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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尔维娅·普拉斯的小说大多基于其生活经历，也体现了她本人的政治意识。《影子侠》《超人与宝拉·布朗的新冬装》均通过描写“二战”时德裔美国人的生存困境，揭示了表面自由实则不公的政治环境，此外，“二战”后麦卡锡时代压抑、保守的政治氛围在小说《钟形罩》里也有所体现。普拉斯的政治书写体现了其人道主义思想，同时也有其局限之处。
关键词：普拉斯；小说；政治元素；人道主义；局限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20X（2016）35-0025-02 收稿日期：2016-10-20
作者简介：袁子越（1984—），女，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二十世纪中期，美国自白派走出了新批评派“为艺术而艺术”的束缚，开始大胆地表达、剖析、曝光自我。西尔维娅·普拉斯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无论小说还是诗歌，都与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以及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纵观普拉斯的小说、诗歌主题，除了评论界一直以来津津乐道的女性主义和精神焦虑，她也在作品中体现了自己的政治意识。虽然普拉斯从未加入任何政党，也从未参加政治活动或公开立场，但她“深知写作不是无本之木，它必须和社会历史和政治紧密结合”[1]，因此她常常在作品中或隐秘或直白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与普拉斯典型的反屠杀的政治诗歌（如《苦涩草莓》《爹爹》《拉撒路夫人》等）相比，其小说中的政治书写要更加委婉和简约。本文拟通过对自传体长篇小说《钟形罩》和短篇小说《影子侠》《超人与宝拉·布朗的新冬装》中的政治元素的分析，探索其内部原因和象征意义。
一、政治元素及其历史背景
基于普拉斯童年真实生活经历的小说《超人与宝拉·布朗的新冬装》和《影子侠》以“二战”时期德裔美国孩子的视角出发，记录了普通德裔家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女孩宝拉在玩耍时弄脏了昂贵的新冬装，当主人公因此受到诬陷时，不仅所有的孩子不约而同地配合宝拉的谎话，连大人们也毫不犹豫地选择相信宝拉而不信“我”；《影子侠》里孩童之间寻常的嬉笑打闹则会造成整个街区对一个德裔家庭的孤立，让主人公不知所措地觉察到“老华盛顿街关于公平、骑士精神的理想似乎失效了”。两篇小说中的主人公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都只有一个原因：爸爸是德国人。这两个小故事仅仅是当时社会环境的缩影，“二战”时的美国德裔绝不仅仅是被孤立那么简单，一些人会被无故拘押、审问、定罪等，在《影子侠》的结尾处，主人公的父亲遭到了毫无理由的拘留。这些事件让普拉斯从童年时代开始不再相信美国所鼓吹的自由、平等、公正，甚至对宗教也产生了质疑。
《钟形罩》是普拉斯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的开头便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普拉斯借女主人公埃斯特之口道出对当时大环境的看法：“那个夏天他们把卢森堡夫妇送上电椅……关于死刑我有些愚蠢的想法。一想到上电椅我就觉得恶心……我想那准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2]，暗示了作家对死刑的反对态度，对当时横行的麦卡锡主义的不满和对受到迫害的共产党员的同情。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后文中每次提及卢森堡夫妇都会伴随着主人公低落，乃至绝望的情绪。甚至女伴在埃斯特提到卢森堡夫妇时心不在焉的一句“我真高兴他们要死了”都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直接导致了埃斯特第一次情绪失控[3]。因此，尽管造成主人公情绪消极悲观的原因很多且复杂，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对她也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
此外，埃斯特将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在杂志上的一张“没有毛发，没有表情”的脸比作被泡在钟形罩里的胎儿[4]，犀利地表达了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失望与讽刺：胎儿的意象原本象征着国家需要新生，而艾森豪威尔的面无表情反映了冷战时期病态的国情，其秃顶则“暗示了美国的国家社会文本需要重新书写”[5]。钟形罩是小说的核心意象，原本只是医学院用来存放防腐药水和胎儿尸体的容器，却让埃斯特过目难忘并不受控制地在她脑海中反复闪现，它的每一次出现都象征着主人公又感受到了无处不在的禁锢和隔离，用钟形罩里的胎儿比喻总统，暗示了当时压抑、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
普拉斯在小说中对“二战”时德裔美国人的困境、艾森豪威尔、卢森堡夫妇事件及普通人冷漠态度的描写都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过多的主观评论，然而在作者成长过程中美国社会的政治气氛已经跃然纸上，从“二战”时德裔所遭遇的不公正待遇，到战后麦卡锡时代美国全社会保守及排外的氛围，因此，政治环境也是造成普拉斯孤独感和疏离感的原因之一。
二、普拉斯的人道主义政治观及其种族平权意识的缺损
