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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长期处于沉睡状态的宏观审慎监管浮出水面，成为世界各国监管机构关注的焦点。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及政策方针的不成熟，我国在实施宏观审慎监管上还存在诸多阻碍。对此本文从金融系统性风险角度出发，着重分析实施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以期对我国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提供一些借鉴和帮助。
【关键词】金融危机 系统性风险 宏观审慎监管 逆周期政策
一、引言
2008年到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事实虽然已成为历史，但其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消逝。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使国际金融界达成了共识：对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监管缺口是造成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为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必须加强以宏观审慎监管为重点的金融体制改革。其实，“宏观审慎”一词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就被提出，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前身库克委员会提到，如果仅仅关注单一机构的风险监管，就会失去确保金融稳定层面的监管任务，因而要从金融体系整体进行监管。2010年以来，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从巴塞尔协议Ⅲ到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等一系列金融监管方案的推出，使宏观审慎监管理念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2011年我国也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构建逆周期宏观审慎制度框架，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和处理机制。但受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还不完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长久性等因素的影响，建立适于我国国情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还需要长期的探索。
二、现阶段中国面临的金融系统性风险
目前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时期，政府作为金融政策的制定者和总指挥，其政策和制度风险是导致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来源，也是不断深化金融体系顺周期性风险的关键因素。现阶段我国面临的金融系统性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机构为地方政府服务，使财政风险向金融风险转化。由于我国财政体制尚不完善，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有限，大量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使地方政府面临很大的资金缺口。为缓解资金压力，地方政府诉诸商业银行的大量信贷资金支持，不断扩大负债，带来了潜在的金融风险。
第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高负债将偿债风险转嫁给金融体系。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是指以各级地方政府以土地、股权、国债等资产为担保，吸收外来资金支持市政建设、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性项目而创设的资本流动平台。2008年金融危机后，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融资规模不断加大，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其偿债风险也为金融体系埋下了隐患。
第三，现行汇率制度影响货币政策操作的独立性，促使资产价格大幅上升，加大了通货膨胀风险。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出口贸易的不断扩大导致顺差加速积累，使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面临“双顺差”的压力。在现行的结售汇制度下，中央银行需向市场投放大量货币以购买贸易顺差带来的外汇，致使货币市场失去平衡，通货膨胀持续升温。
第四，资源要素价格体系扭曲，对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可能会加大长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长期以来，为维持高投资回报率和经济增长，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控制土地、资源、能源的低价格水平，使得资源要素的价格远远偏离市场价格决定机制的真实水平。随着对资源要素价格体系改革的推进，资源的稀缺性日渐反映到成本价格的提升上，加大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尤其是近几年房地产市场投资需求不断加大，受土地资源供给的限制，房地产价格一度呈现大幅上涨趋势。地方政府以抬高土地出让金来增加财政收入，这也进一步推动了房地产价格的飙升。房地产投资的高杠杆性和泡沫化势必会加大金融系统性风险，阻碍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
三、应对系统性风险的中国宏观审慎监管
（一）我国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探索和实践
国际金融危机为人们敲响了警钟，使人们认识到宏观审慎监管在防范和治理金融系统性风险上的重要性。顺应国际宏观审慎监管的潮流，我国也开始走上了探索如何建立适于我国实际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新道路。
首先，在对宏观审慎的分析和评估方面，各个监管机构采取一系列经济分析方法，并对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和脆弱性进行了评估。例如，从2005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定期发布《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对宏观经济形势和金融体系状况进行分析和判断。银监会也从2006年起按季度向金融机构发布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增强了金融机构的风险意识。2007年12月，银监会发布了《商业银行压力测试指引》，以此判断高风险行业的风险状况。
