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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二十多年苏俄民主政治的演进呈现一种在外交上先亲西方、后与之疏远，国内政治先民主、而后又趋于保守化的循环。历史的制约决定了当代俄罗斯民主政治既不可能太过于遵从西方民主，但也不会过于回归前苏联的旧制。在当下的发展进程中，俄罗斯民众还是倾向于选择带有威权主义色彩的政治强人普京，在实现强国目标的同时，创造性地探索属于俄罗斯自己的民主之路。
关键词 普京 俄罗斯 民主政治 政治强人
当代对于民主政治问题的讨论，离不开一个重要国家，那就是俄罗斯。近一百多年世界政治的发展进程始终与俄罗斯人关于民主问题的理念与实践息息相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政策，一度使人们对于苏联民主的前景寄予极大的希望。但是，此后苏联的崩溃和90年代的艰难转型又使人们对于前计划体制的转型产生了极度的悲观。一直到普京的出现，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发展峰回路转，似乎出现了国力的重新回升，但是围绕着俄罗斯民主政治的取向，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社会都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关俄罗斯民主问题的讨论，不光是关乎从线性视角判断，俄罗斯政治发展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而且，还关乎“普适性”和“多样性”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①
俄罗斯的独特政治逻辑
回顾最近二十多年来的苏俄政治历史，可以发现一个非常独特而又重复出现的逻辑。那就是，无论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还是普京担任最高领导人期间的俄罗斯，都曾经重复出现过每一任在上台之初向西方开放和接近，但是到每一任的结尾时与西方疏远乃至于抗衡的格局。
戈尔巴乔夫是以其弘扬全人类价值的“国际政治新思维”打开与西方关系的，但是，到他任期末了，在苏联面临解体和深重危机的情状之下，西方不愿出手相救。对此，俄罗斯人一反改革以来对于西方的好感，甚而以此见恨于西方。
1992年叶利钦上任时对西方一边倒的政策获得了西方的支持。但是到90年代末叶利钦下台前夕，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已经面临着科索沃战争的危局。
新世纪初普京上任之时，高举“重返欧洲”的大旗；同时，恰逢“9·11事件”发生，普京在中亚主动让开两厢，同意美国军队进入这个前苏联从未对西方开放过的势力范围。但是，到2008年普京第二个任期结束，由其搭档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期间，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突出表征乃是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的一场战争。
如果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在这周期性变化之中，还几乎同时出现了一个国内政治取向的变迁，那就是每一位政治领导人的任期之内，都呈现先倾向于民主开放，后来又转向政治保守化的趋势。
在戈尔巴乔夫当政之初，积极推行民主化与“公开性”，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时之美谈和仿效对象。但是，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晚期，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曾经主张民主与改革政策的领导人正在谋求由一个人独自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总统的职务，早年一起主张推行改革政策的政治精英也在此时从戈尔巴乔夫身边逐个离去。
叶利钦执政初期着力于打破苏联旧体制，建立市场经济，认同西方民主价值，目标是先民富而后国强，这当然就是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但是叶利钦的激进冒险失败，大国地位迅速陨落，休克转型又使民众备受煎熬，开放政治系统逐渐转为“家族”、“寡头政治”。民意由此迅速转向平民主义，甚至开始怀念旧体制。
2000年， 普京上台后，强调“人民团结”和强国路线，同时，也遵奉了自由主义的宽松和开放政策。此后，精英阶层逐渐趋于分化，一方面是延续上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路线的右翼势力；另一方面是围绕普京中派主义政治的精英阶层。转折点发生在2003年，普京在三条线推进治理：惩处石油寡头，开始收拢地方势力，反对美国发起伊拉克战争。右翼精英对普京的抨击由此开始，一直到2012年秋天以后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出现。但是，与此同时，更主流的俄罗斯民意还是倾向于普京的保守主义政治路线。
可见，近二十多年苏俄民主政治的演进是走过了三个圆圈。每一个圆圈都几乎与每一位政治领袖人物的任期相伴始终：在外交上先亲西方、后与之疏远的同时，乃是国内政治的先民主、而后又趋于保守化的这样一种循环，周而复始。
