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38年5月4日，在新四军各支队各团分别于皖南、皖西集结以后，毛泽东即致电项英，指示新四军应该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新四军挺进敌后，第一步是“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第二步，“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这里已经明白指示新四军应该东进北上。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在皖南期间，周恩来和叶挺、项英、陈毅等多次商谈，将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概括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经过讨论，在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中表述为：“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项英对这个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究竟是赞同和执行的，还是抵制的？这是关于项英功过的争论中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
　　1938年4月，项英和叶挺、陈毅共同研究决定，派粟裕率先遣支队去苏南敌后作战略侦察。4月26日，在先遣支队出发前夕，項英在军部直属队和皖南三个支队的排以上干部大会上作了挺进敌后的动员报告。6月1日，陈毅率第一支队东进，项英特地到潜口村看望部队并对干部讲话，要求他们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打开苏南敌后的抗日局面。接着，又派第二支队到芜湖、当涂以东的苏皖交界地区活动。6月15日，项英致电毛泽东报告部队部署。在这个电报里，项英甚至提出：“准备组织野战司令部，到茅麓一带指挥一、二支队，由我去任指挥。”此后，项英同意张云逸和叶挺先后渡江北上，去指挥第四支队东进，扩建第五支队，成立江北指挥部。再后来，项英还派谭震林去苏南东路加强领导，发展部队。
　　有一本“重新评价”项英的书因此断言：“事实证明，项英不仅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方针的制定者之一，而且是具体实践者之一。”
　　遗憾的是，项英也有许多抵制东进北上的言论和行动。这些事实，和前述事实大相径庭，互相矛盾。这大概是后人对项英评价不一而各有事实作依据的一个原因。
　　是不是执行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最重要的是看兵力部署，看是不是把尽可能多的部队用于东进北上。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东进苏南不久，项英就以整训为名，把已经有了对日军作战经验的第一团和第三团调回皖南。第一支队只剩第二团了，虽然奋勇作战，兵力显然不足。经陈毅力争，项英派第六团归属第一支队，但留下了第三营。陈毅指挥新四军苏南部队积极打击日军，放手发动群众，联络地方武装，部队迅速扩大，引起国民党的第三战区不满，项英跟着发电报责备。陈毅主张不理第三战区的干涉，“不要有什么顾虑，人、枪、款都要放手搞”。这又被项英批评为“人枪款主义”。
　　1939年5月，陈毅派叶飞率第六团继续东进，到苏南东路的苏常太地区去，打击日本侵略者，创建抗日根据地。项英发电报表示：“坚决反对，理由有两条，一是东进超出了国民党划定的地盘，会破坏统一战线；二是东路地区铁路、公路、河网交错，日军兵力强大，据点林立，部队到那里去会被敌人消灭。”顾虑重重，极力阻扰。幸而陈毅经过慎重考虑，果断决定照原计划行动，这才有新四军在苏常太地区和上海郊区对日军的英勇战斗。
　　1938年11月10日，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电告项英：“现在安徽中部最便利我军活动，新四军可否派两个至三个营交张云逸同志率领过江。”项英执行了这次北上行动，11月17日就派张云逸从皖南出发，北渡长江去皖中，但是只给了他特务营的两个连。此后，项英也同意张云逸率江北部队向皖东挺进，但是却反对在皖东放手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说：“目前不宜提出创造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作号召。否则，使同盟者害怕而对我更防范和限制。”中共中央立即发电报纠正项英这种害怕得罪国民党、束缚自己手脚的意见：“目前，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目前在一切敌后的任务都是建立根据地）。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和目的。”在这份电报里，又一次强调了“积极向东向北发展”。

　　遵照中共中央确定的东进北上方针，陈毅在创建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即已筹划分兵北渡长江，打开苏北的抗日局面。1939年11月，陈毅派张道庸改名陶勇和卢胜率苏皖支队渡江北上，展开于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同月，又派管文蔚、叶飞率挺进纵队进入长江北岸，新四军由此建立了向北发展的桥头堡。国民党极为不满，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命令新四军江北部队调回江南。1940年3月29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说：“关于蒋、顾电令江北部队南调之事，只有置之不理反为好”。“南调绝无理由可讲，因其目的系以命令强迫我军南调，在其控制之下，国党对我进攻之一形式，故置之不理为好”。项英的这种态度，和中共中央是一致的。令人诧异的是，十多天之后他就变卦了。他在4月10日致电中共中央：“在某种情况下对叶飞部队可允南调。”4月14日又致电中共中央：“目前可允江北部队南调。”4月16日再致电中共中央：“以我估计，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全国形势日恶化。我主张将近调江北之叶、张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此时袁国平去第三战区谈判，项英未得中共中央同意，就让袁国平答复第三战区：“只允叶部南调，但四、五支尚需说服。”