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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建光眼里,那些大名鼎鼎的企业家有时候可能不太像一名职业企业家,任志强有时候像一名学者,王石则像一名行为艺术家。他似乎永远只关注资本、商业模式和效益,这个看上去有些另类的企业家,对人们耳熟能详的家国情怀、民众关怀“不屑一顾”。
IDG资本的李建光,一个看上去有些另类的企业家,他似乎永远只关注资本,商业模式和效益,而对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家情怀、政府态势以及民众关怀不屑一顾。他应该就是那种非常讲究专业精神的现代商人,心无旁骛,专注投资。
这与我们所了解的任志强、王石、陈东升、刘晓光太不一样了。在李建光的眼里,这些火名鼎鼎的企业家有些时候可能不太像一名职业企业家,任志强有时候像一名学者,思考着他热爱的市场问题和法治问题,王石则像一名行为艺术家,他的兴趣似乎在高山峻岭之间。
作为观察者,我甚至赞同李建国的判断。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任志强应该去做一名不错的体制内经济学家或法学家,王石应该去成为一名NGO的领袖。
我的意思是说,相比李建光,我们熟悉的其他企业家,可能是不专业的,或者说,如果所有的中国企业家都遵循李建光的商业之路,他们将没有机会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比如我们所了解的鲁冠球,他显然得益于浙江人精于商业的传统,他奉为经验的原则,是从来不与政府争夺利益,政府做的他坚决不做。有人说,鲁冠球深谙中国政府之道,正是这种政治层面的亚文化心态,促使他的企业一直采取一种饶有趣味的差异化战略,这让鲁冠球一路顺风顺水,成为改革开放30年为数极少的常青型企业家。
比如我们所了解的陈东升,真正的经济学博士,董辅栅的高足,统领着泰康人寿、嘉德拍卖和宅急送三家公司,是国内为数极少的学院派企业家。他的工作一半是企业管理,一半则是对经济、对历史的深度思考。
比如我们所了解的田溯宁,激情飞扬的海归学者,本在亚信这样的私人企业里游刃有余,却热衷于中国国有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他用8年的时间,将自由竞争和国际化企业方法引入中国电信领域,却不料最终被传统体制排挤,最后成了网通的局外人。而今天,网通似乎已经消失,田溯宁8年的奋斗,究竟带给中国企业什么样的意义,的确值得总结。
我们所了解的刘永行,一个真正的私人企业家,却拥有众多红色冠冕,他是人大代表,又是纳税大户,这确保他能在关键时刻躲过政府调控之手。
而马云,这个互联网上的红人,真正将中国电子商务引入正途的企业家,本是在一个完全竞争的领域高歌猛进,却赢来了诸多政府领导对他的青睐,以至于他看上去又红又蓝,就像香港市场上人气飙升的“紫筹股”。
满世界看过去,似乎李建光是一个优美的例外。
事实上,正如李建光所言,他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曾经满怀家国忧患意识。一名1980年代神采飞扬的北京大学毕业生,在经过多年的磨砺之后,俨然成为中国投资领域最有专业精神的商人,这种人生轨迹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家而言,都是另类的,稀少的。
但正是这种另类与稀少,确保李建光成为一个以专业精神安身立命的人,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也成为一个真正能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时代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的人。
苏小和×李建光
企业制度没有好坏之分
苏小和:我们专访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呈现企业家的思想状态,让读者对我们企业家群体有一个更立体的了解。前面在采访刘积仁、冯仑、柳传志、田溯宁等人的时候,跟他们的访谈都非常深入。
李建光:他们既是企业家也是哲学家。
苏小和:应该说从专业性的角度来讲,对企业你更有发言权。
李建光:在褒义的角度讲,只能说我们比较单纯,比较集中在自己的领域做事情。
苏小和:其实你刚才说了一个很关键的词,“单纯”,但现实中我们发现中国企业最大的毛病就在于不单纯,而美国的企业在某种意义上。更关注于核心技术的研发、市场的开拓以及品牌的树立。
李建光:是的。我与台湾著名制作人王伟中聊天,他就讲到美国的娱乐界。在美国,做艺人经济的公司就只能做艺人经济,而不能同时做制作、发行等其它方面的关联产品。
苏小和:它们的市场细分得很厉害。
李建光:对,这里有严格的法律和工会约束。但在中国,一家公司既可以做艺人经济,也可以做发行、推广。我觉得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市场迅速扩大,企业所面临的机会越来越多,这为企业的“不单纯”提供了外部条件。另外,这也与行业的法规、管理等有很大的关系。
苏小和:作为资深投资人,你对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有着怎样的分析或判断?
