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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福俱乐部概述
（一）成立和发展
1917年7月12日，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讨逆有功，出任国务总理。复辟刚结束，西南各省强烈要求恢复被黎元洪解散的旧国会，段祺瑞等皖系军阀极力反对。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入阁并提出新建议：成立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与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然后根据新法重新选举议员，组成国会。1917年9月29日，北京政府正式发布成立临时参议院的命令。11月10日，临时参议院在京开始修改两法。研究系入阁掌权，引起皖系军阀们的不满，同时也遭到包括直系军阀在内的各派政治势力反对。1917年10月，南北战事爆发，直皖矛盾尖锐，段祺瑞下野，研究系阁员连带引辞。
1917年8月间，北京宜武门安福胡同梁式堂的住宅内常有皖系政客王揖唐、曾毓隽等人来此聚会。临时参议院成立后，王揖唐被选为临时参议院议长，同党王印川被任命为秘书长。自此，俱乐部性质发生了变化。当时冯国璋任总统，段棋瑞为总理。皖系军阀徐树铮与政客王揖唐打算设法抑制冯国璋。王揖唐提出“办一政党”，以期在总统选举中选举段棋瑞为总统。1918年3月7月晚，王揖唐、王印川、郑万瞻、光云锦等人在梁宅密谋，商定组建安福俱乐部。
1918年夏，国会召集在即，总统选举也日益临近，安福俱乐部开始全面出击。徐树铮、王揖唐等人作特别经费，派员赴各省“制造”选举，临时参议院中的安福俱乐部成员欣然效命，奔赴各自的地盘，以每张选票300至800元不等的价格收买选票。7月12日，北京民国政府下令召集新国会，曾毓隽、王揖唐被分别任命为参、众两院会议筹备处处长。月底，国会选举揭晓，在参众两议院当选的472名议员中，安福俱乐部成员就有330多人，占70%之多。安福俱乐部大获全胜，本届国会遂被称为“安福国会”。
（二）鼎盛时期
8月12日，国会正式开会，安福俱乐部正式以国会第一大党的身份登场。在接下来的总统选举中，安福系本来是想推段棋瑞为总统，但是这遭到直系军阀的反对和各方面的牵制。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和冯国璋同时宣告下野，安福系遂选举徐世昌为总统，段祺瑞任参战督办。在他看来，这样既可以控制政权，又可以用参战军名义借日款扩充军队，而直系势力也可以被排斥在中央政权之外。这就是安福国会在9月推举徐世昌为大总统的原因。安福国会成立后，安福系势力大增，各色投机政客都纷纷前来趋附，以图私利。如此一来，安福系在民国政治舞台上烜赫一时，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鼎盛时代。期间，作为段祺瑞的御用工具，不但操纵选举、垄断国会、阻扰南北和谈，更为一己私利打压爱国运动，大肆勾结帝国主义出卖主权利益，祸国殃民，所作所为令国人为之愤慨。
（三）最终衰亡
由于安福系的倒行逆施，全国人民纷纷通电指斥其罪行，并且要求解散安福俱乐部。安福系外受全国人民的唾弃，内受北洋军阀各派的牵制，因此不久它就开始走下坡路了。1920年7月，直系昊佩孚在奉系张作霖的协助下，打垮了段棋瑞的“定国军”。段祺瑞通电辞职，徐树铮、曾毓隽逃往日本使馆恳求保护，王揖唐跑到日本。7月23日，昊佩孚等人提出严惩皖系及安福俱乐部首领、骨干，国会停会的建议。28日，北京政府通令缉拿徐树铮等10人，通辑尽管通辑，但艳大多数的安福系分子早已逃之夭夭了。8月3日，徐世昌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
二、安福俱乐部掌权的条件
（一）军阀背景下的议会政党制度
武昌首义以后，民国建立，革命党人制宪法，开国会，《临时约法》赋予公民种种自由，其中就包括国民自由集会，结社的政治自由。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赋予公民政治自由本天经地义，无可非议。事实上，在民国初期的政治舞台上也的确产生了同盟会，国民党这样的资产阶级政党，尽管这些政党还存在不足，但是总体上它们还是对于民国的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起到了推动作用，其功不可没。然而，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文化已深深植根于国人内心，传统的“不党政治”，“贬党思想”以及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制度缺乏深刻的认知甚至存有种种误解，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又与某些人，某个集团的不良思想结合就很容易为安福俱乐部这样的集团生长提供条件。安福系打着自由结社的幌子，利用《约法》将自身摇身一变成为一参政党，而实质上却只为争权夺利，不过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工具而已。民国初年的议会政党制度，在北洋军阀黑暗的统治背景之下，注定只能是军阀，政客们用来争夺势力的工具。这也预示了其日后失败的必然结果。
