同时实施全面改进，作出十分艰苦的努力，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功;建立全国性的职业教育讨论会，提出职业教育“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宏大目标。
二、 责任的概念
这里的责任的概念，与同社会角色联系在一起的义务、责任和法律上的应负责任的含义稍有不同。责任在伦理学中是较为新近出现的用语，其词根是拉丁文的“respondere”，意味着“允诺一件事作为对另一件事的回应”或“回答”。它在西方宗教伦理传统中用于接受或拒绝上帝的召唤。“人行善就是指他充当应上帝召唤而负责任的人……就我们回答上帝对我们的启示而言，我们的行为是自由的……因此人的善良总是在于责任。”[1]英语中作为抽象名词的“责任”已知最早被用来描述统治者的一种自我权利，即对他行使权力的每一行动的公众责任。法语、西班牙语、德语中相应的名词也在那个时期才出现。在古汉语中，并无“责任”一词，仅见“责”字。现代汉语中的“责任”一词，是从“责”字发展而来的。“责”字在古汉语中，是一个多义的概念。根据《辞海》《辞源》摘引，“责”至少有以下几种含义：①要求。如《荀子·宥坐》：“不教而责成功，虐也。”②责任、负责、义务。如《书·金滕》：“若尔三王，是有丕于之责于天。”③质问、诘问。如《管子·大臣》：“文姜通于刘候，桓公闻，责之姜。”④责备、惩罚。如《论衡·问孔》：“责小过以大恶，安能服人？”⑤债。如《国策·齐策四》：“乃有意欲为责于薛乎？”在汉语中，责任最通常的含义是指与某个特定的职位（社会角色）或机构内相联系的职责，指分内应做的事或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而应当承担的过失。
根据张文显的考证，“责任”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有三个基本意义项：一是份内应做的事；二是特定的人对特定的事项的发生、发展、变化及其成果负有积极的义务；三是因没有做好份内的事情或没有履行义务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总之，责任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责任是指在政治、道德或法律等方面所应为的行为的程度和范围；狭义的责任则指违反某种义务（政治的、道德的或者法律的）所应承担的后果，这种后果往往与谴责、惩罚联系在一起，因而是不利的后果。[2]在西方，责任在18世纪时还主要是个法律概念，现在已经拓展成为一个蕴含丰富的伦理学概念。这种变化可以从责任概念在英语的多种表达方式中得到某种解释。这些表达方式都有责任之义，从多个层面体现出人类对自己的生存处境、工作职业、行为活动及其结果和影响的伦理关怀。在通常的理解中，责任一般是指现职位或者说职务相关联的义务。这种解释显得有些狭窄。例如，企业社会责任中的责任与义务对应，强调的是一种对应义务，特别是法律义务的伦理补充。也就是说，企业的社会责任，实际上是企业应当承担的义务的拓展和延伸，是企业对其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和影响的伦理担当。而学术责任中的责任，则主要是与特定职业相关联的伦理职责。作为学术界的工作者，如科技工作者、研究人员等，应当承担这种职业所要求的伦理责任。政府责任中的责任，则更多地强调作为公共行政与管理的机构，以及在其中工作的当事人必须使其行为及其后果具有“可计算性”“可度量性”以及“可解释性”，而且这种行为必须是透明的，其后果是可以进行问责和追究的。全球伦理探讨的责任，则突出的是一种对全球化事实和全球生态危机的回应，体现了对人类新的公共实践活动的深切的伦理关怀。这种责任的焦点是在于责任的公共性。[3]
唐宜荣《责任与行动》（2005）一文中认为责任一词最常用于伦理和法律时的含义是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行为应该是可以答复的、可以解释说明的。如果说法律往往讨论行为发生以后的责任，那么伦理责任则是前瞻性的。在法律体系中，角色、因果关系、义务和能力都和责任相关。但是在传统的道德体系中，对公民的要求只是尽自己的本分，遵守与其在社会中的地位相应的约定成俗的规则。责任概念并没有起到显著的作用。我们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责任是一个应用得十分广泛的范畴，按性质分有政治责任、经济责任、道德责任等。由于种种原因，人们长期以来对政治责任、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关注较多，而对道德责任及其应用探讨不够，更多的是，理论上的研究也没有紧密地融合到道德实践与评价系统之中去。我们强调的道德责任，则是指人的自主行为主体本身拥有的一种道德属性，实际上也就是指道德义务。道德责任是普遍存在的。人作为一定社会的成员在社会生活中，不论个人是否意识到，客观上都必然要对自然、对社会和对他人负有一定的使命和任务，因而也都有对自然、对社会和对他人履行义务的道德责任。[4]在重视功利，强调个性的市场经济社会里，人不仅是社会中的一个角色，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行为者。现代人的行为选择是自由的，不过，这种自由是指认识到对公平的社会秩序的责任的人的自由。现代社会里，由于人们的社会分工和社会角色的分化日益复杂，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利益差别变得越来越大，人们应当学会考虑他人，即以同等地位的水平来负责任，由此导致每个人所肩负责任的性质及其大小存在很大不同。责任的多样性、复杂性，使道德主体必须面对多种责任选择过程。从伦理发展史上说，传统儒家思想对责任的选择做了初步探讨。孔子曾经面临这样的问题：一方面在外作为臣子要对国家尽忠；另一方面在内作为儿子要对父亲尽孝，作为父亲要爱护儿子的名声。当两者发生矛盾时怎么办？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孔子以家庭为本位、以个体家庭利益作为责任选择的第一出发点，确立了他的道德责任。在儒家思想里，人们的责任大小和选择是从爱父母开始的。然后，依据家庭血缘关系由近及远、由内及外、由父母及朋友及天下人，逐步实现人们的社会责任，这与儒家伦理主张是一致的。我们知道，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为人可以不受社会的影响、规定而纯粹由自己做出责任选择的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需要指出的是，认识与把握人们对责任及道德责任的选择问题，对我们讨论责任伦理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前提。
