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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世界各地有35万例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病例，2012年为223例。但是，要把这个数字降为零，则意味着要花费数十亿美元，深入到世界上最偏远地区，直面塔利班武装，才能抵达地球上最后一个未受保护的孩子。
我们的目的地位于阿富汗东部，在贾拉拉巴德市以东约一小时车程的地方。当我们的陆地巡洋舰从高速公路上拐下来、朝向一排山峰驶去时，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边境线已映入眼帘。
我们经过了一处配备了沙袋和机枪的检查站，驻守的阿富汗警察只是漠然地瞟了一眼我们的白色汽车，因为此行还有两辆警方皮卡车为我们护航。到了夜晚，这个地区就是塔利班的天下，有时甚至是在白天，他们也在窥视。
不久，我们抵达了拉尔普拉（Lal Pura），一个Y形的小集镇，街上到处是药店、面包房和杂货铺。不过我们可没有配备武器，车门漆有蓝色正楷字：WHO（世界卫生组织）和UNICEF（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我们的“敌人”就是脊髓灰质炎病毒。与我同行的医生团队现在抵达了战争的前线。这是一场耗资10亿美元的全球战争，目的是从地球上彻底消灭掉脊髓灰质炎。
来到拉尔普拉诊所
我们开进了拉尔普拉医疗中心，这是一排简陋的混凝土平房，为该地区提供基础医疗服务，离巴基斯坦边境仅10英里。医疗中心的工作人员出来欢迎我们，特别热情，主要是为了迎接阿里·扎赫德（Ali Zahed）—世界卫生组织监察项目在阿富汗的负责人。在加入世卫组织前，扎赫德为阿富汗政府工作，负责该国东部的小儿麻痹症项目，此前就已经认识了这个医疗中心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对于他们在山区工作面临的困难和危险非常清楚。
扎赫德现在正表情严肃地倾听当地工作人员的介绍，因为拉尔普拉的脊髓灰质炎问题相当严重。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暴力活动频繁，这里的农村腹地很大程度上都处在各种武装团体的控制下。在阿富汗，塔利班针对脊髓灰质炎运动大多采取合作态度，在其势力比较强大的南部地区，塔利班甚至会帮助指出那些被疫苗服务队忽视的地方。可是在巴基斯坦，情况就不同了，巴国境内的塔利班领导人在2012年的时候下令在其控制地区禁止接种疫苗，并指责接种活动是美国的阴谋，负责接种工作的医护人员甚至成为了暗杀的目标。自从禁令发布至今，已经有22名疫苗服务队人员在袭击事件中丧生。
由于拉尔普拉距离巴阿边境太近，巴基斯坦塔利班在这里的势力非常强大，该地区6个村庄中约200户家庭，在过去两年中被限制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因为巴基斯坦武装分子就生活在附近，他们拒绝疫苗服务队进入。结果就是，该地区出现大量未接种疫苗的儿童，非常易于感染病毒并蔓延至整个区域。事实上，7个月前，这里就上报了好几例脊髓灰质炎病例。
当我们站在诊所前的时候，一名护士的6岁儿子从里面走了出来，略显害羞地盯着面前这群陌生人。“啊，这就是我们的案例。”扎赫德说，微笑着摸了摸男孩的头。这个小男孩非常幸运，他的小儿麻痹症已经完全康复了。但在该地区的其他孩子可就没那么幸运了。除非脊髓灰质炎医疗队能够接触到他们，否则病毒会继续传播。
这场消灭脊髓灰质炎的全球运动，经过25年努力，已经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全世界仅剩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这三个国家仍流行该病。这场运动是当今最昂贵和雄心勃勃的全球性医疗卫生项目之一，已经非常接近胜利，如今每年全球只有几百例瘫痪病例，而当运动于1998年刚刚启动之时，每年的病例高达35万。但是完成马拉松的最后一英里，需要的不仅仅是科学和巨额资金，还需要集体意志的巨大力量。
消灭小儿麻痹症运动
迄今为止只有一种人类疾病被彻底根除：天花。