李建光: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对于所谓的企业制度,很难评价哪种好,哪种不好。前几年,很多西方学者对我国国有企业超强的盈利能力非常感兴趣,但从传统经济学或者企业的角度来说,这与理论完全背道而驰。有人说,国企超强的盈利能力来源于政府给的垄断资源,但这并不是一个能如此简单解释的问题。
前一阵,我去了一趟台湾,感触很多。我们发现,台湾这些大企业的80%以上都起步于所谓的家族企业,在后来迫于形势进行转型。从这个角度来讲,家族企业是好还是不好?而那些刚起步的公司。在中国这样—个没有多少年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是专注于自己的专业,还是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东—榔头,西—棒槌?
苏小和:也就是走多元化的道路。
李建光:对。多元化在很多时候都受企业的青睐,但站在投资人的角度,我当然希望中国有足够细分的市场。而我也努力明确方向,将焦点集中于这些拥有足够细分市场的项目。但这是不是最有效率的方法,我也很迷茫。
比如选择投资对象时,是不是应该选择那些规规矩矩的人,而放弃那些在常人看来很坏,骗别人的钱的人。但现实中,我们又经常发现,恰恰是那些别人都说他不好,或者以常人眼光来看,他所谓的规范性甚至说道德水平可能比一般人低一些的人,可以获得更大的价值。这对投资人来说,究竟是投还是不投,这些都是我们常常思考的问题。但我们的经济肯定会越来越规范,遵守规则、降低企业本身乃至整个社会的成本也将会成为企业的必修课,只不过进入规范的现代企业阶段还需要—段时间。
苏小和:外面的人都认为IDG VC的投资非常成功,几乎可以说是投一个赚一个。根据观察,对IDG的投资我形成了自己的两个判断:集中于投资新兴产业:投资传统的、政府退出比较快的产业。
李建光:你这个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IDG最大的一块投资就是中国。最近我们的名称从IDG VG改成IDG Capftal。过去,IDG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投资项目很多,但主要集中在互联网领域,而且大项目很少。经过多年的积累,我们希望投资一些大项目。
苏小和:但在中国,看上去比较大,或者规模效益比较强的行业或者企业,政 府的参与度都很深,这就会出现方法的不确定性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李建光:首先,我们基本上不会去投资一家国企。其次,一些大项目确实掌握在政府手中,而这里也有很大机会,那就是国企改制。
苏小和:这听起来跟联想控股的柳总有点相似,他也是参与国企改制,然后将它的管理、制度规范化。
李建光: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没有所谓的独门秘诀。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唯一不同的就是看谁能在方法上、技术上与众不同,从而将这件事情更快更好地完成。
很少站在哲学高度思考问题
苏小和:这几年一说到IDG,人们就会提到两层意思:首先,任何有想法的年轻人都可能在IDG获得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我们的创业文化;其次,IDG通过所谓撒胡椒面的方式,启动了中国真正的企业制度建设,或者说管理建设。对此你怎么看?
李建光:我们的确是帮助国内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创业文化,为很多有创业激情和创业能力的人提供了机会,让他们一跃成为社会的新的富贵阶层。而这个阶层又起到了很好的榜样作用,如李彦宏、张朝阳。另外,很多创业者在成为成功企业家之后,他也变成了类似于IDG的天使投资人,如张朝阳、雷军、杨云。但关于第二点,我始终认为,这并非我们的最终目的。
苏小和: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附加值。
李建光:可以这么说。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为创业者提供足够多的机遇。为了这个理念变为现实,我们就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最大限度引进西方的现代管理制度。让创业者明白,对资本的尊重,对制度和规定的遵守,这一习惯的形成首先源于法律的约束,而潜移默化的影响也非常重要。
苏小和:但从受众和市场的角度来讲,大家可能更看重第二个层面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对投资对象来说,IDG不仅带来了资本,也带来了方法。
李建光:严格来说,是带来了一些制度。
苏小和:关于中国企业论坛这样一个企业家群体,你有什么样的整体判断?
