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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以大通县明代敌台为主，论证了大通县明代敌台的地理位置、敌台与长城墙体的相对关系、敌台的形制等，总结了大通县明代敌台的特征，为研究我国的筑城发展史以及古代的战防思想等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关键词］明代；长城；大通县；敌台；防御体系
［中图分类号］K928.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06-0113-04
敌台是长城防御工程的一部分，即骑墙而建的墩台，突出于长城墙体之上，有空心和实心两种。明代以前的长城没有敌台，这就需要很多士卒分兵把守，容易形成兵力分散的弱点。敌人骑兵来去神速，机动力强，而明朝的防御部队，则因组织防御时间短促，兵力、兵器往往有限而分散，使长城失去防御的稳固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相对集中兵力，增强防御力量，开始了敌台的修建。敌台的大规模修建始于抗倭名将戚继光，《明史·戚继光传》载：“自嘉靖以来，边墙虽修，墩台未建。继光巡行塞上，议建敌台……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督抚上其议，许之。”当然，戚继光倡修的敌台均为空心的敌台，实心敌台的修建要远远早于空心敌台。戚继光在《练兵记实》中说以前的长城比较低薄，很容易倾圮，由“间有砖石小台与墙各峙，互不相救”的记载可知，实心敌台的修建要早于空心的敌台。在大规模的修建空心敌台的过程中，对实心敌台的修建也没有放弃，而是在防守压力相对较小的地区，依然修建实心的敌台，“冲处创筑空心台，缓处仍旧附墙台”。①因而，在明代长城上就可见到空心和实心敌台两种建筑形制并存的现象，广泛分布在辽宁、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等省，青海的明代长城墙体上也有敌台，但是与其他省份不同的是均为实心敌台，也就是文献记载的“实台”。青海长城的大规模修建年代晚于蓟镇长城，但是没有发现空心敌台，这可能与当时青海地区的军事防务压力较低有关。
根据文献记载，明代正德以后，由于西海蒙古大规模进入青海境内，为了抵御西海蒙古的入侵和扰边，在青海境内环绕西宁卫修建了长城。关于青海明代长城的修建情况，众多学者、专家已经多有涉及，在此不再赘叙。②对于明代长城相依存的敌台，在《西宁志》中有多处记载：隆庆六年修完的娘娘山沙尔岭起，扎板山止的大通县境内长城，沙塘川、西石峡、黄草墩起，插把峡山墩至的互助县境内长城以及万历元年修完的湟中县境内长城、民和县的边墙村长城上以及万历二年修完的长城上均设有敌台。③实地调查中，在文献无载的门源县老虎沟口至浩门河边的长城上也残存有一座敌台。长城墙体上不仅修筑有敌台，在比较重要的峡榨、水关上也修建有敌台，以加强军事防御。如西石峡榨上修建有敌台，在湟中县的水关上也修建有敌台。可见，敌台已经成为修筑长城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工程。但是自修筑迄今，历经400多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损毁，明代长城已经面目全非，长城墙体和敌台大部分已经残破甚至消失。现存的敌台主要分布在大通、互助、门源三县，共10座，而仅有大通县的长城敌台保存较为完整，形制清楚；互助、门源县残存的敌台亦已坍塌，呈土堆状，难以判定基本的形制。④因此，有必要对大通县的明代敌台进行分类和研究。
一
根据广义上的长城的概念，大通县的明代长城由土墙、山险、河险、山险墙、石墙、壕堑等组成，长城从大通县与互助县交界的扎板山起，自东向西延伸至大通县与湟中县交界的娘娘山至，经过大通县的窎沟村、西坡村、毛家沟村、毛家寨村、老营庄、下庙沟、上庙沟等村庄，全长约46公里，其中夯土墙体长约11公里。敌台全部修筑在夯土墙之上，共有5座，分别为毛家寨敌台、下庙沟1号敌台、下庙沟2号敌台、上庙沟敌台和元树尔敌台。这些敌台随着地势高下相间，突兀参差，蔚为壮观。
敌台作为防御工事的一部分，地理位置的选择尤为重要，关于敌台修建的位置，明代薛三才的《明经世文编》、《薛恭敏公奏疏·覆议蓟镇事宜疏》卷443记载：“凡两山断处，皆筑有敌台，设有火器为可夹击。”⑤可见，敌台修建遵循的是这样一条基本原则：在两山相接的峡谷地带，为了增加防御力量而修建。河北、内蒙古等省区的敌台修建也基本遵循这一原则。但是，大通县的明代敌台受长城修建地理位置的影响，有一定的地域特色。
