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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鲁迅先生笔下有许多性格缺陷且命运悲惨的女性形象。本文将鲁迅先生描写的女性形象分为“怨妇”、“毒妇”、“反抗者”三个类别，分析在封建思想迫害等因素的叠加下鲁迅笔下负面女性形象的国民劣根性，并从中影射出当时社会的悲哀和黑暗。
◆关键词：鲁迅小说;女性形象;国民劣根性
女性作为旧时代一个特殊群体，在鲁迅小说中的形象展示可谓淋漓尽致。与同时期其他作家不同，鲁迅小说中对女性的描写更多偏向于负面，并且以众多形象丑陋、行为粗俗、心理龌龊的女性形象示众，从国民的劣根性出发，去探寻生在社会底层的这一群体身上所反映的当时的中国。
一、悲悲切切的“怨妇”形象
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其著作中，将“只有物欲而没有灵魂，只屈从现实而不能批判现实”的人描写成“单向度人”，受到封建思想与伦理制约的压迫，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庸俗闭塞，在此种隐性压迫下，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对于现实社会呈现出单向度态度。鲁迅将这种深陷抱怨却并不反抗，反而让自己陷入更绝望的负面情绪当中的单向度人格塑造成一个个怨妇形象。
其中，祥林嫂的怨妇形象可谓深入人心。祥林嫂第一任丈夫去世后，她坚守所谓的妇道没有改嫁他人，并以在鲁镇打工换取生存。然而半年后其婆婆逼迫其改嫁，再回鲁镇时祥林嫂失去了丈夫和儿子，最后死在了无人在意的一个寒冬。鲁迅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社会环境加载在祥林嫂这个中国千千万万的普通妇女身上，哪怕最后她扔下尊严，去庙里捐门槛也无济于事。这种苦楚深入其骨髓，令无数“祥林嫂”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这种对于女性节操近乎苛刻的要求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竟然被大家默许，甚至也让祥林嫂默许。“祥林嫂”们的悲哀从一开始就只是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以至于让她们活成了一个个无法从苦难中解放的“怨妇”们。
巨大的社会枷锁禁锢住了一颗颗鲜活的心，让解决苦难的方法变成了怨妇般无能为力的“诉苦”。鲁迅对怨妇形象的刻画，实际上是抨击着旧时代的腐朽，批判着冷漠的人情世故，而对于这种屈服于命运，随波逐流，整天怨天尤人的可悲人物，鲁迅抱着“哀其不幸”同情态度的同时，更多的是“怒其不争”的讽刺。
二、薄情寡义的“毒妇”形象
从鲁迅的生活背景看出，年幼的鲁迅家道中落，这让他过早感受到了世态炎凉，并对市侩者的厌恶感逐渐加深。在这些市侩者中从“被吃”到“吃人”的女性形象鲜明突出，也成为了鲁迅笔下的常客。
在“故事新编”《奔月》中，鲁迅一改嫦娥传统文化中温柔贤淑的妻子形象，变成了一个贪图享乐，不能体谅丈夫的“毒妇”，她好吃懒做，埋怨丈夫弓箭太大将麻雀的肉射碎，最后竟抛下疼爱自己的丈夫偷了金丹奔月，留下羿一个人在人间遥望月宫。小说中嫦娥在开头出现了一番，后文的情节全是通过女仆和丈夫的叙述补充的，将一个薄情寡义的恶妇形象描写的活灵活现。
鲁迅通过对一个个失去基本人格的形象延展，细无声地批判了国民的劣根性：等级特权结构筑建成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而正统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又反晨和大大强固了这样的秩序，在这种庞大的文化氛围的笼罩之下，中国女性受制于力量和社会舆论，其背后人性的恶最有效的方式便发泄在了流言上，而社会的变态扭曲更加纵容了此类“毒妇”的出现。
三、命运悲惨的“反抗者”形象
鲁迅笔下不乏有勇于反抗的女性形象，只是受制于社会因素以及中国女性传统性格的因素，她们的反抗并不彻底，最终沦为相同命运的悲惨人物。
例如《伤逝》中的子君，身为五四精神受益而被唤醒的新青年，她“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和涓生自由恋爱并建立起小家庭。这说明五四运动影响下，中国新青年渐渐觉醒，开始接受新思想的灌输，并身体力行去实践。可当她得到涓生的爱情之后，就以为找到了幸福，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把小家庭生活作为其人生的全部意义，从而变得平庸起来了。子君只是“接受”却没有“吸纳”新思想的时代女性反抗者们空有新时代的“皮”却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魂”，最终只能走进“连墓碑都没有的坟墓”。
同时，女性作为反抗者难以取得成效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受人一饭，听人使唤”，在传统小农经济下，女性基本上依赖着别人生活，这也造就了女性个性解放的局限性。
总而言之，从鲁迅笔下的负面女性形象中，我们可以反思，女性人物的悲惨命运与其自身的劣根性息息相关，同时，社会环境以及封建思想也是催发其悲惨命运的元凶。在男女平等，思想开放的现代社会，女性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以及价值实现的机会，而社会也需要为女性创造更好的自由环境，这便是鲁迅笔下的负面女性形象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祝福（第2卷）[M].北京：同心出版社，2017.
[2]鲁迅.鲁迅全集·离婚（第2卷）[M].北京：同心出版社，2017.
