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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陈独秀三赴广州，指导、建立了广州的党组织，并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陈独秀到广州为创党主要做了以下十项工作：
一、创新教育，开启民智
陈独秀抵达广州后，随即在《新民国报》刊载他关于教育方面的计划，开展宣传新教育思想，他指出，“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他提出改革教育计划的三大纲，即未成年教育、成年教育、专门教育，要建立全面的教育系统，对人才从小到大进行培养。主张普及幼儿园、中小学教育，强调创办大学。均得到孙中山、陈炯明的支持。1921年1月，陈独秀派袁振英任广东省立一中校长，并支持袁首创中学男女同校。
二、建立宣传阵地，宣传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
首先，刷新《广东群报》版面，公开介绍上海《共产党》月刊每期要目，大量转载该刊文章，如刊登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谭平山、陈望道、沈雁冰、李季、瞿秋白等理论先驱的文章。同时加重了对苏俄和各国共产党情况的报道。上海《新青年》杂志社迁到广州昌兴路26号出版，发行处也搬到广州发行。广州党组织成立后，《广东群报》被明确规定为党组织的机关报。这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第一张大型地方党报。
得悉陈独秀到广州，各界人士慕名而来探望，或请他撰稿和去演讲。陈独秀的日程是“逐日排满”。据记载，单是1921年1月间，陈独秀到广州各类学校发表了七次大型演说。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理论，分析和阐明了有关社会主义、教育、劳动运动、人生观、妇女解放等问题。他撰写大量的政论文章，在《广东群报》、《新青年》、《民国日报》、《曙光》、《劳动与妇女》等报刊上发表。据不完全统计，他在广州这段时间共发表4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大多是短小精干的短文。陈公博评他写的短文“犀利无比”。他主要宣传劳动神圣，劳动创造世界；军人有新旧之别，要做新军人；妇女解放与劳动者解放一致；社会主义是今后必走的路。
三、创办宣传员养成所等学校，培养大批革命骨干
创办“宣传员养成所”，地址设在广州高第街素波巷，主要培养向广大工农群众进行革命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知识的宣传员。该所由陈独秀在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中拨出经费，由宣传委员会直接领导，陈公博任所长，教导主任为谭植棠，教员有谭平山、杨漳浦等。陈独秀有时也到该校讲课。当时招收来自广东各地学员100多人。用谭植棠的话称这所学校是“干部学校”，“用以训练工、农、妇、青运动的干部”。
举办注音字母教导团，地址也设在广州高第街素波巷。指定张毅汉为主任。由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授课，学员多是广州中、小学教师，有100多人。
设立“俄语学校”，由米诺尔及其夫人任教，引导学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为帮助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除党小组成员外，吸收了一批高、中等学校学生参加，有会员80多人。
四、注重工人运动，帮助建立各种工会
陈独秀关注劳苦的工人大众，向他们作知识的普及，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他深入到理发工人中去，参加他们成立的工会大会。到会的还有谭平山、陈公博、沈弦庐等，也发表演讲。不久，理发工会补习学校开学，陈独秀亲到学校作指导。理发工会会员有数百人。
陈独秀等还特别注重在机器工人、海员工人和铁路工人中开展工作。他曾对谭天度说：“机器工人比较先进，革命要发动和依靠他们，我们得设法在那里做做试验”。于是他们就在广州河南机器总会内举办机器工人补习学校，董事会由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许崇清等组成，谭平山为董事长，谭天度、黄裕谦分别为班主任，当时参加学习的有100多人。
在他们的努力推动下，各种工会有很大发展。到1921年6月，仅在广州、佛山、香港地区就先后成立汽车驾驶工人总会以及革履、理发、茶居、机织、洋务等工会33个。从1920年10月至1921年3月，不到半年时间，就先后发动政治的或经济的罢工达16次之多。
五、与无政府主义者论战，分清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
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宣传，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引起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的诘难。他先后致信三封给陈独秀，陈便写了三答区声白书，就绝对自由、法律废存、善良教育等问题，与区展开论战，彼此以书信往复，先后在《广东群报》上发表。1921年8月，陈独秀以“讨论无政府主义”为题，将这些信件在《新青年》杂志上全文发表。陈还在该杂志上写文章，题为《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下品的无政府党》，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宣扬绝对自由的虚无主义。
无政府主义于二十世纪初从欧洲传入中国。其时，中
2010年8月25-26日。“纪念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俊凤、副主任叶文益、原副巡视员刘子健参加会议。并提交论文。(周进摄影)国正处在风雷激荡、各种思潮相互碰撞的年代。无政府主义反对强权、反对专制、反对压迫剥削，主张平等、自由，很快受到中国一些激进知识分子的欢迎。
无政府主义在广东传播较早，甚至先于马克思主义，1912年就在广州开始了宣传活动，尤其在工人中较有影响。1921年，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在前“互劳俱乐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广东机器工会”，后出版《进化周刊》。每年逢农历正月初七，无政府主义者和广东机器工会的工友都到广州北郊茶室聚会、演说、唱歌，到会者达数百人。是年“五一”劳动节，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进步人士，共同发动各行业工人罢工，游行示威。广州大学生也自由参加游行。永汉路上挂着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画像。游行队伍中，赞成共产主义的人佩着“红领带”，赞成无政府主义的人佩着“黑领带”。此为两者合作的写照。
