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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勇兄：
去年秋天，有一位我很敬重的友人，建议我从中古文学家如蔡文姬、嵇康、阮籍等人中挑选一位来写传记，参加到中国作协主持的“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工程当中去。据介绍，该“传记”丛书要求：应是原创的纪实体文学作品，在尊重史实基础上进行文学艺术创造，力求生动完美，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和可读性云云。每部传记的篇幅约掌握在二十五万字至四十万字。
既要纪实，又要创造，我理解就是要达成学术性和文学性的完美结合，兼具科学性和可读性。这是极高的标准，我哪里能做得到，没有敢应命。而且他们定的期限很紧，想多磨几年也不可能，这就更不敢轻易上船了。
既然是传记，肯定要真实可信，要仔细研究史料，完全吃透，然后才可以转化为叙事。可是关于蔡文姬的史料很少，正史上的传只有寥寥数行，别传和相关的记载略多一点，也颇有限，而她本人的诗只有三首，却又每一首的真伪都有争议。我是相信三首皆真的——那也没有多少。总之可以作为依据和出发点的东西远不足万字，现在要冲出二十五至四十万的一大桶来，要加多少创造性的辅料佐料啊。嵇康和阮籍的材料虽然要丰富得多，但其中有麻烦的地方层出不穷，学术界的意见分歧很大，我虽然有自己的一套解读（曾发表过一二十篇有关的论文和文章，其主旨大体见于行将出版的《从孔融到陶渊明——汉末三国两晋文学史论衡》一书第二章《正始玄远》），但同主流派的看法出入甚远，单是作纯学术讨论还好，一旦化为充满“文学艺术创造”的叙述，难免被斥为野狐禅，不大大挨骂恐怕是不可能的。而要为自己作“并非野狐”的辩护，得说上许多许多话，势必冲击安度晚年的计划——不必去惹这样的麻烦了。
看你过去的文章，好像倾向于传记不能虚构，否则就是写小说而非传记了。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写传记，绝对不虚构确实是可能的，材料甚多，只要掌握得齐全，分析得到位，化为纯真实的叙述大有可能——你为林徽因、凌叔华写传，得到很好的评价，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当然剪裁得体、文字高妙也大有关系。而为古代特别是唐朝以前的作家写传，就很难有这样的不愁无米的幸福了。
其实有些虚构也并不可怕，只要不违背有案可稽的基本史料就可以了。事实上即使是传世的历史著作中也有若干虚构。例如《左传》宣公二年写晋灵公派一个刺客鉏麑去暗杀老是提意见的赵盾，鉏麑一大早赶去准备动手，却见赵盾已经起床，“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退而感叹道：“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于是道德高尚的硬汉鉏麑就自己撞树而死。当时就是他一个人，这样的自言自语，史家何从得知？照写不误。又如《史记·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段，写刘邦和张良在形势非常危急之际，借口上厕所，躲在里面密商怎样逃离此地，这事十分机密，当时尚无录音或窃听装置——司马迁何从得知？也照写不误。
钱锺书先生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入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左传》、《史记》“足为史有诗心、文心之证”。刺客鉏麑忽然自杀，在厕所里呆了一会儿以后刘邦就逃跑了，这样的事情是真的，这也就可以了。他们自言自语或秘密交谈了些什么话，创造几句无妨。史家尚且有这样的自由，传记作家还怕什么？