其次，在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方面，中国不仅要着重考虑对“太大而不能倒闭”的金融机构的保护问题，还要顾及对小企业和劣势金融机构的扶持和救助。但是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并不能消除系统性风险，正如2005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指出的，中国金融稳定不追求金融机构的“零倒闭”，而是要建立以市场竞争为基础的优胜劣汰机制。近几年，中国监管部门着重于对金融机构的资本数量和质量进行监控。监管部门要求大型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一定标准，其核心资本要达到一定规模，次级债也要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最后，在对金融体系的顺周期监管方面，中国金融监管机构也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探索和研究，包括实施动态损失拨备制度、制定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及动态贷款价格比率等。动态损失拨备制度作为一种未雨绸缪的机制，可以弥补经济危机时期的损失，弱化经济周期的冲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1年报》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已达到278.1%。逆周期的资本缓冲也是缓解经济下行周期资本困境的一项有力措施，2008年金融监管机构要求所有银行提取2%的留存资本缓冲。到2009年，又要求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型商业银行再次增加0.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
（二）当前我国宏观审慎监管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第一，分业监管与混业经营趋势相抵触，缺少中心协调机制。
目前，我国仍然实行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体制，以一行三会为主体，分别对銀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督和管制。但美国次贷危机的突然爆发充分暴露了分业监管的弊端，也说明了严重落后于金融混业经营和金融创新国际大趋势的分业监管体制可能无法对系统性风险进行更有利的监管。而且，现有的“一行三会”监管框架缺少一个中心协调机制，各个监管机构有可能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各持己见，造成内部矛盾、冲突。而中心协调机制的确立将有助于各监管部门遵循同一目标，在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提高监管效率。 第二，制定适合的宏观审慎规则和监管工具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随着宏观审慎监管理念的推行，传统的微观审慎工具可能不再适用于宏观审慎监管，这就需要研究和创造新型监管工具。而新型工具的引入又可能带来新的规则和标准，并且这些规则的范围和深度都会给监管部门施加相当大的压力。除此之外，制定适合的宏观审慎规则和监管工具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于专业化水平及其他因素的制约，人力、物力和技术的投入都将面临较大的困难，需要不断探索和不断实践。
第三，监管套利的影响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
监管套利是指市场主体利用制度间的差异性或制度内部的不一致性，为降低成本或获取利润而设计的一系列交易。监管套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部分监管漏洞，但也会加剧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一些金融机构利用套利机制规避金融监管，从事高风险的金融活动，因而增加了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监管套利不仅存在于国内各监管机构之间，而且能够利用国内外宏观审慎政策的差异将风险传递到其他国家。况且，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授权不明，涉及面窄，缺乏详细违规处罚措施，还不能构成对宏观审慎监管实施的强有力支撑。
四、加强我国系统性风险宏观审慎监管的几点建议
在国内和国际宏观审慎监管形势的双重压力下，建立健全我国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势在必行。针对我国目前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和宏观审慎监管的不利因素，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赋予中国人民银行更大的系统性监管职能，建立以央行为首的中心协调机制。
近几年来，我国不仅面临着国内地方融资平台负债加剧的风险，还受到国外热钱大量流入引起币值波动、资产价格泡沫累积的威胁。当前形势表明，我国应对系统性风险的任务艰巨，而作为制定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和监管金融活动的中国人民银行需要承担更大的职责。因此，应赋予央行广泛的监管权力，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根据宏观审慎要求形成自上而下的监管机制，协调各部门共同发展，并及时处理单个机构或部门出现的问题，从而保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健康发展。
第二，加强各大监管机构的交流和沟通，建立及时有效的宏观信息共享机制和预警机制。
由于金融投资主体、融资渠道的多样化发展，我国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业务交叉性突出，出现资金流动性加强，业务联系更加紧密的特点。若各个机构只封闭在自己的圈子里而不考虑相关主体的利益和联系，势必会加快风险传递速度，扩大风险波及范围，从而造成整个金融系统的崩溃。因此，加强各大监管机构的交流与沟通，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成为当前宏观审慎监管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在建立宏观信息共享机制方面，要联合各大监管机构、财政部门、发改委及被监管机构等部门，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和数据库，进行数据与信息共享，并对当前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作出合理、准确的分析和评估，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和监管政策。此外，建立跨地区、跨部门的风险预警机制，確立风险预警阀值，也有利于阻止风险的进一步恶化。
第三，注重宏观审慎监管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发展。
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工具不仅包括传统的银行监管政策，还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在调控经济的同时，也对提高监管效力和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作用。例如，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实现政策目标，也可以通过提高利率来控制资产价格泡沫；财政部门可以通过调整房地产交易税、证券交易印花税、利息税等税率，减少资产价格泡沫积累，从而起到稳定金融体系的作用。
