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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蚀》三部曲是茅盾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现当代小说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茅盾也先后数次谈到《蚀》的创作,其前后态度互异甚至互相矛盾。本文以此为切入点,考察其前后变化的原因。
关键词:茅盾;创作心理;《蚀》三部曲
第一阶段:真实地体验了人生,
然后去“做小说”
这一阶段以发表于1928年10月的《从牯岭到东京》的观点为代表,涉及到《蚀》的“创作谈”的文章有《读〈倪焕之〉》《蚀·题词》《我的回顾》《几句旧话》以及《怎样写〈幻灭〉和〈动摇〉》。
本来,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中说把《追求》的主题设定为“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然而在创作的时候,茅盾从几个旧友处知道了“一些痛心的事”,即“你不为威武所屈的人也许会因亲爱者的乖张使你失望而发狂”[1]。写《追求》的时间是在1928年4月至6月之间,不久前,共产党进行了两次军事行动:南昌起义与广州公社事件。这两次军事行动都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因此,茅盾陷入彻底的悲观、失望。如果说茅盾在《幻灭》和《动摇》中一方面刻画了“武汉分共前后革命形势凶险而具有毁灭性的政治事实,一面也写出了他对于正在南征中的原来参加了南昌起义的部队的深情眷恋,以及寄托在他们身上的自发而热烈的对革命的‘未来’的憧憬”[2],那么在《追求》中,这种憧憬则荡然无存。据统计,在1927-1930年的白色恐怖中,共产党员人数由约五万八千人降到不足一万人。在这一时期,茅盾最终作出了退党的选择。他说:“ 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著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我不是为的要做小说。然后去经验人生。”[3]
等到茅盾在日本写出《从牯岭到东京》,立即引起了太阳社诸人的猛烈攻击。钱杏邨认为他在这篇文章中所持有的态度是完全背叛了革命,因此要逐章地给予批判。表面上看,钱杏邨对《蚀》的题材选择、人物刻画、小说结构以及接受对象等都作了阐述与说明,但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不是文学观念的不同,而是政治观念的差异。钱杏邨对《蚀》三部曲前后的态度有一个明确的转变。评价《幻灭》与《动摇》时,钱认为茅盾和他站在同样的立场上,虽然作品所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只要立场是无产阶级的,那么还是革命的文艺,这样的作品是值得欢欣与鼓舞的,只是茅盾在小说中不能为革命指出“出路”。所以,面对钱杏邨、李复三等人的攻诘,他还是认为自己对现实的把握是正确的。而所谓的革命文艺观指导的呼号“出路”,不过是“苍蝇那样向玻璃片盲撞”。钱杏邨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刻画出一个经历了幻灭与动摇后仍然毫不气馁的“健全的革命者”。但是,茅盾不敢苟同他们的观点。这个阶段茅盾“创作谈”的观点,主要还是从关注作品的文学性出发,用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刻画人物,描绘人生。
第二阶段:从生活经验的狭窄
到并非自愿的不得已而为之
在1945年发表的《回顾》中,茅盾仍然认为创作的缘由是对生活的体验,但是,他却说自己创作时的思想是不成熟的、幼稚的。而思想正是一部小说的灵魂。因此,这部小说也是幼稚之作。“自己想来,当开始写作的时候,我的生活因子实在比今天的要狭小得多,对于人情世态之了解,也大不如今天。”但不管思想认识如何,这毕竟是呕心之作。所以,茅盾一方面自我批评,一方面又自我辩解。
但是,在1952年出版的《〈茅盾选集〉自序》里,茅盾推翻了以前“对生活的强烈感应而作小说”的说法,他说:“我的第一部小说是《幻灭》。这是个中篇,写于一九二七年秋天。其后,一半由于友人的鼓励,一半也由于我没有在社会上找到公开职业之可能,只得卖文维持生活,于是又写了第二和第三个中篇《动摇》和《追求》。就是这样,我定上了职业的写作者这条路了。”对这部小说,他进行了自我批评:“一九二五——二七年,这期间,我和当时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有相当多的接触,同时我的工作岗位也使我经常能和基层组织与群众发生关系,因此,按理说,我应当有可能了解全面,有可能作比较深刻的分析。然而,表现在《幻灭》和《动摇》里面的对于当时革命形势的观察和分析是有错误的,对于革命前途的估计是悲观的,表现在《追求》里面的大革命失败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也是既不全面而且又错误地过分强调了悲观、怀疑、颓废的倾向,且不给以有力的批判。”