大通县的敌台依地理位置可分为三类：一、修建于两山相接处的山坡上。仅有下庙沟1号敌台，修建在大通县的小石山与娘娘山相接的明代长城“西闇门”所在位置的西侧，距离文献记载的“西闇门”约46米。二、修建于两山相接峡谷地带的山丘顶部。有下庙沟2号敌台和上庙沟敌台。这两座敌台之间是一处较为宽阔的山丘鞍部，两侧均有通道可以到达山底，长城两侧的地势也较为平缓。三、修建于山脊顶部长城墙体的拐弯处及其附近。有毛家寨敌台和元树尔敌台。这两座敌台所处的位置均为此段长城的拐弯处。这种情况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长城墙体拐弯处的附近，典型的范例为毛家寨敌台；另一种是在长城墙体拐弯处的山脊顶部修建，典型的范例为元树尔敌台。
由此可见，大通县明代敌台修建的地理位置根据大通县明代长城夯土墙体的分布和防御体系的需要而修建。大通县明代长城夯土墙全部在土山山脊上蜿蜒盘旋，涉及的山谷地带比较多，有些地方成为天然通道，但是在通道部位也没有修建长城，这与当时的防守体系有一定的关系，一般在道路要冲必须要修建敌台，如下庙沟的1号敌台。下庙沟1号敌台所处的位置为两山相夹的峡谷地带,也是明代长城内外往来的一条重要通道“西闇门”所在的位置。为了加强此处的防守，明代不仅此处设立了关堡—下庙沟关屯兵守备，同时，把此处的防守作为整体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此处的军事防御，《西宁卫志·堡寨》记载：“大闇门水洞榨，极冲，距卫治七十里、 北川二十里、河东老幼堡二里、西川八十里、清水沟脑十五里。虏零入，则北川兵左御水洞榨，右御闇门，西宁兵出河东老幼堡，西川兵出清水沟脑，分御。虏大入，则诸兵又于古城上下合击之。” ⑥老幼堡，也就是现在的桥头镇老营庄所在的位置，堡寨已经消失，距离西闇门距离约1公里。另外，在距离此处东南约800米还有庙沟堡，可见此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一直到清代，此处也倍受重视，《西宁府新志·建置·关隘》曰：“郡北北川营所管：三里有西闇门，六里有东闇门，俱系极要。”⑦因此，在此处的山坡之上修建敌台就顺理成章。而在一般的山谷地带，由于长城墙体大部分所处的区域为黄土丘陵地带，山大沟深，或者长城外侧地势险要，或者内侧悬崖陡峭，不易逾越。修筑了长城墙体就基本可以满足防守的需要，所以没有必要再修筑敌台。而地势较为平缓的山谷地带是天然形成的通道，为了加强防守，在两侧的山头之上各修建一座敌台，两者相互呼应，共同组成防御体系，如下庙沟2号敌台和上庙沟敌台。这两座敌台间距约440米，位于山间峡谷两侧的山丘顶部，视野开阔，可以有效地监控两山之间的峡谷地带。大通县明代敌台地理位置选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长城的拐弯处。由于大通县的明代长城修筑在山脊的顶部，受地形条件的影响，必然会出现一定的拐弯，当转弯达到一定的角度，就容易出现防守死角，成为防守的薄弱环节和敌军进攻的首要选择。大通县的敌台选择墙体拐弯的角度均为90°，也就是长城墙体在呈直角转弯处及其附近修筑敌台。元树尔敌台直接修筑在长城墙体的拐弯处，毛家寨敌台的修筑受地形条件的限制，山体拐弯处的外侧为陡峭的山崖，修筑长城敌台的工程量巨大，也是进攻之敌难以攀爬的区域，故而选择了距离墙体拐弯处西侧约12米处的山体顶部修建了敌台。
二
由于敌台的进深大于长城的宽度，一般内、外两侧凸出于墙体，在两者的相对关系上，大通县的敌台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典型的骑墙而建，敌台的中轴线与长城墙体的中轴线相对齐，如下庙沟1号、2号敌台和上庙沟敌台；二是仅与长城墙体相连，如元树尔敌台；三是长城墙体的中轴线与敌台的中轴线相偏离，如毛家寨敌台。关于敌台的中轴线与长城墙体中轴线相对齐，是明代长城敌台修建的一条基本原则，大多数敌台的修建也是采用这种方法。这是为了便于阻击侧射和斜射攻城的敌人，敌人一旦攻城，敌台上的士兵就可以凭借突出的敌台上的垛口，居高临下，进行侧翼阻击，遏制敌人架梯攻城。大通县的明代敌台也是以此种建筑方式较多，而敌台与长城墙体中轴线相偏离的做法有两座，分别为毛家寨敌台和元树尔敌台，是青海明代长城敌台的一种因地制宜的创造。毛家寨敌台向墙体外侧伸出1米，而向内伸出约4米，敌台的中轴线向内偏出约3米，显然不符合防御需要。但是，我们在实地的调查中发现，采用此种构筑方式，也是古人在修筑模式中的最大利用地形、地势的一种表现。毛家寨长城墙体外侧的地势较低，内侧地势较高，现存的高差达3米，如果骑墙而建，必然会加大工程量，而外侧地势较低，山高坡陡，易守难攻，采取向内偏离凸出较多的方式构筑，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种修筑方式也正如戚继光在《筑台规则》中总结的：“台制尤当随地置形，如墙外地宽则台当多出，如地狭台当少出。”