那场运动正式开始于1966年，由世卫组织发起，在美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专家唐纳德·亨德森（Donald Henderson）的主导下，为全球超过80%的人口接种了疫苗，经过11年努力，最终成功消灭了天花这种疾病。但整个过程充满了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危险，医卫人员们要突破冷战的铁幕、要和非洲各个交战的武装团体或部族谈判。有一次，为了方便疫苗运输，他们甚至说服了正在激战的尼日利亚和比夫拉共和国（从尼日利亚东南部分裂出去独立不足3年的短命政权）同意短暂停火。
消灭天花运动代表了一种新的成功，表明可以通过全人类的合作，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但想复制这种成功并不容易。单单是要确定把哪种疾病列为第二个目标就花费了不少时间。研究人员曾经考虑过黄热病，但后来发现灵长类也会感染；疟疾也曾是候选病之一，但昂贵的费用和技术挑战使研究人员在1978年放弃了这一选择。
小儿麻痹症，首先，它仅在人类中传播；其次，人们已经研制出了有效的疫苗。因此在1988年，世卫組织和各国政府决定联合起来彻底消灭这种疾病。
不过这比消灭天花更困难，因为天花感染者可见脓疱和瘢痕，而脊髓灰质炎患者病征则没这么明显，因此更难以追踪和消除。而且，如果确诊一名脊髓灰质炎患者，那就意味着有近200名病毒携带者。因此，扎赫德和他的同事们必须尽快行动。为了检测这种疾病在阿富汗的传播速度，他们建立了一个疑似脊髓灰质炎病例报告网络。
由于阿富汗的公共医疗系统根本无法延伸到许多农村和边远地区，所以他们联络了各种各样的当地人来帮忙：毛拉、寺院守护者、药剂师、信仰治疗师和江湖游医。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一旦有儿童患病，父母往往会带着孩子去找这些人求医。扎赫德和同事们已经对这些合作者进行了基本培训，而且，一旦他们上报的疑似病例中有一例确诊病例，上报人就能获得约5美元的奖励。
但由于部分感染者根本没有明显病征，这就意味着在一些被认为已经根除的地区，也有可能再次暴发。例如，2013年曾在以色列和埃及发现含有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污水，源头被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人，因此印度已强制所有巴基斯坦人在2014年1月30日之后访问印度的，需要拿出自己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记录。此外，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南苏丹在2013年已经上报了几起病例；2013年10月，世卫组织宣布叙利亚出现了多个疑似病例，到10月29日已有10例被确诊为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而这个国家的内战已经导致了200万到处流动的难民。 在1988年启动根除脊髓灰质炎运动之时，人们预计将在千禧年彻底消灭这种疾病。但到了2000年，全球仍有约700个确诊病例，而且病毒顽固地盘踞在非洲和南亚，如今，又有13年过去了，目标期限被推迟到了2018年。能否在那一年彻底消灭这种疾病，就看疫苗服务队是否能在上述三个国家最不发达、最不稳定的地区去挨家挨户实施疫苗接种了。
不容乐观的阿富汗
2013年8月，我前往阿富汗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观摩每季度一次的“国家免疫日”活动，这一为期3天的活动旨在将疫苗提供给所有5岁以下的孩子。阿富汗全国约6万名防疫工作人员将访问430万户家庭，为780万名儿童提供防疫服务。在贾拉拉巴德，大约四分之一的防疫推广是由拉娜（Rana）督办。在这个由持枪男性统治的地区，拉娜的外表可一点都不像位战士：她仅5英尺（1.524米）高，身材瘦削，从头到脚罩着一件深蓝色的布尔卡（传统女性長袍），但衣服下摆露出了闪闪发亮的高跟凉鞋。年仅25岁的拉娜负责管理7个小组，每个小组由两名女性构成，负责为当地的13952名儿童接种疫苗。
我在“国家免疫日”活动的前夕第一次见到了拉娜，地点是贾拉拉巴德市立医院，当拉娜走过时，扎赫德跟她开玩笑说：“嘿，指挥官，你的士兵在哪里？”
“她们会准备好的！”拉娜把布尔卡推高到额头，回应道，“明天是个大日子。”