作为背景的俄国现代化进程
俄罗斯转型进程中为什么出现了这样奇特而又鲜明的政治循环过程呢？原因是多方面的。苏俄式独特的现代化进程可能是其中一个主要的背景。从18世纪初到1991年这几百年的俄国历史，曾被称为“世界历史上的俄国瞬间”。
俄罗斯现代化的第一个高峰发生在18世纪初以后的彼得大帝至叶卡捷琳娜时期，在这两位强人的光环之下，俄罗斯实行开明专制，面向欧洲，跨入现代化进程，俄国由此疆域扩大、国力增长，成为打败瑞典等列强的欧洲大国。
第二个高峰发生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1861年改革是当下受到高度关注的一次自由主义导向的改革，使俄国经济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走上迅速发展的道路，尔后的文化与政治也出现了创新和突破。但是，这一次改革的政治依托依然是政治集权的专制主义政体。
第三个高峰是苏联时期，以反西方的中央集权方式推动现代化，又一次打败列强，取得二战胜利，然后和美国平起平坐。俄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辉煌，从国家强大的角度，实现了一个民族的理想，但与此同时，国家的能量也趋于耗尽，社会的紧张度达到极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和生物体一样，有它的生命周期。1991年的解体表明，它超出生命能量的限度，已经用到极致，不可能再像早年那样通过强权聚集全社会的优势资源。②
概括地讲，俄罗斯以前三个现代化周期尽管付出了沉重代价，人民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但毕竟使得原来的莫斯科公国成为雄踞一方的欧洲大国；到社会主义时期更曾经让世界耳目一新，以这样一个反西方形象出现，以一个反其道行之的独特方式推动现代化，居然也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超级大国。这种历史记忆在老百姓心目中难以泯灭，投射于普京身上，他就成为了强大国家的化身。 尽管苏联体制曾给百姓带来相对稳定、虚幻和真实并存的大国国民地位，但民众对旧体制的缺乏活力和在东西方对抗中的落败也非常清楚，知识精英对过时意识形态的批判有着巨大影响力。从政治继承的角度而言，作为形式上继承苏共的俄共，观念难有更新。虽然90年代晚期在一片凋敝的形势之下，俄共甚至一度具有执政前景，但是，在新世纪以后一个相对不那么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文化氛围下，较多民众还是倾向于选择具有威权主义色彩、但意识形态中性的普京。
在这二三十年中迅速形成的俄罗斯精英阶层与中国的精英阶层同中有异。相比之下，中国的新精英较多起于民间与草根，而俄国的新精英则较多来自前苏联的传统精英，比如，共青团组织、国家强力部门、官僚系统，包括知识精英。与一般人们所认为的中国的转型相对比较稳健，而俄罗斯的转型相对较为激进的判断可能有所不同，从逻辑上说，这一格局使得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实际上有可能比中国保持更多的连续性，换言之，转型之前苏俄的社会保守方面可能更多地得以维持。另一方面，俄国精英在整个社会运作中起着关键作用，也比较倾向于民主自由主义，然而，这部分人始终是少数。大部分民众仍然没有从依赖国家支持的历史记忆中走出，依然既倾向于主张各阶层的平等，又仰仗于威权政治的统辖。这是俄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来自社会学的知识背景。
俄罗斯的威权主义：过渡形态还是长期趋势？
从一般学理上讲，威权主义有别于极权主义，也不是自由民主主义，当然，也有别于拉美民粹主义。笔者认为普京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威权主义”③，虽然他本人并不完全认同。
一般而言，西方学界认为威权主义政治的特点为：其一是非意识形态化；其二，威权体制一般具有一党主导的多党体制；其三，舆论有一定自由度，但一切都在调控之下；最后，是经济上的平民主义措施。
普京的“威权主义”特殊之处在于，第一，对欧洲价值观的诉求，他曾经多次表白说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但普京在2008年也说过自己是保守主义者，这是指对传统价值、国家、宗教、家庭的信奉。第二，存有弹性的威权。虽然强调稳定、安全、发展是第一要务，但当2012年底出现民情波动，普京还是根据情况作出了调整。他最近强调了要实现中产阶级的利益，要进一步推动政治改革。兹罗平说，普京实际上既非自由主义、又非保守主义；既不左、又不右；普京就是普京，这就为他在一个国情异常复杂多样大国的执政留下了空间。
在笔者看来，除了欧美现代民主之路，对于多数国家来说，特别是就转型阶段的国家而言，契合于本国发展水平的开明柔性的“威权体制”相当普遍。亨廷顿说过，“西方”是唯一的，并非普世的，他意图强调的就是“西方”道路不是可以被简单复制的。非欧美国家在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无论拉美、东亚，甚至二战后初期出现过民主治理的国家，比如说韩国，到了20世纪60年代还是回到威权体制，中国台湾、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都有这个威权主义的阶段。因此不能把它简单说成独裁，要作区分。