[3]鲁迅.鲁迅全集·伤逝（第2卷）[M].北京：同心出版社，2017.
[4]周芳芸.论鲁迅笔下的悲劇女性形象[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01）：44.
◆关键词：鲁迅小说;女性形象;国民劣根性
女性作为旧时代一个特殊群体，在鲁迅小说中的形象展示可谓淋漓尽致。与同时期其他作家不同，鲁迅小说中对女性的描写更多偏向于负面，并且以众多形象丑陋、行为粗俗、心理龌龊的女性形象示众，从国民的劣根性出发，去探寻生在社会底层的这一群体身上所反映的当时的中国。
一、悲悲切切的“怨妇”形象
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其著作中，将“只有物欲而没有灵魂，只屈从现实而不能批判现实”的人描写成“单向度人”，受到封建思想与伦理制约的压迫，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庸俗闭塞，在此种隐性压迫下，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对于现实社会呈现出单向度态度。鲁迅将这种深陷抱怨却并不反抗，反而让自己陷入更绝望的负面情绪当中的单向度人格塑造成一个个怨妇形象。
其中，祥林嫂的怨妇形象可谓深入人心。祥林嫂第一任丈夫去世后，她坚守所谓的妇道没有改嫁他人，并以在鲁镇打工换取生存。然而半年后其婆婆逼迫其改嫁，再回鲁镇时祥林嫂失去了丈夫和儿子，最后死在了无人在意的一个寒冬。鲁迅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社会环境加载在祥林嫂这个中国千千万万的普通妇女身上，哪怕最后她扔下尊严，去庙里捐门槛也无济于事。这种苦楚深入其骨髓，令无数“祥林嫂”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这种对于女性节操近乎苛刻的要求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竟然被大家默许，甚至也让祥林嫂默许。“祥林嫂”们的悲哀从一开始就只是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以至于让她们活成了一个个无法从苦难中解放的“怨妇”们。
巨大的社会枷锁禁锢住了一颗颗鲜活的心，让解决苦难的方法变成了怨妇般无能为力的“诉苦”。鲁迅对怨妇形象的刻画，实际上是抨击着旧时代的腐朽，批判着冷漠的人情世故，而对于这种屈服于命运，随波逐流，整天怨天尤人的可悲人物，鲁迅抱着“哀其不幸”同情态度的同时，更多的是“怒其不争”的讽刺。
二、薄情寡义的“毒妇”形象
从鲁迅的生活背景看出，年幼的鲁迅家道中落，这让他过早感受到了世态炎凉，并对市侩者的厌恶感逐渐加深。在这些市侩者中从“被吃”到“吃人”的女性形象鲜明突出，也成为了鲁迅笔下的常客。
在“故事新编”《奔月》中，鲁迅一改嫦娥传统文化中温柔贤淑的妻子形象，变成了一个贪图享乐，不能体谅丈夫的“毒妇”，她好吃懒做，埋怨丈夫弓箭太大将麻雀的肉射碎，最后竟抛下疼爱自己的丈夫偷了金丹奔月，留下羿一个人在人间遥望月宫。小说中嫦娥在开头出现了一番，后文的情节全是通过女仆和丈夫的叙述补充的，将一个薄情寡义的恶妇形象描写的活灵活现。
鲁迅通过对一个个失去基本人格的形象延展，细无声地批判了国民的劣根性：等级特权结构筑建成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而正统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又反晨和大大强固了这样的秩序，在这种庞大的文化氛围的笼罩之下，中国女性受制于力量和社会舆论，其背后人性的恶最有效的方式便发泄在了流言上，而社会的变态扭曲更加纵容了此类“毒妇”的出现。
三、命运悲惨的“反抗者”形象
鲁迅笔下不乏有勇于反抗的女性形象，只是受制于社会因素以及中国女性传统性格的因素，她们的反抗并不彻底，最终沦为相同命运的悲惨人物。
例如《伤逝》中的子君，身为五四精神受益而被唤醒的新青年，她“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和涓生自由恋爱并建立起小家庭。这说明五四运动影响下，中国新青年渐渐觉醒，开始接受新思想的灌输，并身体力行去实践。可当她得到涓生的爱情之后，就以为找到了幸福，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把小家庭生活作为其人生的全部意义，从而变得平庸起来了。子君只是“接受”却没有“吸纳”新思想的时代女性反抗者们空有新时代的“皮”却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魂”，最终只能走进“连墓碑都没有的坟墓”。
同时，女性作为反抗者难以取得成效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受人一饭，听人使唤”，在传统小农经济下，女性基本上依赖着别人生活，这也造就了女性个性解放的局限性。
总而言之，从鲁迅笔下的负面女性形象中，我们可以反思，女性人物的悲惨命运与其自身的劣根性息息相关，同时，社会环境以及封建思想也是催发其悲惨命运的元凶。在男女平等，思想开放的现代社会，女性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以及价值实现的机会，而社会也需要为女性创造更好的自由环境，这便是鲁迅笔下的负面女性形象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祝福（第2卷）[M].北京：同心出版社，2017.
[2]鲁迅.鲁迅全集·离婚（第2卷）[M].北京：同心出版社，2017.
[3]鲁迅.鲁迅全集·伤逝（第2卷）[M].北京：同心出版社，2017.
[4]周芳芸.论鲁迅笔下的悲劇女性形象[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0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