在《写在〈蚀〉新版的后面》中,他基本上重申了上面的看法。而这一次,对《蚀》的大量章节都进行了改动。1963年,茅盾受到批判,他的作品也被禁止出版。可以看到,在这一个阶段,社会所关注的不再是作品的文学价值,而是作品的思想是否先进,是否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尽管在同国民党的最初斗争中,共产党损失惨重,但并没有损毁,相反,越来越强大。尽管这时的茅盾一直在国统区,但是他和共产党有着密切的联系。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文艺指导思想以来,文学就难以再“清高”地保有其独立性,思想先行成为当时的流行,并进一步影响了1949年以后的十七年文学。而评判一部作品优秀与否的标准,就是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标准。比照这种心理,《蚀》三部曲当然是颓废忧郁之作,不算成熟的作品。
第三阶段:重新回归到“经验了人生
来创作小说”的观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新文学史料》的创刊号上,茅盾开始发表他的《回忆录》,其中也谈到了关于《蚀》的创作。在《回忆录[十]——创作生涯的开始》中,茅盾以平静的口吻回溯了那段历史:“我严格按照生活的真实来写。”“对于我还不熟悉的生活,还没有把握的材料,还认识不清的问题,我都不写。”他重申几十年前的观点:“我是经验了人生才来做小说的,而不是为了说明什么来做小说的。”
但是,这时的茅盾否定了当时创作时的悲观失望,而是对革命充满了信心。而事实上,因为对革命的失望,他于1927年脱离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幻灭》等三部曲合为一卷题名为《蚀》是在一九二九年。《蚀》,无论日蚀、月蚀,黑暗是暂时的,光明是常在的。我借此以喻革命的失败是暂时的,胜利是必然的。同时亦借此自我表白,对于革命暂时失去的信心现在又恢复了。”我们当然不能怀疑茅盾此话的真诚,一个人的观点是因时因地不断变化的。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中的一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服确实是发自内心。但是,这并不能抹去他在1928年前后的彷徨与灰心。他“经验了人生来写小说”是确言。
茅盾前后的变化缘由
从《牯岭到东京》直到最后发表的外文版《茅盾选集·序》,茅盾对《蚀》三部曲的评价走过了从肯定到否定、最后再到肯定的过程。从最初的同太阳社成员如复三、钱杏邨等据理力争,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认为自己看待问题有错误,到八十年代重新定义“蚀”的涵义, 茅盾的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政治态度的转变是影响茅盾的最大原因
在同太阳社诸人的论争文章《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中,虽然也谈到了文学的选材、创作技巧、描写对象以及接受对象等问题,但是,辩论的焦点不在于此。表面上,这些是一个文学问题,其实,他们的根本分歧在于政治上,那就是对于革命前途的看法,即有没有“出路”的问题。而在以后几次谈到《蚀》时,茅盾承认了自己思想上的错误,认为自己没有写出革命的光明前途是错误的、幼稚的。而这,恰恰是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重大特点:“从黑暗到光明”的创作模式。而早在五四时期,茅盾就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第一批中共党员,而且从其理论思想而言,他也一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并且马克思主义对他而言同样具有“形上”的性质。尽管后来脱党,但其基本的理论信念并未改变。因此,很难说他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所采取的自我批判是违心的,并且,茅盾在临终时要求追认自己为中共党员。
(二)从文学评价标准到意识形态审美标准
在第一阶段的论争中,茅盾主要是从文学的角度来为自己的作品辩护。 在钱杏邨的批评文章中,反复出现这样几个词汇:“阶级意识”“立场”“进步与后退”“革命与不革命”。对一个作家的要求,“不是要他们的技巧怎样的工整,而是创作的适合时代;技巧幼稚,是不难修养的,思想落伍,却永远没法追赶得上”[4]。由此看来,钱评价一部作品好坏的标准不是从艺术的角度出发的;总之,作品符合党的革命路线需要的就是善,不符合的就是恶。但是,到了第二阶段,茅盾却自觉地选择了这种文艺观点。
(三)个人话语权的消逝
夏志清认为五四文学阐发了忧时忧国的精神,而李泽厚则概括为“启蒙”与“救亡”。而其实左翼文学也含有这两种精神。这样,显然无法把它们区分开来。虽然五四文学和左翼文学都有解放的精神内涵。需要注意的有一点,五四精神所讲的,都是个人的解放与自由;而左翼文学精神却是寻求集体的解放,因此,革命文艺具有集团性。而茅盾抛弃了自己最初的写作立场,努力把自己纳入到整个新的文学体制之内。寻求作品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合法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个人意识对集体意识或权威意识的屈服。
注释:
[1][3]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1928年第19卷第10期。
[2] 陈幼石:《茅盾〈蚀〉三部曲的历史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页。.