⑧但是，由于此处的防务压力较大，长城墙体在此处呈直角转折，长城所在的山脊依然向外延伸，在视角上形成了盲点，站在敌台之上难以观察到东北侧的来犯之敌。为了弥补此座敌台中轴线向内偏出、防御力量不足的缺陷，在毛家寨敌台的北侧约148米的山脊上还修建了毛家寨烽火台。毛家寨烽火台位于山脊的边缘部位，视野开阔，站在台顶，东峡河河谷一览无余，更为重要的是此座烽火台的外围有一周宽约6米，现存深度仍有1.5米深的环壕。一旦敌情发生，烽火台与敌台、长城墙体就可互为呼应，达到有效的打击敌人的目的。在敌台与墙体的关系上，比较特殊的是元树尔敌台。元树尔敌台仅有东南角与长城墙体相连，而西侧还有一段长约17米、高约4.8米的附墙延伸至山崖的边缘，与敌台共同构成防御体系。这种敌台带有附墙的做法是青海古代先民的一种创造，也是因为此处的地理位置比较重要而形成的。元树尔敌台所在的长城墙体外侧是大通县元树尔村，从大通县城至长城墙体是一段比较平缓的山坡，内侧是庙沟，从此处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长城，进入庙沟。此处的山洼现在也是元树尔村进入庙沟村的一条捷径，因此，明代在修筑此段长城的时候，墙体较为高大，在墙体外侧距离墙体约6米的地方还现存一道随墙壕，据《西宁卫志》记载：“随墙壕一道，口阔一丈，深一丈五尺。”同时，为了加强防御，还在墙体的内侧山坡上开挖了一条宽约8米、现存深度约2米的壕堑，与长城墙体共同构成双重的防御系统。此处的长城外侧是一段比较开阔的坡地，不利于进攻，也可以在防御中有效发挥火器和弓矢的威力，因而敌台大部分位于长城墙体之内。至于在敌台的西侧修建附墙，则是因为此处长城墙体呈直角转而向山顶，长城墙体没有形成完全堵塞峡谷的目的，通过附墙延伸至断崖，杜绝了来犯之敌由此通过直达长城内侧的道路，这种做法与《甘宁清史略》卷16记载的情况完全相符：“跨山为墩，上建墩栅四楹，周围墙堑，足备不测。”⑨从敌台的修建我们可以看出，明代对敌台的修建始终贯彻着因险设寨、因地制宜的原则。
敌台之间的间距是根据防守的兵器的射距而设定的，一般明代敌台之间的间距为300～400米，这是和明代火器的大量使用相适应的。当时弓箭的有效射程仅在一二百米上下，如果敌台之间距离太长，箭镞和火器的杀伤力就不够。因此，两台之间的距离，应在弓箭的有效射程之内。从间距上看，大通县的明代敌台大部分没有遵循这一原则，而是由位置的选择决定敌台的分布，敌台之间的间距没有一定的规律。如果以北川河（也就是《西宁卫志》记载的“大闇门水洞榨”所在的位置）为界，将大通县的明代长城分为东、西两段，那么，分布在东端长约5公里的长城墙体上仅有毛家寨一座敌台孤悬，根本不可能形成相互之间的联系和支援。而长城墙体西段虽然有四座敌台，但是下庙沟1号敌台和下庙沟2号敌台之间直线距离1.09公里，下庙沟2号敌台与上庙沟敌台相距440米，上庙沟敌台与元树尔敌台相距1.94公里。这样的间距显然不能满足两台相救、左右而立、相互呼应的目的。
三
大通县明代长城敌台的建筑方式基本一致，平面略呈长方形，基部向上有明显的收分，从外侧表面看墙体呈
上窄下宽的梯形。建筑材料全部是就地取土，采用当地的粉沙状黄褐色土夯筑而成，具体到单个敌台，则由于当地土质的不同而表现出材质的微弱差异，如毛家寨敌台附近的土山上的土质含有大量的细沙，则敌台的土质就含沙量较大。而其他敌台则由于所处黄土区域的含沙量较小，则敌台的夯土含沙量相对较小。同时，为了增加夯土的粘结性，个别的敌台还在夯土层之间铺设一层灰土，如上庙沟敌台，由于所处区域的夯土粘结性较差，在烽火台的下部夯土层之间还夹杂一层富含腐殖质的灰土，厚约0.02米，然后再在其上铺设黄土夯筑。
从建筑形式上看，大通县的明代敌台均为自然基础，是在自然形成的山丘顶部取平，然后直接夯筑而成。从现有的夯土观察，系采用夯土版筑而成，夯土层的厚度由于土质粘合度的不同而一定差异，一般夯土层厚度为0.12～0.20米。在每一层夯土之间可以见到版筑遗留下来的木楔和成束的边麻、桦树枝条。在下庙沟1号敌台、下庙沟2号敌台和上庙沟敌台上还可以见到栣木的痕迹（毛家寨敌台和元树尔敌台未发现栣木的痕迹，是否使用栣木，由于未进行解剖观察，情况不详）。“栣木”一词，出自宋李诫所著的《营造法式》，是在单体建筑夯筑过程中用于加强韧度的骨架，犹如现代混凝土建筑的钢筋。在夯筑单体建筑的过程中，栣木用边麻、桦树枝等拧成条交叉缚于夯土建筑中间竖立的永定柱上（永定柱的称谓亦出自宋李诫所著的《营造法式》），然后填土夯实。大通县明代敌台栣木为就地取材的直径0.06～0.10米的松木和桦树，为原木，部分尚保留有枝杈。从残存的木楔、边麻、桦树枝条等遗迹观察，夯筑的方式为每层夯筑时，用边麻、桦树枝条等拧成草绳固定夯板，草绳的两头栓在木楔之上，木楔交错分布，转角处见，现在见到的木楔平面略呈梭形，顶面直径2～4厘米，长约20厘米，斜插在夯土层之内。在夯筑过程中，每层夯毕，即将草绳斩断，将夯板向上挪一层，直至全部夯毕，部分的敌台表面现在还可见到夯土层之间暴露的边麻、桦树枝条拧成的草绳痕迹。这种夯筑方法在大通县现在还在使用，大通县境内的苏家堡古城城墙在维修过程中也是采用此种方法进行修缮。
