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上老旧的地板几乎铺到观众脚下，比基尼海报和福字年历挂在墙上，旁边供着一尊财神。母亲盛出萝卜猪骨汤，开始跟儿子吃一顿家常便饭。只不过，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餐，母子俩不约而同地想要烧炭自杀。
　　你几乎不会意识到这是一出正在上演的香港话剧，观众好像一不留神闯入了一户岭南底层人家。这顿100分钟的“最后晚餐”让香港编剧郑国伟想了五年、写了三个月、修改了近一年。他没有描写香港的繁华光鲜，而是把目光投向了“东方之珠”背后巷陌里的老旧民房。
　　《最后晚餐》创作于2011年，夺得多项大奖，迄今已演出30多场，口碑极佳。6月，它在北京木马剧场连演三场，大多数人本以为自己将看到一场絮絮叨叨的苦情剧，但他们发现，剧情在轻松、市井甚至有点粗俗的对白中层层推进，直击了香港底层百姓的现实伤痛。而最为珍贵的是，对比内地现实题材话剧，它并不拿腔作调或显得高高在上。

“要感动观众首先要让他相信”

　　“你看过《飞屋环游记》吗？在气球吊着屋子上升那一刻，有几个气球飘走了，”舞台上，儿子突然问母亲。他说，它们没人留意，有没有无所谓，就像自己一样。原本只能一次次给儿子盛汤、无法有效沟通的母亲瞪大了一双茫然的眼睛。儿子这番话讲得结结巴巴。
　　饰演儿子的演员刘守正一直在想，从小遭到父亲家暴、被赶到孤儿院居住、跟母亲毫无共同语言的儿子怎么能讲得出这么大段而诗意的台词呢？他决定用结结巴巴的方式讲出台词。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儿子回忆自己被父亲打了一巴掌时，刘守正带着笑，眼泪一直在眼眶里转来转去，到最后也没有滴下来。他认为，一个没朋友、被女友甩、失业的自卑儿子绝不会沉痛地流着眼泪找母亲哭诉。他只能装得不在乎。
　　让角色更平凡、更真实成为《最后晚餐》主创们的一大难题。两位演员明白，虽然有一个“自杀”的特殊前提，但主角们就是普通的香港底层平民，并无太大的戏剧性。“要演一个古装的大奸雄、一个乞丐或一个经历大悲大喜的人都容易，反而越简单、越平凡的东西越难做，”饰演母亲一角的演员雷思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雷思兰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生活圈子与底层市民毫无关系。她很快背下台词，可对人物心理一直很有距离感，排练时没有由心而发的动力，对白显得毫无底气。导演方俊杰不得不一遍遍提示她“别太快往回缩”。
　　第一次排练时，刘守正则对记台词十分头疼。因为这仅仅是一顿饭，根本没什么特别的事情。他艰难地找出故事逻辑，排练回家的路上也在不停想象自己跟剧中人一样去麦当劳买套餐、去超市买炭或等电话。
　　实际上，如此写实的一个剧目在香港并不算多见。一开始，就连《最后晚餐》的艺术总监陈敢权都曾担心：实实在在地表演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会不会容易被观众挑刺、批评它不够真实可信？但主创们对自己的目标十分坚持。“要观众感动，首先要让他相信。怎么让他相信？一定是来自生活的东西。”编剧郑国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透过悲剧，才会明白生命如何悲悯”