（二）《临时约法》片面的政治制度设计
《临时约法》是民国第一部具有宪法意义的法律，规定的中华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然而在制定《约法》是片面的政治制度设计也成为了日后安福俱乐部掌权的条件之一。由于新国会是按照《约法》产生的，其权力也是来源于《约法》的。但是，孙中山等人制定《临时约法》初衷在于通过扩大国会的权力来对抗和抑制袁世凯的权力来防止其独裁。《约法》规定，总统、国务员行使行政权，临时参议院行使立法权，法院行使司法审判权。其制约机制主要体现在：一、临时参议院对于有谋叛行为之临时大总统、失职或违法之行为之国务员拥有弹劾权；二、法院对受弹劾的大总统有审判权，国务员受弹劾后应由总统免其职。但无论是总统还是内阁均无权解散参议院。这样就决定了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处于不对等的地位。这导致当国家陷入政治危机，总统可能接受审判，内阁总理可能被免职，内阁可能被解散，但是国会却可以超然于外。并且在制定《约法》时就以事先确定国民党在随后的国会大选中获胜从而组阁以控制民国政权，架空袁世凯。所以，《约法》就预设了这一结果，从而在设计上片面强调了国会的权力，有意削弱了总统的权力。这正为日后安福国会依靠《约法》赋予的权力屡兴政坛风波，操纵内阁提供了法律条件。若内阁稍有不如意之处，安福国会便动辄要求其成员全体辞职，重新组阁，以致于徐世昌在位期间，其内阁被安福系控制，屡次更迭，最终破坏了南北议和。因而，《临时约法》在政治制度上的片面设计，无法形成行政权对于立法权的有效制衡，违背了宪法制定的制衡原则，导致安福系有机会大权独揽。
三、安福俱乐部掌权的原因
（一）帝国主义和军阀支持是主要原因
帝国主义和其在华代理人军阀的直接支持是安福俱乐部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并达到权力顶峰的主要原因和动力。可以说，安福系的成功掌权是与当时的帝国主义的需求相契合的。袁世凯后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割据，国家分裂，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也受到损害，在英、法、美、日、意五国给徐世昌的敦促其尽快议和的《觉书》中称：“……因此，不幸之分离，其害及外人利权者，实不减于中国自受之损”。因此，他们都希望在华寻找新的代理人，无论是段祺瑞的“武力统一”，还是冯国璋，徐世昌的“南北议和”，都希望这些新的代理人能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再内战的中国以保障其在华的利益。而安福系也正是应运而生，成为了帝国主义在华代理人段祺瑞手中用来操纵国会，控制内阁，攫取私利，扩大势力的工具。而段祺瑞之所以选择安福系，是因为这样以来，他便可以垂帘听政，不用抛投露面的直接面对大众，以较少的风险获得较大的利益，这也就是段祺瑞之所以放弃总统竞选，宣布下野，仅担任督战一职的原因。而另一方面，安福系徐树铮、王揖唐等人，正是借机争取段祺瑞的势力和财力支持，为日后夺权打下基础。
安福系夺权以后也是为段祺瑞马首是瞻，依照段的指示破坏爱国运动，阻扰南北议和，为讨好日本帝国主义，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以铁路，森林等作为抵押向日本高息借款。然而，安福系的种种祸国殃民的行为最终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也危及段祺瑞和帝国主义的利益，并卷入了军阀内部的矛盾斗争之中。最终，失去背后支持的安福系只能是落得个被勒令解散，背负骂名的下场。
（三）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在西方议会政党制度下的异化是根本原因
长期处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缺乏西方政治文化基础。首先，政党政治强调民主和平等的意识，但中国的政治文化却主张“君君臣臣”的礼制，强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同时，强调政权的一元性，这与西方议会政党制度的基础“多元化的共和精神”格格不入；其次，政党政治强调法治的意识，但中国的政治文化特别强调“人治”，主张“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贤人治国”、“为政在人”、“德主刑辅”；因而，法律工具主义甚嚣尘上；再次，政党政治强调政治参与和竞争的意识，但中国的政治文化却认为统治者是舟，被统治者不过是被动的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主张“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最后，政党政治强调组织和团体的意识，但中国的政治文化对此却有所保留，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反对“朋党”。西方议会政党制度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发生了异化，是导致民国初年政党政治失败的根本因素。
