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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是我国近代电报事业的发源地。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在兴办军事工业，筹办海防的同时，为了使通讯工具适应军事的需要，也筹划兴办电报事业，发展近代通讯工具。为此，创办了天津电报总局。
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李鸿章从军事需要出发，借天津鱼雷学堂外籍教习贝德斯的协助，在大沽、北塘海口各炮台间架设电报线直通天津，长约64公里，当年5月便开始试用。次年 9 月 6 日，李鸿章便上奏朝廷，要求架设南北洋电报线;两天后的9月8日，最高核心光绪皇帝亲笔批准;10月份，电报局成立，郑藻如、刘含芳、盛宣怀三人出任总办。
为建电报局，清政府从未有过如此高效：
1881年4月，工程正式开工，从天津、上海两端，沿运河对向推进，仅用了半年时间，10月28日便在山东境内合龙。随后安装设备，进行调试，赶在圣诞夜（12月24日）接通全线。4天后的12月28日，沿线各局试运行，半个月后就已正式营业。
全长3075里的津沪电报线，整个建设周期不到8个月，创造了清政府改革开放以来的工程建设纪录。
清人张焘在《津门杂记》中记载：“天津总局在东门内路南，即问津行馆旧址，又呼杨家花园，设陆路线杆，至通州，达保定，沿运河而南下，通临清、济宁、清江、江宁、镇江、苏州、上海，再达闽粤各省，四通八达，无远弗届，传消递息，转瞬万里，所以通军报而利商民，异常捷便，此诚开辟来之创举也。”
在这一奇迹的创造过程中，36岁的盛宣怀作为三名总经理之一，并非操盘者，他要在郑藻如、刘含芳相继调离后，才执掌电报局的帅印。在建设的初期，亲力亲为的是李鸿章本人，他才是工程的“总指挥”。
津沪电报线的建设工程，即使以当时的全球视野来看，也是“大举动”。
工程的“副总指挥”、两江总督刘坤一就曾说：“惟有大经济者始有此大举动”。但如此“大举动”，不仅时间短，而且投资省，只花费了17.87万两（约相当于如今3570万元人民币），均到每1米则为0.1两银子（约合20元人民币）。如此低廉的价格，包含了工、料等一切开支，毫无疑问，这在贪腐横行、习惯于在工程中捞取好处的清政府，创造了一个大奇迹。
津沪电报线能成为“廉政工程”，主要原因在于李鸿章吸纳了丹麦的大北电报公司（GN Store Nord）参与建设，“与丹国大北电报公司商立合同，代为购料雇人，查勘设线道路，以资熟手指导”。这种合作，不仅得到了技术保障，而且有效减少了回扣、挪用、贪污等清政府工程建设中的通病。晚清历史证明，大凡外资比例高、或者由洋干部主管（如海关）的项目或部门，其贪腐现象就会大大减少。
津沪电报线的建设高效，则主要源自李鸿章与清廷的紧迫感。两年前（1879年），中俄双方为归还伊犁进行谈判，中方代表崇厚擅自与俄方签订了《里瓦基亚条约》，割让大片领土，震动朝野。崇厚回国后，被革职拿问，并判处斩监候（死缓），中国宣布该条约无效，另派曾纪泽赶赴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另议条款。
首都博物馆藏馆李鸿章就修建铁路致督院电报（图左）
眼看煮熟的鸭子飞了，俄国自然不答应，陈兵中亚，威胁新疆，并由海军司令勒司乌斯基（S.S.Lessowsky）亲率23艘军舰，在太平洋炫耀武力。中国方面，也做了相应的战争动员，一边加强东部海疆，尤其是京畿的防卫，另一边命左宗棠准备武力收复伊犁。
在巨大的国防压力下，颟顸的反对派也识趣地沉默了，因此，津沪电报线的建设费用，得以直接从国防经费中开支，其建设一路顺畅，李鸿章也创造了重点工程建设的大清速度。