[4] 钱杏邨:《〈幻灭〉书评》,《太阳月刊》1928年3月号。
关键词:茅盾;创作心理;《蚀》三部曲
第一阶段:真实地体验了人生,
然后去“做小说”
这一阶段以发表于1928年10月的《从牯岭到东京》的观点为代表,涉及到《蚀》的“创作谈”的文章有《读〈倪焕之〉》《蚀·题词》《我的回顾》《几句旧话》以及《怎样写〈幻灭〉和〈动摇〉》。
本来,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中说把《追求》的主题设定为“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然而在创作的时候,茅盾从几个旧友处知道了“一些痛心的事”,即“你不为威武所屈的人也许会因亲爱者的乖张使你失望而发狂”[1]。写《追求》的时间是在1928年4月至6月之间,不久前,共产党进行了两次军事行动:南昌起义与广州公社事件。这两次军事行动都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因此,茅盾陷入彻底的悲观、失望。如果说茅盾在《幻灭》和《动摇》中一方面刻画了“武汉分共前后革命形势凶险而具有毁灭性的政治事实,一面也写出了他对于正在南征中的原来参加了南昌起义的部队的深情眷恋,以及寄托在他们身上的自发而热烈的对革命的‘未来’的憧憬”[2],那么在《追求》中,这种憧憬则荡然无存。据统计,在1927-1930年的白色恐怖中,共产党员人数由约五万八千人降到不足一万人。在这一时期,茅盾最终作出了退党的选择。他说:“ 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著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我不是为的要做小说。然后去经验人生。”[3]
等到茅盾在日本写出《从牯岭到东京》,立即引起了太阳社诸人的猛烈攻击。钱杏邨认为他在这篇文章中所持有的态度是完全背叛了革命,因此要逐章地给予批判。表面上看,钱杏邨对《蚀》的题材选择、人物刻画、小说结构以及接受对象等都作了阐述与说明,但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不是文学观念的不同,而是政治观念的差异。钱杏邨对《蚀》三部曲前后的态度有一个明确的转变。评价《幻灭》与《动摇》时,钱认为茅盾和他站在同样的立场上,虽然作品所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只要立场是无产阶级的,那么还是革命的文艺,这样的作品是值得欢欣与鼓舞的,只是茅盾在小说中不能为革命指出“出路”。所以,面对钱杏邨、李复三等人的攻诘,他还是认为自己对现实的把握是正确的。而所谓的革命文艺观指导的呼号“出路”,不过是“苍蝇那样向玻璃片盲撞”。钱杏邨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刻画出一个经历了幻灭与动摇后仍然毫不气馁的“健全的革命者”。但是,茅盾不敢苟同他们的观点。这个阶段茅盾“创作谈”的观点,主要还是从关注作品的文学性出发,用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刻画人物,描绘人生。
第二阶段:从生活经验的狭窄
到并非自愿的不得已而为之
在1945年发表的《回顾》中,茅盾仍然认为创作的缘由是对生活的体验,但是,他却说自己创作时的思想是不成熟的、幼稚的。而思想正是一部小说的灵魂。因此,这部小说也是幼稚之作。“自己想来,当开始写作的时候,我的生活因子实在比今天的要狭小得多,对于人情世态之了解,也大不如今天。”但不管思想认识如何,这毕竟是呕心之作。所以,茅盾一方面自我批评,一方面又自我辩解。
但是,在1952年出版的《〈茅盾选集〉自序》里,茅盾推翻了以前“对生活的强烈感应而作小说”的说法,他说:“我的第一部小说是《幻灭》。这是个中篇,写于一九二七年秋天。其后,一半由于友人的鼓励,一半也由于我没有在社会上找到公开职业之可能,只得卖文维持生活,于是又写了第二和第三个中篇《动摇》和《追求》。就是这样,我定上了职业的写作者这条路了。”对这部小说,他进行了自我批评:“一九二五——二七年,这期间,我和当时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有相当多的接触,同时我的工作岗位也使我经常能和基层组织与群众发生关系,因此,按理说,我应当有可能了解全面,有可能作比较深刻的分析。然而,表现在《幻灭》和《动摇》里面的对于当时革命形势的观察和分析是有错误的,对于革命前途的估计是悲观的,表现在《追求》里面的大革命失败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也是既不全面而且又错误地过分强调了悲观、怀疑、颓废的倾向,且不给以有力的批判。”
在《写在〈蚀〉新版的后面》中,他基本上重申了上面的看法。而这一次,对《蚀》的大量章节都进行了改动。1963年,茅盾受到批判,他的作品也被禁止出版。可以看到,在这一个阶段,社会所关注的不再是作品的文学价值,而是作品的思想是否先进,是否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尽管在同国民党的最初斗争中,共产党损失惨重,但并没有损毁,相反,越来越强大。尽管这时的茅盾一直在国统区,但是他和共产党有着密切的联系。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文艺指导思想以来,文学就难以再“清高”地保有其独立性,思想先行成为当时的流行,并进一步影响了1949年以后的十七年文学。而评判一部作品优秀与否的标准,就是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标准。比照这种心理,《蚀》三部曲当然是颓废忧郁之作,不算成熟的作品。