第四，创新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扩大宏观审慎监管的人才队伍建设。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实施需要监管工具的支持，这也是应对金融体系脆弱性和系统性风险的必要手段。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宏观审慎要求，应建立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完善逆周期的金融机构资本金、降低高杠杆率。例如，建立贷款损失准备金制度，扩大留存资本以推动银行建立超额资本；对于银行金融机构，可以对其总杠杆率设定上限，为资本数量和质量设定相应标准和严格限制衍生品等高风险金融工具交易。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专业人才是其成功与否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应吸引国内外高素质和创新型人才的加入并建立相应激励机制，建立一流的、高水平的专业人才队伍。
第五，积极推动国内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与国际接轨，加强国际间监管的合作。
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国际间实物资本和虚拟资本的传递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风险的流动。一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会牵动全球整个金融系统链条，影响他国金融系统的稳定。为加强全球金融机构的国际监管合作，G20提议以各国现有的监管架构为基础，建立联合监管机制。在推进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进程中，应不断提高监管标准和监管质量，与国际监管机构进行互动和交流，以此来完善我国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但是，监管体制的改革应建立在本国国情的基础上，使其循序渐进发展，而不是光有骨架没有血肉。
参考文献
[1]陈亮.金融宏观审慎监管在我国的适用[J].企业导报，2011(04).
[2]王振中.建立适合中国的宏观审慎监管机制[J].中国金融，2010(13).
[3]黄亭亭.宏观审慎监管操作框架及其在中国的应用研究[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0.
[4]彭刚，苗永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建的国际借鉴与中国的选择[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11).
[5]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1年报[EB/OL]. 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ViewPage/110007.html，2012-04-24.
[6]沈庆劼.监管套利：中国金融套利的主要模式[J].人文杂志，2010(05).
[7]薛建波，刘兰设，刘长霞，李玉.宏观审慎监管：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必由之路[J].金融发展研究，2010(06).
[8]李文泓.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的逆周期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杨艳竹（1987-），女，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责任编辑：刘晶晶）
【关键词】金融危机 系统性风险 宏观审慎监管 逆周期政策
一、引言
2008年到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事实虽然已成为历史，但其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消逝。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使国际金融界达成了共识：对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监管缺口是造成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为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必须加强以宏观审慎监管为重点的金融体制改革。其实，“宏观审慎”一词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就被提出，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前身库克委员会提到，如果仅仅关注单一机构的风险监管，就会失去确保金融稳定层面的监管任务，因而要从金融体系整体进行监管。2010年以来，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从巴塞尔协议Ⅲ到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等一系列金融监管方案的推出，使宏观审慎监管理念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2011年我国也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构建逆周期宏观审慎制度框架，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和处理机制。但受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还不完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长久性等因素的影响，建立适于我国国情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还需要长期的探索。
二、现阶段中国面临的金融系统性风险
目前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时期，政府作为金融政策的制定者和总指挥，其政策和制度风险是导致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来源，也是不断深化金融体系顺周期性风险的关键因素。现阶段我国面临的金融系统性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机构为地方政府服务，使财政风险向金融风险转化。由于我国财政体制尚不完善，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有限，大量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使地方政府面临很大的资金缺口。为缓解资金压力，地方政府诉诸商业银行的大量信贷资金支持，不断扩大负债，带来了潜在的金融风险。