大通县明代敌台的尺寸据《西宁志》记载：“实台高一丈五尺，垛墙四尺，共高一丈九尺。”根据明代工程尺和现代公制的换算，明代的一尺约相当于现代的32厘米。依据文献记载，我们可推算出明代敌台高4.8米，垛墙高1.28米，敌台共高5.08米。单从高度上看，文献记载与实地调查的数据差异较大。大通县明代长城敌台由于历经400多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垛墙已经全部消失。因此，现存的高度基本为敌台的高度。从实测的高度上看，大通县明代敌台最高的下庙沟1号敌台，高约9米，最低的为上庙沟敌台，高6.3米，均高出了文献的记载。对于敌台的长、宽，文献没有记载。根据我们实地调查，最大的为元树尔敌台，长17.3米，宽16.7米，最小的为上庙沟敌台，长6.6米，宽7.8米，其余的敌台长宽7～9.6米，从敌台与墙体高度的关系上看，敌台均高出墙体6.0～6.9米。这种尺寸上的差异也是根据地形和防守的需要定出的。大通县的敌台均为无人值守的实心敌台，是在有战争发生时，依靠烽火台传递信息后登台抵抗来犯之敌。因而在靠近驻军关堡附近的敌台形制相对较小，而孤悬一隅、邻近长城墙体止点处的元树尔敌台大小则几乎是其余敌台的一倍。
大通县敌台是整个长城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它与长城墙体、烽火台、关堡等建筑密切配合，共同构成防御体系。敌台成为坚强的堡垒，遇敌入犯，登台迎战，守兵居高临下，使敌军不能近台，即令敌军突入边墙，敌台守军依然可以据台固守，射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敌台之下，另有驻屯军队和台上守军配合作战，令敌人无法拆墙入犯。敌台的修筑，大大加强了长城的防御功能。到今天，由于军事科学技术的进步，虽然敌台已失去了国防意义，被现代化的筑城工程所代替，但它对于研究我国的筑城发展史，以及古代的战防思想却是极其宝贵的。
［注释］
①明·刘效祖：《四镇三关志·蓟镇经略考·今制》，明万历四年刻本。
②关于青海明代长城的研究主要有：芈一之主编：《西宁历史与文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284页；卢耀光：《青海的边墙》，《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陈荣：《大通境内的明长城考释》，《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③清·苏铣：《西宁志》中关于敌台的记载主要有以下几处：民和县：“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修完……实台高一丈，垛墙四尺，共高一丈四尺。”大通县：“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修完……实台高一丈五尺，垛墙四尺，共高一丈九尺。”互助县：“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修完……实台高一丈五尺，垛墙五尺，共高二丈。”湟中县：“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修完……西石峡石柞一道，实台高一丈五尺，垛墙五尺，共高二丈。”“万历元年修完：自南川大桦坡起，西川甘沟止……实台高一丈五尺，垛墙五尺，共高二丈……修砌水关底阔一丈五尺，顶阔五尺，实台一丈五尺，垛墙五尺，共高二丈。” “万历二年修完：自西川、乾河山、大小康缠、打草沟山等处起，哈尔卜山止……实台高一丈五尺，垛墙五尺，共高二丈。”《西宁卫志·西宁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193页。
④门源县的明代敌台是调查中新发现的，位于北山乡上圪瘩村西北约500米处，资料正在整理中。
⑤明·薛三才：《薛恭敏公奏疏·覆议蓟镇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443。
⑥明·刘敏宽、龙沿：《西宁卫志》，《西宁卫志·西宁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
⑦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卷9《建制·堡寨》。