四、结语
综上所述，安福俱乐部与由其控制的安福国会其实质就是帝国主义及其在华代理人军阀的政治统治工具。其形态是图有政党外表的私人势力团体，根本不能称之为政党。安福系在外部依靠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势力和财力，在内部，以梁启超组建新国会为契机，大肆拉拢，勾结其它社团组成利益联盟，并利用“财，术，势”三种手段建立其成员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不断扩张其势力，利用《约法》赋予的政治权力和国会权力，包办选举，把持国会，操纵内阁，此后，便大肆牟取私利并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以回报其后台。其种种倒行逆施不但引起了国人的强烈不满，而且自身也陷入军阀派系斗争的矛盾中，最终在烜赫一时之后覆灭了。然而，从其发展历程来看，不难窥见当时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黑暗。可以说，安福系在政坛掌权的原因也在某种程度上是民国初年议会政党制度失败的原有。这其中不但包含《约法》在政治制度设计方面的因素，以及帝国主义和军阀背后支持的因素，更包含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于西方政治文明，法律文化的移植和内化问题的深层因素。安福俱乐部在政治舞台上的拙劣表演也再次证明了民国初年的西方议会政党政治实验的失败。
参考文献:
[1]杨德山.安福俱乐部与安福国会[J].历史教学，1999（5）.
[2]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6）.
[3]彭明.“五四”前后的安福系[J].历史教学，1964（3）.
[4]王建华.共和精神的缺失——民初政党失败再思考[J].人文杂志，2007（1）.
[5]吕茂兵.徐树铮与安福俱乐部[J].安徽史学，1996（4）.
[6]张书林.民国初年的中国政党政治简析[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2）.
（作者简介：陈桐（1984-），男，山西太原人。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律史专业法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法律史，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一）成立和发展
1917年7月12日，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讨逆有功，出任国务总理。复辟刚结束，西南各省强烈要求恢复被黎元洪解散的旧国会，段祺瑞等皖系军阀极力反对。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入阁并提出新建议：成立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与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然后根据新法重新选举议员，组成国会。1917年9月29日，北京政府正式发布成立临时参议院的命令。11月10日，临时参议院在京开始修改两法。研究系入阁掌权，引起皖系军阀们的不满，同时也遭到包括直系军阀在内的各派政治势力反对。1917年10月，南北战事爆发，直皖矛盾尖锐，段祺瑞下野，研究系阁员连带引辞。
1917年8月间，北京宜武门安福胡同梁式堂的住宅内常有皖系政客王揖唐、曾毓隽等人来此聚会。临时参议院成立后，王揖唐被选为临时参议院议长，同党王印川被任命为秘书长。自此，俱乐部性质发生了变化。当时冯国璋任总统，段棋瑞为总理。皖系军阀徐树铮与政客王揖唐打算设法抑制冯国璋。王揖唐提出“办一政党”，以期在总统选举中选举段棋瑞为总统。1918年3月7月晚，王揖唐、王印川、郑万瞻、光云锦等人在梁宅密谋，商定组建安福俱乐部。
1918年夏，国会召集在即，总统选举也日益临近，安福俱乐部开始全面出击。徐树铮、王揖唐等人作特别经费，派员赴各省“制造”选举，临时参议院中的安福俱乐部成员欣然效命，奔赴各自的地盘，以每张选票300至800元不等的价格收买选票。7月12日，北京民国政府下令召集新国会，曾毓隽、王揖唐被分别任命为参、众两院会议筹备处处长。月底，国会选举揭晓，在参众两议院当选的472名议员中，安福俱乐部成员就有330多人，占70%之多。安福俱乐部大获全胜，本届国会遂被称为“安福国会”。
（二）鼎盛时期
8月12日，国会正式开会，安福俱乐部正式以国会第一大党的身份登场。在接下来的总统选举中，安福系本来是想推段棋瑞为总统，但是这遭到直系军阀的反对和各方面的牵制。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和冯国璋同时宣告下野，安福系遂选举徐世昌为总统，段祺瑞任参战督办。在他看来，这样既可以控制政权，又可以用参战军名义借日款扩充军队，而直系势力也可以被排斥在中央政权之外。这就是安福国会在9月推举徐世昌为大总统的原因。安福国会成立后，安福系势力大增，各色投机政客都纷纷前来趋附，以图私利。如此一来，安福系在民国政治舞台上烜赫一时，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鼎盛时代。期间，作为段祺瑞的御用工具，不但操纵选举、垄断国会、阻扰南北和谈，更为一己私利打压爱国运动，大肆勾结帝国主义出卖主权利益，祸国殃民，所作所为令国人为之愤慨。