实际上，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推翻旧社会的问题上主张是一致的，两者有共同点，是合作的基础。分歧在于，推翻旧社会之后，要不要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以及建立什么社会制度的问题上。区声白写信给陈独秀，宣扬“人人同意人人可以自由退出社会”的思想。陈独秀在回复的三封信中作了详尽有力的批驳，并认为，区声自是一位纯洁的青年，信仰克鲁泡特金，不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反对虚无主义、无抵抗主义、个人的无政府主义，绝不像一班“下品的无政府党”，但是陈又深刻指出就是区这样的无政府主义，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主义。难怪连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曾任中法大学校长)说笑话：“无政府主义三千年成功。”在此期间，陈独秀又进一步宣传在推翻旧社会之后，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这就从思想理论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为建立共产党组织明确了指导思想。
六、指导、建立广州党组织，亲自担任支 部书记
陈独秀到广州，迅速形成以他为中心，汇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物，如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和省立甲工学生阮啸仙、周其鉴、刘尔菘、张善铭以及杨匏安等，他们一起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商议建立党的组织。谭平山曾说过，陈独秀一到广州，不久就找到我，叫我任广东教育行政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委托我组织共产党在广州的组织。
陈独秀也先后与米诺尔、别斯林(俄国共产主义者)和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梁冰弦、刘石心、谭祖荫等联系，研究党的组织问题。在此前的1920年9月，俄共(布)两个党员到广州与无政府主义者联系，于同年底开始建党活动。
1921年1月，陈独秀把他起草的党纲交给区声白、梁冰弦等人讨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等条文。经过几次激烈的争论，意见未能统一，无政府主义者便退出党组织。而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则赞成陈独秀的主张。于是，着手建立新的共产党组织。广州共产党组织就此成立(党的一大后称广东支部)。初由陈独秀任书记，后谭平山继任，谭植棠任宣传委员，陈公博任组织委员；党员有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以及原上海党组织成员沈弦庐、袁振英、李季连同米诺尔、别斯林等共九人。受上海党组织派遣，到广州见陈独秀的包惠僧也参加广州党组织活动。对此，我认为广州党组织成立应从1920年底算起。有论者引用谭植棠回忆称广州党组织成立于1921年3月。其实不确，谭植棠指的是广东党支部的成立时间，而不是指广州党组织成立。
陈独秀还指导广州青年团的成立。1922年3月14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赴会者3000余人。全省团员500多人，是全国团员最多的地方。当时，有许多党员在团中工作，党团没有分开。实际上，党的工作是通过团的合法组织形式来开展。1923年6月，广州又成立团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创办《新学生》半月刊。新学生社组织后来遍及全省，成为广东党、团组织的得力助手。
七、指导党的一大召开，正式创建中国共产党
为了正式创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在广州继续指导上海发起组等地的工作。1921年3月，他草拟了一个党章草案，寄给上海主持工作的李汉俊(上海党组织代理书记)。关于党章，李汉俊与陈发生了争执。李愤而辞去代理书记职务，改由李达接任。
旅法党小组也是陈独秀在广州指导下成立的。张国焘回忆，陈独秀认为，海外建立党组织“则以留法的勤工俭学生最有希望”，并与蔡和森通信，请蔡在德、法等国建立党组织，另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20年12月27日北京大学讲师张申府(张崧年)应里昂中法大学之聘到达法国。张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旅欧期间负有在旅法华人中发展组织的任务。”张申府1977年回忆：周恩来和刘清扬(时在法国)都是我介绍入党的，时间约在1921年1月或2月，先介绍刘清扬，然后由我和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当时入党手续是和周恩来谈话后，写信向陈独秀(时在广州)报告。该书还提到，1921年2月，赵世炎通过陈独秀的介绍，同张申府接上党组织关系。此外，陈独秀委托施存统在日本建立党小组，发展了彭湃等人入党。
到了1921年4月，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和旅法、旅日共产党小组先后建立。张国焘回忆，这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人觉得各地的工作都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组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上海北京和广州各地同志们互相函商的结果，决定于六月中旬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开好大会，陈独秀为大会起草了一份党纲，写了一封致各代表的信及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工作的四点意见，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1 党员的发展与教育；2 党的组织原则；3 党的纪律；4 群众工作。