⑧戚继光：《戚少保文集·筑台规则》，《明经世文编》卷349。
⑨民国·慕寿祺辑著：《甘宁青史略》卷16，兰州俊华印书馆，1972年版。
［关键词］明代；长城；大通县；敌台；防御体系
［中图分类号］K928.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06-0113-04
敌台是长城防御工程的一部分，即骑墙而建的墩台，突出于长城墙体之上，有空心和实心两种。明代以前的长城没有敌台，这就需要很多士卒分兵把守，容易形成兵力分散的弱点。敌人骑兵来去神速，机动力强，而明朝的防御部队，则因组织防御时间短促，兵力、兵器往往有限而分散，使长城失去防御的稳固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相对集中兵力，增强防御力量，开始了敌台的修建。敌台的大规模修建始于抗倭名将戚继光，《明史·戚继光传》载：“自嘉靖以来，边墙虽修，墩台未建。继光巡行塞上，议建敌台……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督抚上其议，许之。”当然，戚继光倡修的敌台均为空心的敌台，实心敌台的修建要远远早于空心敌台。戚继光在《练兵记实》中说以前的长城比较低薄，很容易倾圮，由“间有砖石小台与墙各峙，互不相救”的记载可知，实心敌台的修建要早于空心的敌台。在大规模的修建空心敌台的过程中，对实心敌台的修建也没有放弃，而是在防守压力相对较小的地区，依然修建实心的敌台，“冲处创筑空心台，缓处仍旧附墙台”。①因而，在明代长城上就可见到空心和实心敌台两种建筑形制并存的现象，广泛分布在辽宁、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等省，青海的明代长城墙体上也有敌台，但是与其他省份不同的是均为实心敌台，也就是文献记载的“实台”。青海长城的大规模修建年代晚于蓟镇长城，但是没有发现空心敌台，这可能与当时青海地区的军事防务压力较低有关。
根据文献记载，明代正德以后，由于西海蒙古大规模进入青海境内，为了抵御西海蒙古的入侵和扰边，在青海境内环绕西宁卫修建了长城。关于青海明代长城的修建情况，众多学者、专家已经多有涉及，在此不再赘叙。②对于明代长城相依存的敌台，在《西宁志》中有多处记载：隆庆六年修完的娘娘山沙尔岭起，扎板山止的大通县境内长城，沙塘川、西石峡、黄草墩起，插把峡山墩至的互助县境内长城以及万历元年修完的湟中县境内长城、民和县的边墙村长城上以及万历二年修完的长城上均设有敌台。③实地调查中，在文献无载的门源县老虎沟口至浩门河边的长城上也残存有一座敌台。长城墙体上不仅修筑有敌台，在比较重要的峡榨、水关上也修建有敌台，以加强军事防御。如西石峡榨上修建有敌台，在湟中县的水关上也修建有敌台。可见，敌台已经成为修筑长城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工程。但是自修筑迄今，历经400多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损毁，明代长城已经面目全非，长城墙体和敌台大部分已经残破甚至消失。现存的敌台主要分布在大通、互助、门源三县，共10座，而仅有大通县的长城敌台保存较为完整，形制清楚；互助、门源县残存的敌台亦已坍塌，呈土堆状，难以判定基本的形制。④因此，有必要对大通县的明代敌台进行分类和研究。
一
根据广义上的长城的概念，大通县的明代长城由土墙、山险、河险、山险墙、石墙、壕堑等组成，长城从大通县与互助县交界的扎板山起，自东向西延伸至大通县与湟中县交界的娘娘山至，经过大通县的窎沟村、西坡村、毛家沟村、毛家寨村、老营庄、下庙沟、上庙沟等村庄，全长约46公里，其中夯土墙体长约11公里。敌台全部修筑在夯土墙之上，共有5座，分别为毛家寨敌台、下庙沟1号敌台、下庙沟2号敌台、上庙沟敌台和元树尔敌台。这些敌台随着地势高下相间，突兀参差，蔚为壮观。
敌台作为防御工事的一部分，地理位置的选择尤为重要，关于敌台修建的位置，明代薛三才的《明经世文编》、《薛恭敏公奏疏·覆议蓟镇事宜疏》卷443记载：“凡两山断处，皆筑有敌台，设有火器为可夹击。”⑤可见，敌台修建遵循的是这样一条基本原则：在两山相接的峡谷地带，为了增加防御力量而修建。河北、内蒙古等省区的敌台修建也基本遵循这一原则。但是，大通县的明代敌台受长城修建地理位置的影响，有一定的地域特色。