津沪电报线，虽是危机下的应急产物，李鸿章却从长远的角度进行了规划：他在天津专门设立了一所电报学堂，培养大清国的电讯人才。
津沪电报开通，被《申报》称为国家“肇兴先路”：“河冻轮停得此以通消息，实为中国五千年来之创局。尤愿肇兴先路恢廓后尘，他日幅员以内无乎不周，定卜富国强兵兴也勃焉。”
这条电报线在国家战略上的作用，立即显现出来。在1882年的朝鲜“壬午兵变”中，李鸿章与中央果断决策，派兵入朝，控制了局面，“实赖电报灵通之力”。两年后（1884年）再度平定朝鲜的“甲申政变”，迅捷的电报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早在津沪线开通的时候，在俄国负责谈判的曾纪泽就强烈建议，应将电报线延伸到北京， “壮声威以保和局、灵呼应以利战事”。但是，当时入京的条件并不成熟，不少保守派认为，电线与铁路将破坏“龙脉”。从来都是看见红灯绕着走的李鸿章，只好摸着石头过河，津沪电报线的第二期工程，从天津连接到通州，全长180 余里，于1883年8月正式发报。在通州与京师之间，电报则依然通过马匹传递，成了“马递电报”，与唐胥铁路的“驴拉火车”恰成一对。
直到1884年，朝鲜与越南分别吃紧，李鸿章抓住“危机”，乘势而上，提出了电报入京的建议：“神京为中外所归向，发号施令，需用倍切。臣于创办电线之初，颇虑士大夫见闻未熟，或滋口舌，是以暂从天津设起，渐开风气，其于军国要务裨益实多。”
李鸿章还总结了津沪电报开办以来的成绩：“两年以来，妥慎经营，官民无不称便，而沿海各省紧要官报军报，尤收便捷之益，即如朝鲜定变，越南告警，皆能瞬息传讯，应机筹措。此外则英、俄、德、法、美、日本各国出使大臣（即派往各国的中国使节），所有购船制械，侦探敌情，商辦交涉各事，莫不朝发夕至，虽远隔万里之外，而近若户庭”。
在线路开通当年的1881年，盛宣怀开始主持电报总局工作，并同时开始招股，以弥补财政投入的不足，成为清政府主持的一系列“官督商办”企业中，投资回报率最为稳定的一家，电报局也成为中国最早实行股份制的一批企业之一。
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李鸿章从军事需要出发，借天津鱼雷学堂外籍教习贝德斯的协助，在大沽、北塘海口各炮台间架设电报线直通天津，长约64公里，当年5月便开始试用。次年 9 月 6 日，李鸿章便上奏朝廷，要求架设南北洋电报线;两天后的9月8日，最高核心光绪皇帝亲笔批准;10月份，电报局成立，郑藻如、刘含芳、盛宣怀三人出任总办。
为建电报局，清政府从未有过如此高效：
1881年4月，工程正式开工，从天津、上海两端，沿运河对向推进，仅用了半年时间，10月28日便在山东境内合龙。随后安装设备，进行调试，赶在圣诞夜（12月24日）接通全线。4天后的12月28日，沿线各局试运行，半个月后就已正式营业。
全长3075里的津沪电报线，整个建设周期不到8个月，创造了清政府改革开放以来的工程建设纪录。
清人张焘在《津门杂记》中记载：“天津总局在东门内路南，即问津行馆旧址，又呼杨家花园，设陆路线杆，至通州，达保定，沿运河而南下，通临清、济宁、清江、江宁、镇江、苏州、上海，再达闽粤各省，四通八达，无远弗届，传消递息，转瞬万里，所以通军报而利商民，异常捷便，此诚开辟来之创举也。”
奇迹 如此低廉的价格，包含了工、料等一切开支，毫无疑问，这在贪腐横行、习惯于在工程中捞取好处的清政府，创造了一个大奇迹。
在这一奇迹的创造过程中，36岁的盛宣怀作为三名总经理之一，并非操盘者，他要在郑藻如、刘含芳相继调离后，才执掌电报局的帅印。在建设的初期，亲力亲为的是李鸿章本人，他才是工程的“总指挥”。
重点工程的廉政建设
津沪电报线的建设工程，即使以当时的全球视野来看，也是“大举动”。