根据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参加大会。陈独秀在谭植棠家召集广东党员开会，表示自己不能去沪出席一大，因兼广东大学预科校长，正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遂指派陈公博和包惠僧出席一大。
是年7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9卷3号发表《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一文，大声疾呼：“改造政党!”希望新的共产党不要腐败，做出证据来取信于民。建党伊始，陈独秀就殷殷寄语，可谓意味深长。同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会议在陈独秀缺席的情况下，推选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并讨论了陈独秀所拟的党纲。8月，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不久，北京、武汉、广州分部相继成立，作为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9月，陈独秀回到上海就任中共中央书记职务。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拉开了帷幕。
八、出席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和团代表大会，推动群众运动发展
为推动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的发展，1922年5月初，陈独秀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与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向这两次大会宣传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使两次大会都接受了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口号。
5月1日，陈独秀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发表演讲——《劳动节的由来与意义》，号召工人团结起来，组织工会，进行斗争。
5月5日，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一《马克思的两大精神》，指出，“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而成立的。我们不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运用到实际中去。”这两次大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的高涨。此时，彭湃在海陆丰领导的农民运动也有了进一步的开展。
1922年6月15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就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向社会各界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状况，解决中国革命的新起点。它为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历史任务，奠定了基础。”
九、赴惠州劝解陈炯明，避免与孙分裂
陈独秀第二次来广州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到惠州劝解陈炯明。原来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日益尖锐。孙中山主张北伐，陈炯明坚持“联省自治”，反对北伐，并拒绝出任北伐军的最高指挥。1922年初，孙中山解除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广东省省长职务，他的一位重要助手被暗杀。局势骤然紧张。陈炯明回到惠州西湖一个祠堂居住。为劝两人和解，陈独秀在全国劳动大会和青年团“一大”闭会之后，到惠州与陈炯明晤谈。陈独秀到惠州去做陈炯明的工作，希望陈炯明返穗，与孙中山和解，是可能的，是合乎情理的事情。
十、主持召开党的三大，实现国共合作
为了就近与国民党讨论合作问题，陈独秀于1923年3月到达广州，中共中央机关也随之迁驻广州。在此期间，陈独秀一面筹备召开中共三大，一面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6月初，孙中山任命陈独秀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长。
6月10日—20日，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路31号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和解决国共合作的问题。
陈独秀在会上当选为主席并作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着重指出“二七”罢工失败及其后的种种情况，都证明无产阶级力量的薄弱，强调国民革命的重要，承认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的领导中心，原则上主张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中共应领导工农群众，成为国民革命中的一个强大的左翼。陈独秀还提出在国民党内组织中共党团，以保持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一致的主张和行动的提案，获得一致通过。大会选举了以陈独秀为委员长的中央领导机构。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陈独秀主持召开的党的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统一了党内关于国共合作的认识，解决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从此，“党内合作”——即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构想，变为现实并揭开了中国大革命运动的序幕。对中共“三大”会议成果，马林是这样评价的：“能否改组国民党，使之发展成为一个革命的政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同志的合作”，他认为，只有象陈独秀这样的人物才能通过宣传去促进国民党的新生。