李建光:我第一次参加这个论坛是在2004年,当时我就提出中国的企业家绝不局限于陈东升、王石、刘晓光等人。当年我建议在亚布力年会上开设了一个分论坛,就是新经济论坛,邀请沈南鹏、雷军、吴鹰等人参加。对整个组织,我对他们都非常尊敬,骨子里他们都非常纯洁,就是心中有一种很强烈的报效国家的思想。
苏小和:也就是常说的家国意识。
李建光:是的。他们对社会、对企业都有一个责任感,希望通过努力去改变一些东西。
苏小和:比如说改变时代。
李建光:对。但就我个人而言,在这一点上,我总感觉跟他们有所差别,也总是觉得很难与他们在道德、理想层面上称兄道弟,有时候甚至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因为,身处在这样一个行业,我所要想的事情非常单纯,那就是将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因而也就很少站在一个哲学的高度去思考问题。
苏小和:换句话说,也就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与国家的高度。
李建光:对。在这方面,我与他们有点类似于中学生与大学生的区别。中学生想得更多的可能是如何升入更好的大学,而大学生或许就开始思考如何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完善现有制度,报效社会。
苏小和:那你怎么评价田溯宁?在我眼中,他一直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也有着很强的家国意识,但在网通改革中被迫出局。
李建光:我和老田是很好的朋友,但他在我心中依然是一个谜幽,我不知道他在追求什么。想当官?想成为一名杰出的企业家?想成为一个学者?亦或是成为一名投资人?如果有人问老田是个什么样的人,一般的人都会说,他是一个好人,做了很多事情,在业界也很有影响力,但更深的评语估计就不好说了。
苏小和:就我个人来讲,我十分看好你现在的这种状态,以及你对工作的认知,对企业经营、管理,或者投资的一个判断。因为在一个细分市场上,企业家关心的东西太多、太复杂,这就必然会影响他对企业的经营。
李建光:应该是这样的。但现实中,很多事情可以找到其出现的必然性。比如,曾经我对张朝阳频繁的出镜率很不以为然,甚至开玩笑说他这是在卖弄色相,但先不谈他是不是真正愿意频繁地出现在各大媒体,看看他所处的这个行业就会发现,他不得不做这个事以增加搜狐的知名度。
苏小和:这也就是所谓的眼球经济。
李建光:对。他要让大家知道他的存在,不得不为此献身。
我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苏小和:给我们说说你自己吧。
李建光:1987年大学毕业后,我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当时社科院招了120人,我是唯一的本科毕业生。那时,刚好是改革最激烈的时候,我们这一批人的共同想法就是要参与到经济改革的浪潮之中,而当时改革最深入的就是农村改革,这也是我选择进社科院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吸引我的原因就是不用坐班。
在社科院的那几年,我总觉得在虚度光阴。因为没人管,再加上本身不是很勤奋,所以就特别懒散。在看了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基金会来中国考察的景象后,就特别羡慕人家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很现实的一个例子就是工资,我那时的工资是每月75块钱,但我陪他们在北京考察一天,他们就给我395块。这让我觉得他们太有钱了,也就特别想出国读书。但直到1992年才变成现实。
苏小和:我觉得,你还是与当时那个积极的年代保持了一点距离。
李建光:应该是的。就是发现很多事情不是我所能改变与影响的。当时我就特别迷茫,学习也很不积极,天天在瞎混。进社科院后,每天不是打麻将就是睡懒觉,没有所谓的什么人生目标。坦率地讲,我从来就不是那种先设定目标,然后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懈努力的人。
最开始我去了加拿大,硕士毕业后去斯坦福读博。那时是1994年,赶上经济不景气,很多经济学博士、硕士找不到工作,在斯坦福呆了三个月后就回国了。当时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干什么,一个偶然的机会,朋友介绍了一个单位,走投无路的我也就去了。1999年离职后,人又开始迷茫了,但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现在的一个合伙人,让我跟他一起干。那时我还不是很情愿,于是又晃荡了五六个月,最后还是答应了。所以,我始终觉得,人生的路不是选择出来的,而是说在某个转折点正好出现了可改变现状的机会。
苏小和:不然你以后的道路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李建光:其实也不一定。因为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也一直说自己就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很容易改变一些想法,从这也再一次证明自己比较单纯。
