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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扎西桑俄。‘扎西’在藏语里是‘吉祥’，‘扎西桑俄’就是‘好吉祥啊’。我出生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我家在年保玉则山下面的一个牧场，牧场旁边是一个湖，湖的形状很像一只蝴蝶。我住的帐篷就在这个蝴蝶翅膀的一角上……”
这么有趣的自我介绍，一下子强烈地吸引了我。这就是身穿绛红色喇嘛服的居·扎西桑俄。
我喜欢鸟，近年来一直徜徉在中国西部观鸟、拍鸟。我还有另一个身份：北京一个NGO环保组织的媒体顾问。我的任务是发现有意思的保护带头人，并发掘他们的保护故事。
很快，我就把目标“锁定”到了扎西桑俄身上。实际上，比完成“任务”还让人欣喜的是，扎西的兴趣竟然和我惊人的一致。而且，他还多一项——喜欢画鸟。随后几天，我们几乎形影不离，一起拍摄，一起辨识和讨论所见到的每一只鸟。
按照和扎西的约定，4个月后，我和同事吕宾从成都出发，开车走了两天高原山路，直奔扎西的家乡——年保玉则山下蝴蝶状湖泊边上的那个牧场。
这个湖泊在众多旅行手册里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妖女湖。但是，很显然，站在湖边迎接我们的扎西并不认可它：“这个湖现在叫什么我不知道，这几年旅游局把很多湖泊的名字都改了。以前，我们叫它俄措尕玛。它是圣湖，湖里有很多水鸟，赤麻鸭、黑颈鹤，还有各种鸥。小时候，我瞒着大人偷偷去湖里玩，大人知道了会很不高兴。因为湖水很神圣，用手碰湖水都是不对的。”
这次，我和吕宾事先准备了详细的文案，计划以年保玉则区域为背景，拍摄一个关于扎西桑俄的短小纪录片：《鸟语者》。就这样，扎西面对我们的镜头，开始了娓娓的讲述。
扎西说：“扎西的画”就像四川的火锅
13岁时，扎西离开了鄂木措尕玛边上的家园，被送进了40公里外的白玉寺。久治的白玉寺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大寺的子寺，坐落在狭长的谷地达尔塘中，清冽的俄科河在寺前逶迤流转。因为离开了家，离开了湖，离开了那些鸟，扎西并不开心。他说：“我晚上经常梦到它们。”
藏族人的学业很多都是在寺院成就的，扎西也不例外。教导扎西的上师喜欢历史，但他不喜欢学历史，所以扎西觉得自己“学得不太好”——当然，这只是他自谦的说法。14年后，扎西便考取了格西学位，成了“深通佛学经典”的堪布。
14年的求学期间，扎西桑俄对鸟的兴趣有增无减。他还记得第一次远离家乡到查理寺时的“新发现”。白玉寺海拔大约3600米，属于牧区；查理寺的海拔低了500米，有了森林。“这里的鸟跟家乡的鸟完全不一样。”扎西说，“以前，我还以为白玉寺的鸟就是世界上所有的鸟。直到19岁到了查理寺才知道，原来鸟类会有这么多！各个地方会有这么不同！我开始想要看看世界上到底有多少鸟。”
渐渐地，扎西爱鸟的名声流传开来，当地长者说他可能是“麻雀转世的”，大家送给了他一个绰号：“观鸟喇嘛”。在白玉寺周围差不多50公里范围内，人们看到了受伤的鸟儿，会想到送给扎西救治。有的朋友想见他了，就带话来：“发现了好看的鸟儿。”等扎西兴冲冲地奔去，朋友又会逗他：“刚刚飞走了。”大家都知道他喜欢“收集”鸟的故事，所以，总有人主动来找他，想讲故事给他听，还要他请客。为此，扎西不得不制定了一个专门的标准：“从来没听过的好故事，我就请吃饭；一般故事，请喝饮料；听过的故事，我就说，不能请了，不能请了。”
扎西第一次遇到画画的人，是在1985年。那年白玉寺重建，从阿坝请来了两个画家。画家需要人打下手，寺里便派了20多个小喇嘛，15岁的扎西就在其中。画家可能觉得他太小了，让他从磨石头、做颜料开始。于是，差不多整整一个月里，扎西早晚跟着上师读书，白天就去帮画家磨石头。