再举一个同扬州有点关系的例子。史可法（1602—1645）守扬州，最后以身殉国，是著名的抗清英雄。他早年是左光斗的门生，左光斗遭宦官迫害下狱，史可法去探监，不料被恩师狠狠地责备了一顿，而他骂门生的那些话，有好几种不同的版本：
“尔胡为乎来哉！”
——史可法《祭大中丞左公文》，《史可法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页
“道邻，宜厚自爱！异日天下有事，吾望子为国柱！自吾被祸，门生故吏，逆党日罗而捕之，今子出身犯难，殉硜硜小节，而撄奸人之锋，我死，子必随之，是再戮我也！”
——戴名世《戴南山全集》卷八《左忠毅公传》
“庸奴，此何地也？而汝前来！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
——方苞《方苞集》卷九《左忠毅公逸事》
意旨相同，都是爱护门生的意思，怕他因探监而遭到株连，他是要为天下爱惜人才；而几份文献中的具体话语大不相同。一般来说，大约是史可法本人那一句比较简单的记载最为可信，后两份大约都不免踵事增华；但也可能是有些老师器重自己的话，史可法觉得不宜出现在自己笔下，遂略去不提。如果今天为史可法或左光斗写传记，不妨以这三份文献为依托，加以生发，进一步锦上添花。大史家司马光说得好：“凡为史者记人之言，必有以文之。”史书尚且可以如此，人物传记自然应当更加能够容忍“有以文之”的人物语言。
这样看来，传记里的人物语言可以有三种情形：这话是他说的，这话像他说的，这话他是可能说的；只有一种应当避免：这话他是不可能说的。
文学传记也不妨虚构故事；而尤其可以在相关史料的基础上虚构人物语言，这样风险比较小，并能大大增加可读性；心理描写则更是大有可为。总之大可放笔直书，其底线在于不要同可靠的史料发生矛盾抵触。这正如人们做事可以有些自由，只要不出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就行一样。
但这决非易事，更不能随心所欲天马行空，因为如果不深知当时的情形，包括历史、地理、制度、礼法、风俗、习惯、名物、时尚、心态等等，就很容易弄出些不可能的故事和语言来，以致落到底线之下，误导读者或令他们哭笑两难。
如果我来写古代文学家的传记，就准备把胆子放大些，再大些！但你知道我一向胆小，虽欲衰年变法，而仍多学究的迂腐气，要改也难。那么还是自己不写，而来看名家们的大作吧。
你对传记一道研究有素，愿闻高论，匡我不逮。匆匆， 问好！
弟 顾农 再拜
2013年1月6日
顾农兄：
信悉。传记写作确是我感兴趣的话题，很有些话想说。年后年前琐事不断，回信竟拖了一段日子。
兄辞谢蔡琰传记的邀约，明智之至。蔡琰的材料少到那种程度，如何为无米之炊？出版这套“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早有所闻，主事的称得上权威部门，本可寄以厚望，结果如何叫人有点杞人之忧。他们列出拟写的传主一百三十位，绝大多数属于古代，蔡元培以后寥寥不足十人。“丛书”要求每本传记篇幅都写到二十五至四十万字，不大容易完成。即使下限二十五万，再打个折扣，就十七八万吧，材料不够敷衍的又何止蔡琰一人。先秦诸子，哪个都难以凑到这么多万数。看丛书征聘著者的对象，有作家有专家，好像首先盯着作家，报告文学作家或曰纪实文学作家。主事者敢有此豪迈之举，或许正看在作家们的丰富想象、妙笔生花。现代文化名人诚然材料丰富，为其立传又何尝容易呢。他们较之古人自不虞无米，但泡沫亦多。材料的真真假假，以至彼此抵牾，若非研究有素，何取何舍实在很是费力的。譬如几成常识的金岳霖因为林徽因终身不娶，已采入多种传记作品。事实是这位哲学家晚年曾经谈婚论嫁，只是出于政治以及其他原因，无奈地不了了之矣。近日某报关于著名词曲学者任二北的回忆，我读来很觉得平实了，兄乃任翁的乡人，却一眼见出其中“不尽准确”多处。他人回忆如此，本人自述也难说全部可靠。冰心有篇纪念胡适的文章，说她虽然与胡适过从非浅，而从来没有写过一次信给博士。读到此处，我伸手取下书架上的《胡适来往书信集》，里面就收录了两封她致“适之校长先生”信函。自述的失真，其原因不一。此处冰心决非说谎，他俩往来二十多年里通信委实极少，少得记忆里不留痕迹。可见，传记材料，少有少的难处，多也有多的费劲。