虽然全球范围的根除脊髓灰质炎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在阿富汗，过去20年的形势却不容乐观。2001年塔利班倒台后病例数有所下降，但2011年却重新呈现暴发态势。相应地，防疫计划也掀起了一波浪潮。该国的根除脊髓灰质炎项目由政府负责，由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出资。两个国际组织增派了一倍的人手，政府则处理了表现不佳和腐败的官员。2013年，这波浪潮获得了巨大回报：饱受战争蹂躏的阿富汗南部，曾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脊髓灰质炎最严重的地区，如今则似乎已经彻底清除了病毒。现在，问题最严重的地区是交通不便的东部，例如贾拉拉巴德这里。2013年阿富汗全国的脊髓灰质炎病例半数都出现在这里，因此该地区的“国家免疫日”活动就显得格外重要。
第二天，拉娜和她的团队来到当地脊髓灰质炎总部，并开始打包蓝色的圆筒状药箱，这些药箱看起来很像隔热午餐袋。她们全程都会带着这些药箱，里面除了12支脊髓灰质炎疫苗，还有冷敷冰袋、药物喷嘴。此外，疫苗服务队每人都带着一瓶水果味的驱虫药片，那是给孩子的奖励。疫苗服务队的人分别乘坐几辆面包车，拉娜则上了一辆丰田花冠，团队开始出发。在城区相对比较安全的范围，所有疫苗服务队人员都是女性，因为很多家庭内部，是不允许陌生男子进入的。
拉娜的父亲已经老迈，而且没有儿子，因此养老的重担就落到了拉娜身上。作为长女，拉娜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她毕业于师范学院，但一直无法在学校找到一份全职工作。这就是阿富汗社会保守性的一个侧面，全国皆如此，包括精英阶层和城市中产阶级，一个女人若是外出工作，尤其是涉及这种挨家挨户上门的工作，对女人来说有些名声不雅。因此，拉娜和她的同事来这里工作大多是由于家庭经济原因。这并不是说这份工作报酬很高，疫苗服务队的工作人员平均工资是每天每人3.5美元，若是男性工作者，工资至少是每天6美元，女性则少得可怜，即便是拉娜这种主管身份的，一天也只有4美元。
拉娜来到城郊督查一个小组的工作。后来我们在一栋被当地人戏称为白宫的豪华住宅附近发现了她们。豪宅隔壁就是一排泥墙茅草屋，旁边还有一条排污沟，水面覆盖着一团团黑色的藻类，缓缓冒着气泡，成群的苍蝇乱撞，三只鸭子浮在沟里，试图在腐烂的污物中觅食。顺着排污沟往下看，赤脚的孩子们尖叫着跑过泥泞的地面，泥浆飞溅。从这里可以很容易看出来脊髓灰质炎病毒是如何传播的：病毒通过受污染的食物和水传播，经口腔进入体内并在肠道内繁殖，90%以上受感染的人没有症状，但他们排泄的粪便带有病毒，并可传染给他人。
当拉娜和她的团队进入到那些茅草屋工作时，一位老大爷走到了我旁边。他名叫阿里·穆罕默德，长着长长的黑色胡须，每当说话的时候，他都会用手去卷自己的胡子。他说他们一家人就住在旁边的一栋茅草屋里，房子是租来的，20年前，为了躲避内战后的混乱，他从邻近的库纳尔省一个小山村来到了这里。如今，他是名厨子，月收入大概80美元。他的年龄足够大，甚至都还记得那场根除天花的运动。
到最危险的角落提供保护
根据对根除天花运动的研究，防疫战斗越是到了最后阶段，开销越是巨大。不过再昂贵的花费也是值得的，因为那不仅仅意味着无数生命的挽救，而且实际上节省了大量接下来的治疗费用。
最近几个月，边境地区的政治气候有所改善，至少在阿富汗一侧是这样。2013年5月，阿富汗塔利班的主要领导机构“基达人民立法会”（Quetta Shura）发表声明，宣布支持根除脊髓灰质炎运动。
在拉尔普拉医疗中心，扎赫德和他的团队听到了令人兴奋的好消息。以前那6个拒绝疫苗服务队进入的村子，现在改变了态度。两名身着传统长袍和裤子的当地防疫工作人员，向大家展示了来自山谷的说明。原来，由于一个外人也搞不清的纠纷，当地塔利班跟巴基斯坦塔利班闹翻了，并把后者赶走了。当那些外来武装分子走了后，村民们说服了当地领导人允许疫苗服务队进村开展工作。听到这里，在场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尤其是扎赫德。