4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项英电，明确答复说：“叶、张两团以留在江北为适宜，你们将来的主要阵地有移至江北的可能。”项英于4月20日收到电报，立即复电说：“叶部再坚请调回江南。”“为便于争取苏北，在江南、皖南加强力量有大作用，以牵顾不能增援。”项英认为要争取苏北，就要把已在苏北的部队调回江南，这个逻辑奇怪不奇怪？项英在这个电报最后还发牢骚说：“对部队部署，事实上我只能负皖南与江南之责，因我之意见事实上也不为人所重视，不过等于空话而已。”中共中央当天复电项英：“蒋、顾阴谋是想把新四军江北、江南部队全部陷死在苏南敌后狭小区域，以求隔断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系，以求在适当时机消灭新四军。”“皖北、皖东、淮南、苏北是我军在全国的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是击破蒋介石把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围在敌后，尤其是消灭新四军之阴谋的重要斗争地区”，“在与顾谈判中，绝对不能答允四、五支队和叶、张两团之南调。现在和将来，全部或一部，均不能南调。”指示还规定：“叶、张两团及苏北全部均暂归中原局指挥，部队调动应依照中央电令。”话说得很明白了，口气也相当严厉。但项英还是听不进，4月22日又致电中共中央争辩说：“江北局势因苏韩败退，及皖李现撤兵，已基本稳定”，“并不需要叶、张两团”，“如谓叶、张两团南调，竟会使江北孤立困难，绝无此理”。又说“叶、张南调，一方面既以缓和战区之压迫，一方即以增强反击力量，其有帮助即在此”，“再度坚决要求叶、张两团南调”。 　　重读这些电文，我的印象是：中央三令五申，项英无动于衷，病入膏肓，药石无效。
　　1940年5月4日，中共中央就新四军的发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对东南局和新四军军分会发布重要指示。这个由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起草的指示，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题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指示针对项英强调江南有特殊性，未能坚决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和扩大军队，对国民党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缺乏准备，严肃地指出：“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这种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发展，均应该发展”。“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指示最后规定：“此指示，在皖南由项英同志传达，在苏南由陈毅同志传达。”陈毅立即执行，召集团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讨论。大家十分振奋，并对照指示检查了苏南的工作。项英却拒不传达，把传达任务推给了袁国平。项英认为中央已在路线问题上批评他，于5月9日、12日、29日三次致电中共中央提出辞职。这是用“掼纱帽”的办法在抵制了。
　　项英的抗日决心，是毋庸质疑的。他也应该明白东进北上最有利于新四军在敌后抗日并壮大自己。那么，他为什么会对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迟疑甚至抵制？
　　有多篇文章认为，这与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有的说：“项英同志一直和党中央存在路线分歧，他是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有的说：“皖南新四军的失败，标志着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彻底破产。”但也有文章持不同意见，认为“把项英和王明扯在一起是不对的”。或说项英“主要是认识问题，是由于形势的变化，思想上跟不上的缘故”。
　　说项英忠实地执行了王明的错误路线，我认为并不恰当。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条件下，新四军受第三战区指挥，新四军第四支队受第五战区指挥。他们的命令，只要有利于抗日，或无碍于抗日，新四军就可以执行。如前所述，项英牢记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对国民党是有警惕的。蒋介石给新四军的第一个行动命令，即那个“出南陵”的命令，项英就认为“显系借刀杀人”。虽然这反映了项英不懂得只要能去敌后就可执行，但也说明项英并不是无条件执行国民党的命令。
　　说项英受到王明路线的影响，也是有道理的。不仅因为他在新四军传达过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更是因为他的许多言论和行动，和王明的错误主张相近。他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显然认识不足，未能始终坚持践行。他总是顾虑被说成“破坏统一战线”，害怕引起和国民党的冲突，屈从于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和压迫。这正是项英对东进北上战略方针迟疑和抵制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我以为更加重要的原因，是项英另有盘算。
　　有些文章指出，项英有个“三山计划”，即在黄山、天目山、仙霞山一带建立根据地。也有文章争辩，所谓“三山计划”，是当年“军部参谋处第三科（即通信科）在云岭驻地山上建立了一个侦听机构，负责在电波中搜情报，对外称三山办公室”，于是造成了后人的误解。又说这是国民党编造的谎言，“是国民党方面为发动皖南事变推卸责任制造口实的”。
　　在现存的档案中，确实找不到“三山计划”，但是项英有这种设想，是有据可查的。他在1938年6月15日致电毛泽东报告新四军的部署，其中就说，军部和第三支队“准备以太平与泾县、青阳、南陵之间山地为根据地”，“在某情况下，即可派一部队伍到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發展游击战争”。项英在6月23日给陈毅的信中说得更明白：“我们计划在皖南要建立一个根据地，这在战略上非常重要。将来在战争形势变化时，我们即可依靠这一支点向皖南各县发展，以及利用机会争取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故部队不宜全部出动。”