苏小和: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您确实比较单纯。
李建光:就人生的角度来讲,我喜欢自由,但这个自由不需要上升到很高层次,只是说不喜欢有一大堆的琐事,不喜欢被很多人管等等。即使我现在在别人眼中大小也是一名企业家,但我还是更愿意用打工者的心态,用工作的心态来做工作,不去强迫自己,也不给自己施加太多压力,让自己变得很累。
IDG资本的李建光,一个看上去有些另类的企业家,他似乎永远只关注资本,商业模式和效益,而对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家情怀、政府态势以及民众关怀不屑一顾。他应该就是那种非常讲究专业精神的现代商人,心无旁骛,专注投资。
这与我们所了解的任志强、王石、陈东升、刘晓光太不一样了。在李建光的眼里,这些火名鼎鼎的企业家有些时候可能不太像一名职业企业家,任志强有时候像一名学者,思考着他热爱的市场问题和法治问题,王石则像一名行为艺术家,他的兴趣似乎在高山峻岭之间。
作为观察者,我甚至赞同李建国的判断。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任志强应该去做一名不错的体制内经济学家或法学家,王石应该去成为一名NGO的领袖。
我的意思是说,相比李建光,我们熟悉的其他企业家,可能是不专业的,或者说,如果所有的中国企业家都遵循李建光的商业之路,他们将没有机会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比如我们所了解的鲁冠球,他显然得益于浙江人精于商业的传统,他奉为经验的原则,是从来不与政府争夺利益,政府做的他坚决不做。有人说,鲁冠球深谙中国政府之道,正是这种政治层面的亚文化心态,促使他的企业一直采取一种饶有趣味的差异化战略,这让鲁冠球一路顺风顺水,成为改革开放30年为数极少的常青型企业家。
比如我们所了解的陈东升,真正的经济学博士,董辅栅的高足,统领着泰康人寿、嘉德拍卖和宅急送三家公司,是国内为数极少的学院派企业家。他的工作一半是企业管理,一半则是对经济、对历史的深度思考。
比如我们所了解的田溯宁,激情飞扬的海归学者,本在亚信这样的私人企业里游刃有余,却热衷于中国国有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他用8年的时间,将自由竞争和国际化企业方法引入中国电信领域,却不料最终被传统体制排挤,最后成了网通的局外人。而今天,网通似乎已经消失,田溯宁8年的奋斗,究竟带给中国企业什么样的意义,的确值得总结。
我们所了解的刘永行,一个真正的私人企业家,却拥有众多红色冠冕,他是人大代表,又是纳税大户,这确保他能在关键时刻躲过政府调控之手。
而马云,这个互联网上的红人,真正将中国电子商务引入正途的企业家,本是在一个完全竞争的领域高歌猛进,却赢来了诸多政府领导对他的青睐,以至于他看上去又红又蓝,就像香港市场上人气飙升的“紫筹股”。
满世界看过去,似乎李建光是一个优美的例外。
事实上,正如李建光所言,他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曾经满怀家国忧患意识。一名1980年代神采飞扬的北京大学毕业生,在经过多年的磨砺之后,俨然成为中国投资领域最有专业精神的商人,这种人生轨迹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家而言,都是另类的,稀少的。
但正是这种另类与稀少,确保李建光成为一个以专业精神安身立命的人,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也成为一个真正能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时代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的人。
苏小和×李建光
企业制度没有好坏之分
苏小和:我们专访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呈现企业家的思想状态,让读者对我们企业家群体有一个更立体的了解。前面在采访刘积仁、冯仑、柳传志、田溯宁等人的时候,跟他们的访谈都非常深入。
李建光:他们既是企业家也是哲学家。
苏小和:应该说从专业性的角度来讲,对企业你更有发言权。
李建光:在褒义的角度讲,只能说我们比较单纯,比较集中在自己的领域做事情。
苏小和:其实你刚才说了一个很关键的词,“单纯”,但现实中我们发现中国企业最大的毛病就在于不单纯,而美国的企业在某种意义上。更关注于核心技术的研发、市场的开拓以及品牌的树立。
李建光:是的。我与台湾著名制作人王伟中聊天,他就讲到美国的娱乐界。在美国,做艺人经济的公司就只能做艺人经济,而不能同时做制作、发行等其它方面的关联产品。
苏小和:它们的市场细分得很厉害。
李建光:对,这里有严格的法律和工会约束。但在中国,一家公司既可以做艺人经济,也可以做发行、推广。我觉得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市场迅速扩大,企业所面临的机会越来越多,这为企业的“不单纯”提供了外部条件。另外,这也与行业的法规、管理等有很大的关系。
苏小和:作为资深投资人,你对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有着怎样的分析或判断?