现在扎赫德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等待国际组织的决议，采取措施防止病毒从巴基斯坦一侧进入阿富汗。在巴基斯坦境内，针对脊髓灰质炎防治工作人员的暴力袭击时有发生，2013年10月，巴基斯坦白沙瓦市的疫苗接种中心被炸，导致至少两人死亡、十余人受伤。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北瓦济里斯坦地区，当地塔利班领导人哈菲兹·古尔·巴哈杜尔（Hafiz Gul Bahadur）2012年已经下令禁止一切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活动。如今，研究人员估计，仅在过去一年中，就有超过16万当地儿童未能接种疫苗。不可避免的疫情暴发已经开始了，并且扩散到周边省份，2013年巴基斯坦全国近90%的病例都出现在这个地区。如果无法接种的情况持续下去，那么毫无疑问，病毒将会蔓延到其他国家，而邻国阿富汗则首当其冲。
走访拉尔普拉的当天，我也去了一趟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最大的边境口岸托尔哈姆（Torkham）：两边是峥嵘的岩石，中间一个狭窄的开口，两国的边防哨所彼此相对，各守一边。卡车排着长队等待进出，许多卡车都是在为驻阿富汗美军运输物资，出租车和公交车不准过关，人流则络绎不绝。通过边境口岸的人群五花八门，有身着西装的旁遮普省商人、有操着一口波斯语的官员、有身着校服的学生，还有来自边境普什图部落的村民，男人包着头巾，女人裹着长袍，怀抱孩子，全家扶老携幼过境。没有任何人去检查这些行人的任何证件。如果我们假装是本地人，那么很容易就可以溜达到巴基斯坦境内，转一圈后再从容过境回到阿富汗，很可能是携带着病毒回来。
根除脊髓灰质炎运动的工作人员在边境两侧各设立了一个工作站。过境的妇女和儿童通常会乘坐一种人力手推车。防疫人员会拦下这种推车，引导他们去到工作站，在那里接种疫苗。在我们参观期间，看到一个车夫推着辆手推车过来了，车上坐着一位身着长袍、脸罩面纱的女性，几个孩子或趴在她的膝上或围坐在她周围。
当地工作人员把一个小瓶递给了与我们同行的美国流行病学专家史蒂芬·罗森塔尔（Steven Rosenthal）。罗森塔尔接过疫苗后，走上前去，抬起一个小女孩的脸，往她嘴里滴了两滴。当女孩离开时，看起来不知道是要哭还是要笑，又似乎只是在惊讶地眨着眼睛。我们所有人，包括这个孩子，都是人类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医疗卫生运动的一部分，这个耗资10亿美元的项目，已经持续了25年，目前仍在不断学习如何更好更快地为世界上每一个孩子提供保护，哪怕是去到最危险的、最遥不可及的角落。
我们的目的地位于阿富汗东部，在贾拉拉巴德市以东约一小时车程的地方。当我们的陆地巡洋舰从高速公路上拐下来、朝向一排山峰驶去时，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边境线已映入眼帘。
我们经过了一处配备了沙袋和机枪的检查站，驻守的阿富汗警察只是漠然地瞟了一眼我们的白色汽车，因为此行还有两辆警方皮卡车为我们护航。到了夜晚，这个地区就是塔利班的天下，有时甚至是在白天，他们也在窥视。
不久，我们抵达了拉尔普拉（Lal Pura），一个Y形的小集镇，街上到处是药店、面包房和杂货铺。不过我们可没有配备武器，车门漆有蓝色正楷字：WHO（世界卫生组织）和UNICEF（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我们的“敌人”就是脊髓灰质炎病毒。与我同行的医生团队现在抵达了战争的前线。这是一场耗资10亿美元的全球战争，目的是从地球上彻底消灭掉脊髓灰质炎。
来到拉尔普拉诊所
我们开进了拉尔普拉医疗中心，这是一排简陋的混凝土平房，为该地区提供基础医疗服务，离巴基斯坦边境仅10英里。医疗中心的工作人员出来欢迎我们，特别热情，主要是为了迎接阿里·扎赫德（Ali Zahed）—世界卫生组织监察项目在阿富汗的负责人。在加入世卫组织前，扎赫德为阿富汗政府工作，负责该国东部的小儿麻痹症项目，此前就已经认识了这个医疗中心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对于他们在山区工作面临的困难和危险非常清楚。
扎赫德现在正表情严肃地倾听当地工作人员的介绍，因为拉尔普拉的脊髓灰质炎问题相当严重。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暴力活动频繁，这里的农村腹地很大程度上都处在各种武装团体的控制下。在阿富汗，塔利班针对脊髓灰质炎运动大多采取合作态度，在其势力比较强大的南部地区，塔利班甚至会帮助指出那些被疫苗服务队忽视的地方。可是在巴基斯坦，情况就不同了，巴国境内的塔利班领导人在2012年的时候下令在其控制地区禁止接种疫苗，并指责接种活动是美国的阴谋，负责接种工作的医护人员甚至成为了暗杀的目标。自从禁令发布至今，已经有22名疫苗服务队人员在袭击事件中丧生。