工程的“副总指挥”、两江总督刘坤一就曾说：“惟有大经济者始有此大举动”。但如此“大举动”，不仅时间短，而且投资省，只花费了17.87万两（约相当于如今3570万元人民币），均到每1米则为0.1两银子（约合20元人民币）。如此低廉的价格，包含了工、料等一切开支，毫无疑问，这在贪腐横行、习惯于在工程中捞取好处的清政府，创造了一个大奇迹。
津沪电报线能成为“廉政工程”，主要原因在于李鸿章吸纳了丹麦的大北电报公司（GN Store Nord）参与建设，“与丹国大北电报公司商立合同，代为购料雇人，查勘设线道路，以资熟手指导”。这种合作，不仅得到了技术保障，而且有效减少了回扣、挪用、贪污等清政府工程建设中的通病。晚清历史证明，大凡外资比例高、或者由洋干部主管（如海关）的项目或部门，其贪腐现象就会大大减少。
津沪电报线的建设高效，则主要源自李鸿章与清廷的紧迫感。两年前（1879年），中俄双方为归还伊犁进行谈判，中方代表崇厚擅自与俄方签订了《里瓦基亚条约》，割让大片领土，震动朝野。崇厚回国后，被革职拿问，并判处斩监候（死缓），中国宣布该条约无效，另派曾纪泽赶赴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另议条款。
眼看煮熟的鸭子飞了，俄国自然不答应，陈兵中亚，威胁新疆，并由海军司令勒司乌斯基（S.S.Lessowsky）亲率23艘军舰，在太平洋炫耀武力。中国方面，也做了相应的战争动员，一边加强东部海疆，尤其是京畿的防卫，另一边命左宗棠准备武力收复伊犁。
在巨大的国防压力下，颟顸的反对派也识趣地沉默了，因此，津沪电报线的建设费用，得以直接从国防经费中开支，其建设一路顺畅，李鸿章也创造了重点工程建设的大清速度。
国家战略的“肇兴先路”
津沪电报线，虽是危机下的应急产物，李鸿章却从长远的角度进行了规划：他在天津专门设立了一所电报学堂，培养大清国的电讯人才。
津沪电报开通，被《申报》称为国家“肇兴先路”：“河冻轮停得此以通消息，实为中国五千年来之创局。尤愿肇兴先路恢廓后尘，他日幅员以内无乎不周，定卜富国强兵兴也勃焉。”
这条电报线在国家战略上的作用，立即显现出来。在1882年的朝鲜“壬午兵变”中，李鸿章与中央果断决策，派兵入朝，控制了局面，“实赖电报灵通之力”。两年后（1884年）再度平定朝鲜的“甲申政变”，迅捷的电报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早在津沪线开通的时候，在俄国负责谈判的曾纪泽就强烈建议，应将电报线延伸到北京， “壮声威以保和局、灵呼应以利战事”。但是，当时入京的条件并不成熟，不少保守派认为，电线与铁路将破坏“龙脉”。从来都是看见红灯绕着走的李鸿章，只好摸着石头过河，津沪电报线的第二期工程，从天津连接到通州，全长180 余里，于1883年8月正式发报。在通州与京师之间，电报则依然通过马匹传递，成了“马递电报”，与唐胥铁路的“驴拉火车”恰成一对。
直到1884年，朝鲜与越南分别吃紧，李鸿章抓住“危机”，乘势而上，提出了电报入京的建议：“神京为中外所归向，发号施令，需用倍切。臣于创办电线之初，颇虑士大夫见闻未熟，或滋口舌，是以暂从天津设起，渐开风气，其于军国要务裨益实多。”
李鸿章还总结了津沪电报开办以来的成绩：“两年以来，妥慎经营，官民无不称便，而沿海各省紧要官报军报，尤收便捷之益，即如朝鲜定变，越南告警，皆能瞬息传讯，应机筹措。此外则英、俄、德、法、美、日本各国出使大臣（即派往各国的中国使节），所有购船制械，侦探敌情，商辦交涉各事，莫不朝发夕至，虽远隔万里之外，而近若户庭”。
在线路开通当年的1881年，盛宣怀开始主持电报总局工作，并同时开始招股，以弥补财政投入的不足，成为清政府主持的一系列“官督商办”企业中，投资回报率最为稳定的一家，电报局也成为中国最早实行股份制的一批企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