“二战”后随着国际环境的巨大变化，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书写激进的政治诗歌成了一种独特的风尚，自白派的代表人之一罗伯特·洛威尔甚至公开参加政治活动并表明反战立场[6]，作为普拉斯在波士顿大学学习诗歌时的老师，洛威尔坚定的反战反屠杀观念对普拉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小说《影子侠》和《超人与宝拉·布朗的新冬装》中，“我”都在无意中观看了日军残忍虐待战俘的影片，而之前所坚信的“正义终将取胜”的结局却并未出现，从此被颠覆了整个世界观：“尽管我对世界上的邪恶现象有所准备，但还是没有準备好看到它以这种险恶的方式扩散开来”，“我”开始怀疑所有“象征正义的捍卫者”，如影子侠、超人，甚至上帝、政府，等等。这两篇小说中，普拉斯多次表达了对日军暴行的厌恶与仇恨，并希望将他们消灭，然而在诗歌《高烧103度》里，她却表达出对广岛核爆下日本人的同情。同样，普拉斯在诗歌《爹爹》《拉撒路夫人》中控诉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同时也通过小说谴责美国人对德裔家庭的偏见和不公。这表明普拉斯并没有选择某个国家或民族作为其批判或同情的载体，而是从人道主义的高度批判战争并同情所有的受害者和弱势群体。
有学者认为普拉斯的作品当中时常出现政治元素，这反映了其对政治的敏感性[7]，然而从小说中的一些细节来看，普拉斯并没有对政治做过全面的研究和思考，更不具备政治敏感性，尽管她的人道主义思想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却在种族平权的问题上体现出了局限性。
《钟形罩》成书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正值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期，与此同时，美国人也正在反省过去的几十年间在“种族歧视思想指导下”对华人的不公正宣传及政策[8]，而小说中却多次出现带有种族歧视意味的字眼，例如，女主人公为了描述自己尴尬的装束和肤色将自己比作“中国佬”（原文Chinaman），并且反复将对病人照顾不周的黑人护工称为“黑鬼”（原文Negro），作为第一人称叙述的自传体小说，这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白人内心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感。而在全社会都在反对白人至上主义的环境下普拉斯仍然使用这种歧视性称呼，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普拉斯并不具备全面的政治历史观，在小说中对政治事件的描写仅出自一种本能的、朴素的正义感和道德感。
参考文献：
朱新福.普拉斯作品中的大屠杀描写及其政治历史意蕴.外国文学研究，2013，（3）：143—150.
普拉斯.钟形罩.杨 靖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1，70，79.
Bayley， Sally.“I have your head on my wall”： Sylvia Plath and the Rhetoric of Cold War America. European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2007，（3）：155—171.
彭 予.美国自白诗探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28.
王 铭.美国的中国移民发展特点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123—128.
关键词：普拉斯；小说；政治元素；人道主义；局限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20X（2016）35-0025-02 收稿日期：2016-10-20
作者简介：袁子越（1984—），女，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二十世纪中期，美国自白派走出了新批评派“为艺术而艺术”的束缚，开始大胆地表达、剖析、曝光自我。西尔维娅·普拉斯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无论小说还是诗歌，都与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以及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纵观普拉斯的小说、诗歌主题，除了评论界一直以来津津乐道的女性主义和精神焦虑，她也在作品中体现了自己的政治意识。虽然普拉斯从未加入任何政党，也从未参加政治活动或公开立场，但她“深知写作不是无本之木，它必须和社会历史和政治紧密结合”[1]，因此她常常在作品中或隐秘或直白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与普拉斯典型的反屠杀的政治诗歌（如《苦涩草莓》《爹爹》《拉撒路夫人》等）相比，其小说中的政治书写要更加委婉和简约。本文拟通过对自传体长篇小说《钟形罩》和短篇小说《影子侠》《超人与宝拉·布朗的新冬装》中的政治元素的分析，探索其内部原因和象征意义。
一、政治元素及其历史背景
基于普拉斯童年真实生活经历的小说《超人与宝拉·布朗的新冬装》和《影子侠》以“二战”时期德裔美国孩子的视角出发，记录了普通德裔家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女孩宝拉在玩耍时弄脏了昂贵的新冬装，当主人公因此受到诬陷时，不仅所有的孩子不约而同地配合宝拉的谎话，连大人们也毫不犹豫地选择相信宝拉而不信“我”；《影子侠》里孩童之间寻常的嬉笑打闹则会造成整个街区对一个德裔家庭的孤立，让主人公不知所措地觉察到“老华盛顿街关于公平、骑士精神的理想似乎失效了”。两篇小说中的主人公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都只有一个原因：爸爸是德国人。这两个小故事仅仅是当时社会环境的缩影，“二战”时的美国德裔绝不仅仅是被孤立那么简单，一些人会被无故拘押、审问、定罪等，在《影子侠》的结尾处，主人公的父亲遭到了毫无理由的拘留。这些事件让普拉斯从童年时代开始不再相信美国所鼓吹的自由、平等、公正，甚至对宗教也产生了质疑。