由于拉尔普拉距离巴阿边境太近，巴基斯坦塔利班在这里的势力非常强大，该地区6个村庄中约200户家庭，在过去两年中被限制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因为巴基斯坦武装分子就生活在附近，他们拒绝疫苗服务队进入。结果就是，该地区出现大量未接种疫苗的儿童，非常易于感染病毒并蔓延至整个区域。事实上，7个月前，这里就上报了好几例脊髓灰质炎病例。
当我们站在诊所前的时候，一名护士的6岁儿子从里面走了出来，略显害羞地盯着面前这群陌生人。“啊，这就是我们的案例。”扎赫德说，微笑着摸了摸男孩的头。这个小男孩非常幸运，他的小儿麻痹症已经完全康复了。但在该地区的其他孩子可就没那么幸运了。除非脊髓灰质炎医疗队能够接触到他们，否则病毒会继续传播。
这场消灭脊髓灰质炎的全球运动，经过25年努力，已经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全世界仅剩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这三个国家仍流行该病。这场运动是当今最昂贵和雄心勃勃的全球性医疗卫生项目之一，已经非常接近胜利，如今每年全球只有几百例瘫痪病例，而当运动于1998年刚刚启动之时，每年的病例高达35万。但是完成马拉松的最后一英里，需要的不仅仅是科学和巨额资金，还需要集体意志的巨大力量。
消灭小儿麻痹症运动
迄今为止只有一种人类疾病被彻底根除：天花。
那场运动正式开始于1966年，由世卫组织发起，在美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专家唐纳德·亨德森（Donald Henderson）的主导下，为全球超过80%的人口接种了疫苗，经过11年努力，最终成功消灭了天花这种疾病。但整个过程充满了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危险，医卫人员们要突破冷战的铁幕、要和非洲各个交战的武装团体或部族谈判。有一次，为了方便疫苗运输，他们甚至说服了正在激战的尼日利亚和比夫拉共和国（从尼日利亚东南部分裂出去独立不足3年的短命政权）同意短暂停火。
消灭天花运动代表了一种新的成功，表明可以通过全人类的合作，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但想复制这种成功并不容易。单单是要确定把哪种疾病列为第二个目标就花费了不少时间。研究人员曾经考虑过黄热病，但后来发现灵长类也会感染；疟疾也曾是候选病之一，但昂贵的费用和技术挑战使研究人员在1978年放弃了这一选择。
小儿麻痹症，首先，它仅在人类中传播；其次，人们已经研制出了有效的疫苗。因此在1988年，世卫組织和各国政府决定联合起来彻底消灭这种疾病。
不过这比消灭天花更困难，因为天花感染者可见脓疱和瘢痕，而脊髓灰质炎患者病征则没这么明显，因此更难以追踪和消除。而且，如果确诊一名脊髓灰质炎患者，那就意味着有近200名病毒携带者。因此，扎赫德和他的同事们必须尽快行动。为了检测这种疾病在阿富汗的传播速度，他们建立了一个疑似脊髓灰质炎病例报告网络。
由于阿富汗的公共医疗系统根本无法延伸到许多农村和边远地区，所以他们联络了各种各样的当地人来帮忙：毛拉、寺院守护者、药剂师、信仰治疗师和江湖游医。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一旦有儿童患病，父母往往会带着孩子去找这些人求医。扎赫德和同事们已经对这些合作者进行了基本培训，而且，一旦他们上报的疑似病例中有一例确诊病例，上报人就能获得约5美元的奖励。