胡适曾经感叹中国最缺乏传记文学，这些年来传记的出版倒兴旺得可以。书店里传记读物满排满架，热销非常。著者中不少是倚马可待的快手，天马行空，戏说无边。他们的迅疾和文采，非严谨的学者专家能追步。迅疾与严谨，出版商是宁取前舍后的，故此类传记所述传主生平不敢全盘置信。有人搬来异域风行的“新历史主义”，为胡编乱造来张目开道。张目开道者强调的历史本无真实可言，恐并非人家那个“主义”的原意。我想，原意旨在说明历史描述不可穷尽，正如揭示真理不可能绝对一样。没有绝对真理，历史不可穷尽，均就宏观而言，不应拿来作拒绝追求真理、逼近史实的盾牌。胡适有过近似的比喻，说历史是一位姑娘，任人打扮；或像块面团，任人揉捏。这个生动的有名的比喻也常被误解为无视客观史实的存在。岂不知，任人地打扮、任人地揉捏，仅道理的一半，还另有前提性一半是，打扮、揉捏对象即姑娘、面团不容替换。姑娘、面团是历史，是本质所在。倘若打扮猴子，揉捏泥巴，任怎么地打扮、揉捏，它也只是猴子，只是泥巴，决非姑娘，决非面团，当然不再是历史。
近年盛行传记小说，这名目好生费解。传记属历史范畴，小说在文学类别，一是必须发生过的史实记录，一是子虚乌有的假语村言，如何能融合在一起呢？又要说到胡适，他是倡导传记写作的先驱，而且身体力行，撰写了《四十自述》。这个自述曾经尝试“小说式”的文学笔法，还想以虚构的人名、地名描写具体故事。他的尝试已见之“自述”开头一章，但还是无力把史实与“小说”调和到一块，不得不放弃了继续尝试，“自述”回归了他严谨的史学原则。
你我处身高校，这些话在学界说说尚可，外人听来难免不讥之迂腐学究气。其实你我向来诟病学术囿于学府，它的终端应该是民众，并为此多少作过一点努力。传记写作亦然，不能一味地炮制学术性的“评传”，还需有面向广大读者的传记读物。传记可以普及历史知识，可以传承文化，还可以励志。名垂青史的人物都是垂范后人的精神资源，“名人传记丛书”的倡导、组织者们初衷或正在于此。要让广大读者阅读，就得喜闻乐见，就要求传记的可读性，大量文学传记蜂拥而至是自然的。眼下连学术传记也悄悄向它靠拢，以前往往标明“评传”以示身价，现今不大张开这面旗号了，不然势必影响销售数量，出版商不大肯买账。文学传记当然讲究文学性，可文学性又被写手视为胡编乱造的另一块盾牌，以为文学性便是容许编撰情节，虚构内容。此乃大大的曲解或误解。兄提及《史记》，它虽为史著，但汉魏时人们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皆有别今人，史学观念亦不同今世。先秦更加是事实和传说以至神话参合在一起的，因而不必泥古。人们常常引证三实七虚的《三国演义》，尤不必成则为王，不能因为它成文学经典而忽略史学意义的负面效应。太多的人以它为接受历史教育的捷径，然而为那“七虚”，史学家们要付出多大辛劳澄清史实。《三国演义》不朽，史学家为其纠正不实恐也永无止日。记得鲁迅对“七虚”便不无微词。学术传记容有失误，毕竟亦有学术自律在，且读者具相关知识、不乏一定分辨能力。文学传记读者众多，读者知识又是有限，胡编戏说起来，贻害之易之广可想而知。
传记无论如何不宜虚构，所谓虚构不妨以“拟实”概念取代。与其讨论可不可虚构，不如讨论如何合情合理地拟实。拟实与虚构大有区别，后者是无中生有，前者只是把确实发生过的事情作推理、想象、摹写出来。譬如，史料记载传主春季天晴的某日去了一趟西湖，传记不妨据此，写写春阳娇媚，垂柳拂面，但不可描述成秋雨绵绵，万木萧疏。要是史料失记是晴是雨，那就放宽一些，随你写晴写雨，算打个擦边球啰。传记的文学性，其涵义何止在情节曲折，更有诸多其他文学因素，如笔致宜人，注重细节，场景再现，等等。我颇向往随笔体的传记，娓娓道来，似平淡实隽永。拙著《林徽因传》、《凌叔华传》都曾略作追步，毕竟学力和才情都甚欠缺，远不尽人意。这两册传记的读者依然局限在“读书人”圈内，圈外读者，包括若干林徽因粉丝，仍多为“演义”式的林氏传记所吸引。
关于传记的文学性问题，以及拟实，如何拟实，可说、想说的话多多，先此打住了。这个话题未必没有理论意义，而实践意义尤为迫切。信里三言两语不大说得清楚，最好另作文字探讨。
新春伊始，本当祝福兄文笔大健。一想到兄的新作已经目不暇接，就改为一声提醒吧：务切保重健康，到底上了年纪，何况兄刚刚杀青了数十万言宏著。