一、创新教育，开启民智
陈独秀抵达广州后，随即在《新民国报》刊载他关于教育方面的计划，开展宣传新教育思想，他指出，“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他提出改革教育计划的三大纲，即未成年教育、成年教育、专门教育，要建立全面的教育系统，对人才从小到大进行培养。主张普及幼儿园、中小学教育，强调创办大学。均得到孙中山、陈炯明的支持。1921年1月，陈独秀派袁振英任广东省立一中校长，并支持袁首创中学男女同校。
二、建立宣传阵地，宣传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
首先，刷新《广东群报》版面，公开介绍上海《共产党》月刊每期要目，大量转载该刊文章，如刊登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谭平山、陈望道、沈雁冰、李季、瞿秋白等理论先驱的文章。同时加重了对苏俄和各国共产党情况的报道。上海《新青年》杂志社迁到广州昌兴路26号出版，发行处也搬到广州发行。广州党组织成立后，《广东群报》被明确规定为党组织的机关报。这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第一张大型地方党报。
得悉陈独秀到广州，各界人士慕名而来探望，或请他撰稿和去演讲。陈独秀的日程是“逐日排满”。据记载，单是1921年1月间，陈独秀到广州各类学校发表了七次大型演说。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理论，分析和阐明了有关社会主义、教育、劳动运动、人生观、妇女解放等问题。他撰写大量的政论文章，在《广东群报》、《新青年》、《民国日报》、《曙光》、《劳动与妇女》等报刊上发表。据不完全统计，他在广州这段时间共发表4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大多是短小精干的短文。陈公博评他写的短文“犀利无比”。他主要宣传劳动神圣，劳动创造世界；军人有新旧之别，要做新军人；妇女解放与劳动者解放一致；社会主义是今后必走的路。
三、创办宣传员养成所等学校，培养大批革命骨干
创办“宣传员养成所”，地址设在广州高第街素波巷，主要培养向广大工农群众进行革命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知识的宣传员。该所由陈独秀在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中拨出经费，由宣传委员会直接领导，陈公博任所长，教导主任为谭植棠，教员有谭平山、杨漳浦等。陈独秀有时也到该校讲课。当时招收来自广东各地学员100多人。用谭植棠的话称这所学校是“干部学校”，“用以训练工、农、妇、青运动的干部”。
举办注音字母教导团，地址也设在广州高第街素波巷。指定张毅汉为主任。由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授课，学员多是广州中、小学教师，有100多人。
设立“俄语学校”，由米诺尔及其夫人任教，引导学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为帮助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除党小组成员外，吸收了一批高、中等学校学生参加，有会员80多人。
四、注重工人运动，帮助建立各种工会
陈独秀关注劳苦的工人大众，向他们作知识的普及，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他深入到理发工人中去，参加他们成立的工会大会。到会的还有谭平山、陈公博、沈弦庐等，也发表演讲。不久，理发工会补习学校开学，陈独秀亲到学校作指导。理发工会会员有数百人。
陈独秀等还特别注重在机器工人、海员工人和铁路工人中开展工作。他曾对谭天度说：“机器工人比较先进，革命要发动和依靠他们，我们得设法在那里做做试验”。于是他们就在广州河南机器总会内举办机器工人补习学校，董事会由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许崇清等组成，谭平山为董事长，谭天度、黄裕谦分别为班主任，当时参加学习的有100多人。
在他们的努力推动下，各种工会有很大发展。到1921年6月，仅在广州、佛山、香港地区就先后成立汽车驾驶工人总会以及革履、理发、茶居、机织、洋务等工会33个。从1920年10月至1921年3月，不到半年时间，就先后发动政治的或经济的罢工达16次之多。
五、与无政府主义者论战，分清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
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宣传，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引起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的诘难。他先后致信三封给陈独秀，陈便写了三答区声白书，就绝对自由、法律废存、善良教育等问题，与区展开论战，彼此以书信往复，先后在《广东群报》上发表。1921年8月，陈独秀以“讨论无政府主义”为题，将这些信件在《新青年》杂志上全文发表。陈还在该杂志上写文章，题为《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下品的无政府党》，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宣扬绝对自由的虚无主义。
无政府主义于二十世纪初从欧洲传入中国。其时，中
2010年8月25-26日。“纪念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俊凤、副主任叶文益、原副巡视员刘子健参加会议。并提交论文。(周进摄影)国正处在风雷激荡、各种思潮相互碰撞的年代。无政府主义反对强权、反对专制、反对压迫剥削，主张平等、自由，很快受到中国一些激进知识分子的欢迎。
无政府主义在广东传播较早，甚至先于马克思主义，1912年就在广州开始了宣传活动，尤其在工人中较有影响。1921年，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在前“互劳俱乐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广东机器工会”，后出版《进化周刊》。每年逢农历正月初七，无政府主义者和广东机器工会的工友都到广州北郊茶室聚会、演说、唱歌，到会者达数百人。是年“五一”劳动节，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进步人士，共同发动各行业工人罢工，游行示威。广州大学生也自由参加游行。永汉路上挂着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画像。游行队伍中，赞成共产主义的人佩着“红领带”，赞成无政府主义的人佩着“黑领带”。此为两者合作的写照。