区别于独裁者，普京是个转型期的过渡人物。有人推测，普京很可能再干一届，但不会一做就是四十几年。因为俄国虽然有崇尚强人政治的传统，但另一方面，四百年来深深浸染在欧洲自由价值观的熏陶下，自由知识分子始终是它精英的主导方面。一定条件下，反对派声音之强大，前一段也已经看见。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制约，规定了当代条件下俄国政治发展的某种区间，也即既不可能太过于遵从西方民主，但是也不会过于回归前苏联的旧制。
尽管人们把普京归入“威权主义者”的类型，不光这一说法本身带有浓重的西方学术界定的痕迹，似乎还有余地找出一个更能说明普京现象的合适范畴；而普京对于民主问题也有着自己的界定，他不太认同使用“威权主义”的说法来描画他主政时期的俄罗斯政治。其一，他认为，我们不追求有俄国特色的民主，尊重世界自由民主发展的普遍规则，但是这些普遍规则在俄国如何实施，要根据具体条件而定。其二，普京经常反驳道，俄罗斯怎么不民主？我作为总统是全民直选产生，美国总统还是间接选举的。笔者本人还曾经亲耳听过普京两次当面反驳西方学者对自己和梅德韦杰夫之间政治“协商”的批评。他说，布莱尔和布朗不也是经过协商而换马的吗？其三，有一次，普京谈起他对于“主权民主”理论问题的理解。他认为，主权主外，而民主事内，两者到底是何关系，还值得探讨。这里反映出俄国威权主义并不急于成型，而是带有很大的探索性。④
尽管普京对于民主有着自己的一系列想法，但是形势往往比人强。所以，面对潮流变化，梅德韦杰夫作为普京参选的提名者，在与反对派对话中还是确认了要对第三次参加总统选举作出宪政限制这一问题进行讨论。问题在于，普京确实曾经期望，“你们给我二十年，我还你们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这有其客观逻辑：像俄罗斯这样庞大经济转型过程，特别要改变能源依附模式；包括普京最近特别强调的将对远东、西伯利亚的重新开发；还包括俄罗斯有可能在较长时期中不存在外来的严重安全威胁，使其有可能安心国内建设等这些条件的出现，意味着俄罗斯人比较倾向于通过一段较长时间的稳定，来取得发展的机会。这些客观需求和条件意味着一个有弹性的、比较理性取向的威权制度还可能会延续。如果普京能动员民众，协调各方利益，专注于国内事务，俄国是有很大机会的。
俄罗斯民主政治的未来发展
笔者不认为俄国的民主在6到8年之内马上就能变成北欧或者西欧那样。俄罗斯在这样一个传统包袱之下，要从一种政治力量独大回归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多元开放、多党竞争的局面还不太可能。但是，在上述发展预期的激励之下，包括在二十多年转型中艰难成长的中产阶级推动之下，各种利益关系有可能得到调整，法律制度还是有可能会被改善，知识精英和年轻人对舆论空间的需求，都会使得普京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在普京还身强力壮，对自己的政治抱负还满怀信心的前提之下，笔者认为这种心态也可能为普京提供理性决策的空间。但是，他会比较慎重。
从理论上说，发展与稳定、民主和经济增长这些基本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至少在中、短时段上，还是不那么确定的。也即，在某一些时段，经济发展依然有可能不催生民主，而民主反过来也不一定支持经济增长。但是，从较长时段看，在现代化进程的相互影响之下，对于先进制度的学习与选择、改革与创新还是为民主政治的出现提供了广大的空间。这是观察俄国政治的一个理论背景。⑤ 即使在西方，也不能将民主和强国路线截然对立，比如说，美国当然是在民主制度下的大国和强国，但是美国的既强大又民主，的确是有着一些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条件的。至于非欧美世界，它能否实现既强国又民主这样的抱负？如果都要以美国标准来衡量非欧美世界，在笔者看来，在可见的中短时期之内很难做到。
对非欧美国家来说，民主的发展非常可能和强国不同步，某个阶段强调国家的强大，等国家强大到一定水平，它给民主提供一个发展的空间；但到民主发展到一个临界点了，又会追求强国目标，就这样在强国和民主诉求之间循环往复。甚至，这还只是一种假设中的乐观主义的逻辑，而经常出现的实际情况往往是以强国意识形态来动员和调度民众，但是，在民众的政治情绪高扬起来之后，所获得的结果往往是既不民主、也不强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中，人们看到了太多初创的体制根本无法包容被动员起来的民众激情和诉求这样的一类事实。
如果说，欧美在民主和强国之间相对均衡、较为同步发展的话，那么，在非欧美国家，民主和强国这两个目标的实现可能不那么均衡和同步，但是，这两者始终是紧密相关的。比如说，普京时代可能就是将强国这个目标放到较之民主更为优先的地位之上。
政治强人与一般的现代民主进程
在丘吉尔、罗斯福等老一辈政治家离开历史舞台之后，西方世界已经太多年没有出现过政治强人的身影了，晚近的三、四十年中，出了撒切尔夫人，却颇具争议。敢问，没有政治强人是现代民主之福吗？
答案可能取决于在何种情况下来考察这一命题。正常状态下，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可能是肯定的。日本首相一年换一次，少了谁都没关系，社会照样运转。所以，强人对这些稳定的民主社会来说，不是一个必备的要素。但是，能否说欧美社会今后就再也不会出现政治强人了，这很难说。
在民主社会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还是需要政治强人的。比如，撒切尔夫人。当遇见“英国病”挑战之时，是她推动了私有化，才使得西方世界70年代晚期之后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她是一个引导潮流变化的强人。同时，她也下决心打马岛之战。当时的外交大臣不愿意打，就被“铁娘子”立即撤职。这在现代英国史上也是罕见现象，这就是铁腕。铁腕，是要经过战争和改变潮流这两项考验才名副其实。