弟 学勇
2013年2月16日
去年秋天，有一位我很敬重的友人，建议我从中古文学家如蔡文姬、嵇康、阮籍等人中挑选一位来写传记，参加到中国作协主持的“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工程当中去。据介绍，该“传记”丛书要求：应是原创的纪实体文学作品，在尊重史实基础上进行文学艺术创造，力求生动完美，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和可读性云云。每部传记的篇幅约掌握在二十五万字至四十万字。
既要纪实，又要创造，我理解就是要达成学术性和文学性的完美结合，兼具科学性和可读性。这是极高的标准，我哪里能做得到，没有敢应命。而且他们定的期限很紧，想多磨几年也不可能，这就更不敢轻易上船了。
既然是传记，肯定要真实可信，要仔细研究史料，完全吃透，然后才可以转化为叙事。可是关于蔡文姬的史料很少，正史上的传只有寥寥数行，别传和相关的记载略多一点，也颇有限，而她本人的诗只有三首，却又每一首的真伪都有争议。我是相信三首皆真的——那也没有多少。总之可以作为依据和出发点的东西远不足万字，现在要冲出二十五至四十万的一大桶来，要加多少创造性的辅料佐料啊。嵇康和阮籍的材料虽然要丰富得多，但其中有麻烦的地方层出不穷，学术界的意见分歧很大，我虽然有自己的一套解读（曾发表过一二十篇有关的论文和文章，其主旨大体见于行将出版的《从孔融到陶渊明——汉末三国两晋文学史论衡》一书第二章《正始玄远》），但同主流派的看法出入甚远，单是作纯学术讨论还好，一旦化为充满“文学艺术创造”的叙述，难免被斥为野狐禅，不大大挨骂恐怕是不可能的。而要为自己作“并非野狐”的辩护，得说上许多许多话，势必冲击安度晚年的计划——不必去惹这样的麻烦了。
看你过去的文章，好像倾向于传记不能虚构，否则就是写小说而非传记了。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写传记，绝对不虚构确实是可能的，材料甚多，只要掌握得齐全，分析得到位，化为纯真实的叙述大有可能——你为林徽因、凌叔华写传，得到很好的评价，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当然剪裁得体、文字高妙也大有关系。而为古代特别是唐朝以前的作家写传，就很难有这样的不愁无米的幸福了。
其实有些虚构也并不可怕，只要不违背有案可稽的基本史料就可以了。事实上即使是传世的历史著作中也有若干虚构。例如《左传》宣公二年写晋灵公派一个刺客鉏麑去暗杀老是提意见的赵盾，鉏麑一大早赶去准备动手，却见赵盾已经起床，“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退而感叹道：“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于是道德高尚的硬汉鉏麑就自己撞树而死。当时就是他一个人，这样的自言自语，史家何从得知？照写不误。又如《史记·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段，写刘邦和张良在形势非常危急之际，借口上厕所，躲在里面密商怎样逃离此地，这事十分机密，当时尚无录音或窃听装置——司马迁何从得知？也照写不误。
钱锺书先生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入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左传》、《史记》“足为史有诗心、文心之证”。刺客鉏麑忽然自杀，在厕所里呆了一会儿以后刘邦就逃跑了，这样的事情是真的，这也就可以了。他们自言自语或秘密交谈了些什么话，创造几句无妨。史家尚且有这样的自由，传记作家还怕什么？
再举一个同扬州有点关系的例子。史可法（1602—1645）守扬州，最后以身殉国，是著名的抗清英雄。他早年是左光斗的门生，左光斗遭宦官迫害下狱，史可法去探监，不料被恩师狠狠地责备了一顿，而他骂门生的那些话，有好几种不同的版本：
“尔胡为乎来哉！”