李建光: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对于所谓的企业制度,很难评价哪种好,哪种不好。前几年,很多西方学者对我国国有企业超强的盈利能力非常感兴趣,但从传统经济学或者企业的角度来说,这与理论完全背道而驰。有人说,国企超强的盈利能力来源于政府给的垄断资源,但这并不是一个能如此简单解释的问题。
前一阵,我去了一趟台湾,感触很多。我们发现,台湾这些大企业的80%以上都起步于所谓的家族企业,在后来迫于形势进行转型。从这个角度来讲,家族企业是好还是不好?而那些刚起步的公司。在中国这样—个没有多少年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是专注于自己的专业,还是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东—榔头,西—棒槌?
苏小和:也就是走多元化的道路。
李建光:对。多元化在很多时候都受企业的青睐,但站在投资人的角度,我当然希望中国有足够细分的市场。而我也努力明确方向,将焦点集中于这些拥有足够细分市场的项目。但这是不是最有效率的方法,我也很迷茫。
比如选择投资对象时,是不是应该选择那些规规矩矩的人,而放弃那些在常人看来很坏,骗别人的钱的人。但现实中,我们又经常发现,恰恰是那些别人都说他不好,或者以常人眼光来看,他所谓的规范性甚至说道德水平可能比一般人低一些的人,可以获得更大的价值。这对投资人来说,究竟是投还是不投,这些都是我们常常思考的问题。但我们的经济肯定会越来越规范,遵守规则、降低企业本身乃至整个社会的成本也将会成为企业的必修课,只不过进入规范的现代企业阶段还需要—段时间。
苏小和:外面的人都认为IDG VC的投资非常成功,几乎可以说是投一个赚一个。根据观察,对IDG的投资我形成了自己的两个判断:集中于投资新兴产业:投资传统的、政府退出比较快的产业。
李建光:你这个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IDG最大的一块投资就是中国。最近我们的名称从IDG VG改成IDG Capftal。过去,IDG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投资项目很多,但主要集中在互联网领域,而且大项目很少。经过多年的积累,我们希望投资一些大项目。
苏小和:但在中国,看上去比较大,或者规模效益比较强的行业或者企业,政 府的参与度都很深,这就会出现方法的不确定性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李建光:首先,我们基本上不会去投资一家国企。其次,一些大项目确实掌握在政府手中,而这里也有很大机会,那就是国企改制。
苏小和:这听起来跟联想控股的柳总有点相似,他也是参与国企改制,然后将它的管理、制度规范化。
李建光: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没有所谓的独门秘诀。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唯一不同的就是看谁能在方法上、技术上与众不同,从而将这件事情更快更好地完成。
很少站在哲学高度思考问题
苏小和:这几年一说到IDG,人们就会提到两层意思:首先,任何有想法的年轻人都可能在IDG获得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我们的创业文化;其次,IDG通过所谓撒胡椒面的方式,启动了中国真正的企业制度建设,或者说管理建设。对此你怎么看?
李建光:我们的确是帮助国内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创业文化,为很多有创业激情和创业能力的人提供了机会,让他们一跃成为社会的新的富贵阶层。而这个阶层又起到了很好的榜样作用,如李彦宏、张朝阳。另外,很多创业者在成为成功企业家之后,他也变成了类似于IDG的天使投资人,如张朝阳、雷军、杨云。但关于第二点,我始终认为,这并非我们的最终目的。
苏小和: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附加值。
李建光:可以这么说。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为创业者提供足够多的机遇。为了这个理念变为现实,我们就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最大限度引进西方的现代管理制度。让创业者明白,对资本的尊重,对制度和规定的遵守,这一习惯的形成首先源于法律的约束,而潜移默化的影响也非常重要。
苏小和:但从受众和市场的角度来讲,大家可能更看重第二个层面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对投资对象来说,IDG不仅带来了资本,也带来了方法。
李建光:严格来说,是带来了一些制度。
苏小和:关于中国企业论坛这样一个企业家群体,你有什么样的整体判断?