　　项英所说的“某情况下”，“战争形势变化时”，指的应该是日军向南侵犯浙江、江西、福建之时。项英作为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领导皖浙闽赣诸省党的工作，有这种预判是正常的。即使这种预判不准确，也无可非议。项英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经历，总想到山区去打游击，有崇山峻岭作依托心里才踏实，这也可以理解。问题在于，他不仅是预判、设想，而且有实际行动。他株守皖南，要在国民党军环伺、连保长也由国民党委派的皖南建立根据地。他坚持皖南的部队不能调出，身边有了三个主力团还说兵力太少，一再要求江北部队南调，要求从苏南抽调部队到皖南。总之，中共中央为新四军制定的战略方针是东进北上，项英却要加强皖南并为南下浙闽做准备，这不是明摆着背道而驰吗！

四

　　项英没有处理好和叶挺的关系，也是多年争论的一个话题。
　　叶挺是正规军校出来的北伐名将，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此后在海外漂泊十年，已经不是共产党员。项英多年从事工人运动，后来领导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也有两年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他们的经历很不相同，治军理念、工作作风、业余爱好、生活习惯都有所不同，对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中的路线、方针、政策也都有待更多地了解。由他们分任新四军军长和副军长，能不能精诚合作？有迹象表明，中共中央是不很放心的。李一氓赴新四军工作离开延安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找他谈话，认为他和叶挺、项英都熟悉，特地嘱他要做叶项之间的缓冲人。
　　为了把分散在南方八省众多山头的红军游击队组建成新四军，项英和叶挺有过密切的合作。在延安，在武汉，他们对新四军的组建原则、集结办法、重要干部的配备，有过诚恳的商量。他们还发挥各自的长处有所分工：叶挺利用他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声望，为新四军争取编制、经费、军械、交涉集结地点和开进路线，并在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中争取对新四军的支持；项英着重对红军游击队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主张，组织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开进、集结。项英向叶挺介绍了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领导干部和从延安来的主要干部，叶挺对他们分任新四军的重要职务表示赞同和欢迎。叶挺向项英介绍了他动员来的愿为抗日出力的爱国人士，项英对他们参加新四军表示热忱欢迎，对他们的工作都有妥善安排。例如，曾在日本留学但不是共产党员的林植夫当了敌军工作部部长。军需处处长预定是延安来的宋裕和。他在1929年就是红四军经理处处长，当然是合适人选。但叶挺的胞弟叶辅平在北伐战争中任叶挺独立团的经理处处长，也有军需工作经验。项英决定由叶辅平任新四军军需处处长，宋裕和改任副处长。这样的安排，体现了对叶挺的尊重和团结。 　　有一篇文章说：“项英对叶挺是尊重的，对叶穿夹克拿手杖等从没在下面露过不满情绪，为了在生活上照顾叶挺，专门办了小伙房。”
　　这些当然都是尊重，但是，对于满怀抗日救国热情的叶挺，更需要的尊重是让他履行军长的职权，发挥指挥才能，率领新四军英勇机智地打击侵略者。正是这种最需要的尊重，叶挺深感失望。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的指示，项英往往不向叶挺传达。军分会讨论决定新四军的重要行动，叶挺不能参加。新四军参谋处起初在叶挺所住的种墨园办公，后来搬到了项英的住处。
　　新四军刚完成集结，项英就对叶挺不信任了。1938年3月，蒋介石通过第三战区命令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集结以后出南陵，依大茅山脉向芜湖、宣城一带行动。叶挺认为可以执行。项英则认为“不能接受，显系借刀杀人”。他于3月18日致电毛泽东等告状：“我意，由叶办不能具体解决，蒋压迫叶不能反抗，应由党负责直接交涉。”这是想撇开叶挺，由他代表新四军与国民党方面交涉。毛泽东于3月21日复电，同意叶挺的意见：“开经南陵一带亦未为不可。因敌犯长江上游时，南陵一带居于敌人侧后，正好活动。”5月4日，毛泽东又致电项英，强调新四军应到敌后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特地嘱咐：“请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
　　这年6月7日，周恩来等致电中共中央，主张接受叶挺的建议，“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中共中央于6月9日复电同意。这是为了让叶挺能参与领导和决策的变通办法，但这个新四军委员会由项英为主任，叶挺为副主任，未能改变项英决定一切的局面，叶挺的处境大体依旧。
　　8月6日，叶挺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和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项英：“敌攻武汉，形势吃紧，新四军担负京芜东南广大游击区域，为准备应付将来敌人进攻计”，拟亲率一个轻装支队，赴苏南敌后直至苏州、青浦、松江一带，“组织群众武装力量，统一游击区武装领导，加强建立各游击支队”。叶挺的这个打算，仍然未能如愿。前线去不成，在军部又难有作为，叶挺向中共中央长江局表示准备辞去军长职务。10月21日，叶挺以“请假”的名义，离开新四军回家乡广东。
　　为了挽留叶挺，为了改善叶挺和项英的关系，中共中央做了大量工作。既要慰勉叶挺，又要应付蒋介石另派新四军军长的图谋，更要做项英的思想工作。在延安的毛泽东、王稼祥，在重庆的周恩来、叶剑英，在香港的廖承志，电报往来，反复磋商。而项英对此却持不同态度。他在10月23日致电中央军委并告周恩来：“叶之辞职愈坚，本问题无可挽回。目前四军问题应直接由周恩来与蒋解决继任人。以后四军与八路军共同由党直接解决各种问题，才是根本之办法。”项英急盼确定叶挺的继任人，又要求新四军的事情“由党直接解决”，显然不想由叶挺继续当军长。
