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徐瑞华来说，2020年本该是一个日常忙碌的年份。
　　1月1日，他带领的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课题组发布了一项突破性成果，通过抽取几毫升的血液检测血中ctDNA（循环肿瘤DNA）甲基化的标志物就能对结直肠癌进行早诊筛查。相比于目前结直肠癌的主要筛查手段肠镜，这一新方法无创、经济、简便，患者接受度更高。
　　几天后的1月10日，徐瑞华作为第一完成人主持的“消化系统肿瘤分子标志物的发现及临床应用”项目，获得201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该研究成果发表在《柳叶刀·肿瘤》等学术期刊，并写入美国NCCN指南、欧洲ESMO泛亚洲结直肠癌指南等8部国际指南及84本英文经典专著，在全球推广应用。
　　徐瑞华原本预计，接下来将继续带领团队研究ctDNA甲基化标志物在其他消化系统肿瘤中的应用，以及PD-1抗体在胃癌、食管癌等瘤种中的适应症……但疫情的突然暴发，仿佛一个猛刹车，让这些本来“日常”的忙碌变得“异常”。
　　“疫情给我们的肿瘤防治事业，甚至是现有的卫生体系，都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徐瑞华表示，疫情防控早期，因医疗资源向新冠肺炎患者倾斜，很多地方正常的医疗被彻底打乱，这对于肿瘤病人来说非常不利。
　　徐瑞华抛出一组数据，我国目前每年新发恶性肿瘤病例近400万，加上既往正在接受治疗或康复的，如此巨大的病人数量，“如果得不到有效、及时的治疗，后果可想而知”。
　　因此，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肿瘤诊疗服务，把二者有机结合，成为徐瑞华所在的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当下最核心的要务。

“一个都不能少”

　　疫情初期，随着“清零”和“应收尽收”的逐步落实，新冠患者收治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但当资源向新冠肺炎患者倾斜，因疫情而中断放化疗的癌症患者、无法按时透析的尿毒症患者以及无法进行移植白血病患者等特殊群体，他们的正常诊疗需求该如何满足？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简称“中山肿瘤”）是新中国成立最早的四所肿瘤医院之一。2019年底，在世界医疗机构自然指数排行榜上，位列全球癌症中心第五、中国肿瘤专科医院第一，医院诊疗量已突破100万。
　　“每天进入我们医院的人流量过万，其中80%是广州市以外患者。”为了保证“让更多肿瘤患者得到必须的诊疗需要”，中山肿瘤在疫情期间一天都未停诊。而如何防控来院人员交叉感染，保证正常就诊服务？徐瑞华回答：将所有工作提前至院前。
　　1月23日，武汉迎来“封城”时间。当晚，广东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中山肿瘤同时全面启动防控措施，所有诊疗服务开始全部前移并上线。“患者全部要预约才能到院，网上填写一个表格，报告自己及家人既往行动轨迹、确诊或疑似病例接触史等，之后我们在后台通过大数据抓取信息，正常的，给予回执直接进入诊疗系统，异常的，会单独安排诊疗和进一步排查。”徐瑞华介绍，这种方式在健康码推出前发挥了非常大的效用。
　　“多的时候一天需要排查一万多份表格，几百名后勤人员全部在一线做这个工作。”通过院前大量工作的积累，中山肿瘤2月底就已能够恢复既往近70%的诊疗服务，并且确保了医院未发生一例确诊或疑似新冠肺炎病例。
　　值得一提的是，疫情让“云医疗”被大众广泛认知并接受。据国家卫健委规划信息司统计，疫情防控期间，国家卫健委属管医院互联网诊疗比去年同期增长17倍，一些第三方平台互联网诊疗咨询增长20多倍。作为委管委属医院，中山肿瘤“云诊室”在疫情期间的接诊量接近正常门诊量的30%。徐瑞华介绍，3月时“云诊室”一天要接待上千人，病人来这里预约检查、诊断决策、开药等，有效避免了路上来回奔波和可能发生的院内感染。
　　“疫情期间不停诊，我们希望让病人能够尽快得到手术或者放化疗治疗，给这些可能受疫情影响的每一位病人得到生命安全的保障。”徐瑞华表示。而就在刚刚过去的5月，徐瑞华还被评为2020年广东省全国先进工作者。

疫后的思与变

　　疫情防控的经验，为肿瘤防治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徐瑞华指出，疫情当中采取的院前管理、科技创新、互联网医疗等一系列积极措施，也能够用于肿瘤防治体系构建的更新提升。
　　对疫情来说，院前管理将潜在的风险病人“堵在院门口”，不让其进入医院群体当中。对肿瘤防治来说，推广早筛早诊早治（简称“三早”）防控措施，把肿瘤预防的战线前移，是构建我国肿瘤预防控制体系的有效路径。
　　“早期发现肿瘤是改善患者预后的关键。”徐瑞华表示，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5年癌症生存率低的主要原因在于早期病人占比少。因此，要实现“健康中国2030”提出“到2030年，我国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提高15%”，重构肿瘤防控体系，筑牢“三早”很关键。
　　但另一方面，通过全民筛查来提高肿瘤患者早期发现率，对我国现有医疗资源体系仍是一个大挑战。按照美国推荐标准，到了50岁以上人群，每个人都要去做肠镜，而中国50岁人口已有约2.8亿，实际医疗能承担的满负荷做肠镜为两千万人次，远远无法满足。怎样在现有筛查方法基础上提高效率？徐瑞华提到，政府及各级部门的资源投入，大医院、基层医院、社区医院的配合，基层医生的诊疗水平提升等都是亟待解决的一环。

　　科技创新或许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突破口。以徐瑞华领导研发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上消化道癌内镜AI辅助诊断系统（GRAIDS）为例，该系统利用人工智能，对上消化道肿瘤的诊断敏感性可达90%以上，相当于一个顶尖的内镜专家在实时指导内镜检查操作，能够极大提高内镜检查效率和诊断准确率。如果将其推广至基层医院，在有效帮助基层医院内镜医师提高上消化道癌诊断水平的同时，能够帮助显著改善我国上消化道肿瘤的早诊早治水平，促进肿瘤规范化治疗，推动分级诊疗的实现。
　　除此之外，在推动“三早”方面，徐瑞华及团队通过科研创新，创建了23项消化系统肿瘤分子标志物检测新技术，创立了3种分子标志物指导下的个体化治疗新方法;研究成果在全国100多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每年超过10万例消化系统肿瘤患者获益。“下一步我们要建立一个世界顶尖的癌症中心，同时把好的诊疗规范、模式，不断向区域内甚至全国范围内延伸传递，让我國的肿瘤防治成果因我们的努力而改善。”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已经进入了常态化防控阶段。疫情并未结束，基于健康中国背景下的中国肿瘤防控体系构建仍亟待完善。或许如徐瑞华所说，疫情让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医疗卫生体系正在发生变革，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健康中国战略正逐步落实，通过不断的科技创新，尽早实现“高发地区重点癌种早诊率达到55%及以上并持续提高”及“到2030年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提高15%”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