——史可法《祭大中丞左公文》，《史可法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页
“道邻，宜厚自爱！异日天下有事，吾望子为国柱！自吾被祸，门生故吏，逆党日罗而捕之，今子出身犯难，殉硜硜小节，而撄奸人之锋，我死，子必随之，是再戮我也！”
——戴名世《戴南山全集》卷八《左忠毅公传》
“庸奴，此何地也？而汝前来！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
——方苞《方苞集》卷九《左忠毅公逸事》
意旨相同，都是爱护门生的意思，怕他因探监而遭到株连，他是要为天下爱惜人才；而几份文献中的具体话语大不相同。一般来说，大约是史可法本人那一句比较简单的记载最为可信，后两份大约都不免踵事增华；但也可能是有些老师器重自己的话，史可法觉得不宜出现在自己笔下，遂略去不提。如果今天为史可法或左光斗写传记，不妨以这三份文献为依托，加以生发，进一步锦上添花。大史家司马光说得好：“凡为史者记人之言，必有以文之。”史书尚且可以如此，人物传记自然应当更加能够容忍“有以文之”的人物语言。
这样看来，传记里的人物语言可以有三种情形：这话是他说的，这话像他说的，这话他是可能说的；只有一种应当避免：这话他是不可能说的。
文学传记也不妨虚构故事；而尤其可以在相关史料的基础上虚构人物语言，这样风险比较小，并能大大增加可读性；心理描写则更是大有可为。总之大可放笔直书，其底线在于不要同可靠的史料发生矛盾抵触。这正如人们做事可以有些自由，只要不出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就行一样。
但这决非易事，更不能随心所欲天马行空，因为如果不深知当时的情形，包括历史、地理、制度、礼法、风俗、习惯、名物、时尚、心态等等，就很容易弄出些不可能的故事和语言来，以致落到底线之下，误导读者或令他们哭笑两难。
如果我来写古代文学家的传记，就准备把胆子放大些，再大些！但你知道我一向胆小，虽欲衰年变法，而仍多学究的迂腐气，要改也难。那么还是自己不写，而来看名家们的大作吧。
你对传记一道研究有素，愿闻高论，匡我不逮。匆匆， 问好！
弟 顾农 再拜
2013年1月6日
顾农兄：
信悉。传记写作确是我感兴趣的话题，很有些话想说。年后年前琐事不断，回信竟拖了一段日子。
兄辞谢蔡琰传记的邀约，明智之至。蔡琰的材料少到那种程度，如何为无米之炊？出版这套“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早有所闻，主事的称得上权威部门，本可寄以厚望，结果如何叫人有点杞人之忧。他们列出拟写的传主一百三十位，绝大多数属于古代，蔡元培以后寥寥不足十人。“丛书”要求每本传记篇幅都写到二十五至四十万字，不大容易完成。即使下限二十五万，再打个折扣，就十七八万吧，材料不够敷衍的又何止蔡琰一人。先秦诸子，哪个都难以凑到这么多万数。看丛书征聘著者的对象，有作家有专家，好像首先盯着作家，报告文学作家或曰纪实文学作家。主事者敢有此豪迈之举，或许正看在作家们的丰富想象、妙笔生花。现代文化名人诚然材料丰富，为其立传又何尝容易呢。他们较之古人自不虞无米，但泡沫亦多。材料的真真假假，以至彼此抵牾，若非研究有素，何取何舍实在很是费力的。譬如几成常识的金岳霖因为林徽因终身不娶，已采入多种传记作品。事实是这位哲学家晚年曾经谈婚论嫁，只是出于政治以及其他原因，无奈地不了了之矣。近日某报关于著名词曲学者任二北的回忆，我读来很觉得平实了，兄乃任翁的乡人，却一眼见出其中“不尽准确”多处。他人回忆如此，本人自述也难说全部可靠。冰心有篇纪念胡适的文章，说她虽然与胡适过从非浅，而从来没有写过一次信给博士。读到此处，我伸手取下书架上的《胡适来往书信集》，里面就收录了两封她致“适之校长先生”信函。自述的失真，其原因不一。此处冰心决非说谎，他俩往来二十多年里通信委实极少，少得记忆里不留痕迹。可见，传记材料，少有少的难处，多也有多的费劲。