《钟形罩》是普拉斯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的开头便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普拉斯借女主人公埃斯特之口道出对当时大环境的看法：“那个夏天他们把卢森堡夫妇送上电椅……关于死刑我有些愚蠢的想法。一想到上电椅我就觉得恶心……我想那准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2]，暗示了作家对死刑的反对态度，对当时横行的麦卡锡主义的不满和对受到迫害的共产党员的同情。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后文中每次提及卢森堡夫妇都会伴随着主人公低落，乃至绝望的情绪。甚至女伴在埃斯特提到卢森堡夫妇时心不在焉的一句“我真高兴他们要死了”都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直接导致了埃斯特第一次情绪失控[3]。因此，尽管造成主人公情绪消极悲观的原因很多且复杂，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对她也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
此外，埃斯特将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在杂志上的一张“没有毛发，没有表情”的脸比作被泡在钟形罩里的胎儿[4]，犀利地表达了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失望与讽刺：胎儿的意象原本象征着国家需要新生，而艾森豪威尔的面无表情反映了冷战时期病态的国情，其秃顶则“暗示了美国的国家社会文本需要重新书写”[5]。钟形罩是小说的核心意象，原本只是医学院用来存放防腐药水和胎儿尸体的容器，却让埃斯特过目难忘并不受控制地在她脑海中反复闪现，它的每一次出现都象征着主人公又感受到了无处不在的禁锢和隔离，用钟形罩里的胎儿比喻总统，暗示了当时压抑、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
普拉斯在小说中对“二战”时德裔美国人的困境、艾森豪威尔、卢森堡夫妇事件及普通人冷漠态度的描写都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过多的主观评论，然而在作者成长过程中美国社会的政治气氛已经跃然纸上，从“二战”时德裔所遭遇的不公正待遇，到战后麦卡锡时代美国全社会保守及排外的氛围，因此，政治环境也是造成普拉斯孤独感和疏离感的原因之一。
二、普拉斯的人道主义政治观及其种族平权意识的缺损
“二战”后随着国际环境的巨大变化，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书写激进的政治诗歌成了一种独特的风尚，自白派的代表人之一罗伯特·洛威尔甚至公开参加政治活动并表明反战立场[6]，作为普拉斯在波士顿大学学习诗歌时的老师，洛威尔坚定的反战反屠杀观念对普拉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小说《影子侠》和《超人与宝拉·布朗的新冬装》中，“我”都在无意中观看了日军残忍虐待战俘的影片，而之前所坚信的“正义终将取胜”的结局却并未出现，从此被颠覆了整个世界观：“尽管我对世界上的邪恶现象有所准备，但还是没有準备好看到它以这种险恶的方式扩散开来”，“我”开始怀疑所有“象征正义的捍卫者”，如影子侠、超人，甚至上帝、政府，等等。这两篇小说中，普拉斯多次表达了对日军暴行的厌恶与仇恨，并希望将他们消灭，然而在诗歌《高烧103度》里，她却表达出对广岛核爆下日本人的同情。同样，普拉斯在诗歌《爹爹》《拉撒路夫人》中控诉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同时也通过小说谴责美国人对德裔家庭的偏见和不公。这表明普拉斯并没有选择某个国家或民族作为其批判或同情的载体，而是从人道主义的高度批判战争并同情所有的受害者和弱势群体。
有学者认为普拉斯的作品当中时常出现政治元素，这反映了其对政治的敏感性[7]，然而从小说中的一些细节来看，普拉斯并没有对政治做过全面的研究和思考，更不具备政治敏感性，尽管她的人道主义思想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却在种族平权的问题上体现出了局限性。
《钟形罩》成书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正值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期，与此同时，美国人也正在反省过去的几十年间在“种族歧视思想指导下”对华人的不公正宣传及政策[8]，而小说中却多次出现带有种族歧视意味的字眼，例如，女主人公为了描述自己尴尬的装束和肤色将自己比作“中国佬”（原文Chinaman），并且反复将对病人照顾不周的黑人护工称为“黑鬼”（原文Negro），作为第一人称叙述的自传体小说，这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白人内心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感。而在全社会都在反对白人至上主义的环境下普拉斯仍然使用这种歧视性称呼，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普拉斯并不具备全面的政治历史观，在小说中对政治事件的描写仅出自一种本能的、朴素的正义感和道德感。
参考文献：
朱新福.普拉斯作品中的大屠杀描写及其政治历史意蕴.外国文学研究，2013，（3）：143—150.
普拉斯.钟形罩.杨 靖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1，70，79.
Bayley， Sally.“I have your head on my wall”： Sylvia Plath and the Rhetoric of Cold War America. European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2007，（3）：155—171.
彭 予.美国自白诗探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28.
王 铭.美国的中国移民发展特点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123—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