　　1939年1月8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新四军问题的解决原则是：“共产党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变，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正项副，项实际上是政委。”中共中央于1月10日电复周恩来并告新四军：“新四军问题以争取叶挺回四军工作为原则。共产党对新四军之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之地位与职权。我们提议项多注意新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局工作，而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办。”中共中央同意新四军委员会改为叶正项副，并要求：“在新四军干部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之正确关系。因叶挺工作问题之解决，影响新四军前途及全国同情者对我之态度，关系颇大。”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对正确处理叶项关系的原则、办法、分工和重要作用，都讲得很清楚了。接着，周恩来亲自陪同叶挺从重庆回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周恩来在皖南期间，多次和项英谈话，要他改善同叶挺的关系。经过周恩来的帮助，项英作了自我批评。据李一氓回忆：“周恩来走后，叶项之间开始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但这种状况可能不是真实的，而是互相克制的结果。”
　　有人说，叶挺不习惯政治委员制度，因而叶项矛盾的主要责任在叶挺。李一氓对此斷然否定：“这个理由不是事实。”他说，叶挺在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时历任团长、师长、军长，都有党代表，也就是政治委员。“南昌起义的时候，聂荣臻就是他的党代表，他们合作得很好，不能说叶挺不习惯于政治委员制度。”不同的是，那时叶挺和党代表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之间的问题，可以在党的会议上得到解决”，“叶项之间只有行政关系，只有抗日统一战线的关系，没有党的关系。这就使得两方面之间很难于自处一方面和对待另一方面”。
　　还有人说，项英作为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和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当然要坚持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如果把指挥权交给并非共产党员的叶挺，岂不是党的军权旁落。我想，这大概正是项英内心所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项英有两个错误。
　　一个错误是把叶挺的指挥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了。要知道，叶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组建和指挥了第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他参与领导南昌起义，是人民军队的创始人之一。此时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得知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长，就在南京“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到了延安，叶挺又表示：“愿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蒋介石一再挑拨叶挺和共产党的关系，叶挺始终不为所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都称叶挺为同志，对叶挺表示信任，强调应尊重叶挺在新四军的职权。周恩来到皖南，对项英说得更明白：“叶挺是热爱党的事业的，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不能认为他现在不是党员就不欢迎他。他参加党，不如留在党外对党的工作有利得多。”这就是说，叶挺此时不是共产党员，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这个特定环境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叶挺想要实施的指挥，完全符合中共中央为新四军制定的战略方针。他想亲率新四军江南部队东进，直到上海近郊。他北渡长江，指挥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又根据发展皖东的需要组建第五支队。后来去重庆为第五支队争取编制和经费、弹药，有过一个致毛泽东并告项英的电报，再次申述他对新四军发展方向的意见。这个电报值得多引用几句：“江南新四军目前是处在困难环境中，区域被缩小和隔绝，行动被约束，部队被分散，编制、经费被限制”，“只有坚决而秘密的执行以一部坚持江南现地区，主力向北发展的方针，把工作重心移到江北去，才能保全武装继续发展”。可以说，叶挺衷心拥护和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正是体现了党对新四军的领导。
　　另一个错误是，把党的领导等同于党委书记也就是他项英的领导。党对新四军的领导，首先是党中央的领导，体现为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新四军的贯彻执行。项英不仅不尊重叶挺的军事职权，也并不尊重新四军军分会这个领导集体，往往自己决定一切，而他则对中共中央的方针持有异议，甚至抵制和抗拒。正是项英自己，使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一度脱离了党的正确领导。
　　叶挺难免也有不足，也有缺点。但是回看叶挺和项英的三年共事，他们的关系不和，主要责任在项英。项英对叶挺不信任，是不和的症结所在。项英和叶挺对新四军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意见分歧，加深了不和。
　　（未完待续）（编辑 韩鸿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