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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人间词话》里有这么一段话：“自然中之物，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这段话虽然指的是古典诗词里写景状物的虚构，但推演出去，以之解释小说艺术中的虚构艺术，同样说得通。
虚构不是绝对自由的，“必从自然法则”，否则便不可信。这“自然法则”，在小说艺术里（特别是现实主义小说），可理解为人物和情节必须接受生活经验和生活逻辑的检验。人物的反应和情节的发展，即使不是必然的，也得是可能的。反之，虚构便成了虚假。都德的《最后一课》，称得上短篇小说的经典。下面，笔者结合教学实践，就其虚构艺术的巧妙运用谈几点体会。
首先，小说以小见大，截取生活的横断面来构筑情节。一位教师，一个小学生，一堂法语课，撑起爱国主义的大厦。妙就妙在底座微小，像传说中的巴比伦空中花园，无须厚实的地基，立几根石柱就行。这简直也算是奇迹。但奇迹往往意味着冒险。首先，爱国主义是一种成人化的、政治化的感情。以一个孩子——小弗郎士来传达作者的情感，会不会成人化、政治化？小弗郎士会不会沦为作者可以任意摆弄的牵线木偶似的“死婴”？事实上，尽管作者非常希望小弗郎士替他发声（这不是揣测，构思方向本就如此），但做得非常克制。作者开篇就着力展现一个富有孩子气的小学生形象，他厌学、贪玩、怕老师，其心理状况和大多数小学生无异。即使知道是“最后一课”，知道即将沦为亡国奴的事实之后，他的行为举止和心理状况仍然不是斗士式的，而是孩子气十足的：“这些字帖挂在我们课桌的铁杆上，就好像许多面小国旗在教室里飘扬”。“有时候一些金甲虫飞进来，但是谁都不注意”。“屋顶上鸽子咕咕咕咕地低声叫着，我心里想：他们该不会强迫这些鸽子也用德国话唱歌吧！”无论对祖国的爱，还是对敌人的恨有多强烈，作者始终没忘掉小弗郎士是个孩子，始终调用小孩子的视角和心理来观察世界，让人物安于自己的身份。
其次，小弗郎士的惊人转变合理吗？可信吗？一堂法语课，短短一个多小时，一个厌学贪玩的孩子突然变得热爱语文。戏剧性是有了，那说服力呢？对于这个问题，孙绍振先生做过这样的解释：“孩子不爱念法语这个果，是由另外一种原因造成的：学习法语是天然的权利，这种权利与生俱来，自然享有，在正常情况下，永远不会失去，结果是，不但不觉得美好，反而成了沉重的负担，更谈不上珍惜。小说的高明之处在于……把孩子打出常规，逼迫到另一种不可逆的环境中去，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学习母语的权利变成了不是天然的、永远不会失去的，而是即将被剥夺的”。孙教授的分析无疑是透彻的。如果追究下去，我们发现这种转变符合人类普遍的心理特征：到手的往往不知珍惜，失去了才后悔莫及。这里性格的突变，还与小弗郎士的原始性格相关联。如果小弗郎士真是个无可救药的坏孩子，那么任何反向的突变都是作伪。实际上都德在事前做足了铺垫，他让小弗郎士的性格呈现变化发展的可能性。比如，写小弗郎士贪恋美景之后，赶忙拖带一笔“可是我还能管住自己，急忙向学校跑去”。在写小弗郎士趁乱溜进教室后，不忘交代一句“我那时脸多么红，心多么慌”。有一定责任感，有一点廉耻心，暗色中有一点亮色，便有灿烂成一片的可能。再写“突变”，也能使读者觉得不那么突然，甚至觉得理所当然。