大通县的敌台依地理位置可分为三类：一、修建于两山相接处的山坡上。仅有下庙沟1号敌台，修建在大通县的小石山与娘娘山相接的明代长城“西闇门”所在位置的西侧，距离文献记载的“西闇门”约46米。二、修建于两山相接峡谷地带的山丘顶部。有下庙沟2号敌台和上庙沟敌台。这两座敌台之间是一处较为宽阔的山丘鞍部，两侧均有通道可以到达山底，长城两侧的地势也较为平缓。三、修建于山脊顶部长城墙体的拐弯处及其附近。有毛家寨敌台和元树尔敌台。这两座敌台所处的位置均为此段长城的拐弯处。这种情况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长城墙体拐弯处的附近，典型的范例为毛家寨敌台；另一种是在长城墙体拐弯处的山脊顶部修建，典型的范例为元树尔敌台。
由此可见，大通县明代敌台修建的地理位置根据大通县明代长城夯土墙体的分布和防御体系的需要而修建。大通县明代长城夯土墙全部在土山山脊上蜿蜒盘旋，涉及的山谷地带比较多，有些地方成为天然通道，但是在通道部位也没有修建长城，这与当时的防守体系有一定的关系，一般在道路要冲必须要修建敌台，如下庙沟的1号敌台。下庙沟1号敌台所处的位置为两山相夹的峡谷地带,也是明代长城内外往来的一条重要通道“西闇门”所在的位置。为了加强此处的防守，明代不仅此处设立了关堡—下庙沟关屯兵守备，同时，把此处的防守作为整体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此处的军事防御，《西宁卫志·堡寨》记载：“大闇门水洞榨，极冲，距卫治七十里、 北川二十里、河东老幼堡二里、西川八十里、清水沟脑十五里。虏零入，则北川兵左御水洞榨，右御闇门，西宁兵出河东老幼堡，西川兵出清水沟脑，分御。虏大入，则诸兵又于古城上下合击之。” ⑥老幼堡，也就是现在的桥头镇老营庄所在的位置，堡寨已经消失，距离西闇门距离约1公里。另外，在距离此处东南约800米还有庙沟堡，可见此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一直到清代，此处也倍受重视，《西宁府新志·建置·关隘》曰：“郡北北川营所管：三里有西闇门，六里有东闇门，俱系极要。”⑦因此，在此处的山坡之上修建敌台就顺理成章。而在一般的山谷地带，由于长城墙体大部分所处的区域为黄土丘陵地带，山大沟深，或者长城外侧地势险要，或者内侧悬崖陡峭，不易逾越。修筑了长城墙体就基本可以满足防守的需要，所以没有必要再修筑敌台。而地势较为平缓的山谷地带是天然形成的通道，为了加强防守，在两侧的山头之上各修建一座敌台，两者相互呼应，共同组成防御体系，如下庙沟2号敌台和上庙沟敌台。这两座敌台间距约440米，位于山间峡谷两侧的山丘顶部，视野开阔，可以有效地监控两山之间的峡谷地带。大通县明代敌台地理位置选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长城的拐弯处。由于大通县的明代长城修筑在山脊的顶部，受地形条件的影响，必然会出现一定的拐弯，当转弯达到一定的角度，就容易出现防守死角，成为防守的薄弱环节和敌军进攻的首要选择。大通县的敌台选择墙体拐弯的角度均为90°，也就是长城墙体在呈直角转弯处及其附近修筑敌台。元树尔敌台直接修筑在长城墙体的拐弯处，毛家寨敌台的修筑受地形条件的限制，山体拐弯处的外侧为陡峭的山崖，修筑长城敌台的工程量巨大，也是进攻之敌难以攀爬的区域，故而选择了距离墙体拐弯处西侧约12米处的山体顶部修建了敌台。
二
由于敌台的进深大于长城的宽度，一般内、外两侧凸出于墙体，在两者的相对关系上，大通县的敌台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典型的骑墙而建，敌台的中轴线与长城墙体的中轴线相对齐，如下庙沟1号、2号敌台和上庙沟敌台；二是仅与长城墙体相连，如元树尔敌台；三是长城墙体的中轴线与敌台的中轴线相偏离，如毛家寨敌台。关于敌台的中轴线与长城墙体中轴线相对齐，是明代长城敌台修建的一条基本原则，大多数敌台的修建也是采用这种方法。这是为了便于阻击侧射和斜射攻城的敌人，敌人一旦攻城，敌台上的士兵就可以凭借突出的敌台上的垛口，居高临下，进行侧翼阻击，遏制敌人架梯攻城。大通县的明代敌台也是以此种建筑方式较多，而敌台与长城墙体中轴线相偏离的做法有两座，分别为毛家寨敌台和元树尔敌台，是青海明代长城敌台的一种因地制宜的创造。毛家寨敌台向墙体外侧伸出1米，而向内伸出约4米，敌台的中轴线向内偏出约3米，显然不符合防御需要。但是，我们在实地的调查中发现，采用此种构筑方式，也是古人在修筑模式中的最大利用地形、地势的一种表现。毛家寨长城墙体外侧的地势较低，内侧地势较高，现存的高差达3米，如果骑墙而建，必然会加大工程量，而外侧地势较低，山高坡陡，易守难攻，采取向内偏离凸出较多的方式构筑，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种修筑方式也正如戚继光在《筑台规则》中总结的：“台制尤当随地置形，如墙外地宽则台当多出，如地狭台当少出。”⑧但是，由于此处的防务压力较大，长城墙体在此处呈直角转折，长城所在的山脊依然向外延伸，在视角上形成了盲点，站在敌台之上难以观察到东北侧的来犯之敌。