但由于部分感染者根本没有明显病征，这就意味着在一些被认为已经根除的地区，也有可能再次暴发。例如，2013年曾在以色列和埃及发现含有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污水，源头被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人，因此印度已强制所有巴基斯坦人在2014年1月30日之后访问印度的，需要拿出自己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记录。此外，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南苏丹在2013年已经上报了几起病例；2013年10月，世卫组织宣布叙利亚出现了多个疑似病例，到10月29日已有10例被确诊为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而这个国家的内战已经导致了200万到处流动的难民。 在1988年启动根除脊髓灰质炎运动之时，人们预计将在千禧年彻底消灭这种疾病。但到了2000年，全球仍有约700个确诊病例，而且病毒顽固地盘踞在非洲和南亚，如今，又有13年过去了，目标期限被推迟到了2018年。能否在那一年彻底消灭这种疾病，就看疫苗服务队是否能在上述三个国家最不发达、最不稳定的地区去挨家挨户实施疫苗接种了。
不容乐观的阿富汗
2013年8月，我前往阿富汗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观摩每季度一次的“国家免疫日”活动，这一为期3天的活动旨在将疫苗提供给所有5岁以下的孩子。阿富汗全国约6万名防疫工作人员将访问430万户家庭，为780万名儿童提供防疫服务。在贾拉拉巴德，大约四分之一的防疫推广是由拉娜（Rana）督办。在这个由持枪男性统治的地区，拉娜的外表可一点都不像位战士：她仅5英尺（1.524米）高，身材瘦削，从头到脚罩着一件深蓝色的布尔卡（传统女性長袍），但衣服下摆露出了闪闪发亮的高跟凉鞋。年仅25岁的拉娜负责管理7个小组，每个小组由两名女性构成，负责为当地的13952名儿童接种疫苗。
我在“国家免疫日”活动的前夕第一次见到了拉娜，地点是贾拉拉巴德市立医院，当拉娜走过时，扎赫德跟她开玩笑说：“嘿，指挥官，你的士兵在哪里？”
“她们会准备好的！”拉娜把布尔卡推高到额头，回应道，“明天是个大日子。”
虽然全球范围的根除脊髓灰质炎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在阿富汗，过去20年的形势却不容乐观。2001年塔利班倒台后病例数有所下降，但2011年却重新呈现暴发态势。相应地，防疫计划也掀起了一波浪潮。该国的根除脊髓灰质炎项目由政府负责，由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出资。两个国际组织增派了一倍的人手，政府则处理了表现不佳和腐败的官员。2013年，这波浪潮获得了巨大回报：饱受战争蹂躏的阿富汗南部，曾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脊髓灰质炎最严重的地区，如今则似乎已经彻底清除了病毒。现在，问题最严重的地区是交通不便的东部，例如贾拉拉巴德这里。2013年阿富汗全国的脊髓灰质炎病例半数都出现在这里，因此该地区的“国家免疫日”活动就显得格外重要。
第二天，拉娜和她的团队来到当地脊髓灰质炎总部，并开始打包蓝色的圆筒状药箱，这些药箱看起来很像隔热午餐袋。她们全程都会带着这些药箱，里面除了12支脊髓灰质炎疫苗，还有冷敷冰袋、药物喷嘴。此外，疫苗服务队每人都带着一瓶水果味的驱虫药片，那是给孩子的奖励。疫苗服务队的人分别乘坐几辆面包车，拉娜则上了一辆丰田花冠，团队开始出发。在城区相对比较安全的范围，所有疫苗服务队人员都是女性，因为很多家庭内部，是不允许陌生男子进入的。
拉娜的父亲已经老迈，而且没有儿子，因此养老的重担就落到了拉娜身上。作为长女，拉娜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她毕业于师范学院，但一直无法在学校找到一份全职工作。这就是阿富汗社会保守性的一个侧面，全国皆如此，包括精英阶层和城市中产阶级，一个女人若是外出工作，尤其是涉及这种挨家挨户上门的工作，对女人来说有些名声不雅。因此，拉娜和她的同事来这里工作大多是由于家庭经济原因。这并不是说这份工作报酬很高，疫苗服务队的工作人员平均工资是每天每人3.5美元，若是男性工作者，工资至少是每天6美元，女性则少得可怜，即便是拉娜这种主管身份的，一天也只有4美元。
拉娜来到城郊督查一个小组的工作。后来我们在一栋被当地人戏称为白宫的豪华住宅附近发现了她们。豪宅隔壁就是一排泥墙茅草屋，旁边还有一条排污沟，水面覆盖着一团团黑色的藻类，缓缓冒着气泡，成群的苍蝇乱撞，三只鸭子浮在沟里，试图在腐烂的污物中觅食。顺着排污沟往下看，赤脚的孩子们尖叫着跑过泥泞的地面，泥浆飞溅。从这里可以很容易看出来脊髓灰质炎病毒是如何传播的：病毒通过受污染的食物和水传播，经口腔进入体内并在肠道内繁殖，90%以上受感染的人没有症状，但他们排泄的粪便带有病毒，并可传染给他人。