再次，韩麦尔先生在小说高潮处的反应，算不算逼真的虚构呢？“忽然教堂的钟敲了十二下。祈祷的钟声也响了。窗外又传来普鲁士兵的号声，他们已经收操了。韩麦尔先生站起来，脸色惨白，我觉得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大。‘我的朋友们啊，’他说，‘我——我——’但是他哽住了，他说不下去了。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了两个大字：‘法兰西万岁！’然后他呆在那儿，头靠着墙壁，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放学了，你们走吧’”。韩麦尔在此处说了半句话。如果我们让他说下去会说什么呢？是说完整好还是说一半好呢？我们试着这样修改：“我的朋友们啊，他说，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稍有文学感悟力的人马上会觉得这样说下去没完没了，长篇大论，面目可憎。至少，不说下去，更能体现情感的复杂和丰富。盲目的内容增加，情感的可能性、丰富性反而减弱。只说半句，看起来是在做减法，效果却是在做加法、乘法。韩麦尔先生在最后一课结束时说话，他的表现应该符合这个情境。课完了，国亡了，自己要离开了，韩麦尔先生定是百感交集。感情的潮水汹涌而来，冲破理智的逻辑堤岸，想说却无从说起才合乎常态，才合情合理。如若振振有词，掷地有声，粗看是革命的，细究反倒是轻佻的，做作的。内心复杂之极沉痛之极，千言万语如哽在喉，此情此境，欲言又止，说一半留一半，成了既艺术又真实的虚构。
王安忆说：“这样一则故事，天生便是短篇小说，是一个天生的短篇。这本来就是个三言两语的故事。”她为什么这么说呢？她没有深入谈，但笔者支持她的观点。短篇，是最合适它的篇幅。按前文孙绍振教授的解读，小弗郎士的突变是合乎真实性原则的。但是，这有个前提，时间跨度上必须是短暂的。权利被剥夺可以迅速激起孩子的潜意识里的求知欲，长久保持这份欲望对小孩子而言却勉为其难。孩子们摇摆而善变，激情消退之后，小弗郎士很可能旧病复发。“变”是孩子的常态。“不变”不真实，“再变”颠覆主题，走哪条路都是冒险。作者选择止步，截取较为短暂的时间段，让“再变”消弭无形。这是妙招，也可看做是虚构对写实的最后妥协。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通海中学（226311）
虚构不是绝对自由的，“必从自然法则”，否则便不可信。这“自然法则”，在小说艺术里（特别是现实主义小说），可理解为人物和情节必须接受生活经验和生活逻辑的检验。人物的反应和情节的发展，即使不是必然的，也得是可能的。反之，虚构便成了虚假。都德的《最后一课》，称得上短篇小说的经典。下面，笔者结合教学实践，就其虚构艺术的巧妙运用谈几点体会。
首先，小说以小见大，截取生活的横断面来构筑情节。一位教师，一个小学生，一堂法语课，撑起爱国主义的大厦。妙就妙在底座微小，像传说中的巴比伦空中花园，无须厚实的地基，立几根石柱就行。这简直也算是奇迹。但奇迹往往意味着冒险。首先，爱国主义是一种成人化的、政治化的感情。以一个孩子——小弗郎士来传达作者的情感，会不会成人化、政治化？小弗郎士会不会沦为作者可以任意摆弄的牵线木偶似的“死婴”？事实上，尽管作者非常希望小弗郎士替他发声（这不是揣测，构思方向本就如此），但做得非常克制。作者开篇就着力展现一个富有孩子气的小学生形象，他厌学、贪玩、怕老师，其心理状况和大多数小学生无异。即使知道是“最后一课”，知道即将沦为亡国奴的事实之后，他的行为举止和心理状况仍然不是斗士式的，而是孩子气十足的：“这些字帖挂在我们课桌的铁杆上，就好像许多面小国旗在教室里飘扬”。“有时候一些金甲虫飞进来，但是谁都不注意”。“屋顶上鸽子咕咕咕咕地低声叫着，我心里想：他们该不会强迫这些鸽子也用德国话唱歌吧！”无论对祖国的爱，还是对敌人的恨有多强烈，作者始终没忘掉小弗郎士是个孩子，始终调用小孩子的视角和心理来观察世界，让人物安于自己的身份。