为了弥补此座敌台中轴线向内偏出、防御力量不足的缺陷，在毛家寨敌台的北侧约148米的山脊上还修建了毛家寨烽火台。毛家寨烽火台位于山脊的边缘部位，视野开阔，站在台顶，东峡河河谷一览无余，更为重要的是此座烽火台的外围有一周宽约6米，现存深度仍有1.5米深的环壕。一旦敌情发生，烽火台与敌台、长城墙体就可互为呼应，达到有效的打击敌人的目的。在敌台与墙体的关系上，比较特殊的是元树尔敌台。元树尔敌台仅有东南角与长城墙体相连，而西侧还有一段长约17米、高约4.8米的附墙延伸至山崖的边缘，与敌台共同构成防御体系。这种敌台带有附墙的做法是青海古代先民的一种创造，也是因为此处的地理位置比较重要而形成的。元树尔敌台所在的长城墙体外侧是大通县元树尔村，从大通县城至长城墙体是一段比较平缓的山坡，内侧是庙沟，从此处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长城，进入庙沟。此处的山洼现在也是元树尔村进入庙沟村的一条捷径，因此，明代在修筑此段长城的时候，墙体较为高大，在墙体外侧距离墙体约6米的地方还现存一道随墙壕，据《西宁卫志》记载：“随墙壕一道，口阔一丈，深一丈五尺。”同时，为了加强防御，还在墙体的内侧山坡上开挖了一条宽约8米、现存深度约2米的壕堑，与长城墙体共同构成双重的防御系统。此处的长城外侧是一段比较开阔的坡地，不利于进攻，也可以在防御中有效发挥火器和弓矢的威力，因而敌台大部分位于长城墙体之内。至于在敌台的西侧修建附墙，则是因为此处长城墙体呈直角转而向山顶，长城墙体没有形成完全堵塞峡谷的目的，通过附墙延伸至断崖，杜绝了来犯之敌由此通过直达长城内侧的道路，这种做法与《甘宁清史略》卷16记载的情况完全相符：“跨山为墩，上建墩栅四楹，周围墙堑，足备不测。”⑨从敌台的修建我们可以看出，明代对敌台的修建始终贯彻着因险设寨、因地制宜的原则。
敌台之间的间距是根据防守的兵器的射距而设定的，一般明代敌台之间的间距为300～400米，这是和明代火器的大量使用相适应的。当时弓箭的有效射程仅在一二百米上下，如果敌台之间距离太长，箭镞和火器的杀伤力就不够。因此，两台之间的距离，应在弓箭的有效射程之内。从间距上看，大通县的明代敌台大部分没有遵循这一原则，而是由位置的选择决定敌台的分布，敌台之间的间距没有一定的规律。如果以北川河（也就是《西宁卫志》记载的“大闇门水洞榨”所在的位置）为界，将大通县的明代长城分为东、西两段，那么，分布在东端长约5公里的长城墙体上仅有毛家寨一座敌台孤悬，根本不可能形成相互之间的联系和支援。而长城墙体西段虽然有四座敌台，但是下庙沟1号敌台和下庙沟2号敌台之间直线距离1.09公里，下庙沟2号敌台与上庙沟敌台相距440米，上庙沟敌台与元树尔敌台相距1.94公里。这样的间距显然不能满足两台相救、左右而立、相互呼应的目的。
三
大通县明代长城敌台的建筑方式基本一致，平面略呈长方形，基部向上有明显的收分，从外侧表面看墙体呈
上窄下宽的梯形。建筑材料全部是就地取土，采用当地的粉沙状黄褐色土夯筑而成，具体到单个敌台，则由于当地土质的不同而表现出材质的微弱差异，如毛家寨敌台附近的土山上的土质含有大量的细沙，则敌台的土质就含沙量较大。而其他敌台则由于所处黄土区域的含沙量较小，则敌台的夯土含沙量相对较小。同时，为了增加夯土的粘结性，个别的敌台还在夯土层之间铺设一层灰土，如上庙沟敌台，由于所处区域的夯土粘结性较差，在烽火台的下部夯土层之间还夹杂一层富含腐殖质的灰土，厚约0.02米，然后再在其上铺设黄土夯筑。
从建筑形式上看，大通县的明代敌台均为自然基础，是在自然形成的山丘顶部取平，然后直接夯筑而成。从现有的夯土观察，系采用夯土版筑而成，夯土层的厚度由于土质粘合度的不同而一定差异，一般夯土层厚度为0.12～0.20米。在每一层夯土之间可以见到版筑遗留下来的木楔和成束的边麻、桦树枝条。在下庙沟1号敌台、下庙沟2号敌台和上庙沟敌台上还可以见到栣木的痕迹（毛家寨敌台和元树尔敌台未发现栣木的痕迹，是否使用栣木，由于未进行解剖观察，情况不详）。“栣木”一词，出自宋李诫所著的《营造法式》，是在单体建筑夯筑过程中用于加强韧度的骨架，犹如现代混凝土建筑的钢筋。在夯筑单体建筑的过程中，栣木用边麻、桦树枝等拧成条交叉缚于夯土建筑中间竖立的永定柱上（永定柱的称谓亦出自宋李诫所著的《营造法式》），然后填土夯实。大通县明代敌台栣木为就地取材的直径0.06～0.10米的松木和桦树，为原木，部分尚保留有枝杈。从残存的木楔、边麻、桦树枝条等遗迹观察，夯筑的方式为每层夯筑时，用边麻、桦树枝条等拧成草绳固定夯板，草绳的两头栓在木楔之上，木楔交错分布，转角处见，现在见到的木楔平面略呈梭形，顶面直径2～4厘米，长约20厘米，斜插在夯土层之内。在夯筑过程中，每层夯毕，即将草绳斩断，将夯板向上挪一层，直至全部夯毕，部分的敌台表面现在还可见到夯土层之间暴露的边麻、桦树枝条拧成的草绳痕迹。这种夯筑方法在大通县现在还在使用，大通县境内的苏家堡古城城墙在维修过程中也是采用此种方法进行修缮。