实际上，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推翻旧社会的问题上主张是一致的，两者有共同点，是合作的基础。分歧在于，推翻旧社会之后，要不要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以及建立什么社会制度的问题上。区声白写信给陈独秀，宣扬“人人同意人人可以自由退出社会”的思想。陈独秀在回复的三封信中作了详尽有力的批驳，并认为，区声自是一位纯洁的青年，信仰克鲁泡特金，不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反对虚无主义、无抵抗主义、个人的无政府主义，绝不像一班“下品的无政府党”，但是陈又深刻指出就是区这样的无政府主义，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主义。难怪连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曾任中法大学校长)说笑话：“无政府主义三千年成功。”在此期间，陈独秀又进一步宣传在推翻旧社会之后，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这就从思想理论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为建立共产党组织明确了指导思想。
六、指导、建立广州党组织，亲自担任支 部书记
陈独秀到广州，迅速形成以他为中心，汇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物，如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和省立甲工学生阮啸仙、周其鉴、刘尔菘、张善铭以及杨匏安等，他们一起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商议建立党的组织。谭平山曾说过，陈独秀一到广州，不久就找到我，叫我任广东教育行政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委托我组织共产党在广州的组织。
陈独秀也先后与米诺尔、别斯林(俄国共产主义者)和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梁冰弦、刘石心、谭祖荫等联系，研究党的组织问题。在此前的1920年9月，俄共(布)两个党员到广州与无政府主义者联系，于同年底开始建党活动。
1921年1月，陈独秀把他起草的党纲交给区声白、梁冰弦等人讨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等条文。经过几次激烈的争论，意见未能统一，无政府主义者便退出党组织。而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则赞成陈独秀的主张。于是，着手建立新的共产党组织。广州共产党组织就此成立(党的一大后称广东支部)。初由陈独秀任书记，后谭平山继任，谭植棠任宣传委员，陈公博任组织委员；党员有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以及原上海党组织成员沈弦庐、袁振英、李季连同米诺尔、别斯林等共九人。受上海党组织派遣，到广州见陈独秀的包惠僧也参加广州党组织活动。对此，我认为广州党组织成立应从1920年底算起。有论者引用谭植棠回忆称广州党组织成立于1921年3月。其实不确，谭植棠指的是广东党支部的成立时间，而不是指广州党组织成立。
陈独秀还指导广州青年团的成立。1922年3月14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赴会者3000余人。全省团员500多人，是全国团员最多的地方。当时，有许多党员在团中工作，党团没有分开。实际上，党的工作是通过团的合法组织形式来开展。1923年6月，广州又成立团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创办《新学生》半月刊。新学生社组织后来遍及全省，成为广东党、团组织的得力助手。
七、指导党的一大召开，正式创建中国共产党
为了正式创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在广州继续指导上海发起组等地的工作。1921年3月，他草拟了一个党章草案，寄给上海主持工作的李汉俊(上海党组织代理书记)。关于党章，李汉俊与陈发生了争执。李愤而辞去代理书记职务，改由李达接任。
旅法党小组也是陈独秀在广州指导下成立的。张国焘回忆，陈独秀认为，海外建立党组织“则以留法的勤工俭学生最有希望”，并与蔡和森通信，请蔡在德、法等国建立党组织，另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20年12月27日北京大学讲师张申府(张崧年)应里昂中法大学之聘到达法国。张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旅欧期间负有在旅法华人中发展组织的任务。”张申府1977年回忆：周恩来和刘清扬(时在法国)都是我介绍入党的，时间约在1921年1月或2月，先介绍刘清扬，然后由我和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当时入党手续是和周恩来谈话后，写信向陈独秀(时在广州)报告。该书还提到，1921年2月，赵世炎通过陈独秀的介绍，同张申府接上党组织关系。此外，陈独秀委托施存统在日本建立党小组，发展了彭湃等人入党。
到了1921年4月，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和旅法、旅日共产党小组先后建立。张国焘回忆，这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人觉得各地的工作都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组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上海北京和广州各地同志们互相函商的结果，决定于六月中旬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开好大会，陈独秀为大会起草了一份党纲，写了一封致各代表的信及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工作的四点意见，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1 党员的发展与教育；2 党的组织原则；3 党的纪律；4 群众工作。