第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高负债将偿债风险转嫁给金融体系。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是指以各级地方政府以土地、股权、国债等资产为担保，吸收外来资金支持市政建设、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性项目而创设的资本流动平台。2008年金融危机后，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融资规模不断加大，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其偿债风险也为金融体系埋下了隐患。
第三，现行汇率制度影响货币政策操作的独立性，促使资产价格大幅上升，加大了通货膨胀风险。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出口贸易的不断扩大导致顺差加速积累，使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面临“双顺差”的压力。在现行的结售汇制度下，中央银行需向市场投放大量货币以购买贸易顺差带来的外汇，致使货币市场失去平衡，通货膨胀持续升温。
第四，资源要素价格体系扭曲，对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可能会加大长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长期以来，为维持高投资回报率和经济增长，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控制土地、资源、能源的低价格水平，使得资源要素的价格远远偏离市场价格决定机制的真实水平。随着对资源要素价格体系改革的推进，资源的稀缺性日渐反映到成本价格的提升上，加大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尤其是近几年房地产市场投资需求不断加大，受土地资源供给的限制，房地产价格一度呈现大幅上涨趋势。地方政府以抬高土地出让金来增加财政收入，这也进一步推动了房地产价格的飙升。房地产投资的高杠杆性和泡沫化势必会加大金融系统性风险，阻碍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
三、应对系统性风险的中国宏观审慎监管
（一）我国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探索和实践
国际金融危机为人们敲响了警钟，使人们认识到宏观审慎监管在防范和治理金融系统性风险上的重要性。顺应国际宏观审慎监管的潮流，我国也开始走上了探索如何建立适于我国实际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新道路。
首先，在对宏观审慎的分析和评估方面，各个监管机构采取一系列经济分析方法，并对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和脆弱性进行了评估。例如，从2005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定期发布《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对宏观经济形势和金融体系状况进行分析和判断。银监会也从2006年起按季度向金融机构发布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增强了金融机构的风险意识。2007年12月，银监会发布了《商业银行压力测试指引》，以此判断高风险行业的风险状况。
其次，在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方面，中国不仅要着重考虑对“太大而不能倒闭”的金融机构的保护问题，还要顾及对小企业和劣势金融机构的扶持和救助。但是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并不能消除系统性风险，正如2005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指出的，中国金融稳定不追求金融机构的“零倒闭”，而是要建立以市场竞争为基础的优胜劣汰机制。近几年，中国监管部门着重于对金融机构的资本数量和质量进行监控。监管部门要求大型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一定标准，其核心资本要达到一定规模，次级债也要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最后，在对金融体系的顺周期监管方面，中国金融监管机构也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探索和研究，包括实施动态损失拨备制度、制定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及动态贷款价格比率等。动态损失拨备制度作为一种未雨绸缪的机制，可以弥补经济危机时期的损失，弱化经济周期的冲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1年报》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已达到278.1%。逆周期的资本缓冲也是缓解经济下行周期资本困境的一项有力措施，2008年金融监管机构要求所有银行提取2%的留存资本缓冲。到2009年，又要求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型商业银行再次增加0.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
（二）当前我国宏观审慎监管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第一，分业监管与混业经营趋势相抵触，缺少中心协调机制。
目前，我国仍然实行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体制，以一行三会为主体，分别对銀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督和管制。但美国次贷危机的突然爆发充分暴露了分业监管的弊端，也说明了严重落后于金融混业经营和金融创新国际大趋势的分业监管体制可能无法对系统性风险进行更有利的监管。而且，现有的“一行三会”监管框架缺少一个中心协调机制，各个监管机构有可能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各持己见，造成内部矛盾、冲突。而中心协调机制的确立将有助于各监管部门遵循同一目标，在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提高监管效率。 第二，制定适合的宏观审慎规则和监管工具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随着宏观审慎监管理念的推行，传统的微观审慎工具可能不再适用于宏观审慎监管，这就需要研究和创造新型监管工具。而新型工具的引入又可能带来新的规则和标准，并且这些规则的范围和深度都会给监管部门施加相当大的压力。除此之外，制定适合的宏观审慎规则和监管工具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于专业化水平及其他因素的制约，人力、物力和技术的投入都将面临较大的困难，需要不断探索和不断实践。
第三，监管套利的影响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
监管套利是指市场主体利用制度间的差异性或制度内部的不一致性，为降低成本或获取利润而设计的一系列交易。监管套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部分监管漏洞，但也会加剧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一些金融机构利用套利机制规避金融监管，从事高风险的金融活动，因而增加了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监管套利不仅存在于国内各监管机构之间，而且能够利用国内外宏观审慎政策的差异将风险传递到其他国家。况且，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授权不明，涉及面窄，缺乏详细违规处罚措施，还不能构成对宏观审慎监管实施的强有力支撑。