现在的世界性危机除了金融体制方面的弊病之外，根本上是一个民主制度自我更新的问题。比如，福山的观念就是，民主自由当然是一个要坚定追求的目标。问题是民主制度形成之后，在每一个具体历史阶段如何执行，碰到问题之后如何调整，即使在欧美历史上，也是要通过各种历史的偶然性而得以实现的。也就是说，不是民主自由的体制设定了以后就一了百了，而是通过每一历史环节的偶然性机会使之得以完善。因为当年有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些强人，才使得民主制度在危机时期能够得到完善和调整。西方尚且如此，何况转型国家。⑥
福山的观念实际上是对现状的一种批评。民主体制建立以后，它的调适过程中还会发生危机。民主的延续要靠人，不能过分迷信制度，制度还是外在的，否则历史就真地终结了。目前这种情况下，要能够超越利益集团的限制、两党的限制，闯出一条新路，使民主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这个意义上，“普京”这个符号不仅对俄国有意义。俄国现象之特殊性就在于，它是在非欧美社会的界面上，对西方最全面的学习而又反叛，同时，也体现了在非常时刻，受到过民主洗礼的民众却反过来表现出对于强力政治人物的期盼。
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上的“俄国瞬间”已经过去，但是，一个新的“俄罗斯瞬间”似乎又在涌动孕育之中。这并不是说，俄罗斯似乎就又会卷土重来，领导世界潮流，无论就其经济、政治的体量，以及文化的认同度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所谓的新的俄罗斯现象的要义在于，在一个多样化、多元化社会进程之下，民主政治的推进，一定是有着更为丰富多彩的样式与路径，包括在一定条件之下还会要以所谓“有弹性的”威权政治作为载体。
本文想说明的是，在没有亚里士多德式思辨传统的流风余韵，没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熏陶，也没有工业革命和民族国家体系所带来的规范设置，等等，这一系列独特的历史条件存在的情况之下，任何非西方社会的民主进程都会遭逢极其巨大的困境和挫折。但是，一个孕育着未来希望的东方或者半东方社会，难道不应该以既是破解而又要善用自己历史积累的创造性方式，为民主政治的发展作出自己更多的贡献？
注释
2013年4月20至21日全国俄罗斯哲学学会研讨会上，本人在开幕致辞中表达了这一看法。
[俄]A.A.高尔斯基：“米洛夫关于俄国历史发展问题的范畴”，《俄国历史进程的特征：纪念米洛夫院士论文集》（俄文版），政治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56～61页。
在俄罗斯，使用“威权主义”的范畴或者“柔性威权主义”的范畴描述普京政治现象的，可见于2011年瓦尔代论坛的年度报告。该报告主要是在俄罗斯学者谢尔盖·卡拉加诺夫的主导下进行。
以上所引普京总统关于俄罗斯民主的提法，均采用作者本人在瓦尔代会议上聆听普京本人发言的记录。
有关2012年以来俄罗斯政治发展的当前进程的具体描述，可见《俄罗斯研究》杂志，2012年以来的相关各期中本人和同事们有关这一问题的具体阐述。
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Part V： Toward A Theory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NY， 2011， P.437-484.
责 编∕马冰莹
The Unique Logic of Authoritarianism in Context of a Political Strongman --Debate over Putin and the Future of Russian Democracy
Feng Shaolei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the approximately 20 years of Russian democratic politics shows a trajectory of initially adopting a pro-Western diplomatic policy and then alienating the West and of first promoting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then returning to conservatism. The historical restriction determines that the contemporary Russian democracy can not follow too closely the Western model and will never return to the former Soviet system， either. In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Russian people still tend to favor Putin， the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strongman. They will creatively explore Russia’s own road to democracy while trying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trengthening their country.