在上面的认识基础上，我们还看到责任概念的发展。从哲学意义上说，责任观念和因果性联系在一起。“责任的最一般、最首要的条件是因果力，即我们的行为都会对世界造成影响；其次，这些行为都受行为者的控制；第三，在一定程度上他能预见后果。”[5]然而，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往往不是一一对应的单向链条，而是错综复杂的。从前人们的知识和力量还相当有限，以至常常把许多后果都推给了命运和永恒的自然规律，人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做好现在不得不做的事情。随着科学热载体的发展，知识的增长和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的行为本身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的行为后果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持久，而且不易预测。因此，我们需要在人行为之前的选择判断中，预先对行为后果的责任予以考虑和确认。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责任在西方对艺术、政治、经济、商业、宗教、科学和技术的道德问题的讨论中已经成为试金石。责任也可以说是人的道德选择的一种考量，这种考量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而是必须同时具备道德上的善和表达这种善的能力，掌握那些必备的知识和一定的逻辑分析能力，并且需要对行为的基本特征具有一定的把握能力。
三、我国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必要性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农村环境保护的紧迫化、资源利用的战略化、农业贸易的国际化和信息交流的现代化已日趋明显，根据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的新形势，大力发展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已成为必然。
1.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是参与国际竞争的迫切需求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化以及农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加入WTO后，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已置身于世界范围之内，面临着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这种竞争，归根到底取决于人才和科技的竞争。当今许多发达国家已把技术人才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培养具有国际意识的农业技术人才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而且农村职业教育已出现大众化、国际化的新趋势。而我国是个人口大国，农业人口占70%以上，加上农村生产力水平低，因此，更有必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培养大批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型农民，以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增强的目标。
2.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目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三农”问题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焦点。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科技、文化、教育都还相当落后，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也普遍过低，这已成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瓶颈”。因此，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把农村经济增长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正确轨道上来，通过“农民”解决“农村”“农业”问题，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3.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我国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与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条件发展不相适应，这加剧了人口质与量的矛盾，也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和农民就业困难等问题。据统计我国现有近5000万的贫困人口分布于农村，面临着贫困—资源环境恶化—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农业可持续发展受到极大制约。因此，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尤其是农村职业教育，提高人口素质不仅是整体开发农村人力资源，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当前加快农村科技进步、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4.借鉴成功经验寻求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发展之路
面对严峻形势，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该寻求什么样的发展之路呢？洪茹燕认为，不能就事论事，也不能当作权宜之计，而应站在战略高度，积极学习和借鉴国外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从农村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走向、从我国在21世纪的发展全局来探讨。首先是创新观念，树立与时俱进的教育观和人才观，要提高《职业教育法》的地位和执法力度，加强对农村职业教育工作的督导评估；其次是开拓资金渠道，建立多元化投资体，理顺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其三是整合教育资源，构建现代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新体系，加强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参考文献：
[1] 卡尔·米切姆著.殷登祥等译.技术哲学概论.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93．
[2] 王成栋.政府责任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 毛羽．凸显“责任”的西方应用伦理学——西方责任伦理述评．哲学动态，2003，(9)．
[4] 王征．国营农场道德规范论——以人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368．
[5] Hans Jonas.The Imperative of Hesponsibil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