李建光:我第一次参加这个论坛是在2004年,当时我就提出中国的企业家绝不局限于陈东升、王石、刘晓光等人。当年我建议在亚布力年会上开设了一个分论坛,就是新经济论坛,邀请沈南鹏、雷军、吴鹰等人参加。对整个组织,我对他们都非常尊敬,骨子里他们都非常纯洁,就是心中有一种很强烈的报效国家的思想。
苏小和:也就是常说的家国意识。
李建光:是的。他们对社会、对企业都有一个责任感,希望通过努力去改变一些东西。
苏小和:比如说改变时代。
李建光:对。但就我个人而言,在这一点上,我总感觉跟他们有所差别,也总是觉得很难与他们在道德、理想层面上称兄道弟,有时候甚至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因为,身处在这样一个行业,我所要想的事情非常单纯,那就是将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因而也就很少站在一个哲学的高度去思考问题。
苏小和:换句话说,也就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与国家的高度。
李建光:对。在这方面,我与他们有点类似于中学生与大学生的区别。中学生想得更多的可能是如何升入更好的大学,而大学生或许就开始思考如何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完善现有制度,报效社会。
苏小和:那你怎么评价田溯宁?在我眼中,他一直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也有着很强的家国意识,但在网通改革中被迫出局。
李建光:我和老田是很好的朋友,但他在我心中依然是一个谜幽,我不知道他在追求什么。想当官?想成为一名杰出的企业家?想成为一个学者?亦或是成为一名投资人?如果有人问老田是个什么样的人,一般的人都会说,他是一个好人,做了很多事情,在业界也很有影响力,但更深的评语估计就不好说了。
苏小和:就我个人来讲,我十分看好你现在的这种状态,以及你对工作的认知,对企业经营、管理,或者投资的一个判断。因为在一个细分市场上,企业家关心的东西太多、太复杂,这就必然会影响他对企业的经营。
李建光:应该是这样的。但现实中,很多事情可以找到其出现的必然性。比如,曾经我对张朝阳频繁的出镜率很不以为然,甚至开玩笑说他这是在卖弄色相,但先不谈他是不是真正愿意频繁地出现在各大媒体,看看他所处的这个行业就会发现,他不得不做这个事以增加搜狐的知名度。
苏小和:这也就是所谓的眼球经济。
李建光:对。他要让大家知道他的存在,不得不为此献身。
我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苏小和:给我们说说你自己吧。
李建光:1987年大学毕业后,我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当时社科院招了120人,我是唯一的本科毕业生。那时,刚好是改革最激烈的时候,我们这一批人的共同想法就是要参与到经济改革的浪潮之中,而当时改革最深入的就是农村改革,这也是我选择进社科院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吸引我的原因就是不用坐班。
在社科院的那几年,我总觉得在虚度光阴。因为没人管,再加上本身不是很勤奋,所以就特别懒散。在看了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基金会来中国考察的景象后,就特别羡慕人家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很现实的一个例子就是工资,我那时的工资是每月75块钱,但我陪他们在北京考察一天,他们就给我395块。这让我觉得他们太有钱了,也就特别想出国读书。但直到1992年才变成现实。
苏小和:我觉得,你还是与当时那个积极的年代保持了一点距离。
李建光:应该是的。就是发现很多事情不是我所能改变与影响的。当时我就特别迷茫,学习也很不积极,天天在瞎混。进社科院后,每天不是打麻将就是睡懒觉,没有所谓的什么人生目标。坦率地讲,我从来就不是那种先设定目标,然后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懈努力的人。
最开始我去了加拿大,硕士毕业后去斯坦福读博。那时是1994年,赶上经济不景气,很多经济学博士、硕士找不到工作,在斯坦福呆了三个月后就回国了。当时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干什么,一个偶然的机会,朋友介绍了一个单位,走投无路的我也就去了。1999年离职后,人又开始迷茫了,但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现在的一个合伙人,让我跟他一起干。那时我还不是很情愿,于是又晃荡了五六个月,最后还是答应了。所以,我始终觉得,人生的路不是选择出来的,而是说在某个转折点正好出现了可改变现状的机会。
苏小和:不然你以后的道路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李建光:其实也不一定。因为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也一直说自己就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很容易改变一些想法,从这也再一次证明自己比较单纯。
苏小和: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您确实比较单纯。
李建光:就人生的角度来讲,我喜欢自由,但这个自由不需要上升到很高层次,只是说不喜欢有一大堆的琐事,不喜欢被很多人管等等。即使我现在在别人眼中大小也是一名企业家,但我还是更愿意用打工者的心态,用工作的心态来做工作,不去强迫自己,也不给自己施加太多压力,让自己变得很累。