Keywords： Putin， Russia， democratic politics， political strongman
【作者简介】
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导，国际关系和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方向：俄罗斯政治、外交、社会转型、大国关系、国际政治理论等。
主要著作：《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年以来的俄罗斯》、《转型时代丛书》等。
关键词 普京 俄罗斯 民主政治 政治强人
当代对于民主政治问题的讨论，离不开一个重要国家，那就是俄罗斯。近一百多年世界政治的发展进程始终与俄罗斯人关于民主问题的理念与实践息息相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政策，一度使人们对于苏联民主的前景寄予极大的希望。但是，此后苏联的崩溃和90年代的艰难转型又使人们对于前计划体制的转型产生了极度的悲观。一直到普京的出现，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发展峰回路转，似乎出现了国力的重新回升，但是围绕着俄罗斯民主政治的取向，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社会都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关俄罗斯民主问题的讨论，不光是关乎从线性视角判断，俄罗斯政治发展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而且，还关乎“普适性”和“多样性”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①
俄罗斯的独特政治逻辑
回顾最近二十多年来的苏俄政治历史，可以发现一个非常独特而又重复出现的逻辑。那就是，无论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还是普京担任最高领导人期间的俄罗斯，都曾经重复出现过每一任在上台之初向西方开放和接近，但是到每一任的结尾时与西方疏远乃至于抗衡的格局。
戈尔巴乔夫是以其弘扬全人类价值的“国际政治新思维”打开与西方关系的，但是，到他任期末了，在苏联面临解体和深重危机的情状之下，西方不愿出手相救。对此，俄罗斯人一反改革以来对于西方的好感，甚而以此见恨于西方。
1992年叶利钦上任时对西方一边倒的政策获得了西方的支持。但是到90年代末叶利钦下台前夕，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已经面临着科索沃战争的危局。
新世纪初普京上任之时，高举“重返欧洲”的大旗；同时，恰逢“9·11事件”发生，普京在中亚主动让开两厢，同意美国军队进入这个前苏联从未对西方开放过的势力范围。但是，到2008年普京第二个任期结束，由其搭档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期间，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突出表征乃是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的一场战争。
如果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在这周期性变化之中，还几乎同时出现了一个国内政治取向的变迁，那就是每一位政治领导人的任期之内，都呈现先倾向于民主开放，后来又转向政治保守化的趋势。
在戈尔巴乔夫当政之初，积极推行民主化与“公开性”，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时之美谈和仿效对象。但是，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晚期，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曾经主张民主与改革政策的领导人正在谋求由一个人独自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总统的职务，早年一起主张推行改革政策的政治精英也在此时从戈尔巴乔夫身边逐个离去。
叶利钦执政初期着力于打破苏联旧体制，建立市场经济，认同西方民主价值，目标是先民富而后国强，这当然就是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但是叶利钦的激进冒险失败，大国地位迅速陨落，休克转型又使民众备受煎熬，开放政治系统逐渐转为“家族”、“寡头政治”。民意由此迅速转向平民主义，甚至开始怀念旧体制。
2000年， 普京上台后，强调“人民团结”和强国路线，同时，也遵奉了自由主义的宽松和开放政策。此后，精英阶层逐渐趋于分化，一方面是延续上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路线的右翼势力；另一方面是围绕普京中派主义政治的精英阶层。转折点发生在2003年，普京在三条线推进治理：惩处石油寡头，开始收拢地方势力，反对美国发起伊拉克战争。右翼精英对普京的抨击由此开始，一直到2012年秋天以后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出现。但是，与此同时，更主流的俄罗斯民意还是倾向于普京的保守主义政治路线。
可见，近二十多年苏俄民主政治的演进是走过了三个圆圈。每一个圆圈都几乎与每一位政治领袖人物的任期相伴始终：在外交上先亲西方、后与之疏远的同时，乃是国内政治的先民主、而后又趋于保守化的这样一种循环，周而复始。
作为背景的俄国现代化进程
俄罗斯转型进程中为什么出现了这样奇特而又鲜明的政治循环过程呢？原因是多方面的。苏俄式独特的现代化进程可能是其中一个主要的背景。从18世纪初到1991年这几百年的俄国历史，曾被称为“世界历史上的俄国瞬间”。