根据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参加大会。陈独秀在谭植棠家召集广东党员开会，表示自己不能去沪出席一大，因兼广东大学预科校长，正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遂指派陈公博和包惠僧出席一大。
是年7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9卷3号发表《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一文，大声疾呼：“改造政党!”希望新的共产党不要腐败，做出证据来取信于民。建党伊始，陈独秀就殷殷寄语，可谓意味深长。同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会议在陈独秀缺席的情况下，推选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并讨论了陈独秀所拟的党纲。8月，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不久，北京、武汉、广州分部相继成立，作为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9月，陈独秀回到上海就任中共中央书记职务。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拉开了帷幕。
八、出席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和团代表大会，推动群众运动发展
为推动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的发展，1922年5月初，陈独秀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与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向这两次大会宣传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使两次大会都接受了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口号。
5月1日，陈独秀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发表演讲——《劳动节的由来与意义》，号召工人团结起来，组织工会，进行斗争。
5月5日，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一《马克思的两大精神》，指出，“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而成立的。我们不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运用到实际中去。”这两次大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的高涨。此时，彭湃在海陆丰领导的农民运动也有了进一步的开展。
1922年6月15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就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向社会各界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状况，解决中国革命的新起点。它为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历史任务，奠定了基础。”
九、赴惠州劝解陈炯明，避免与孙分裂
陈独秀第二次来广州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到惠州劝解陈炯明。原来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日益尖锐。孙中山主张北伐，陈炯明坚持“联省自治”，反对北伐，并拒绝出任北伐军的最高指挥。1922年初，孙中山解除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广东省省长职务，他的一位重要助手被暗杀。局势骤然紧张。陈炯明回到惠州西湖一个祠堂居住。为劝两人和解，陈独秀在全国劳动大会和青年团“一大”闭会之后，到惠州与陈炯明晤谈。陈独秀到惠州去做陈炯明的工作，希望陈炯明返穗，与孙中山和解，是可能的，是合乎情理的事情。
十、主持召开党的三大，实现国共合作
为了就近与国民党讨论合作问题，陈独秀于1923年3月到达广州，中共中央机关也随之迁驻广州。在此期间，陈独秀一面筹备召开中共三大，一面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6月初，孙中山任命陈独秀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长。
6月10日—20日，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路31号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和解决国共合作的问题。
陈独秀在会上当选为主席并作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着重指出“二七”罢工失败及其后的种种情况，都证明无产阶级力量的薄弱，强调国民革命的重要，承认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的领导中心，原则上主张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中共应领导工农群众，成为国民革命中的一个强大的左翼。陈独秀还提出在国民党内组织中共党团，以保持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一致的主张和行动的提案，获得一致通过。大会选举了以陈独秀为委员长的中央领导机构。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陈独秀主持召开的党的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统一了党内关于国共合作的认识，解决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从此，“党内合作”——即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构想，变为现实并揭开了中国大革命运动的序幕。对中共“三大”会议成果，马林是这样评价的：“能否改组国民党，使之发展成为一个革命的政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同志的合作”，他认为，只有象陈独秀这样的人物才能通过宣传去促进国民党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