一天，两个画家终于大功告成了，送给扎西等小帮手每人一根毛笔作为答谢。扎西拿到毛笔依然不肯走。画家问：“你还想要点什么？”
扎西只是在心里回答：“想要画画。”
扎西很感激阿坝的画家。他们不仅仅赠送了毛笔，还教会了扎西做颜料。白玉寺里面有一个老僧人会做纸，他又教会了扎西做纸。渐渐地万事俱备，到17岁，扎西终于开始在纸上画鸟了。他记得自己画的第一只鸟是俄措尕玛湖里的赤麻鸭(黄鸭)，不过那时候画得不是很像。
扎西说：“我觉得，要做事情，‘喜欢’是最重要的。基本上藏区我观察过的393种鸟，我全部画过4次。17岁时画过第一次，但那时画得太夸张了，黄色的地方很黄，红的地方就特别红，就像动画片一样。第二次在四川那边画的，也有很多不对的地方。”第三次画鸟是2001年在西藏林芝。那时扎西已经拥有一个小小的磁带录音机，遇到鸟儿就赶紧录下来自己观察到的特点：嘴巴是什么颜色，翅膀什么颜色，肚子什么颜色，飞起来是什么样子。晚上回到驻地一边听录音一边画，第二天再拿着自己的画去跟鸟实际对比，把需要修改的细节再录下来，回去再改。
喜欢旅行的扎西，每年去拉萨都会住同一个旅馆：吉日旅馆。2003年夏天，他在吉日旅馆看到一个女孩正在看一本很美、很美的关于鸟类的书。扎西开始想办法接近她。她就是深圳观鸟协会的董江天，她在网络上有一个更有号召力的名字：麦茬。这次邂逅对于扎西而言，意义重大。他给麦茬展示了自己厚厚的观鸟笔记和绘画。这个热心的女孩受到了感染，并立刻意识到，扎西需要帮助——他绘制的鸟儿，画风很纯朴，用色很大胆，但是比例有问题。
回到深圳之后，麦茬立刻给扎西邮寄了一大批关于鸟类、观鸟等专业知识的图书、BBC生态影片，还寄来了单、双筒望远镜。2005年夏天，麦茬赶到了白玉寺，陪着扎西观鸟。扎西也因此知道了自己熟悉的鸟儿们在书上的名字。“他的高兴完全溢于言表，他发现自己不孤单，这个世界有这么多人都喜欢鸟！”麦茬回忆说。
在麦茬等“鸟友”的帮助下，扎西的观鸟装备越来越齐全了。到2006年，扎西甚至在姐姐的资助下，得到了一台准专业的照相机。对照观鸟时所拍摄的照片，他又发现自己以前画的鸟“神态不像”了。于是，他第四次给藏区的鸟儿画像。“我曾经在雪地里用脚画过一只像这个院子这么大的鸟，我就知道了画画是靠心的。”扎西总结道。因为从来没有师傅教过扎西画画，他觉得自己的画不是国画，不是水彩，也不是唐卡，他还打了个比喻：“只是‘扎西的画’，就像四川的火锅一样，什么东西都有一点。”
高僧说：这座神山跟我一起变老了
2005年夏天，麦茬和扎西在白玉寺周围观鸟。一个傍晚，一种麻雀大小、貌不惊人的小鸟进入了他们的视线。扎西并没有觉得特别的异样，而麦茬看到它鲜红栗色的背部和红褐色的眼珠时忽然激动起来。
那是一只藏鹀！藏鹀(Emberiza koslowi)在藏语里叫SIXU，直译过来就是天珠鸟、天珠雀。大概它头部羽毛的纹理很像藏族人青睐的天珠。这种雀形目鹀科鹀属的鸟儿属于中国特有，而且分布区域极其狭窄，以至于可以在《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鸟类》查到它的名字。在这之前，在整个中国观鸟界，关于藏鹀的记录寥寥无几。而这一天，他们不仅仅看到了两只藏鹀成鸟，还发现了一只幼鸟。
麦茬深谙藏鹀的价值。回到深圳之后，她帮助扎西向香港观鸟会申请了一笔小额基金，用于藏鹀的调查和保护。这次跨年度的摸底调查为2007年向世界自然基金会濒危动物小额基金申请项目奠定了基础。
扎西认真地进行了保护试验。他发动白玉寺的僧众，尝试了多种保护办法。譬如，猪獾是藏鹀的天敌，经常偷吃鸟蛋。他们就在藏鹀的巢穴周围放几件人穿过的衣服，猪獾怕人，可以吓跑它。但是，过几天衣服上人的味道散掉，猪獾就不怕了。几番尝试之后，他们开始采用最原始的办法：蹲点驻守。在藏鹀的窝附近搭个帐篷，15个人轮番值守了46天。最终，在他们蹲点儿那儿总算保住了一窝，并成功繁育出5只幼鸟。40多天后，小藏鹀长成，在9月份飞走了。