四、加强我国系统性风险宏观审慎监管的几点建议
在国内和国际宏观审慎监管形势的双重压力下，建立健全我国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势在必行。针对我国目前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和宏观审慎监管的不利因素，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赋予中国人民银行更大的系统性监管职能，建立以央行为首的中心协调机制。
近几年来，我国不仅面临着国内地方融资平台负债加剧的风险，还受到国外热钱大量流入引起币值波动、资产价格泡沫累积的威胁。当前形势表明，我国应对系统性风险的任务艰巨，而作为制定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和监管金融活动的中国人民银行需要承担更大的职责。因此，应赋予央行广泛的监管权力，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根据宏观审慎要求形成自上而下的监管机制，协调各部门共同发展，并及时处理单个机构或部门出现的问题，从而保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健康发展。
第二，加强各大监管机构的交流和沟通，建立及时有效的宏观信息共享机制和预警机制。
由于金融投资主体、融资渠道的多样化发展，我国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业务交叉性突出，出现资金流动性加强，业务联系更加紧密的特点。若各个机构只封闭在自己的圈子里而不考虑相关主体的利益和联系，势必会加快风险传递速度，扩大风险波及范围，从而造成整个金融系统的崩溃。因此，加强各大监管机构的交流与沟通，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成为当前宏观审慎监管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在建立宏观信息共享机制方面，要联合各大监管机构、财政部门、发改委及被监管机构等部门，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和数据库，进行数据与信息共享，并对当前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作出合理、准确的分析和评估，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和监管政策。此外，建立跨地区、跨部门的风险预警机制，確立风险预警阀值，也有利于阻止风险的进一步恶化。
第三，注重宏观审慎监管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发展。
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工具不仅包括传统的银行监管政策，还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在调控经济的同时，也对提高监管效力和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作用。例如，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实现政策目标，也可以通过提高利率来控制资产价格泡沫；财政部门可以通过调整房地产交易税、证券交易印花税、利息税等税率，减少资产价格泡沫积累，从而起到稳定金融体系的作用。
第四，创新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扩大宏观审慎监管的人才队伍建设。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实施需要监管工具的支持，这也是应对金融体系脆弱性和系统性风险的必要手段。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宏观审慎要求，应建立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完善逆周期的金融机构资本金、降低高杠杆率。例如，建立贷款损失准备金制度，扩大留存资本以推动银行建立超额资本；对于银行金融机构，可以对其总杠杆率设定上限，为资本数量和质量设定相应标准和严格限制衍生品等高风险金融工具交易。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专业人才是其成功与否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应吸引国内外高素质和创新型人才的加入并建立相应激励机制，建立一流的、高水平的专业人才队伍。
第五，积极推动国内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与国际接轨，加强国际间监管的合作。
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国际间实物资本和虚拟资本的传递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风险的流动。一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会牵动全球整个金融系统链条，影响他国金融系统的稳定。为加强全球金融机构的国际监管合作，G20提议以各国现有的监管架构为基础，建立联合监管机制。在推进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进程中，应不断提高监管标准和监管质量，与国际监管机构进行互动和交流，以此来完善我国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但是，监管体制的改革应建立在本国国情的基础上，使其循序渐进发展，而不是光有骨架没有血肉。
参考文献
[1]陈亮.金融宏观审慎监管在我国的适用[J].企业导报，2011(04).
[2]王振中.建立适合中国的宏观审慎监管机制[J].中国金融，2010(13).
[3]黄亭亭.宏观审慎监管操作框架及其在中国的应用研究[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0.
[4]彭刚，苗永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建的国际借鉴与中国的选择[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11).
[5]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1年报[EB/OL]. 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ViewPage/110007.html，2012-04-24.
[6]沈庆劼.监管套利：中国金融套利的主要模式[J].人文杂志，2010(05).
[7]薛建波，刘兰设，刘长霞，李玉.宏观审慎监管：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必由之路[J].金融发展研究，2010(06).
[8]李文泓.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的逆周期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杨艳竹（1987-），女，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责任编辑：刘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