　　郑国伟最开始想写《最后晚餐》的剧本是在五年前。直到2010年，借着自己MFA学位交毕业作业的机会，终于开始动笔。故事灵感源自一个朋友曾对他聊起住进孤儿院、甚至想要自杀的经历。
　　郑国伟想做一次自我挑战——写一出香港很少见的独幕剧。他花了三个月写完《最后晚餐》，正好碰到香港话剧团正做一个收集年轻编剧剧本的“新秀计划”，由此被挑中。话剧团驻团导演冯蔚衡找到刚硕士毕业一年的导演方俊杰，给了他三个剧本供他挑选。
　　“如果只看故事大纲，它是三个剧本里最不吸引人的，”方俊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这个剧本，因为“郑国伟的剧本没可能那么简单”。
　　在香港演艺学院念书的最后一年，郑国伟是方俊杰的编剧课老师。郑国伟上课经常自我发挥，看似在幽默地扯闲篇，“废话”多，但“一定有一点东西在里面”。“他看的东西都是我们看不到的那一种。”方说。
　　郑国伟想通过这出戏引发观众对生命的思考。跟同样关注草根阶层生活的电影《金鸡》《岁月神偷》或《麦兜》相比，《最后晚餐》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在母子二人振奋精神、坚强活下去的老套桥段，而是商量着把导致二人悲惨境遇的父亲杀死。“生命是美好的？那是假的。透过悲剧，才会明白生命如何悲悯，才会专注于珍惜生命。”方俊杰说。
　　2011年9月，《最后晚餐》在香港进行第一轮演出。方俊杰找朋友来看，他们先问：“是喜剧还是悲剧？”观众们担心它会像老土的电视剧，母子俩抱成一团，哭哭啼啼。
　　但很快，观众开始跟着剧情又哭又笑，该剧口碑迅速通过网络蔓延。戏剧圈内很多人惊喜不已。次年囊括多个戏剧奖项后迅速进行第二轮演出，场场“一票难求”。
　　实际上，为了让观众看得下去，郑国伟精心安排母子矛盾，使剧情层层深入，又在剧本里埋入不少黑色幽默的笑点，比如儿子把“东方之珠”的香港认为是“东方蜘蛛”。二人揭穿自杀真相时提到已故的梅艳芳，唱了一句张国荣《有谁共鸣》里的“夜阑静，问有谁共鸣”，还说起红星李治廷——在大陆改成了黄晓明和Angelababy，果然引发现场观众集体爆笑。
　　“我们的戏也可以跟恶搞戏一样让人放松，最重要的是看完后还可以跟朋友一起吃顿饭聊聊人生、聊聊理想。这难道不好吗？”方俊杰说。

只想和观众分享对生命的看法

　　在香港，底层民众为数不少，如果你在茶餐厅仔细听别人说话，会发现他们的对白跟剧中人差不太多，香港人喜欢野外烧烤，使得“烧炭自杀”十几年来几乎成为港人除跳楼以外最为普遍的自杀方式，而跟父母存在沟通问题的年轻人也可以在剧中找到共鸣。这都让这部戏很接地气。更何况人们也看够了搞笑与爱情的戏码，《最后晚餐》的走红不难理解。
　　“这个戏的剧本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平时的生活，你不能有太多表演的、放大的东西，”演员雷思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最后晚餐》里两个演员不带任何“话剧腔”的完全生活化出演也与剧场大小有关。话剧在香港的演出场地是由香港话剧团一个排练场改建而来的黑盒剧场。比北京的木马剧场更小。他们就不想把戏演得“太大”。“这个戏就是小剧场特有的”。每天120个观众，他们已经颇为满足。
　　“编剧导演都很有远见”，6月15日《最后晚餐》的演出结束后，戏剧教育家、中央戏剧学院名誉院长徐晓钟这样发言。他赞扬编剧把重心放在表演上，一个场景两个人很了不起。演员的表演很“生动”，话剧让人看到香港浮华下底层的真实，挖掘出他们的灵魂。
　　实际上，除了对到底杀没杀死父亲这个开放式结尾的猜测，有心的观众还可以在话剧里发现很多香港社会性话题，比如卖楼、赌博、家暴。许多人还着迷于一些延伸性话题的解读，一个观众提出，为何戏里提到的食物三文鱼、红萝卜和橙子都是橙色的？再比如一个观众问道：“父亲后来找了个大陆妹合住，他与母子的关系是否在含沙射影香港和内地的关系？”
　　然而这并不是编剧有意而为。编剧郑国伟野心并不大，“我很喜欢香港，但也觉得香港有很多问题。想把这些问题写出来是一定的。”但在这出戏里，他只期望跟观众分享对生命的看法。
　　跟其他主创相比，郑国伟的普通话糟糕，但他十分满足于讲一口白话、写写他热爱的香港。他已经开始着手自己的下一个现实题材剧本，仍是一出独幕剧：一个关于富二代人群“可怜和恐惧”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