这么有趣的自我介绍，一下子强烈地吸引了我。这就是身穿绛红色喇嘛服的居·扎西桑俄。
我喜欢鸟，近年来一直徜徉在中国西部观鸟、拍鸟。我还有另一个身份：北京一个NGO环保组织的媒体顾问。我的任务是发现有意思的保护带头人，并发掘他们的保护故事。
很快，我就把目标“锁定”到了扎西桑俄身上。实际上，比完成“任务”还让人欣喜的是，扎西的兴趣竟然和我惊人的一致。而且，他还多一项——喜欢画鸟。随后几天，我们几乎形影不离，一起拍摄，一起辨识和讨论所见到的每一只鸟。
按照和扎西的约定，4个月后，我和同事吕宾从成都出发，开车走了两天高原山路，直奔扎西的家乡——年保玉则山下蝴蝶状湖泊边上的那个牧场。
这个湖泊在众多旅行手册里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妖女湖。但是，很显然，站在湖边迎接我们的扎西并不认可它：“这个湖现在叫什么我不知道，这几年旅游局把很多湖泊的名字都改了。以前，我们叫它俄措尕玛。它是圣湖，湖里有很多水鸟，赤麻鸭、黑颈鹤，还有各种鸥。小时候，我瞒着大人偷偷去湖里玩，大人知道了会很不高兴。因为湖水很神圣，用手碰湖水都是不对的。”
这次，我和吕宾事先准备了详细的文案，计划以年保玉则区域为背景，拍摄一个关于扎西桑俄的短小纪录片：《鸟语者》。就这样，扎西面对我们的镜头，开始了娓娓的讲述。
扎西说：“扎西的画”就像四川的火锅
13岁时，扎西离开了鄂木措尕玛边上的家园，被送进了40公里外的白玉寺。久治的白玉寺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大寺的子寺，坐落在狭长的谷地达尔塘中，清冽的俄科河在寺前逶迤流转。因为离开了家，离开了湖，离开了那些鸟，扎西并不开心。他说：“我晚上经常梦到它们。”
藏族人的学业很多都是在寺院成就的，扎西也不例外。教导扎西的上师喜欢历史，但他不喜欢学历史，所以扎西觉得自己“学得不太好”——当然，这只是他自谦的说法。14年后，扎西便考取了格西学位，成了“深通佛学经典”的堪布。
14年的求学期间，扎西桑俄对鸟的兴趣有增无减。他还记得第一次远离家乡到查理寺时的“新发现”。白玉寺海拔大约3600米，属于牧区；查理寺的海拔低了500米，有了森林。“这里的鸟跟家乡的鸟完全不一样。”扎西说，“以前，我还以为白玉寺的鸟就是世界上所有的鸟。直到19岁到了查理寺才知道，原来鸟类会有这么多！各个地方会有这么不同！我开始想要看看世界上到底有多少鸟。”
渐渐地，扎西爱鸟的名声流传开来，当地长者说他可能是“麻雀转世的”，大家送给了他一个绰号：“观鸟喇嘛”。在白玉寺周围差不多50公里范围内，人们看到了受伤的鸟儿，会想到送给扎西救治。有的朋友想见他了，就带话来：“发现了好看的鸟儿。”等扎西兴冲冲地奔去，朋友又会逗他：“刚刚飞走了。”大家都知道他喜欢“收集”鸟的故事，所以，总有人主动来找他，想讲故事给他听，还要他请客。为此，扎西不得不制定了一个专门的标准：“从来没听过的好故事，我就请吃饭；一般故事，请喝饮料；听过的故事，我就说，不能请了，不能请了。”
扎西第一次遇到画画的人，是在1985年。那年白玉寺重建，从阿坝请来了两个画家。画家需要人打下手，寺里便派了20多个小喇嘛，15岁的扎西就在其中。画家可能觉得他太小了，让他从磨石头、做颜料开始。于是，差不多整整一个月里，扎西早晚跟着上师读书，白天就去帮画家磨石头。
一天，两个画家终于大功告成了，送给扎西等小帮手每人一根毛笔作为答谢。扎西拿到毛笔依然不肯走。画家问：“你还想要点什么？”
扎西只是在心里回答：“想要画画。”