大通县明代敌台的尺寸据《西宁志》记载：“实台高一丈五尺，垛墙四尺，共高一丈九尺。”根据明代工程尺和现代公制的换算，明代的一尺约相当于现代的32厘米。依据文献记载，我们可推算出明代敌台高4.8米，垛墙高1.28米，敌台共高5.08米。单从高度上看，文献记载与实地调查的数据差异较大。大通县明代长城敌台由于历经400多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垛墙已经全部消失。因此，现存的高度基本为敌台的高度。从实测的高度上看，大通县明代敌台最高的下庙沟1号敌台，高约9米，最低的为上庙沟敌台，高6.3米，均高出了文献的记载。对于敌台的长、宽，文献没有记载。根据我们实地调查，最大的为元树尔敌台，长17.3米，宽16.7米，最小的为上庙沟敌台，长6.6米，宽7.8米，其余的敌台长宽7～9.6米，从敌台与墙体高度的关系上看，敌台均高出墙体6.0～6.9米。这种尺寸上的差异也是根据地形和防守的需要定出的。大通县的敌台均为无人值守的实心敌台，是在有战争发生时，依靠烽火台传递信息后登台抵抗来犯之敌。因而在靠近驻军关堡附近的敌台形制相对较小，而孤悬一隅、邻近长城墙体止点处的元树尔敌台大小则几乎是其余敌台的一倍。
大通县敌台是整个长城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它与长城墙体、烽火台、关堡等建筑密切配合，共同构成防御体系。敌台成为坚强的堡垒，遇敌入犯，登台迎战，守兵居高临下，使敌军不能近台，即令敌军突入边墙，敌台守军依然可以据台固守，射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敌台之下，另有驻屯军队和台上守军配合作战，令敌人无法拆墙入犯。敌台的修筑，大大加强了长城的防御功能。到今天，由于军事科学技术的进步，虽然敌台已失去了国防意义，被现代化的筑城工程所代替，但它对于研究我国的筑城发展史，以及古代的战防思想却是极其宝贵的。
［注释］
①明·刘效祖：《四镇三关志·蓟镇经略考·今制》，明万历四年刻本。
②关于青海明代长城的研究主要有：芈一之主编：《西宁历史与文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284页；卢耀光：《青海的边墙》，《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陈荣：《大通境内的明长城考释》，《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③清·苏铣：《西宁志》中关于敌台的记载主要有以下几处：民和县：“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修完……实台高一丈，垛墙四尺，共高一丈四尺。”大通县：“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修完……实台高一丈五尺，垛墙四尺，共高一丈九尺。”互助县：“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修完……实台高一丈五尺，垛墙五尺，共高二丈。”湟中县：“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修完……西石峡石柞一道，实台高一丈五尺，垛墙五尺，共高二丈。”“万历元年修完：自南川大桦坡起，西川甘沟止……实台高一丈五尺，垛墙五尺，共高二丈……修砌水关底阔一丈五尺，顶阔五尺，实台一丈五尺，垛墙五尺，共高二丈。” “万历二年修完：自西川、乾河山、大小康缠、打草沟山等处起，哈尔卜山止……实台高一丈五尺，垛墙五尺，共高二丈。”《西宁卫志·西宁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193页。
④门源县的明代敌台是调查中新发现的，位于北山乡上圪瘩村西北约500米处，资料正在整理中。
⑤明·薛三才：《薛恭敏公奏疏·覆议蓟镇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443。
⑥明·刘敏宽、龙沿：《西宁卫志》，《西宁卫志·西宁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
⑦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卷9《建制·堡寨》。
⑧戚继光：《戚少保文集·筑台规则》，《明经世文编》卷349。
⑨民国·慕寿祺辑著：《甘宁青史略》卷16，兰州俊华印书馆，197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