其次，小弗郎士的惊人转变合理吗？可信吗？一堂法语课，短短一个多小时，一个厌学贪玩的孩子突然变得热爱语文。戏剧性是有了，那说服力呢？对于这个问题，孙绍振先生做过这样的解释：“孩子不爱念法语这个果，是由另外一种原因造成的：学习法语是天然的权利，这种权利与生俱来，自然享有，在正常情况下，永远不会失去，结果是，不但不觉得美好，反而成了沉重的负担，更谈不上珍惜。小说的高明之处在于……把孩子打出常规，逼迫到另一种不可逆的环境中去，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学习母语的权利变成了不是天然的、永远不会失去的，而是即将被剥夺的”。孙教授的分析无疑是透彻的。如果追究下去，我们发现这种转变符合人类普遍的心理特征：到手的往往不知珍惜，失去了才后悔莫及。这里性格的突变，还与小弗郎士的原始性格相关联。如果小弗郎士真是个无可救药的坏孩子，那么任何反向的突变都是作伪。实际上都德在事前做足了铺垫，他让小弗郎士的性格呈现变化发展的可能性。比如，写小弗郎士贪恋美景之后，赶忙拖带一笔“可是我还能管住自己，急忙向学校跑去”。在写小弗郎士趁乱溜进教室后，不忘交代一句“我那时脸多么红，心多么慌”。有一定责任感，有一点廉耻心，暗色中有一点亮色，便有灿烂成一片的可能。再写“突变”，也能使读者觉得不那么突然，甚至觉得理所当然。
再次，韩麦尔先生在小说高潮处的反应，算不算逼真的虚构呢？“忽然教堂的钟敲了十二下。祈祷的钟声也响了。窗外又传来普鲁士兵的号声，他们已经收操了。韩麦尔先生站起来，脸色惨白，我觉得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大。‘我的朋友们啊，’他说，‘我——我——’但是他哽住了，他说不下去了。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了两个大字：‘法兰西万岁！’然后他呆在那儿，头靠着墙壁，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放学了，你们走吧’”。韩麦尔在此处说了半句话。如果我们让他说下去会说什么呢？是说完整好还是说一半好呢？我们试着这样修改：“我的朋友们啊，他说，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稍有文学感悟力的人马上会觉得这样说下去没完没了，长篇大论，面目可憎。至少，不说下去，更能体现情感的复杂和丰富。盲目的内容增加，情感的可能性、丰富性反而减弱。只说半句，看起来是在做减法，效果却是在做加法、乘法。韩麦尔先生在最后一课结束时说话，他的表现应该符合这个情境。课完了，国亡了，自己要离开了，韩麦尔先生定是百感交集。感情的潮水汹涌而来，冲破理智的逻辑堤岸，想说却无从说起才合乎常态，才合情合理。如若振振有词，掷地有声，粗看是革命的，细究反倒是轻佻的，做作的。内心复杂之极沉痛之极，千言万语如哽在喉，此情此境，欲言又止，说一半留一半，成了既艺术又真实的虚构。
王安忆说：“这样一则故事，天生便是短篇小说，是一个天生的短篇。这本来就是个三言两语的故事。”她为什么这么说呢？她没有深入谈，但笔者支持她的观点。短篇，是最合适它的篇幅。按前文孙绍振教授的解读，小弗郎士的突变是合乎真实性原则的。但是，这有个前提，时间跨度上必须是短暂的。权利被剥夺可以迅速激起孩子的潜意识里的求知欲，长久保持这份欲望对小孩子而言却勉为其难。孩子们摇摆而善变，激情消退之后，小弗郎士很可能旧病复发。“变”是孩子的常态。“不变”不真实，“再变”颠覆主题，走哪条路都是冒险。作者选择止步，截取较为短暂的时间段，让“再变”消弭无形。这是妙招，也可看做是虚构对写实的最后妥协。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通海中学（226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