俄罗斯现代化的第一个高峰发生在18世纪初以后的彼得大帝至叶卡捷琳娜时期，在这两位强人的光环之下，俄罗斯实行开明专制，面向欧洲，跨入现代化进程，俄国由此疆域扩大、国力增长，成为打败瑞典等列强的欧洲大国。
第二个高峰发生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1861年改革是当下受到高度关注的一次自由主义导向的改革，使俄国经济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走上迅速发展的道路，尔后的文化与政治也出现了创新和突破。但是，这一次改革的政治依托依然是政治集权的专制主义政体。
第三个高峰是苏联时期，以反西方的中央集权方式推动现代化，又一次打败列强，取得二战胜利，然后和美国平起平坐。俄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辉煌，从国家强大的角度，实现了一个民族的理想，但与此同时，国家的能量也趋于耗尽，社会的紧张度达到极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和生物体一样，有它的生命周期。1991年的解体表明，它超出生命能量的限度，已经用到极致，不可能再像早年那样通过强权聚集全社会的优势资源。②
概括地讲，俄罗斯以前三个现代化周期尽管付出了沉重代价，人民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但毕竟使得原来的莫斯科公国成为雄踞一方的欧洲大国；到社会主义时期更曾经让世界耳目一新，以这样一个反西方形象出现，以一个反其道行之的独特方式推动现代化，居然也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超级大国。这种历史记忆在老百姓心目中难以泯灭，投射于普京身上，他就成为了强大国家的化身。 尽管苏联体制曾给百姓带来相对稳定、虚幻和真实并存的大国国民地位，但民众对旧体制的缺乏活力和在东西方对抗中的落败也非常清楚，知识精英对过时意识形态的批判有着巨大影响力。从政治继承的角度而言，作为形式上继承苏共的俄共，观念难有更新。虽然90年代晚期在一片凋敝的形势之下，俄共甚至一度具有执政前景，但是，在新世纪以后一个相对不那么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文化氛围下，较多民众还是倾向于选择具有威权主义色彩、但意识形态中性的普京。
在这二三十年中迅速形成的俄罗斯精英阶层与中国的精英阶层同中有异。相比之下，中国的新精英较多起于民间与草根，而俄国的新精英则较多来自前苏联的传统精英，比如，共青团组织、国家强力部门、官僚系统，包括知识精英。与一般人们所认为的中国的转型相对比较稳健，而俄罗斯的转型相对较为激进的判断可能有所不同，从逻辑上说，这一格局使得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实际上有可能比中国保持更多的连续性，换言之，转型之前苏俄的社会保守方面可能更多地得以维持。另一方面，俄国精英在整个社会运作中起着关键作用，也比较倾向于民主自由主义，然而，这部分人始终是少数。大部分民众仍然没有从依赖国家支持的历史记忆中走出，依然既倾向于主张各阶层的平等，又仰仗于威权政治的统辖。这是俄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来自社会学的知识背景。
俄罗斯的威权主义：过渡形态还是长期趋势？
从一般学理上讲，威权主义有别于极权主义，也不是自由民主主义，当然，也有别于拉美民粹主义。笔者认为普京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威权主义”③，虽然他本人并不完全认同。
一般而言，西方学界认为威权主义政治的特点为：其一是非意识形态化；其二，威权体制一般具有一党主导的多党体制；其三，舆论有一定自由度，但一切都在调控之下；最后，是经济上的平民主义措施。
普京的“威权主义”特殊之处在于，第一，对欧洲价值观的诉求，他曾经多次表白说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但普京在2008年也说过自己是保守主义者，这是指对传统价值、国家、宗教、家庭的信奉。第二，存有弹性的威权。虽然强调稳定、安全、发展是第一要务，但当2012年底出现民情波动，普京还是根据情况作出了调整。他最近强调了要实现中产阶级的利益，要进一步推动政治改革。兹罗平说，普京实际上既非自由主义、又非保守主义；既不左、又不右；普京就是普京，这就为他在一个国情异常复杂多样大国的执政留下了空间。
在笔者看来，除了欧美现代民主之路，对于多数国家来说，特别是就转型阶段的国家而言，契合于本国发展水平的开明柔性的“威权体制”相当普遍。亨廷顿说过，“西方”是唯一的，并非普世的，他意图强调的就是“西方”道路不是可以被简单复制的。非欧美国家在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无论拉美、东亚，甚至二战后初期出现过民主治理的国家，比如说韩国，到了20世纪60年代还是回到威权体制，中国台湾、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都有这个威权主义的阶段。因此不能把它简单说成独裁，要作区分。
区别于独裁者，普京是个转型期的过渡人物。有人推测，普京很可能再干一届，但不会一做就是四十几年。因为俄国虽然有崇尚强人政治的传统，但另一方面，四百年来深深浸染在欧洲自由价值观的熏陶下，自由知识分子始终是它精英的主导方面。一定条件下，反对派声音之强大，前一段也已经看见。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制约，规定了当代条件下俄国政治发展的某种区间，也即既不可能太过于遵从西方民主，但是也不会过于回归前苏联的旧制。