当拉娜和她的团队进入到那些茅草屋工作时，一位老大爷走到了我旁边。他名叫阿里·穆罕默德，长着长长的黑色胡须，每当说话的时候，他都会用手去卷自己的胡子。他说他们一家人就住在旁边的一栋茅草屋里，房子是租来的，20年前，为了躲避内战后的混乱，他从邻近的库纳尔省一个小山村来到了这里。如今，他是名厨子，月收入大概80美元。他的年龄足够大，甚至都还记得那场根除天花的运动。
到最危险的角落提供保护
根据对根除天花运动的研究，防疫战斗越是到了最后阶段，开销越是巨大。不过再昂贵的花费也是值得的，因为那不仅仅意味着无数生命的挽救，而且实际上节省了大量接下来的治疗费用。
最近几个月，边境地区的政治气候有所改善，至少在阿富汗一侧是这样。2013年5月，阿富汗塔利班的主要领导机构“基达人民立法会”（Quetta Shura）发表声明，宣布支持根除脊髓灰质炎运动。
在拉尔普拉医疗中心，扎赫德和他的团队听到了令人兴奋的好消息。以前那6个拒绝疫苗服务队进入的村子，现在改变了态度。两名身着传统长袍和裤子的当地防疫工作人员，向大家展示了来自山谷的说明。原来，由于一个外人也搞不清的纠纷，当地塔利班跟巴基斯坦塔利班闹翻了，并把后者赶走了。当那些外来武装分子走了后，村民们说服了当地领导人允许疫苗服务队进村开展工作。听到这里，在场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尤其是扎赫德。
现在扎赫德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等待国际组织的决议，采取措施防止病毒从巴基斯坦一侧进入阿富汗。在巴基斯坦境内，针对脊髓灰质炎防治工作人员的暴力袭击时有发生，2013年10月，巴基斯坦白沙瓦市的疫苗接种中心被炸，导致至少两人死亡、十余人受伤。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北瓦济里斯坦地区，当地塔利班领导人哈菲兹·古尔·巴哈杜尔（Hafiz Gul Bahadur）2012年已经下令禁止一切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活动。如今，研究人员估计，仅在过去一年中，就有超过16万当地儿童未能接种疫苗。不可避免的疫情暴发已经开始了，并且扩散到周边省份，2013年巴基斯坦全国近90%的病例都出现在这个地区。如果无法接种的情况持续下去，那么毫无疑问，病毒将会蔓延到其他国家，而邻国阿富汗则首当其冲。
走访拉尔普拉的当天，我也去了一趟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最大的边境口岸托尔哈姆（Torkham）：两边是峥嵘的岩石，中间一个狭窄的开口，两国的边防哨所彼此相对，各守一边。卡车排着长队等待进出，许多卡车都是在为驻阿富汗美军运输物资，出租车和公交车不准过关，人流则络绎不绝。通过边境口岸的人群五花八门，有身着西装的旁遮普省商人、有操着一口波斯语的官员、有身着校服的学生，还有来自边境普什图部落的村民，男人包着头巾，女人裹着长袍，怀抱孩子，全家扶老携幼过境。没有任何人去检查这些行人的任何证件。如果我们假装是本地人，那么很容易就可以溜达到巴基斯坦境内，转一圈后再从容过境回到阿富汗，很可能是携带着病毒回来。
根除脊髓灰质炎运动的工作人员在边境两侧各设立了一个工作站。过境的妇女和儿童通常会乘坐一种人力手推车。防疫人员会拦下这种推车，引导他们去到工作站，在那里接种疫苗。在我们参观期间，看到一个车夫推着辆手推车过来了，车上坐着一位身着长袍、脸罩面纱的女性，几个孩子或趴在她的膝上或围坐在她周围。
当地工作人员把一个小瓶递给了与我们同行的美国流行病学专家史蒂芬·罗森塔尔（Steven Rosenthal）。罗森塔尔接过疫苗后，走上前去，抬起一个小女孩的脸，往她嘴里滴了两滴。当女孩离开时，看起来不知道是要哭还是要笑，又似乎只是在惊讶地眨着眼睛。我们所有人，包括这个孩子，都是人类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医疗卫生运动的一部分，这个耗资10亿美元的项目，已经持续了25年，目前仍在不断学习如何更好更快地为世界上每一个孩子提供保护，哪怕是去到最危险的、最遥不可及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