扎西很感激阿坝的画家。他们不仅仅赠送了毛笔，还教会了扎西做颜料。白玉寺里面有一个老僧人会做纸，他又教会了扎西做纸。渐渐地万事俱备，到17岁，扎西终于开始在纸上画鸟了。他记得自己画的第一只鸟是俄措尕玛湖里的赤麻鸭(黄鸭)，不过那时候画得不是很像。
扎西说：“我觉得，要做事情，‘喜欢’是最重要的。基本上藏区我观察过的393种鸟，我全部画过4次。17岁时画过第一次，但那时画得太夸张了，黄色的地方很黄，红的地方就特别红，就像动画片一样。第二次在四川那边画的，也有很多不对的地方。”第三次画鸟是2001年在西藏林芝。那时扎西已经拥有一个小小的磁带录音机，遇到鸟儿就赶紧录下来自己观察到的特点：嘴巴是什么颜色，翅膀什么颜色，肚子什么颜色，飞起来是什么样子。晚上回到驻地一边听录音一边画，第二天再拿着自己的画去跟鸟实际对比，把需要修改的细节再录下来，回去再改。
喜欢旅行的扎西，每年去拉萨都会住同一个旅馆：吉日旅馆。2003年夏天，他在吉日旅馆看到一个女孩正在看一本很美、很美的关于鸟类的书。扎西开始想办法接近她。她就是深圳观鸟协会的董江天，她在网络上有一个更有号召力的名字：麦茬。这次邂逅对于扎西而言，意义重大。他给麦茬展示了自己厚厚的观鸟笔记和绘画。这个热心的女孩受到了感染，并立刻意识到，扎西需要帮助——他绘制的鸟儿，画风很纯朴，用色很大胆，但是比例有问题。
回到深圳之后，麦茬立刻给扎西邮寄了一大批关于鸟类、观鸟等专业知识的图书、BBC生态影片，还寄来了单、双筒望远镜。2005年夏天，麦茬赶到了白玉寺，陪着扎西观鸟。扎西也因此知道了自己熟悉的鸟儿们在书上的名字。“他的高兴完全溢于言表，他发现自己不孤单，这个世界有这么多人都喜欢鸟！”麦茬回忆说。
在麦茬等“鸟友”的帮助下，扎西的观鸟装备越来越齐全了。到2006年，扎西甚至在姐姐的资助下，得到了一台准专业的照相机。对照观鸟时所拍摄的照片，他又发现自己以前画的鸟“神态不像”了。于是，他第四次给藏区的鸟儿画像。“我曾经在雪地里用脚画过一只像这个院子这么大的鸟，我就知道了画画是靠心的。”扎西总结道。因为从来没有师傅教过扎西画画，他觉得自己的画不是国画，不是水彩，也不是唐卡，他还打了个比喻：“只是‘扎西的画’，就像四川的火锅一样，什么东西都有一点。”
高僧说：这座神山跟我一起变老了
2005年夏天，麦茬和扎西在白玉寺周围观鸟。一个傍晚，一种麻雀大小、貌不惊人的小鸟进入了他们的视线。扎西并没有觉得特别的异样，而麦茬看到它鲜红栗色的背部和红褐色的眼珠时忽然激动起来。
那是一只藏鹀！藏鹀(Emberiza koslowi)在藏语里叫SIXU，直译过来就是天珠鸟、天珠雀。大概它头部羽毛的纹理很像藏族人青睐的天珠。这种雀形目鹀科鹀属的鸟儿属于中国特有，而且分布区域极其狭窄，以至于可以在《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鸟类》查到它的名字。在这之前，在整个中国观鸟界，关于藏鹀的记录寥寥无几。而这一天，他们不仅仅看到了两只藏鹀成鸟，还发现了一只幼鸟。
麦茬深谙藏鹀的价值。回到深圳之后，她帮助扎西向香港观鸟会申请了一笔小额基金，用于藏鹀的调查和保护。这次跨年度的摸底调查为2007年向世界自然基金会濒危动物小额基金申请项目奠定了基础。
扎西认真地进行了保护试验。他发动白玉寺的僧众，尝试了多种保护办法。譬如，猪獾是藏鹀的天敌，经常偷吃鸟蛋。他们就在藏鹀的巢穴周围放几件人穿过的衣服，猪獾怕人，可以吓跑它。但是，过几天衣服上人的味道散掉，猪獾就不怕了。几番尝试之后，他们开始采用最原始的办法：蹲点驻守。在藏鹀的窝附近搭个帐篷，15个人轮番值守了46天。最终，在他们蹲点儿那儿总算保住了一窝，并成功繁育出5只幼鸟。40多天后，小藏鹀长成，在9月份飞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