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小日报》记录的晚清（第二部分）
　　这里呈现的是法国《小日报》纪录晚清的第二部分。
　　正如本书作序者杨葵所言：
　　假如我是个历史学家，最好还专治中国近代史，我会从这本书的史学价值，论述其“它山之石”之珍贵。比如近代史专家马永就从这类绘画的内容联想到，二十多年前中国近代史学界打破“欧洲中心论”、“冲击—反映”、“传统—现代”模式，开始从中国自身寻找历史发展的因素。
　　假如我是个艺术家，最好还专攻当代版画，我会从这套书的绘画艺术着手，论述其独特的艺术及社会价值，比如陈丹青就将这一时期的欧洲石印画、铜板画与今日的影像媒体相提并论，称之为“传播利器”。他说与新闻结合的版画，是社会公众了解实事的重要途径，对后来的市民社会的形成居功至伟。
　　假如我是个社会学家，最好还有一点相关收藏爱好，我会从这些绘画中梳理出中国人精神面貌的有趣演变。比如有个致力于收藏此类图画的秦风，他发现这类绘画中的中国人，1860年“安详”，1900年“粗笨”……
　　作为读者，以您的角度和眼光，从中又会发现些什么呢？
　　1900年，奉天教堂惨案，即“朱家河惨案”，是义和团运动中发生的最大的一场惨案。1900年7月，在接连发生一系列屠杀教民案件后，景州周围七八个县的教民便逃到朱家河教堂避难，一时间朱家河村涌入了三千多人。
　　7月17日，英勇的两千多团民和被骗来的两千多清军包围了朱家河村。两千多义和团和两千多清军士兵包围了朱家河村。清军是听了景州城里的蔡氏兄弟的说辞（两位兄弟一个是举人，一个秀才），所以他们称朱家河聚集了很多汉奸，骗来了过路的清军将领陈泽霖。
　　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于7月20日结束，一共2500多人遇难，仅500人逃脱。
　　清军将领陈泽霖发现杀死的大都是妇幼老弱，根本没有什么汉奸，连外国人也只有2个，异常气愤，断然拒绝了义和团请他帮助攻打下一个教堂的请求。
　　1900 年8月15日清晨6点，慈禧携带光绪等人西逃，全国陷入无主状态。地方势力代表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积极联络东南各省督抚，同外国驻上海领事订立《东南互保章程》九条。规定上海租界由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治安秩序由各省督抚负责，形成了所谓的“东南联保”。各地督抚都联系不到中央，误以为慈禧光绪已死，于是决定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外有列强支持，内有封疆大吏拥护，李鸿章当时也觉得可行。唐德刚《袁氏当国》有记载：“八国联军时帝后两宫西狩，消息杳然，东南无主之时，当地督抚便曾有意自组美国式的共和政府，选李鸿章为总统，李亦有意担任，后因两宫又在西安出现乃作罢。”
　　1901 年西苑（今中南海）仪銮殿，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竣工，慈禧常驻于此。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仪銮殿成了联军司令瓦德西的住所。1901年仪銮殿燃起大火，成为一片废墟。慈禧从西安回京后，在仪銮殿旧址建起一座洋楼，名叫海晏堂，同时又在海晏堂西北方兴建一座新的仪銮殿，即后来的怀仁堂。民国后中南海成了总统府，海晏堂改名为居仁堂，成为袁世凯的办公场所。
　　1901 早在18世纪中叶，好望角就出现了华工的面孔。1840年后，英法等列强开始从中国“出口”劳动力。他们被称为“苦力”（英文“coolie”的音译）。至1904年前后，契约华工（Indentured Labor）替代了苦力的称呼，但实质并未发生改变。1904年至1906年，南非德兰士瓦共招募了华工63811名。他们大多来自中国北方的山东、河北等省，由于义和团、日俄战争，再加上连年的饥荒，使得生存无望的6万多名华工踏上了前往好望角的不归路。
　　1901 日俄战争中虽然清政府官方宣布中立，但是官员及民众中却不乏支持日本获胜者。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使馆副武官青木宣纯（曾任北洋军教官）与袁世凯面商日中联合组织情报机构和收编东北“马贼”诸事宜。袁从北洋军中挑选数十名精干士官组成了联合侦探队。这些军官多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测绘科，故工作颇有成效，其中就有后来的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吴佩孚原为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军官，参加日军的谍报活动后，几进几出东北，有次被俄军俘获，但拒不招供，判死刑后跳车逃生，战后晋升上尉军衔，日军授勋以资表彰。
　　孙中山更是在日本神户的一次演讲中说：“日俄一战，日本便战胜俄国。日本人战胜俄国人，是亚洲民族在最近几百年中头一次战胜欧洲人，这次战争的影响，便马上传达到全亚洲，亚洲全部的民族便惊天喜地，发生一个极大的希望。”（《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2页）
　　奉天地方的拒俄义勇军、忠义军（因在关键的辽阳首山战役中立功，被日本天皇授予宝星勋章的冯麟阁、金万福），以及留日学生发动的拒俄运动等亦可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