（三）最终衰亡
由于安福系的倒行逆施，全国人民纷纷通电指斥其罪行，并且要求解散安福俱乐部。安福系外受全国人民的唾弃，内受北洋军阀各派的牵制，因此不久它就开始走下坡路了。1920年7月，直系昊佩孚在奉系张作霖的协助下，打垮了段棋瑞的“定国军”。段祺瑞通电辞职，徐树铮、曾毓隽逃往日本使馆恳求保护，王揖唐跑到日本。7月23日，昊佩孚等人提出严惩皖系及安福俱乐部首领、骨干，国会停会的建议。28日，北京政府通令缉拿徐树铮等10人，通辑尽管通辑，但艳大多数的安福系分子早已逃之夭夭了。8月3日，徐世昌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
二、安福俱乐部掌权的条件
（一）军阀背景下的议会政党制度
武昌首义以后，民国建立，革命党人制宪法，开国会，《临时约法》赋予公民种种自由，其中就包括国民自由集会，结社的政治自由。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赋予公民政治自由本天经地义，无可非议。事实上，在民国初期的政治舞台上也的确产生了同盟会，国民党这样的资产阶级政党，尽管这些政党还存在不足，但是总体上它们还是对于民国的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起到了推动作用，其功不可没。然而，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文化已深深植根于国人内心，传统的“不党政治”，“贬党思想”以及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制度缺乏深刻的认知甚至存有种种误解，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又与某些人，某个集团的不良思想结合就很容易为安福俱乐部这样的集团生长提供条件。安福系打着自由结社的幌子，利用《约法》将自身摇身一变成为一参政党，而实质上却只为争权夺利，不过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工具而已。民国初年的议会政党制度，在北洋军阀黑暗的统治背景之下，注定只能是军阀，政客们用来争夺势力的工具。这也预示了其日后失败的必然结果。
（二）《临时约法》片面的政治制度设计
《临时约法》是民国第一部具有宪法意义的法律，规定的中华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然而在制定《约法》是片面的政治制度设计也成为了日后安福俱乐部掌权的条件之一。由于新国会是按照《约法》产生的，其权力也是来源于《约法》的。但是，孙中山等人制定《临时约法》初衷在于通过扩大国会的权力来对抗和抑制袁世凯的权力来防止其独裁。《约法》规定，总统、国务员行使行政权，临时参议院行使立法权，法院行使司法审判权。其制约机制主要体现在：一、临时参议院对于有谋叛行为之临时大总统、失职或违法之行为之国务员拥有弹劾权；二、法院对受弹劾的大总统有审判权，国务员受弹劾后应由总统免其职。但无论是总统还是内阁均无权解散参议院。这样就决定了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处于不对等的地位。这导致当国家陷入政治危机，总统可能接受审判，内阁总理可能被免职，内阁可能被解散，但是国会却可以超然于外。并且在制定《约法》时就以事先确定国民党在随后的国会大选中获胜从而组阁以控制民国政权，架空袁世凯。所以，《约法》就预设了这一结果，从而在设计上片面强调了国会的权力，有意削弱了总统的权力。这正为日后安福国会依靠《约法》赋予的权力屡兴政坛风波，操纵内阁提供了法律条件。若内阁稍有不如意之处，安福国会便动辄要求其成员全体辞职，重新组阁，以致于徐世昌在位期间，其内阁被安福系控制，屡次更迭，最终破坏了南北议和。因而，《临时约法》在政治制度上的片面设计，无法形成行政权对于立法权的有效制衡，违背了宪法制定的制衡原则，导致安福系有机会大权独揽。
三、安福俱乐部掌权的原因
（一）帝国主义和军阀支持是主要原因
帝国主义和其在华代理人军阀的直接支持是安福俱乐部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并达到权力顶峰的主要原因和动力。可以说，安福系的成功掌权是与当时的帝国主义的需求相契合的。袁世凯后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割据，国家分裂，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也受到损害，在英、法、美、日、意五国给徐世昌的敦促其尽快议和的《觉书》中称：“……因此，不幸之分离，其害及外人利权者，实不减于中国自受之损”。因此，他们都希望在华寻找新的代理人，无论是段祺瑞的“武力统一”，还是冯国璋，徐世昌的“南北议和”，都希望这些新的代理人能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再内战的中国以保障其在华的利益。而安福系也正是应运而生，成为了帝国主义在华代理人段祺瑞手中用来操纵国会，控制内阁，攫取私利，扩大势力的工具。而段祺瑞之所以选择安福系，是因为这样以来，他便可以垂帘听政，不用抛投露面的直接面对大众，以较少的风险获得较大的利益，这也就是段祺瑞之所以放弃总统竞选，宣布下野，仅担任督战一职的原因。而另一方面，安福系徐树铮、王揖唐等人，正是借机争取段祺瑞的势力和财力支持，为日后夺权打下基础。