尽管人们把普京归入“威权主义者”的类型，不光这一说法本身带有浓重的西方学术界定的痕迹，似乎还有余地找出一个更能说明普京现象的合适范畴；而普京对于民主问题也有着自己的界定，他不太认同使用“威权主义”的说法来描画他主政时期的俄罗斯政治。其一，他认为，我们不追求有俄国特色的民主，尊重世界自由民主发展的普遍规则，但是这些普遍规则在俄国如何实施，要根据具体条件而定。其二，普京经常反驳道，俄罗斯怎么不民主？我作为总统是全民直选产生，美国总统还是间接选举的。笔者本人还曾经亲耳听过普京两次当面反驳西方学者对自己和梅德韦杰夫之间政治“协商”的批评。他说，布莱尔和布朗不也是经过协商而换马的吗？其三，有一次，普京谈起他对于“主权民主”理论问题的理解。他认为，主权主外，而民主事内，两者到底是何关系，还值得探讨。这里反映出俄国威权主义并不急于成型，而是带有很大的探索性。④
尽管普京对于民主有着自己的一系列想法，但是形势往往比人强。所以，面对潮流变化，梅德韦杰夫作为普京参选的提名者，在与反对派对话中还是确认了要对第三次参加总统选举作出宪政限制这一问题进行讨论。问题在于，普京确实曾经期望，“你们给我二十年，我还你们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这有其客观逻辑：像俄罗斯这样庞大经济转型过程，特别要改变能源依附模式；包括普京最近特别强调的将对远东、西伯利亚的重新开发；还包括俄罗斯有可能在较长时期中不存在外来的严重安全威胁，使其有可能安心国内建设等这些条件的出现，意味着俄罗斯人比较倾向于通过一段较长时间的稳定，来取得发展的机会。这些客观需求和条件意味着一个有弹性的、比较理性取向的威权制度还可能会延续。如果普京能动员民众，协调各方利益，专注于国内事务，俄国是有很大机会的。
俄罗斯民主政治的未来发展
笔者不认为俄国的民主在6到8年之内马上就能变成北欧或者西欧那样。俄罗斯在这样一个传统包袱之下，要从一种政治力量独大回归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多元开放、多党竞争的局面还不太可能。但是，在上述发展预期的激励之下，包括在二十多年转型中艰难成长的中产阶级推动之下，各种利益关系有可能得到调整，法律制度还是有可能会被改善，知识精英和年轻人对舆论空间的需求，都会使得普京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在普京还身强力壮，对自己的政治抱负还满怀信心的前提之下，笔者认为这种心态也可能为普京提供理性决策的空间。但是，他会比较慎重。
从理论上说，发展与稳定、民主和经济增长这些基本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至少在中、短时段上，还是不那么确定的。也即，在某一些时段，经济发展依然有可能不催生民主，而民主反过来也不一定支持经济增长。但是，从较长时段看，在现代化进程的相互影响之下，对于先进制度的学习与选择、改革与创新还是为民主政治的出现提供了广大的空间。这是观察俄国政治的一个理论背景。⑤ 即使在西方，也不能将民主和强国路线截然对立，比如说，美国当然是在民主制度下的大国和强国，但是美国的既强大又民主，的确是有着一些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条件的。至于非欧美世界，它能否实现既强国又民主这样的抱负？如果都要以美国标准来衡量非欧美世界，在笔者看来，在可见的中短时期之内很难做到。
对非欧美国家来说，民主的发展非常可能和强国不同步，某个阶段强调国家的强大，等国家强大到一定水平，它给民主提供一个发展的空间；但到民主发展到一个临界点了，又会追求强国目标，就这样在强国和民主诉求之间循环往复。甚至，这还只是一种假设中的乐观主义的逻辑，而经常出现的实际情况往往是以强国意识形态来动员和调度民众，但是，在民众的政治情绪高扬起来之后，所获得的结果往往是既不民主、也不强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中，人们看到了太多初创的体制根本无法包容被动员起来的民众激情和诉求这样的一类事实。
如果说，欧美在民主和强国之间相对均衡、较为同步发展的话，那么，在非欧美国家，民主和强国这两个目标的实现可能不那么均衡和同步，但是，这两者始终是紧密相关的。比如说，普京时代可能就是将强国这个目标放到较之民主更为优先的地位之上。
政治强人与一般的现代民主进程
在丘吉尔、罗斯福等老一辈政治家离开历史舞台之后，西方世界已经太多年没有出现过政治强人的身影了，晚近的三、四十年中，出了撒切尔夫人，却颇具争议。敢问，没有政治强人是现代民主之福吗？
答案可能取决于在何种情况下来考察这一命题。正常状态下，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可能是肯定的。日本首相一年换一次，少了谁都没关系，社会照样运转。所以，强人对这些稳定的民主社会来说，不是一个必备的要素。但是，能否说欧美社会今后就再也不会出现政治强人了，这很难说。
在民主社会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还是需要政治强人的。比如，撒切尔夫人。当遇见“英国病”挑战之时，是她推动了私有化，才使得西方世界70年代晚期之后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她是一个引导潮流变化的强人。同时，她也下决心打马岛之战。当时的外交大臣不愿意打，就被“铁娘子”立即撤职。这在现代英国史上也是罕见现象，这就是铁腕。铁腕，是要经过战争和改变潮流这两项考验才名副其实。
现在的世界性危机除了金融体制方面的弊病之外，根本上是一个民主制度自我更新的问题。比如，福山的观念就是，民主自由当然是一个要坚定追求的目标。问题是民主制度形成之后，在每一个具体历史阶段如何执行，碰到问题之后如何调整，即使在欧美历史上，也是要通过各种历史的偶然性而得以实现的。也就是说，不是民主自由的体制设定了以后就一了百了，而是通过每一历史环节的偶然性机会使之得以完善。因为当年有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些强人，才使得民主制度在危机时期能够得到完善和调整。西方尚且如此，何况转型国家。⑥