第三阶段:重新回归到“经验了人生
来创作小说”的观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新文学史料》的创刊号上,茅盾开始发表他的《回忆录》,其中也谈到了关于《蚀》的创作。在《回忆录[十]——创作生涯的开始》中,茅盾以平静的口吻回溯了那段历史:“我严格按照生活的真实来写。”“对于我还不熟悉的生活,还没有把握的材料,还认识不清的问题,我都不写。”他重申几十年前的观点:“我是经验了人生才来做小说的,而不是为了说明什么来做小说的。”
但是,这时的茅盾否定了当时创作时的悲观失望,而是对革命充满了信心。而事实上,因为对革命的失望,他于1927年脱离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幻灭》等三部曲合为一卷题名为《蚀》是在一九二九年。《蚀》,无论日蚀、月蚀,黑暗是暂时的,光明是常在的。我借此以喻革命的失败是暂时的,胜利是必然的。同时亦借此自我表白,对于革命暂时失去的信心现在又恢复了。”我们当然不能怀疑茅盾此话的真诚,一个人的观点是因时因地不断变化的。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中的一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服确实是发自内心。但是,这并不能抹去他在1928年前后的彷徨与灰心。他“经验了人生来写小说”是确言。
茅盾前后的变化缘由
从《牯岭到东京》直到最后发表的外文版《茅盾选集·序》,茅盾对《蚀》三部曲的评价走过了从肯定到否定、最后再到肯定的过程。从最初的同太阳社成员如复三、钱杏邨等据理力争,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认为自己看待问题有错误,到八十年代重新定义“蚀”的涵义, 茅盾的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政治态度的转变是影响茅盾的最大原因
在同太阳社诸人的论争文章《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中,虽然也谈到了文学的选材、创作技巧、描写对象以及接受对象等问题,但是,辩论的焦点不在于此。表面上,这些是一个文学问题,其实,他们的根本分歧在于政治上,那就是对于革命前途的看法,即有没有“出路”的问题。而在以后几次谈到《蚀》时,茅盾承认了自己思想上的错误,认为自己没有写出革命的光明前途是错误的、幼稚的。而这,恰恰是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重大特点:“从黑暗到光明”的创作模式。而早在五四时期,茅盾就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第一批中共党员,而且从其理论思想而言,他也一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并且马克思主义对他而言同样具有“形上”的性质。尽管后来脱党,但其基本的理论信念并未改变。因此,很难说他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所采取的自我批判是违心的,并且,茅盾在临终时要求追认自己为中共党员。
(二)从文学评价标准到意识形态审美标准
在第一阶段的论争中,茅盾主要是从文学的角度来为自己的作品辩护。 在钱杏邨的批评文章中,反复出现这样几个词汇:“阶级意识”“立场”“进步与后退”“革命与不革命”。对一个作家的要求,“不是要他们的技巧怎样的工整,而是创作的适合时代;技巧幼稚,是不难修养的,思想落伍,却永远没法追赶得上”[4]。由此看来,钱评价一部作品好坏的标准不是从艺术的角度出发的;总之,作品符合党的革命路线需要的就是善,不符合的就是恶。但是,到了第二阶段,茅盾却自觉地选择了这种文艺观点。
(三)个人话语权的消逝
夏志清认为五四文学阐发了忧时忧国的精神,而李泽厚则概括为“启蒙”与“救亡”。而其实左翼文学也含有这两种精神。这样,显然无法把它们区分开来。虽然五四文学和左翼文学都有解放的精神内涵。需要注意的有一点,五四精神所讲的,都是个人的解放与自由;而左翼文学精神却是寻求集体的解放,因此,革命文艺具有集团性。而茅盾抛弃了自己最初的写作立场,努力把自己纳入到整个新的文学体制之内。寻求作品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合法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个人意识对集体意识或权威意识的屈服。
注释:
[1][3]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1928年第19卷第10期。
[2] 陈幼石:《茅盾〈蚀〉三部曲的历史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页。.
[4] 钱杏邨:《〈幻灭〉书评》,《太阳月刊》1928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