胡适曾经感叹中国最缺乏传记文学，这些年来传记的出版倒兴旺得可以。书店里传记读物满排满架，热销非常。著者中不少是倚马可待的快手，天马行空，戏说无边。他们的迅疾和文采，非严谨的学者专家能追步。迅疾与严谨，出版商是宁取前舍后的，故此类传记所述传主生平不敢全盘置信。有人搬来异域风行的“新历史主义”，为胡编乱造来张目开道。张目开道者强调的历史本无真实可言，恐并非人家那个“主义”的原意。我想，原意旨在说明历史描述不可穷尽，正如揭示真理不可能绝对一样。没有绝对真理，历史不可穷尽，均就宏观而言，不应拿来作拒绝追求真理、逼近史实的盾牌。胡适有过近似的比喻，说历史是一位姑娘，任人打扮；或像块面团，任人揉捏。这个生动的有名的比喻也常被误解为无视客观史实的存在。岂不知，任人地打扮、任人地揉捏，仅道理的一半，还另有前提性一半是，打扮、揉捏对象即姑娘、面团不容替换。姑娘、面团是历史，是本质所在。倘若打扮猴子，揉捏泥巴，任怎么地打扮、揉捏，它也只是猴子，只是泥巴，决非姑娘，决非面团，当然不再是历史。
近年盛行传记小说，这名目好生费解。传记属历史范畴，小说在文学类别，一是必须发生过的史实记录，一是子虚乌有的假语村言，如何能融合在一起呢？又要说到胡适，他是倡导传记写作的先驱，而且身体力行，撰写了《四十自述》。这个自述曾经尝试“小说式”的文学笔法，还想以虚构的人名、地名描写具体故事。他的尝试已见之“自述”开头一章，但还是无力把史实与“小说”调和到一块，不得不放弃了继续尝试，“自述”回归了他严谨的史学原则。
你我处身高校，这些话在学界说说尚可，外人听来难免不讥之迂腐学究气。其实你我向来诟病学术囿于学府，它的终端应该是民众，并为此多少作过一点努力。传记写作亦然，不能一味地炮制学术性的“评传”，还需有面向广大读者的传记读物。传记可以普及历史知识，可以传承文化，还可以励志。名垂青史的人物都是垂范后人的精神资源，“名人传记丛书”的倡导、组织者们初衷或正在于此。要让广大读者阅读，就得喜闻乐见，就要求传记的可读性，大量文学传记蜂拥而至是自然的。眼下连学术传记也悄悄向它靠拢，以前往往标明“评传”以示身价，现今不大张开这面旗号了，不然势必影响销售数量，出版商不大肯买账。文学传记当然讲究文学性，可文学性又被写手视为胡编乱造的另一块盾牌，以为文学性便是容许编撰情节，虚构内容。此乃大大的曲解或误解。兄提及《史记》，它虽为史著，但汉魏时人们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皆有别今人，史学观念亦不同今世。先秦更加是事实和传说以至神话参合在一起的，因而不必泥古。人们常常引证三实七虚的《三国演义》，尤不必成则为王，不能因为它成文学经典而忽略史学意义的负面效应。太多的人以它为接受历史教育的捷径，然而为那“七虚”，史学家们要付出多大辛劳澄清史实。《三国演义》不朽，史学家为其纠正不实恐也永无止日。记得鲁迅对“七虚”便不无微词。学术传记容有失误，毕竟亦有学术自律在，且读者具相关知识、不乏一定分辨能力。文学传记读者众多，读者知识又是有限，胡编戏说起来，贻害之易之广可想而知。
传记无论如何不宜虚构，所谓虚构不妨以“拟实”概念取代。与其讨论可不可虚构，不如讨论如何合情合理地拟实。拟实与虚构大有区别，后者是无中生有，前者只是把确实发生过的事情作推理、想象、摹写出来。譬如，史料记载传主春季天晴的某日去了一趟西湖，传记不妨据此，写写春阳娇媚，垂柳拂面，但不可描述成秋雨绵绵，万木萧疏。要是史料失记是晴是雨，那就放宽一些，随你写晴写雨，算打个擦边球啰。传记的文学性，其涵义何止在情节曲折，更有诸多其他文学因素，如笔致宜人，注重细节，场景再现，等等。我颇向往随笔体的传记，娓娓道来，似平淡实隽永。拙著《林徽因传》、《凌叔华传》都曾略作追步，毕竟学力和才情都甚欠缺，远不尽人意。这两册传记的读者依然局限在“读书人”圈内，圈外读者，包括若干林徽因粉丝，仍多为“演义”式的林氏传记所吸引。
关于传记的文学性问题，以及拟实，如何拟实，可说、想说的话多多，先此打住了。这个话题未必没有理论意义，而实践意义尤为迫切。信里三言两语不大说得清楚，最好另作文字探讨。
新春伊始，本当祝福兄文笔大健。一想到兄的新作已经目不暇接，就改为一声提醒吧：务切保重健康，到底上了年纪，何况兄刚刚杀青了数十万言宏著。
弟 学勇
2013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