福山的观念实际上是对现状的一种批评。民主体制建立以后，它的调适过程中还会发生危机。民主的延续要靠人，不能过分迷信制度，制度还是外在的，否则历史就真地终结了。目前这种情况下，要能够超越利益集团的限制、两党的限制，闯出一条新路，使民主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这个意义上，“普京”这个符号不仅对俄国有意义。俄国现象之特殊性就在于，它是在非欧美社会的界面上，对西方最全面的学习而又反叛，同时，也体现了在非常时刻，受到过民主洗礼的民众却反过来表现出对于强力政治人物的期盼。
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上的“俄国瞬间”已经过去，但是，一个新的“俄罗斯瞬间”似乎又在涌动孕育之中。这并不是说，俄罗斯似乎就又会卷土重来，领导世界潮流，无论就其经济、政治的体量，以及文化的认同度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所谓的新的俄罗斯现象的要义在于，在一个多样化、多元化社会进程之下，民主政治的推进，一定是有着更为丰富多彩的样式与路径，包括在一定条件之下还会要以所谓“有弹性的”威权政治作为载体。
本文想说明的是，在没有亚里士多德式思辨传统的流风余韵，没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熏陶，也没有工业革命和民族国家体系所带来的规范设置，等等，这一系列独特的历史条件存在的情况之下，任何非西方社会的民主进程都会遭逢极其巨大的困境和挫折。但是，一个孕育着未来希望的东方或者半东方社会，难道不应该以既是破解而又要善用自己历史积累的创造性方式，为民主政治的发展作出自己更多的贡献？
注释
2013年4月20至21日全国俄罗斯哲学学会研讨会上，本人在开幕致辞中表达了这一看法。
[俄]A.A.高尔斯基：“米洛夫关于俄国历史发展问题的范畴”，《俄国历史进程的特征：纪念米洛夫院士论文集》（俄文版），政治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56～61页。
在俄罗斯，使用“威权主义”的范畴或者“柔性威权主义”的范畴描述普京政治现象的，可见于2011年瓦尔代论坛的年度报告。该报告主要是在俄罗斯学者谢尔盖·卡拉加诺夫的主导下进行。
以上所引普京总统关于俄罗斯民主的提法，均采用作者本人在瓦尔代会议上聆听普京本人发言的记录。
有关2012年以来俄罗斯政治发展的当前进程的具体描述，可见《俄罗斯研究》杂志，2012年以来的相关各期中本人和同事们有关这一问题的具体阐述。
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Part V： Toward A Theory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NY， 2011， P.437-484.
责 编∕马冰莹
The Unique Logic of Authoritarianism in Context of a Political Strongman --Debate over Putin and the Future of Russian Democracy
Feng Shaolei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the approximately 20 years of Russian democratic politics shows a trajectory of initially adopting a pro-Western diplomatic policy and then alienating the West and of first promoting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then returning to conservatism. The historical restriction determines that the contemporary Russian democracy can not follow too closely the Western model and will never return to the former Soviet system， either. In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Russian people still tend to favor Putin， the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strongman. They will creatively explore Russia’s own road to democracy while trying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trengthening their country.
Keywords： Putin， Russia， democratic politics， political strongman
【作者简介】
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导，国际关系和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方向：俄罗斯政治、外交、社会转型、大国关系、国际政治理论等。
主要著作：《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年以来的俄罗斯》、《转型时代丛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