安福系夺权以后也是为段祺瑞马首是瞻，依照段的指示破坏爱国运动，阻扰南北议和，为讨好日本帝国主义，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以铁路，森林等作为抵押向日本高息借款。然而，安福系的种种祸国殃民的行为最终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也危及段祺瑞和帝国主义的利益，并卷入了军阀内部的矛盾斗争之中。最终，失去背后支持的安福系只能是落得个被勒令解散，背负骂名的下场。
（三）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在西方议会政党制度下的异化是根本原因
长期处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缺乏西方政治文化基础。首先，政党政治强调民主和平等的意识，但中国的政治文化却主张“君君臣臣”的礼制，强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同时，强调政权的一元性，这与西方议会政党制度的基础“多元化的共和精神”格格不入；其次，政党政治强调法治的意识，但中国的政治文化特别强调“人治”，主张“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贤人治国”、“为政在人”、“德主刑辅”；因而，法律工具主义甚嚣尘上；再次，政党政治强调政治参与和竞争的意识，但中国的政治文化却认为统治者是舟，被统治者不过是被动的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主张“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最后，政党政治强调组织和团体的意识，但中国的政治文化对此却有所保留，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反对“朋党”。西方议会政党制度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发生了异化，是导致民国初年政党政治失败的根本因素。
四、结语
综上所述，安福俱乐部与由其控制的安福国会其实质就是帝国主义及其在华代理人军阀的政治统治工具。其形态是图有政党外表的私人势力团体，根本不能称之为政党。安福系在外部依靠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势力和财力，在内部，以梁启超组建新国会为契机，大肆拉拢，勾结其它社团组成利益联盟，并利用“财，术，势”三种手段建立其成员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不断扩张其势力，利用《约法》赋予的政治权力和国会权力，包办选举，把持国会，操纵内阁，此后，便大肆牟取私利并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以回报其后台。其种种倒行逆施不但引起了国人的强烈不满，而且自身也陷入军阀派系斗争的矛盾中，最终在烜赫一时之后覆灭了。然而，从其发展历程来看，不难窥见当时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黑暗。可以说，安福系在政坛掌权的原因也在某种程度上是民国初年议会政党制度失败的原有。这其中不但包含《约法》在政治制度设计方面的因素，以及帝国主义和军阀背后支持的因素，更包含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于西方政治文明，法律文化的移植和内化问题的深层因素。安福俱乐部在政治舞台上的拙劣表演也再次证明了民国初年的西方议会政党政治实验的失败。
参考文献:
[1]杨德山.安福俱乐部与安福国会[J].历史教学，1999（5）.
[2]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6）.
[3]彭明.“五四”前后的安福系[J].历史教学，1964（3）.
[4]王建华.共和精神的缺失——民初政党失败再思考[J].人文杂志，2007（1）.
[5]吕茂兵.徐树铮与安福俱乐部[J].安徽史学，1996（4）.
[6]张书林.民国初年的中国政党政治简析[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2）.
（作者简介：陈桐（1984-），男，山西太原人。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律史专业法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法律史，中国传统法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